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震惊美国的种族报告

作者：Justin Driver

翻译：陶小路 

转载：《东方历史评论》(ohistory)

编者按：
在《一个和谐的马丁·路德·金是怎样诞生的？》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
约翰逊政府成立了克纳委员会（The Kerner Commission），调查1967年动乱的原因，该委员会明确表示种族主义是主要因素之一。委员会成员的种族政治观点很主流，他们1968撰写的报告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国家正分裂为两个社会，一个黑人社会，一个白人社会——二者处于相互隔离、不平等关系之中。”但是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不相信这一结论，约翰逊在日后制定政策中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份报告。一个虚假的胜利故事随之诞生。白人的对抗情绪，再加上约翰逊与希望推进变革的民权领导人之间的裂痕令白宫前进的步伐放缓。
这份报告虽然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引文提到的原因，它没有发挥很大的实际影响，因而也不被今天的很多人所了解。
今年是克纳报告问世五十二周年，我们将借由本文作者Justin Driver对《相互隔离且不平等：克纳委员会与美国自由主义的瓦解》的介绍和评论来了解这份重要的历史文献背后的故事：为何吉伦教授称克纳报告是“60年代自由主义的最后一搏”？
在本文作者看来，“克纳报告1968年问世至今已经有五十年，克纳委员会当年便谴责‘白人种族主义’是问题的根源，但是没有发生太多改变”，什么没有改变？什么改变了？民权运动所引发的林登·约翰逊、尼克松时代美国的“白人对抗情绪”与今天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国内包括种族关系在内的种种危机又有着怎样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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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7月，林登·约翰逊总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分析当时席卷美国的几个主要城市的骚乱，民权运动的激进派人士对他任命的人抱有极大的怀疑态度。这个11人的委员会不仅有多位传统政治人士——包括该委员会的主席、伊利诺伊州州长奥托·克纳（Otto Kerner）——而且11人中只有两人是黑人。如果占据这两个席位的是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黑人权力”这个词正是因为他而得到普及）或者经常抨击“白鬼”的H. 拉普·布朗（H. Rap Brown）这样的鼓动者，那些种族激进分子可能会容忍。如果这两位新一代民权活动家的最佳代表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则黑人青年所关心的问题以及在生活中遭遇的种种挫折，才可以被确实地表达出来——这对克纳委员会而言本应当是至关重要的任务，因为大多数暴动者的年龄介于15到24岁之间。

克纳委员会11人成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

然而，约翰逊并没有任命黑人激进分子，而是委任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元老级人物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Edward Brooke），人们普遍认为，相比于愤激的街头，二人对行政套房要更加熟悉。在批评者眼中，威尔金斯非常害怕冒犯到约翰逊政府，他因此被为“软蛋罗伊”。尽管布鲁克不久前成了第一位在普选中成为参议员的黑人，美国国内许多媒体认为，他担任州检察长的经历和他的个人品质让黑人激进分子对他喜欢不起来，就差给他贴上“汤姆叔叔”（电影版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将汤姆叔叔塑造成一位对奴隶主忠心耿耿的人物，与小说原著有着很大差异，然而电影版中汤姆叔叔的形象广为人知，后来成为了“背叛自己种族的黑人”的代名词——译者注）的标签了。“因为他苍白的皮肤，他的圣公会信仰，他的那种矜持的新英格兰式做派，”《时代周刊》指出，布鲁克“被看作所谓 ‘N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的黑人版本”。此外，威尔金斯和布鲁克都极力抨击方兴未艾的黑人权力运动，甚至将其等同于白人至上主义。布鲁克把卡迈克尔和极端种族隔离主义者莱斯特·马多克斯（Lester Maddox）分别称为“黑人权力和白人权力的极端主义者”，威尔金斯称卡迈克尔信奉的是“反面密西西比，反面希特勒，反面三K党”的道德准则。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元老级人物罗伊·威尔金斯

因为代表非洲裔美国人发声的都是一些核心建制派人物，黑人权力运动的倡导者相信，“国内骚乱全国咨询委员会”（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克纳委员会的官方名称）只会去美化美国种族状况的丑陋现实。克纳委员会的调查结果（通常被称为“克纳报告”）公布几个月前，记者伊丽莎白·德鲁（Elizabeth Drew）在她给《大西洋月刊》撰写的报道中确认，“激进的黑人都认为，克纳委员会就是做做样子……不会和委员会合作”，她补充道，“没有多少人认为，委员会的报告与林登·约翰逊想要的会有多少不同。”

令人惊讶的是，1968年2月克纳报告发表以后，黑人权力运动的支持者很受振奋，约翰逊总统则感到懊恼不已。以煽动群众的罪名被关进路易斯安那州某监狱的H. 拉普·布朗发表了一则欢欣鼓舞的声明：“克纳委员会的成员应该都被关进监狱，且需要交10万美元才能获得保释，因为他们说的基本都是我说过的话。”怒不可遏的林登·约翰逊取消了原先安排好的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他本要在此仪式上接受装订好的报告；他试图避免公众对这份受到热切期待的文件进行评论，并且不愿按照惯例签署对委员会成员的辛劳表达感谢和欣赏的信函。但林登·约翰逊为了减少克纳报告的影响力所做的一系列事情完全没有效果。克纳报告甫一问世，便瞬间成为了一本现象级出版物；仅仅在两周时间里，班特姆出版社（Bantam Books）就销售了近100万册平装本。公众对这份报告的兴趣非常强烈，连马龙·白兰度都在以此深夜电视访谈节目中朗读了报告的选段。

克纳报告的问世距今已经有50年，但即使在我们目前这个对种族问题已经“觉醒”的年代，报告中坦率且毫不含糊地指出“白人种族主义”是许多城市发生骚乱的根本原因这点依然引人注目。各种由委员会（尤其是政府委员会）编写的文件多有着催眠作用，但克纳报告使用激动人心的语言对种族压迫的控诉，这些语句直到现在仍然被许多人所熟知。报告里这样写道：“美国白人从来没有完全理解，但是黑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是，白人社会对贫民窟有着很深的影响。白人机构创造了贫民窟，白人机构维持着贫民窟，白人社会纵容着贫民窟中的许多问题。”报告这样警告道：“我们的国家正分裂为两个社会，一个黑人社会，一个白人社会——二者处于相互隔离、不平等关系之中。”这或许是克纳报告中最著名的一段话。

手拿“克纳报告”的奥托·克纳

这份报告的一些方面在今天能够引起的共鸣可能会比60年代后期更加强烈。例如，委员会一再强调，正是因为警察的暴行，美国黑人公民才会滑向社会边缘，并且催生了城市中的不满情绪；如今，许多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死于国家暴力机器之手的画面深深地烙在美国人民的心中，报告中对此问题的强调变得更为紧要。报告中的一些评述就像是昨天写的，在描述近年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和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发生的种族骚乱：“几乎所有引发骚乱的事件都是警察采取的行动所导致。”除了对骚乱起源的尖锐批评外，报告还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政策议程，其中包括在教育、就业、住房和福利等领域实施一系列重大措施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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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这份黑人激进分子原本认为是粉饰现实的报告，结果却会谴责“白人种族主义”？这种不可思议的变化促使史蒂芬·M. 吉伦（Steven M. Gillon）写就这本关于克纳委员会历史的书籍《相互隔离且不平等：克纳委员会与美国自由主义的瓦解》（Separate and Unequal: The Kerner Commission and the Unraveling of American Liberalism，他在书中对这段历史的讲述技巧高超，行文锐利，且读来非常引人入胜，他令人信服地将这一段历史描述为：“60年代自由主义的最后一搏——最后一次大声宣称，联邦政府应该在解决诸如种族主义和贫困等问题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如果考虑到林登·约翰逊可以直接影响到委员会主席克纳，委员会却依然对美国城市的种族状况做出十分严苛的评判这一点就更让人困惑。人们普遍认为，这位伊利诺斯州州长希望林登·约翰逊将他提名为联邦法官。但本书的作者、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历史教授吉伦清楚地在书中表明，克纳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主席。该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大卫·金斯伯格（David Ginsburg）自新政时代以来便是自由主义法律界的老面孔，他对报告的总体方法、要旨和语言的影响比其他所有委员会成员都要大，他也因此让委员会成员之间达成了脆弱的共识。然而，确定报告背后的核心人物是谁也无法解释它为何会作出的那些振奋人心的结论。毕竟，林登·约翰逊之所以选择金斯堡来担任这个重要的高级职务（虽然处于监管之下），正是因为他忠于约翰逊，用伊丽莎白·德鲁的话就是，金斯堡有着“内部人士里的内部人士”的名声。

林登·约翰逊对第一流的专家小组的运作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在他担任总统的五年里，他一共任命了足足20个委员会。因为这个数量，有人送给约翰逊一个用意不明的绰号“大专员”（“the Great Commissioner”）。

大卫·金斯伯格与林登·约翰逊

林登·约翰逊亲手挑选的人员把控着这个运作良好的委员会，人们要问了：为什么克纳报告会采用如此犀利的语言风格，并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建议，而没有直接用不痛不痒的语言赞美一番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吉伦在书中一丝不苟地将报告形成的过程重新梳理了一遍，提出了三个主要原因。

首先，委员会的11位成员亲自到访了骚乱发生后满目疮痍的城市，这样的经历激发他们去思考很多问题。其中的一些人此前对贫民窟的生活只有非常模糊的认知，但他们亲眼目睹的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失业现象很普遍，学校的资金不足，几乎没有白人学生，贫民窟的居民缺乏足够的卫生条件。在和贫民窟居民交谈的过程中，人们巨大的幻灭感和愤怒让委员会成员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在发生了死伤最严重的两场骚乱的底特律和纽瓦克，许多骚乱者宣称，即使美国面临着一场重大战争，他们也不会为美国而战。克纳委员会曾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访问过一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的长老会牧师，那次访问特别令人不安，这位牧师冷静地告诉委员会，最近的一连串暴力事件只是“开始”。

朋友，我们很了解你们白人。我们知道……试图诉诸于你们的道德没有作用；你们已经用行动证明你们没有道德。你们唯一相信的就是自己的财产——这个国家唯一在乎的就是财产——所以我们要把它烧掉。

第二，他们所遇到的人们所表现出的挑衅姿态让委员会相信，只有强硬的语言才能被黑、白两边的目标读者认真对待。对于美国白人来说，委员会认为，只有坚定有力的语言才能击碎他们对美国内陆的诸多城市所抱有的集体幻梦。在报告发表之前不久，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位叫弗雷德·哈里斯（Fred Harris）的参议员这样解释道：“我相信许多美国白人是正派的，如果他们能看到其他美国人生活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中，以及这样的现实对我们社会的安定会造成怎样的威胁，他们会一起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而对于黑人来说，只有强硬的言辞才能说服更多人不去追随黑人权力运动。克纳报告明确地谴责黑人权力运动的倡导者放弃了种族融合的理想，认为那些自封革命者之辈不过是坏脾气的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但是如果要让人们相信这些批评，报告中也要严厉批判美国种族主义的过去和现在。

最后，克纳报告问世不久前，两份政府小册子激起了民众强烈的反对情绪，这是克纳报告希望避免的。1965年华特暴动之后，一份加利福尼亚州的报告援引之后被称作“废柴理论”（the riffraff theory）的说法来解释暴力事件，这种说法认为制造骚乱者是一群长久不能适应本地生活的人（其中许多人是从南方迁徙而来）。一些学者很快就抨击了这一观点，根据克纳委员会对1967年典型的骚乱者的描述，这种刻板印象是错误的：一般来说，骚乱者是受过教育，在本城市出生、长大的居民，而且都至少看到过或遭受过警察暴力。同样在1965年，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报告特别提到了黑人家庭中单身母亲数量一直在增长，强调骚乱发生的文化和心理因素；这种“在受害者身上找问题”的思路也遭到了激烈的批评。这两份文件激发的反对情绪具有警示作用，克纳委员会于是将关注点主要放在黑人群体面对的结构性障碍，而非骚乱者的个人缺陷。

林登·约翰逊与Kerner Commission部分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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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的美国人口基本由白人和黑人组成，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美国人口结构的种族多样性大大增加，任何种族问题的严肃分析者都不会忽视这点。但是，与当前国内气氛差别更大的地方在于，克纳委员会一再坚持认为，非裔美国人的命运与其他美国民众的命运息息相关。仅举一例，报告中有这样的表达：

这个国家面临的是所有人的正义问题——关于白人，也关于黑人的正义问题，关于乡村居民，也关于城市人口的正义问题……在谈到黑人时，我们不应该用“他们”，而应该使用“我们”——当一部分美国人被剥夺一些自由和机会时，所有美国人的自由和机会都会减少，都会受到损害。

尽管在1968年，这种情绪更多是发挥鼓舞人心的作用，不具有实际影响，但是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这种从集体角度阐发的观点现在听起来很陌生。

然而，克纳委员会时代与当代种种现实状况之间的连续性似乎比差异性要显著许多。在政治领域，尼克松1968年大选的成功与2016年大选之间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尼克松认为克纳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是对骚乱者的姑息和纵容，继而大肆鼓吹要恢复美国的“法律和秩序”。“本候选人重视法律与秩序”，2016年7月特朗普对着弗吉尼亚海滩的人群这样承诺道。自上任以来，特朗普的施政思路极易在民众中间制造不和，他不放过任何一个将“他们”与“我们”对立起来的机会。此外，尽管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的生存状况在过去五十年中有了很大提升，但城市里仍然存在以少数族裔为主要人口的贫民窟，如同60年代后期那样，这些地方令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绝望，往往陷入孤立。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是唯一一个在克纳报告影响下通过的重大法案，但是它也没有解决这些生活条件恶劣、虽在城市中但与城市隔绝的人们的困境。

在克纳委员会运作之初，林登·约翰逊对委员会成员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责成委员会成员回答关于骚乱的三个基本问题：“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怎样才能防止这些事情一再发生？”克纳报告已经问世50年，可是这些以少数族裔为主要人口的贫民窟却一直存在着，人们不禁会问另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问题：为什么骚乱没有更频繁地发生？

本文讨论书籍：《相互隔离且不平等：克纳委员会与美国自由主义的瓦解》（Separate and Unequal: The Kerner Commission and the Unraveling of American Liberalism By Steven M. Gillon, Basic Books）

Justin Driver 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著有 The Schoolhouse Gate: Public Education,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

本文选自《大西洋月刊》2018年5月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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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ustin Driver，翻译：陶小路，转载： 《东方历史评论》（ohistory）。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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