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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遗书延续的母子情

屈建军 中国档案报 201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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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视、书刊里,我们对抗日英雄赵一曼的事迹并不陌生。这位纤弱女子曾率众在东北抗击日本侵略者,被捕后坚贞不屈,直至英勇就义。但您可能并不知道,赵一曼也是一位普通的母亲,她在被日寇押赴刑场的途中,给年仅7岁的儿子写下的遗书,饱含着她对儿子深深的爱怜、希望与不舍。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的遗书一(誊录件)。中央档案馆藏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满洲国)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驰骋白山黑水间的“红装白马”

赵一曼殉国地——黑龙江省珠河县(今尚志市)小北门外


抗战时期,赵一曼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带领抗联队伍给日寇以沉重打击。赵一曼骁勇善战,令敌闻风丧胆,就连敌伪的报纸也惊叹于她“红装白马”的英姿。

1935年11月14日,寒风凛冽,皑皑白雪一望无际。在黑龙江省珠河县第三区春秋岭战斗中,赵一曼率领的部队被日伪军的“讨伐队”包围了,她让团长带队突围,自己担任掩护,战斗中她左手腕中弹负伤。22日,赵一曼在山中隐蔽养伤时被敌人发现,在奋起迎战时,她左大腿骨被子弹打断,殷红的血浸染了白雪,她因流血过多昏迷后被捕。

“讨伐队”用一辆牛车把赵一曼押往县城。只见她穿着黑色棉衣,脸朝下趴在车上,头发凌乱,腰部往下已是鲜血淋淋,大腿部的裤筒里好似装满血液的口袋,鼓鼓的,鲜血不停地从里面渗出来……牛车把赵一曼拉到珠河县公署门前,“讨伐队”把她抬到县公署的正厅,交给了他们的上司时任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的大野泰治。

1954年11月,当年审讯拷打赵一曼的大野泰治,作为日本战犯被审判时在供述中回忆:当时,“赵一曼的手腕被子弹打穿,大腿部也被子弹打伤,已濒临死亡状态。于是,我就用手握或用鞭刺她的手腕弹伤,就共产党的组织和联络关系等,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拷问”,但毫无所获。

随后,日寇对赵一曼施以长达8个多月的残酷折磨,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决定把赵一曼押解到她曾战斗过的珠河县处死。




生命的最后时刻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的遗书二(誊录件)。中央档案馆藏


关于“赵一曼最后的死”,1936年8月11日《伪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是这样记载的:“对赵一曼调查了逃走前后情况后,八月二日在珠河县处以死刑。在押送途中,她虽然感到死亡迫近,但丝毫没有惊慌,反而说,‘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她希望给她的儿子写一遗书,从押送的职员处借了笔和纸,前后两次,写了反满抗日的遗书。”

在写完第一封遗书后,赵一曼感到余言未尽,又提笔写道:

……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外英勇就义,时年31岁。

据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警副森口作沼回忆:“最后,赵一曼和周百学被引渡给宪兵队杀掉了。为了让大野先生(大野泰治)知道杀她们的情况,我要股长让我到现场去。这两个人是戴着手铐脚镣,由四五名宪兵押解来的。她们坐载重汽车到枪杀中国人的郊外。从汽车上下来,就让她俩坐下。宪兵对她们说,‘还有什么说的吗?’赵一曼说,‘没有什么说的了,不过我家乡还留有一个7岁的儿子,如果能把我的话传给他,就这样传吧——母亲为了抗日运动,不能留在你身边教育你,但是代替这个的,是母亲用实际行动为你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仔细的认清母亲的行动,不要走错了路’。这时候,宪兵里的指挥者对已经举枪待放的四名宪兵下令‘开枪’,枪声响了,两个人倒下了,她们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




刻在手臂上的母子情

1930年4月,赵一曼抱着宁儿留影。 陈红 供图


赵一曼(1905-1936),原名李坤泰。

赵一曼牺牲后,她的真实身份仍无人知晓。由于“赵一曼”并不是她的真实姓名,所以在她牺牲后长达21年的时间里,她的丈夫、儿子都还在苦苦地寻找自己的妻子、母亲。直到1957年,在日伪档案中,惊现赵一曼留给儿子的两封遗书。

195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赵一曼》,在全国热映,女英雄的名字家喻户晓,观众中也有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儿子陈掖贤(也就是宁儿)。

当年,赵一曼家人又是如何历尽艰辛打听到烈士赵一曼的下落的呢?


陈红拿着父亲(陈掖贤,小名“ 宁儿”)手抄的奶奶(赵一曼)的遗书 屈建军 摄


赵一曼孙女陈红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姨婆就是我奶奶的二姐李坤杰一直在打听我奶奶的下落。后来,我姨婆凭着那张1930年拍摄的我奶奶坐在藤椅上抱着我父亲的照片,这也是家里唯一一张我奶奶的照片,与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部长何成湘取得了联系,他看后脱口而出,这就是‘瘦李子’——赵一曼。为弄清此事,何成湘还专程来到四川宜宾奶奶的家乡进行调研。核实了烈士赵一曼的身份后,爷爷带着我父亲踏上了开往哈尔滨的列车,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他们参观了我奶奶的事迹展,父亲用钢笔把我奶奶写给他的第一封遗书抄在了笔记本上。抄完后,父亲撸起袖子用钢笔在左臂上刺下了‘赵一曼’三个字,可以想见当时父亲刻骨铭心的痛!父亲没有领我奶奶的烈士证和抚恤金,因为他觉得那是用他母亲的鲜血换来的,他不敢去碰那个证。”

陈掖贤在弥留之际,将自已于1957年手抄的那封家书,递到了女儿陈红的手中。

陈红说:“后来,我也做了母亲,对那封家书的感慨就越来越多,不管奶奶的革命意志多么坚强,最后还是回归到一位母亲的身份,奶奶希望我父亲不要忘记她是为国捐躯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过上幸福生活,而舍去了自己的孩子……”



朗诵者/瑞 芳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率新闻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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