三次公共危机舆论引导推动国家治理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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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舆情呈现的烈度不仅能鲜明反映应急治理体系漏洞，影响突发事件走向甚至社会稳定，还可以从中聆听民意，凝聚智慧和力量，引导舆论推动政府调整政策取向，补足国家治理短板和不足，瞭望社会文明进程发展大势。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深远的空前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是全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本文尝试以2003年非典疫情、2010年山西疫苗事件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的舆情烈度，分析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舆情流变及警示，探讨如何通过重大突发事件有效引导舆论，进一步深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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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
舆情烈度及特点
以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化传播技术，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全民发声”“围观结构”，是21世纪人类社会文明进程最为显著的标志之一。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说：“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构建了新的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社会危机网络舆论场域呈现的舆情烈度，是民意指向的风向标、社会风险的警示灯。
第一，处置延误的非典疫情事件。非典疫情是2002年末在中国广东发生，扩散至北京等省市及东南亚乃至全球，直至2003年中期才被逐渐消灭的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情。从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出现首起非典病例，到2003年2月上旬蔓延扩散，流言在2月10日向邻近省区扩展。从4月8日起，舆情烈度持续升温。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不仅通报了真实情况，中央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还实行“疫情一日一报制”。其后，4月22日，国务院决定在小汤山建设全世界最大的野战传染病医院。5月2日到5月8日，北京非典病例呈大幅下降趋势。5月21日，最后一名非典病例张某从北京地坛医院出院。
第二，应对失当的山西疫苗事件。2010年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刊发记者王克勤的报道《山西疫苗乱象调查》，集中反映了山西近百名儿童不明病因致死、致残或引发各种后遗病症。这起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舆情演变集中在五个节点：一是3月17日0：33，东方财富网最早转载《中国经济时报》有关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报道。各大门户网站争相转载，网络及传统媒体迅速跟进；二是3月17日当天山西省卫生厅回应“报道基本不实”，引发网上一片质疑声；三是3月22日，山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10分钟新闻发布会，网上再掀狂潮；四是3月29日中华医学会专家入晋，网民充满期待；五是4月6日卫生部通报“贴签疫苗”有关情况，网民评论热议再现高峰。
从传播学分析，三起公共卫生危机释放如下信息：
一是地域范围不同。山西疫苗事件由一家新闻媒体报道引发，事件基本局限在一省；由广东起源的非典，主要在北京、香港等蔓延并波及国外；这次首先在武汉暴发，但不等于源头在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全国，尔后在全球暴发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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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影响强度不同。这次新冠肺炎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感染范围、防控难度空前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国内看，几乎全中国每个人、每个单位、每个角落都被卷入这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中。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秩序和生活方式，国家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对经济生活影响巨大。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期推迟召开，国家政治生活受到影响。从国际看，3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将全球风险级别提高为“非常高”。
三是传播主体和舆情影响程度不同。这次疫情是由“移动互联网社交+短视频”向“5G+人工智能”时代转变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全媒体以其鲜明的特征，以前所未有的传播力出现在舆论场域。非典暴发还处于PC网站时代，初期市民有关非典的消息8成是从手机短信和网上获得的。2003年非典疫情时，中国网民仅有5910万人。2010年3月的山西疫苗事件，中国网民规模已有4.57亿人，通过网络舆情烈度迅速升温。新冠肺炎疫情是在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剧烈变化，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成为传播主流，自媒体空前活跃态势下发生的一场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在智能化推动下，中国“移动互联网社交+短视频”正在向“万物皆媒，人机共生”的时代迈进。正如卡斯特所说：“互联网展现了有史以来最快速的沟通媒介穿透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调查：“从疫情开始至今，微信一直是民众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主要渠道。”
第三，具有舆情里程碑意义的新冠肺炎疫情事件。2019年末发生并迅速蔓延到全国并在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空前的“黑天鹅事件”。
据《第一财经》报道，2019年12月1日，《柳叶刀》所刊发的论文中武汉首例新冠肺炎病人当日发病。12月8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首例新冠肺炎病例。12月29日，有关医院向省市区反映疫情。12月30日，8人通过微信群传播不明肺炎相关信息。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武汉卫健委当日通报27例“病毒性肺炎”，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代表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证实有人传人感染。1月23日武汉封城，其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高福院士等专家国外发表论文、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兴建、医护人员抗疫事迹、全国驰援武汉……
2月13日晚，湖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再次成为海内外舆论讨论的热门话题。2月中下旬，武汉疫情阻击战和全国疫情出现向好趋势，舆情重点也开始由封城初期“一床难求”等，向干部激励问责、赞扬医护工作者无私奉献精神等内容转移。
全国共有346支医疗队、4.2万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2月20日起，疫情防控形势出现向好态势。其后各地开始复工复产。进入3月，“全球拉响警报，中国疫情却在退潮”。4月8日，“封城”76天的武汉解封，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蔓延。中国进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抗疫新阶段。
公共卫生危机突发事件
舆情烈度演进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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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的加速度发展，公共危机发生后新闻资讯边界持续扩展，引发网络、产业、社会联系日益紧密。
梳理这三起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舆情发展发现，肩负主流价值传播责任的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中不断发生变化，不断扩大影响力、传播力，但在舆论生态众声喧哗呈现的多元多样多变态势下，舆论引导也面临严峻挑战。
第一，新型主流媒体影响力提升，发挥主导舆论场域作用明显。在三次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央主流媒体及时传递中央决策和部署，通过权威发布，发挥了主流价值主导舆论场域的作用。非典疫情期间的4月20日至5月20日，新华社公开报道播发抗击非典稿件1300多篇。山西疫苗事件报道中，主流媒体的报道经网络转发，有效引导了舆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中央主流媒体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报道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9天内连开三次会议直面疫情大考的消息，及时解读中央有关政策和战略部署，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宣传阐释，深入人心。央视的“岩松帮你问”直播节日“专家谈如何消毒”，新浪微博热搜有20万人在线观看。
主流媒体通过加速融合建立传播矩阵，扩大了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经监测的报纸、广播、电视传播矩阵覆盖率均高于90%。新型主流媒体在体现理念和技术创新的融媒体产品上，主导新冠肺炎疫情舆情取得显著成效。新华社原创反映全社会齐心协力抗击疫情的公益MV《武汉不孤单》播出后，新华社微信号的阅读量迅速突破10万+。
第二，热议应对短板不足，聚焦应急机制失灵。分析三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烈度，发现舆论对疫情初期信息披露、疫情应对反响强烈。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对北京、上海等五大城市的调查，非典暴发时，“其中疫情出现较早的广州，有近60%受访者是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有关非典信息。从流言的传播路径来看，主要以‘听别人说’（56.7%）、‘与人交谈’（如通过电话等）（19.4%）与‘网络’（14.2%）传播为主”。
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信息披露“不会人传人”误导市民。中央果断决定武汉实施封城，但地方政府缺乏周密安排，使一些民众提前出走，公共卫生应对失序，致使一个时期内新增病患和病死率居高不下。谣言止于公开透明，三起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再次验证了这一铁律，紧张情绪虽然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但促使人采取更加积极的预防措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央作出公布疫情决策，舆情满意度便开始抬高。有关调查表明，“从变化趋势看，民众对疫情信息公开及时性、透明度和满意度趋势一致”。
第三，网民期待回应关切，热盼点赞问责追责。在现代传播学危机管理中，及时、充分回应舆论关切，缓解民众信息饥渴，是有效引导舆论、避免执政风险的关键一环。山西疫苗事件发生后，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近百名孩子致死致残？仅新浪微博跟帖及评论就达2000多条。非典疫情发生最初几个月，地方政府称非典“受到控制”后，舆论重新陷入平静，此时各种流言通过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在广州流传……广东移动短信流量猛增：2月8日4000万条，10日4500万条，并向深圳、福建、江西等地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1月20日打响抗疫阻击战后，自媒体中围绕“武汉封城”“院士国外发论文”“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等舆情烈度空前高涨。根据《第一财经》统计，在1月20日之前，有关部门和专家先后多次表示“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而此时香港已采取措施。汹涌的舆情强烈要求有关部门和专家出来回应。新浪微博热搜显示，#武汉封城#消息公布后，实时热度阅读次数高达23.1亿，讨论次数71万，原创人数达8.2万。
观察舆情烈度还会发现，舆论对玩忽职守者加大追责问责力度和加强监督报道的呼声甚高。“武汉红十字会负责人被免职”“武汉查处抗疫失职失责干部13人”“漏报信息致患者自缢武汉多人被处理”“崇州辅警不配合登记被辞退”等报道，新浪热搜阅读次数都在上亿左右。中央督导组2月10日约谈武汉市、区领导，随后一批干部被严肃处理，经新华社等中央媒体报道后，#武昌区政府组织对重症人员逐一道歉#立即登上新浪微博热搜，舆论高度赞扬严肃问责。
第四，全媒体传播特征突出，舆论场域众声喧哗。一是主流价值虽在主导，但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明显。微博广场式舆论场和微信圈群式舆论场成为舆情活跃的聚集地。网上舆情出现各种声音，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类杂音噪音，都呈现在这一时期的网络世界。央媒始终保持权威公正，传递正能量，一篇文章常常能起到“定盘星”和“压舱石”的作用。但自媒体中也有一些声音也会引起热议。如2月15日，湖北荆州一名科长派车从天门接回儿子，这则#你爹可能要大意失荆州了#消息，在微博热搜阅读人数迅速攀升到3.2亿，11.6万人参与讨论，有的网民发泄“仇官”“仇富”情绪。二是杂乱的谣言与流言困扰网民。由于新媒体门槛低，导致“野蛮生长”，新冠肺炎舆情信息良莠不齐，其中谣言信息严重干扰误导网民，导致一些群众出现焦虑慌恐情绪，对此应坚决整治打击；但对网上一些“流言”，则要分别对待。有时看起来是“流言”，实际是警示灯。三是海量信息中浮躁碎片泛起，高质量、理性信息不多。在微博舆论广场，一些网民情绪过于激烈，集体围观叫骂是情绪常态，为转型期的社会浮躁、焦虑提供了宣泄出口。
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创造性提出“两个环境”理论，他认为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即“刻板成见”，“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一个社会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控制的作用”。
舆情烈度演进给妥善处置公共危机
带来的警示
分析三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呈现的舆情危机形态，深感舆论引导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不断进步，但也必须看到，一次次舆情烈度也给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带来警示。
一是传统思维方式的惯性，再次把一些人重新推回到旧观念的老路。长期计划经济和旧思想旧意识的思维，还在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社会各阶层人士中习惯性存在，在处置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还习惯用老办法。山西疫苗事件发生后，面对网上舆情高潮迭起，山西省卫生厅当天即召开只有10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主要公布了“报道基本不实”，引发网民强烈质疑。在新冠肺炎疫情前期，在发现疫情、确定疫情、上报疫情、采取应对措施等许多环节、许多部门、许多层次均缺少足够的严密性和科学性，事实证明处置疫情沿袭陈旧思维失效失灵。“次生灾害”研判和应对体系也暴露严重缺陷。武汉市政府不能及时正面回应群众关切，引发舆论不满。尽管我们经历了非典的经验教训，但是从武汉应对情况看，中央明确提出的加强和改进突发事件新闻报道要求没有贯彻落实。“如果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而其中一种选择方式将导致灾难，则必定有人会做出这种选择。”被誉为20世纪西方文化三大发现之一的“墨菲定律”，应该成为领导干部的常识。
二是一些基层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顽症，影响了地方政府公信力。在非典疫情公共危机事件中，被免职的卫生部部长成为舆论聚焦的热点人物。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初期，新春大团拜照开不误，百步亭4万居民的大聚餐觥筹交错，民工流、学生流、冬运流三期叠加的大流动依旧火爆。媒体报道，一直到3月初，武汉还有基层干部弄虚作假，新浪微博#武汉居民从楼上向正在考察的中央指导组喊：“假的、假的”#热搜视频3小时观看近千万人次。中央领导发现后要求及时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绝不能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湖北考察时指出：“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突出，又有新的表现形式。”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危害惨烈，成本巨大。
三是舆论主战场转变，再次警示“敢于引导，善于疏导”，化解舆情危机的极端重要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6月，我国互联网规模为8.5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升至99.1%。媒体生态、舆论格局变革的显著标志是移动终端成为传播主流，传播对象已经转移到移动互联网及各类新媒体。舆情显示，主流媒体重点关注的往往是更加全局和宏观叙事的疫情防控信息，而社交媒体不设门槛，很大程度上表达民间情绪，有些甚至是造成公众恐慌的流言、谣言。
观察分析三次公共卫生危机舆情烈度发现，许多领导干部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舆论思想主阵地、主战场已经转移。突出体现在舆论引导简单陈旧办法不多，与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要适应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加快提升主流媒体网上传播能力。要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对善意的批评、意见、建议认真听取，对借机恶意攻击的坚决依法制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主流媒体守正创新，坚持团结鼓劲是引导舆论的党性原则，但如何创新理性疏导舆情，有效引导舆论，既考验传播主体政府部门的能力和智慧，又能使主流媒体履行好职责，真正回应民众关切，从而占领宣传思想主阵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应该始终坚持重在建设。”新冠肺炎疫情实行严厉监管政策后，一些基层单位出现简单粗暴侵犯公民权利事件。《半月谈》刊发《不要粗暴要得“法”》批评了这种违法现象，公安部很快作出回应，#公安部要求严禁过度执法粗暴执法#发表后，立即登上新浪微博热搜，阅读次数达4617.7万，引起5400多万人讨论。
读懂“危和机”及正确认识两者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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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皮恩伯格认为，危机是指具有严重威胁、不确定性和危险性的情境。面临突然或重大生活事件，个体既不能回避，又无法用通常解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时所出现的心理失衡状态。一些学者分析认为，危机是“危险”和“机遇”的结合体。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的系列论述，正确认识“危和机”的辩证关系十分紧迫。
第一，全流程反思疫情舆论引导暴露的诸多短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这一重大疫情、国家危机，应该组织多学科、多团队全程记录。对灾难的起因、暴发、蔓延、处置等各个环节全流程史笔式留下档案；切实反思应对中顶层设计的行政效率和公共政策短板；反思现有条块分割信息报送和危机反应机制；反思社会医疗和保障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反思预警、应对、处置中联动协调机制存在的漏洞，以及伴生的心理疾病等次生灾害影响。对负有预警报告职能的业务主管部门，对贻误战机导致疫情蔓延的玩忽职守者，对懒政、怠政应对处置不力的渎职失职人员，必须按照中央有关条例和制度追究责任。从历史教训看，对玩忽职守者给予惩处，不仅得民心，还将对预防公共安全事故发挥警示作用。
第二，修订完善落实有关法律法规，关键在“夯实”不走过场。要以这次灾难危机为契机，完善修订公共安全等法律法规，使国家危机应急机制制度化、法律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启动立法。法律规章制定后，关键在于落到实处。无论多好的法律规章，不夯实落地，必然形同虚设。要在国家已有政务公开法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公开透明，为国家危机应急管理体系提供法律保障。
第三，总结提炼“抗疫精神”，丰富“四个自信”时代内涵。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具备了国家危机的基本要素。可组织专门力量，通过深入总结这场危机中从中央高层果断决策、到人民军队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再到广大医护人员感人至深的牺牲精神，和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战胜疫情的协作精神，提炼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精神内核。概括中国人民在危难关头体现出的忘我赴死的国家情怀；弘扬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焕发出的蓬勃朝气，以及社会主义大家庭共分国忧的协作精神等等。可把“抗疫精神”纳入“四个自信”理论体系之中，把“抗疫精神”作为一个时代符号响亮提出，组织理论界、媒体和文艺工作者深入研究广泛宣传，成为全党全社会凝聚力量，向着“两个一百年”奋勇前进的生动教材。
第四，深化理念与技术创新，着力提升跨界传播视野下新型主流媒体引导舆论的整体优势。目前我国使用手机上网的99.1%网民中，截至2018年11月，综合新闻资讯行业用户规模达5.31亿。截至2019年3月，新闻资讯App行业渗透率为54.3%。从2014年“融媒元年”开始，中央主要媒体和省市、县级媒体融合不断探索，取得可喜成就。要充分认识技术迭代更新带来舆论生态变革的里程碑意义，跨界传播激发的新媒体平台活力，对正在加速媒体融合的主流媒体提出严峻挑战。
一是主流价值引导方式还可进一步加强。在公共危机发生的关键时刻，主流媒体负有以主流价值统领引导舆论的重要职责，要以主流媒体的资源优势引导舆论，占领已经成为传播主流的移动终端。首先，权威信息源的内容优势须进一步挖掘和利用；一些地方政府利用主流媒体引导舆论的意识还不强；主导舆论在内容上还有待改进。其次，充分利用公众人物名人效应，回应民众关切，提高舆论引导有效性还有潜力。再次，在众声喧哗舆论场中，抢占先机还有努力空间。
二是新媒体创新能力仍需提高。自媒体异军突起，资讯的内涵和外延不仅突破新闻领域，泛化的资讯时代产生更大范围的链接，而且对传播对象具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性空间。与一些移动互联网企业比，新主流媒体抓住热点、形式多样、讲究技巧、吸引眼球富于黏性的新媒体作品还不多。
三是平台建设短板要补齐。近些年来，中央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力度不断加大，平台建设上也取得可喜进展。但整体看平台优势掌握在商业互联网企业。据《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19》，截至2018年12月底，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7.25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6.48亿，网民使用率为78.2%。移动互联网企业中已经形成了“四超”格局。腾讯、字节跳动、阿里、百度系产品牢牢占据着超过全网70%的使用时长。目前许多主流媒体、政府有关部门纷纷与移动互联网合作，“借船出海”虽然可以扩大影响力，但并非长久之计。人工智能业态对全媒体舆论引导的影响更大。下一个周期是内容和5G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对于人工智能，媒体要从算力、算法、数据3个要素切入研究……变“借船出海”为“造船出海”，是新一轮技术迭代发展时期抢占舆论引导制高点的核心之举。
“后疫情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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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给世界政治经济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后疫情时代，如何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化危为机，舆论引导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以下启迪。
其一，坚持推进重点突破与全面深化的改革大格局。面对疫情引发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和带来的严峻挑战，当务之急是稳定大局，把中央部署的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等“六保”落到实处。长远看，唯有深入推进改革，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唯一出路；唯有在改革中抓住关键环节重点突破，才能带动改革走出“深水区”“攻坚期”；唯有补足社会建设这一突出短板，才能闯过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瓶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迈上新台阶。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长期以来，由于多种原因，社会建设一直滞后于经济快速发展。非典疫情、山西疫苗事件等公共安全事故一再发出警告：必须构建以社会建设突破的改革大格局。要从这次疫情暴露的问题和不足中总结经验教训，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在人类社会治国理政历史上，社会建设的成功是大国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全球暴发疫情应对情况看，西方发达国家同样暴露了社会治理的漏洞和短板。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与之相互促进的作用凸显。大力推进社会建设，要从理清政府与社会关系入手，要进一步明晰政府的职责和定位，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和可问责的服务型政府；要提升社群自组织能力，填补“社群缺位”，多方面弥补政府的不足；要处理好公益性与市场化的关系，促进社会治理良性发展，推动政府、社会、企业治理各司其职，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落到实处。
其二，深化“人类只有一个家园”的国际大视野。这次疫情启示我们，一是中国的事情紧紧连接全世界，要深刻认识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据国家移民局统计，2019年中国出入境人员6.7亿人次，中国出境游全球第一，入境游客数量达13948.24万人。疫情没有国界，以树立国际大视野的心态审视自己审视全世界，不仅是政治家的责任，也是开放的中国每一个人共同面对的课题。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许多规则都要与国际接轨协作。只有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创新理念，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主动与共赢；这次抗击疫情期间，习近平主席与多国元首通电话，许多国家民众自发向中国人民提供医疗物资支持，中国在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力所能及地支援疫情严重国家，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人心。二是走出狭隘民族主义阴影，要深刻认识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空前加深的现状。由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凌，这既是中国人奋起追赶的动力，也使有些人分外敏感。对敌视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侮辱性报道要坚持斗争予以回击，对一些国际惯例的做法和非理性批评及情绪，应以广阔胸襟克服民族主义倾向。对疫情严重国家，幸灾乐祸的心态十分有害，而应以大国胸怀，包容心态伸出援手，赢得国际社会赞誉。三是“病毒无国界”，要深刻认识中国应该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全球化已经把中国置于世界的环抱之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疫情面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目前疫情已在全世界蔓延，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合作至关重要。疫情蔓延许多国家后，中国给予一些国家人力物力支持，向多个国家派出专家医疗队，赢得国际赞誉。专家们共享疫情科研成果，更是深得人心的明智之举。
其三，加快推动法治德治教育的国民素质大提高。三次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舆情烈度呈现出泾渭分明两道曲线，一条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与灾难抗争感天动地的事迹，这是主线；一条是有些人自私、冷漠、卑鄙、无耻的行为。疫情如同一个大舞台，真善美与假丑恶在淋漓尽致地表演。部分中国人的负面影响虽然不是主流，但提醒我们，国民素质大提高是民族复兴必须迈过的坎。一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要求国民素质大提高。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已跨过1万美元。如果说2003年非典疫情时我们的综合国力还不够强，今天我们正在成为全球性强国。尽管这次疫情使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济发展定将尽快走出阴影。面对疫情带来的国际国内复杂深刻变化，提高我国国民的综合素质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紧迫课题。二是要从德治与法治二者的融合入手综合施策。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需要加速推动德治与法治并进。法治不仅是治民，更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法治只有德治的支撑，才能具备持久的生命力。培养国民在灾难面前从容淡定，国难来临弘扬家国情怀，和平时期长怀忧患意识，日常生活涵养仁爱宽厚之心、礼让谦恭之仪，这是国家治理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其四，明确人类社会进入科技快速发展与灾害频发的大时代。21世纪兴起的绿色工业革命，科技的发展将以叠加的速度给人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带来意想不到的变化，并加速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绿色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化，5G普及的“万物皆媒，人机共生”时代，必将引发经济社会出现新的变革。可是，与之伴生的将是温室效应、生态环境等自然灾害和生物安全，新发重大传染病疫情、生物恐怖袭击、生物技术误用谬用等。这次新冠疫情全球暴发就是一个深刻警示。
有专家指出，从国内看，“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后工业时代的风险社会中，可是我们的官员和老百姓依然是一种小农社会形态，缺乏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中国“一条腿已经迈入后工业化的信息社会之中，而总体上处于农业、工业与后工业三重社会形态的交叠期，其中潜藏的风险系数不言而喻。”人们还缺乏足够的忧患和风险意识。从国际看，近些年发生的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2014年脊髓灰质炎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2015-2016年寨卡病毒疫情等等，突发性高传染病毒疫情没有停止，成为现代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从确诊首例病例到达到10万病例用了67天，而达到第二个10万用了11天，第三个10万用了4天，第四个10万仅用了2天。进入21世纪，科学在进步，医疗水平在提高，但大型公共卫生危机的困扰日益增多。众多已知和难以预测的灾难，将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大考”，国际社会只有携起手来，才能迎来美好的明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青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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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编 | 万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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