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王文斌 、陶衍 ：汉语先行语句法成分对零形回指解析加工策略之影响

汉语先行语句法成分对零形回指解析加工策略之影响 

王文斌  陶衍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摘  要:学界已有研究认为,汉语零形回指解析中,主语为回指对象先行语的可能性高于宾语,但目前尚缺乏心理实证研究检验其在加工策略的表现。本文采用接受度判断任务,考察汉语母语者对主语和宾语先行语两种情形的句内简单零形回指接受度,将其与非零形回指形式进行对比,并在汉语思维层面审视实验结果。分析结果发现有二:1)主语在回指加工中成为回指对象先行语的可能性高于宾语先行语;2)主语先行语的回指加工受重复名称惩罚的影响,而宾语先行语却不受此影响。本文认为,先行语的不同句法成分可能会影响其表征在工作记忆中的激活程度,并导致回指形式的不同加工策略;同时,汉语零形回指的加工策略在思维层面体现出汉语的离散性特质,有其空间性根源。

关键词:零形回指; 先行语; 加工策略; 汉语空间性; 

作者简介：王文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语言对比与语言教育、词汇语义学。; 陶衍,剑桥大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心理语言学、二语加工、语言对比。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汉时空性特质差异与英汉二语习得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8AYY00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外语言对比及外语学习者语言研究”(项目编号:19JJD740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学习文献：王文斌,陶衍.汉语先行语句法成分对零形回指解析加工策略之影响[J].外语教学,2019(5):1-7.      

王文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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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话语中的回指(anaphora)形式是说话人为了再次提及前语境中已提及的事物而使用的手段。其中,零形回指(zero-anaphora)是在语义上有前文已出现的所指对象而在形式上却无实在的词语的回指形式,是汉语中重要的回指形式之一(陈平 1987)。的确,汉语中零形回指非常普遍,是学界探讨的重要话题之一,而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零形回指的解析(zero-anaphora resolution),即在心理加工层面上,汉语中零形回指对象是如何得到确认的; 另一缺乏关注的问题是,这种解析机制是否在汉语母语者的思维层面有其根源?

首先,为更好地审视零形回指解析这一问题,可以先观察下列例举的句(1)和句(2)。如下所示,这两句话虽简单,但其第二句段的主语都在形式上被省略,从而表现出句内零形回指。句(3)(引自吕叔湘 1986)则展示了在实际使用中,一个普通流水句①中会出现更为复杂的零形回指现象,表现出离散性这一空间性特质(王文斌、赵朝永 2016,2017)。

(1)我i喝了柠檬水,Øi很舒服。

(2)我喝了柠檬水i,Øi很酸。

(3)他i十分信服老队长j,Øj吩咐他i做什么,总是Øj话才出口,Øi拔腿就走。

不难发现,句(1)中,零形回指对象的先行语(antecedent)为前句中的主语成分“我”,而句(2)中,零形回指对象的先行语则是前句的宾语成分“柠檬水”。句(1)和(2)充分表明,汉语零形回指中第二句段的谓词可以指向前句的不同成分,具有不确定性。句(3)情况更加复杂,后面出现的各个句段都有零形回指,并且其回指对象先行语的成分既有前句的主语成分,也有宾语成分,两者交替出现,由此可见零形回指在形式结构上的多样性。

然而,不论一个句子中何种成分成为零形回指对象的先行语,汉语母语者通常都能有效地做出准确判断。在此,心理加工层面上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汉语零形回指解析的加工策略(processing strategy)是什么?即汉语母语者是借助何种依据来确认回指对象?目前,关于零形回指中的回指对象确认问题,有不同学者(陈平 1987;许余龙 2002,2003;蒋平 2003,2004,2017;王德亮 2004,2011)从不同角度已提出多种理论假说,其中大多都强调先行语的句法成分从中起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大多是内省式的思辨研究和语料库的实证研究。尽管不乏学者强调需要从心理加工的层面加以验证(如许余龙 2003a,2003b;蒋平 2003,2004),但至今鲜有从回指解析的心理加工角度进行的实验研究。就此,本文认为对于代词解析(pronoun resolution)的回指加工研究成果具有借鉴价值。

本文将回顾并参考学界对汉语零形回指解析以及代词解析的相关研究,通过实验,揭示先行语句法成分对零形回指加工策略的影响。同时,本文将深究该加工策略在思维层面的根源,认为这与汉语的离散性特征相关,有其空间性特质的根源。

2. 文献综述

陈平首先提出了句子话语结构上的微观连续性与宏观连续性的概念(陈平 1987:188,192):微观连续性的强弱取决于先行语和回指对象在各自句段中信息组织的地位,这体现于先行语的启后性(即其在话语层面的信息是否容易成为后面话语的主题)和回指对象的承前性(即其与前面先行语之间的紧密程度)。宏观连续性的强弱取决于先行语和回指对象所在的句段在整体话语组织中的关系,表现为直接管辖这两者语式的高低以及两者之间插入成分的多少;宏观连续性则会影响微观连续性整体的强弱。在这一模型下,陈平(1987)认为,零形回指的出现往往需要话语结构中较强的微观与宏观连续性。

在陈平(1987)的模型中,与零形回指先行语确定最相关的是其启后性。他认为,一个回指对象先行语的启后性有两个较典型的来源:其一来自于对于话语组织过程中已经确立的主题,因而易于继续保持;其二来自于新增加的信息,因而易于成为新的主题。有鉴于此,此二种来源在句法中较易自然地对应两个句子成分:前者常以主语身份出现,后者则以存现动词后的名词性成分或普通及物动词后的宾语成分出现(陈平 1987:189)。然而,陈平(1987)在此并未指出这两者之间的启后性是否存在差异。

在可及性理论(Accessibility Theory)(Ariel 1988,1990,1994)的框架下,国内学界对汉语零形回指已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许余龙 2002,2003a,2003b; 蒋平 2003,2004,2017等)。Ariel提出的可及性理论在总体上描述了说话者在进行指称时的心理机制与话语环境的关系。在描述语篇回指现象时,她认为回指形式作为可及性的标志需要和回指对象的可及性相匹配。Ariel认为,高可及性的回指对象往往是在短期记忆(short-term memory)中的实体(从而较易调取因而更可及),而低可及性的回指对象则往往存在于长期记忆(long-term memory)中。她认为,在回指形式中,零形回指是先行语具有最高可及性的标志,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认同(许余龙 2003a;蒋平 2003,2004)。以此为基础,许余龙(2002,2003a)和蒋平(2003,2004,2017)进行了汉语中零形回指的研究。许余龙(2002,2003a)认为,汉语回指的形式是由可及性和主题性共同决定的,这一观点得到了语料分析的支持(许余龙 2003b;蒋平 2004,2017)。

可及性理论框架下,与零形回指先行语确定最相关的是其先行语的可及性。其中,由先行语句法成分不同导致的可及性差异已受到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Keenan & Comrie 1977;许余龙 2003;蒋平 2003)。Keenan & Comrie(1977)最早提出了“主语>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旁语”的等级体系,这一提法也得到了国内不少学者的认可(沈家煊 1996;许余龙 2003;蒋平 2003,2017)。事实上,与回指相关的汉语语料分析研究十分丰富(如许余龙 2002,2003b,2007;蒋平 2003,2017;马文、陈晓阳 2011等),其中涉及先行语句法成分的研究都证实,主语成分是零形回指中先行语最常出现的位置,因而最突出。蒋平(2017)进一步提出,汉语零形回指中先行语的可及性可按其句法成分的排序为:主题>存现动词引入宾语>主语属格语>主语>宾语>旁语。这一观察为研究零形回指的加工提供了可以验证的假说,即句法结构是判断零形回指中先行语的依据之一,并且由于主语的可及性要高于宾语的可及性,优先考虑的回指对象是主语成分的先行语。

在计算语言学中,回指解析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Mitkov 2002)。向心理论(Centering Theory,见Joshi & Weinstein 1981;Grosz,Joshi & Weinsterin 1995;苗兴伟 2003;王德亮 2004,2011;Yeh & Chen 2007;许余龙 2008;洪明 2011等)为计算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提供了解决回指解析的模型理论。向心理论的基本假设是话语中的任何局部都存在若干中心,这些中心包含了本语段(utterance)中可能的回指中心(backward center)和前瞻中心(forward center),前者决定如何与上文链接,后者决定如何与下文链接(Joshi & Weinstein 1981)。这也大致对应于其他理论中的回指形式和先行语。这些中心的转移和连接的方式代表了话语发展时的延续、保持、流畅转换和非流畅转换等情况。

与可及性理论一致的是,向心理论在讨论可能作为前瞻中心的各个句法成分时,也提出了主语优先于宾语的排序模型(Grosz et al. 1995)。王德亮(2004)提出汉语前瞻中心的排序为主题>主语>宾语>其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汉语中的回指解析模型(王德亮 2011)。可以看到,这一排序与基于可及性理论的研究中关于汉语零形回指先行语可及性的排序非常相近。

回顾相关研究,先行语的句法成分对回指解析影响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在此,由于不同理论框架对这一现象的称谓不同(如启后性、可及性、前瞻中心等),本文暂且将其统称为“成为回指对象先行语的可能性”这一表述。如上所述,目前学界较为统一的认识是,在汉语零形回指解析中,主语成分较其他成分(如宾语)更可能成为回指对象的先行语。然而,在方法上,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仅采用了语料库的手段,而心理加工层面的研究依然鲜少。事实上,语料库的相关研究难以反映语言的加工过程(Almor & Nair 2007),而就回指解析的心理加工而言,代词解析(pronoun resolution)的加工研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不少国外学者发现了主语在代词解析中成为回指对象先行语的可能性高于宾语(如Fredericksen 1981;Crawley et al. 1990等),这些发现与上文中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所提的排序契合。其中,Almor(1999)以及其他学者(如Almor & Nair 2007等)提出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信息负担假说(Information Load Hypothesis)作为描述回指解析加工内在认知机制的模型。Almor(1999)认为,尽管可及性理论提出了对于可及性的框架性描述,但该描述并未从普遍认知机制的层面阐述回指形式与可及性关系得以形成的原因。就此,信息负担假说认为,回指加工的容易程度(ease of processing)取决于加工成本(cost of processing),即信息负担和其功能(function)的平衡:在相同的加工成本下,能实现其他功能(如添加新信息,激活原有信息)者,加工更为容易;而在实现相同功能的情况下,加工成本越小则其加工越容易。事实上,Almor(1999)认为,这一理论框架可以视为格莱斯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s,Grice 1975)中量的准则(Maxim of Quantity)的拓展。

对于信息负担假说最有力的证据来自Gorden et al.(1993)所发现的名称重复惩罚(repeated name penalty),即当名词或名词短语先行语处于注意力焦点(focus)时,若其回指形式是先行语的重复,则其加工要难于若其回指形式为代词的情形。研究还发现(如Gerlormini-Lezama & Almor 2011; de Carvalho Maia et al. 2017),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空主语语言(null-subject language)中,在回指对象是主语时,其代词回指的加工要难于其零形回指的加工,这可以视为该效应拓展延伸的显性代词惩罚(overt pronoun penalty)。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信息负担假说有效解释了一系列回指解析加工中的现象,但其对回指解析的加工研究大都限于屈折形式丰富的语言。目前,Yang et al.(1999)和李榕等(2016)就此对汉语回指进行了一定考察,但就汉语中是否存在显性代词惩罚这一问题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项研究的具体实验内容考察的都是在复杂语境下的歧义消除(disambiguation),因此难以确定其发现是否适用于以句(1)和(2)为代表的更为普遍的简单汉语零形回指情形。另一方面,这两项研究都尚未考察句子的接受度,其发现难以反映句子整体加工的结果。因此,研究汉语简单零形回指的解析加工,尤其是对于其接受度的考察,对于验证信息负担假说是否适用于缺乏屈折形式的汉语依然具有较高的价值。

再者,汉语中的零形回指也普遍存在于汉语流水句中:流水句的一大重要特征是其离散性,即“句段与句段之间虽具有语义上的关联,但缺少外在的关联词,主语或隐或现”(王文斌、赵朝永 2016:18),显然,汉语中造成这一特征的主要现象之一便是零形回指的大量使用。王文斌 、赵朝永(2016、2017)提出,在汉语母语者的思维层面,汉语流水句体现了空间性特质,由此可以推论,零形回指的使用体现了汉语母语者空间性思维的运作。在此可进一步追问,汉语母语者的空间性思维特征是否在回指解析的加工上也有影响?就此,可以通过考察汉语母语者对回指方式的选择进行实证检验:在零形与非零形回指皆可的情境中,如果汉语母语者对零形回指形式的接受度不弱于甚至强于对非零形回指形式的接受度,则可以认为汉语母语者在回指加工中体现了空间性思维;反之,则可以认为空间性思维在回指加工中并未体现。

鉴于此, 本文将首先尝试从心理加工的层面,探究零形回指解析中,主语成分和宾语成分成为回指对象先行语的可能性,并与非零形回指作对比。本文将结合信息负担假说解释汉语中零形回指加工的特征,同时也将从汉语具有空间性特质这一视角(王文斌 2013a,2013b;王文斌、崔靓 2016),探讨汉语零形回指的特点在思维层面的根源。

3.实验

本实验旨在研究汉语母语者在一般的零形回指解析中回指对象先行语句法成分的影响。鉴于学界普遍认为先行语的句法成分(即主语或宾语)与其成为回指对象先行语的可能性有紧密联系,本文可以据此设计实验,并检验以下三种逻辑上的可能性:

可能性一:如果主语成为回指对象先行语的可能性较高,则汉语母语者会将零形回指对象默认为前句段的主语,此种可能性与目前学界的认识相一致;

可能性二:如果宾语成为回指对象先行语的可能性较高,则汉语母语者会将零形回指对象默认为前句段的宾语,此种可能性与目前学界的认识相反;

可能性三:如果这两者无差别,则先行语在前句段的句法成分对零形回指的心理确认不产生影响,此种可能性也与目前学界的认识相反。

如果出现可能性一或二,即主语和宾语成分的先行语在成为回指对象可能性上具有差别,本实验将进一步考察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在表达相同意义时,汉语母语者是否更倾向于使用零形回指形式而不是非零形回指形式?

其二:这种倾向性是否因先行语的句法成分不同而有区别,其原因何在?

3.1 设计

本实验采用接受度判断任务(Acceptability Judgment Task)这一实验范式,主要考察了句(1)和句(2)所代表的两种句内零形回指及其对应非零行回指的接受度。这是因为这二种结构为汉语零形回指中主语省略结构现象最基本和最具典型性的结构,对于该两种结构的研究可以为理解更加复杂的结构奠定基础。

本实验主要观察汉语母语者对于零形回指主语省略结构以及非零形回指的结构的接受度,探究汉语母语者对于各个类型句子的接受度差别。实验采用双因素2×2设计,两个因素分别为回指对象先行语的句子成分(主语、宾语)和回指形式(零形回指、非零形回指)。如下列各句所示,其中句(4)、(6)分别对应前文句(1)、(2)的零形回指形式,而句(5)、(7)则分别为对应的非零形回指形式:

(4)他i看了比赛,Øi很激动。(主语先行语;零形回指)

(5)他i看了比赛,他i很激动。(主语先行语;非零形回指)

(6)他看了比赛i,Øi很精彩。(宾语先行语;零形回指)

(7)他看了比赛i,比赛i很精彩。(宾语先行语;非零形回指)

为方便指称,文中暂且分别将句(4)(5)(6)(7)所代表的句类组别分别命名为“主零”组、“主非”组、“宾零”组和“宾非”组。可以看到,所有句子的第一句段都完全相同,并且所有零形回指句与非零形回指句的语义也完全一致。为避免其他非研究因素的可能影响,非零形回指形式统一为对其先行语的名称重复,即若先行语为名词,则回指形式为相同名词;若先行语为代词,则回指形式为相同代词。

本实验将首先查看汉语母语者对句(4)(6)的接受度。对于这两者的接受度是否有差别,能反映汉语母语者在进行零形回指的主语指认时,是否对回指对象先行语的主语或宾语成分存在倾向性。同时,对比句(4)(6)与各自对应的非零形回指句,可以检视对于零形回指是否有偏好,以及此偏好是否受回指对象先行语句子成分的影响。由此,本文将推测汉语零形回指解析的加工策略。

3.2 实验材料

实验用句包括“主零”组、“主非”组、“宾零”组和“宾非”组四个类别。对于“主零”组和“宾零”组,实验给每组都设计了8个句子。为尽可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所设计的句子都具有下列三项形式上的条件限制:

1) 所有句子都由两个句段组成;

2) 第一句段仅由主语、谓语和宾语组成,且谓语动词全部加上“了”标记;

3) 第二句段全部都由“很”加形容词组成。

所有的“主非”组和“宾非”组句子都是其对应的“主零”组和“宾零”组的非零形回指形式。

除了实验用句外,实验材料还包括20个填充句和12个非法句。填充句包括10个单句和10个二句段复句,非法句全是不合汉语语法的句子,包括6个单句和6个复句。

同时,本实验根据以下三项原则设计了两个抵消平衡(counter-balanced)的实验版本:

1) 避免同时出现第一句段相同的“主零”句和“主非”句(如句(4)(5)不可同时出现);

2) 避免同时出现第一句段相同的“主零”句和“宾零”句(如句(4)(6)不可同时出现);

3) 避免同时出现第一句段相同的“宾零”句和“宾非”句(如句(6)(7)不可同时出现)。

可以看到,在一个实验版本中只有第一句段相同的“主零”与“宾非”句,或第一句段相同的“主非”与“宾零”句可以同时出现。每个版本中,以上四个句类别都有4个句子,如此一共有16个实验用句。此外,每个版本都包含所有的填充普通句和填充非法句作为非实验用句,非实验用句共32句。

每个版本中句子的总体排序按照以下两个原则:

1) 一个实验用句后跟两个非实验用句,起到稀释作用;

2) 所有第一句段相同的实验用句都最大限度地在呈现次序上隔开。

3.3 被试

30名被试参加了实验,所有的被试都是来自北京某大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年龄均值为27.6(标准差3.84),男性12人,女性18人。

3.4 步骤

实验的编辑依托“问卷星”平台完成,并以问卷的形式在该平台上发放,所有被试通过手机平台参与实验。实验总体耗时在10分钟左右。

被试首先阅读实验说明,被告知他们将阅读一系列的汉语句子,读毕后,根据自己对于这些句子表述的第一印象,在0到5分的区间内对其接受度打分。屏幕上一个页面一次只会出现一个句子,且打完分后不可以回到前页修改。所有句子阅读完毕后,被试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

数据搜集完后,使用Excel和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5 结果

被试对各组句类的平均接受度如表1所示:

以先行语成分(主语和宾语)和回指形式(零形回指、非零形回指)作为组内因素,对四个组别的实验用句的接受度进行的重复方差分析显示,回指形式有显著的主效应(F(1,29)=20.63,p<0.001),而先行语成分并无显著主效应(F(1,29)=1.51,p=0.228),但其与回指形式有着显著的交叉效应(F(1,29)=35.61,p<0.001)。

进一步的成对样本t-检验显示,“主零”组的接受度均值显著高于“宾零”组(t(29)=4.04,p<.001)和“主非”组(t(29)=7.25,p<.001),“宾零”与“宾非”组之间的接受度无显著差别(t(29)=0.19,p=.85),但“宾非”组的接受度均值显著高于“主非”组(t(29)=4.77,p<.001)。

4.讨论

实验结果显示,句法成分与零形回指的使用对母语者的接受度具有显著的交叉效应。尽管回指类型有显著主效应(即在总体上对零形回指形式的倾向性),但是进一步分析显示,这种主效应主要是由“主零”组和“主非”的差距带来的,而“宾零”组与“宾非”组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同时,两组非零形回指的接受度也有显著差异。这使各组句子类别的接受度在总体上呈现出“主零”> “宾零”=“宾非”>“主非”的顺序。由此可以认为,在句内零形回指心理加工中,主语成为回指对象先行语的可能性高于宾语,这与上文所列的第一种可能性情况相符。更为重要的是,实验发现,在先行语是主语时,零形回指相对于非零形回指接受度更高,因此更容易加工;而在先行语是宾语时,两者接受度并无差别,可见其加工难度彼此相当。

根据信息负担假说,可以进一步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Almor(1999)提出,信息负担表现为回指形式提供的信息与先行语提供的信息量之差,若回指形式较先行语更具体(即有更多的信息),则该差值为正,反之为负,若两者形式相同则差值为零。据此计算,零形回指形式由于其无实际形式上的表现,显然未增加任何新信息,因而其信息负担为负值;与此相对的是,本实验采用的非零行回指形式皆为重复名称手段,其信息负担为零,高于零形回指的负值。信息负担假说认为,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信息负担越高则加工难度越大,而这可以解释本实验结果中,先行语为主语时,零形回指在接受度上高于非零行回指的现象。

事实上,这与上文提及的重复名称惩罚及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中发现的显性代词惩罚有着一致的内在机理。可以认为,在汉语回指形式加工中,当先行语为主语时,回指的加工会受重复名称惩罚的影响。然而,需要看到,当先行语为宾语时,零形回指与非零形回指的接受度并无显著差别,即此时并没有受到该惩罚的影响。就此,Almor & Nair(2007)提出,在相同情况下提供了更多认知功能的回指形式更加易于加工。由此可以推测,在先行语为宾语时,重复名称提供了更多的确定回指对象的功能,即在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里的诸多表征(representation)中选择需要激活的对象;在先行语为主语时,重复名称似乎并未起到较大的确定回指对象的功能。

究其原因,可以推测在工作记忆里的这些表征中,主语先行语的表征激活程度最高,而其他表征如宾语,相对而言激活程度较低。因此,当重复名称再次激活宾语成分先行语的表征时,其确定回指对象的功能有效;相反,当其再次激活的是已是最高激活状态的主语先行语表征时,这一功能无效而多余。这种激活程度的不同也使得零形回指在先行语为主语时更加容易加工:此时,回指对象已经处于激活状态,可以参与新信息的组合;而在先行语为宾语时,其表征需要由新信息进行再次激活,加工更难。

可以看到,句法成分不同导致了先行语表征在工作记忆中激活程度的不同,从而影响了非零形回指形式对其认知功能的实现,造成了汉语中当先行语为主语时对零形回指的偏好。这在加工层面解释了基于语料库研究(许余龙 2002,2003b;蒋平 2003,2017)的发现,即汉语中的零形回指在先行语为主语时的广泛分布现象。

另一方面,尽管实验结果表明汉语母语者对主语先行语零形回指的接受度高于宾语先行语零形回指,但事实上后者的接受度并不低(其平均值在0到5分的范围内达到了4分以上),并且与形式完整的非零形回指结构相比,其接受度也无显著差别。由此可以推测,在回指加工时,尽管工作记忆中激活程度最高者是主语成分先行语的表征,但其他表征,如宾语成分先行语,也是处于激活状态,因此在加工零形回指时,能迅速地进行与新信息的语义可能性计算。从加工结果来看,这一机制的效果与使用重复名称的非零形回指形式的激活效果相当。就此,可以认为汉语加工对于这一各个表征都一并激活并参与语义可能性计算的解析机制存在相当程度的依靠,从而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于非零形回指形式的依赖。这种加工策略是上文提到的零形回指主效应的重要原因,可以认为是汉语空间性思维离散性特点在加工层面的具体表现之一。

事实上,从语言对比的角度,也可以进一步思考回指使用所反映的不同语言间的思维差异:如果英语中出现类似的零形回指情况,如“I drank the lemonade, was very sour.”这样的句子,若其前句段的宾语是后句段中意义上的主语,则其在形式上省略显然会造成不合语法的错句;不仅如此,该句只能得出“I was very sour”的意义,而无法像汉语一样得出“the lemonade was sour”这一意义。要使其正确,必须将第二句段的主语补全(如使用代词“it”),并需加上连接词“and”,从而使全句变为“I drank the lemonade and it was very sour”这样结构完整的句子才可接受。可以认为,这是汉语重空间性与英语重时间性这一思维层面的根源差异所致(王文斌 2013a;王文斌、赵朝永 2016)。正是由于汉语的空间性思维特质,汉语母语者通常重语义上的意合,并不拘泥于形式上的连贯,从而使汉语句子表现出离散性的特点。汉语对宾语先行语零形回指的接受度并不弱于对相应的非零形回指的接受度,正是其离散性特点的又一例证。相反,由于英语侧重时间性一维思维,其语言表征往往具有勾连性和连续性,对句子的使用无法脱离对形式的依靠,使得英语相较于汉语呈现出对形式的强制要求。

5. 结语

本文通过实验方法检验了汉语零形回指中不同句法成分成为回指对象先行语的可能性,证实了学界已有的主语成为回指对象先行语的可能性高于宾语的观点,并借用信息负担假说从心理加工的层面进一步解释了其在心理加工层面的产生缘由。本文认为,汉语回指加工中,不同句法成分导致的先行语表征的不同激活程度会影响不同回指形式的认知功能的实现。同时,各个先行语的表征又都处于一定程度的激活状态,而且能迅速参与语义可能性的计算,这是一项重要的解析机制,对于这一机制的依靠是汉语母语者的加工策略之一,体现了汉语空间性思维离散性特点在加工层面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实验所研究的只是基本的简单零形回指现象,而对于零形回指的复杂性自然难以在一个实验里面均有涉及,这也需要设计更多样化的实验手段来对其复杂性进行研究。本文认为,除了目前学界已有的思辨研究和语料研究外,可以使用实验这一实证方法,并结合在思维层面的英汉对比的视角开展研究,这在探究零形回指中能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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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知网或《外语教学》2017年第3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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