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我进美国重犯监狱教中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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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江岚
编辑｜渡十娘
本周五（美西时间16日)晩上7pm - 9pm, 硅谷探赋读书会的朋友和陈谦的粉丝们将举办一场新书分享会：
陈谦最新中短篇小说集《哈蜜的废墟》已正式出版。此书为海外华语文坛实力作家陈谦的最新力作。
探赋读书会欢迎您参加新书讨论会，作者陈谦将就《哈蜜的废墟》与大家进行交流讨论。
让我们首先来听听陈隒谈她的创作过程，然后一起分享《哈蜜的废墟》这篇小说。欢迎看过书的朋友带着问题来参加这场分享会。没读过这篇小说的朋友，如果你也是陈谦的粉丝，想读这篇并参加这场分享会，可以后台留言。活动详情如下：
时间：Oct 16, 周五2020 7:00-9:00PM Pacific Time
主持人： 美才女Mich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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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岚，博士，华文女作家。现执教于圣-彼得大学, 从事国际汉语教学、英译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学术专著《唐诗西传史论》(中文版2009，2011；英文版2018)、短篇小说集《故事中的女人》，长篇小说《合欢牡丹》等 。
四、努力学习的重犯学生们
2013年的八月特别忙，因为新一届学生的招生工作开始了。那年递交入学申请的犯人一共165名，几轮严格筛选后得到面试机会的虽然只有32名，但在我们能够进出监狱的有限时间里，逐一面试这些申请人，也是一项繁琐的工作。
能被BPI最终录取的学生，都是高中阶段成绩优异，在监狱里表现得比较好，获得减刑机会比较大的犯人。九月，新学年的秋季学期开始，BPI近七百名注册学生当中又增加了15名2013届新生，其中12名选了初级汉语课，组成我将要从头开始带领的新一届班级。倒不一定是他们都对汉语感兴趣，而是他们可选择的课程实在太有限。
这个时候，我在BPI执教已有一年。一年当中，关于我的教学方式，学生们议论得最多的，还是我执意要求他们反复抄写汉字，毫无商量余地的“倔强”。升上大三的郝亚德最终能够认识写汉字的好处，并不等于所有的新生都愿意步其后尘。
开学两周以后，13届班里的白艾力——这是我给他取的中文名字——向我发难。他的话语方式和当初的郝亚德如出一辙，态度更加恶劣，他甚至低声嘟囔出了一句粗话。
我只佯装没听见，面无表情地强调我的原则：你要么下回老实抄抄抄，要么退出我的课堂。
即使在普通大学的课堂里，公然辱骂教授，也是要被处理的，何况在这里！白艾力作为一个新生，如果开学没几天就被我一状告上去，踢出课堂，接下来的后果远不是被警告或受处分那么简单，他承受不起。所以，他是不敢坚持公开和我抬杠的。接下来的整个学期里，也没再和我闹过别扭。只是，短短的寒假过后，到春季开学，我发现他退出了我的班级。
留下来的这11个——其实到再后来也还是12个，因为白艾力回来了——是我十余年高校教学生涯里见过的最用功、最刻苦、进步最迅速的学生。
每一堂课三小时，他们连中间休息都不要，一口水不喝，只为了能听我“多讲一点，再多讲一点”。对于非母语的学生而言，在没有生活氛围，没有文化语境的美国课堂里学汉语，其难度之大，人所共知。何况是在监狱！我不能用PPT课件，他们当时连学语言必须的听力训练设备都没有，学习的辅助材料数量大于等于零。如此有限的条件下，在同等课时长度里，他们所能够达到的汉语水平，“外面”普通高校里的一般学生根本不能比。
又一个草木葱茏的初夏，学年末的考试来临。喜欢绘画、专攻动漫设计的Marcus用中文讲述他做过的一个梦，在梦里他飞到了中国。在一栋“很高很高的大楼的头上”，他看见了一位中国姑娘的身影。他想认识她，就落下来走到她身边，只见那姑娘在唱歌，“她的歌唱是很好听”。
唱完了，姑娘问他：“你喜欢我的歌吗？” Marcus点点头。姑娘站起来，指着楼前市区的街道：“这是北京。这是我的国家。你喜欢我的国家吗？”
Marcus回答：“不知道”。姑娘又问：“你喜欢我的国家吗？” Marcus还是懵懵懂懂，答非所问：“我会说一点点中文。” 那姑娘就笑了，慢慢飞升起来：“你一学中文越来越多，就会喜欢中国。”
Marcus舍不得她走，追上去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她叫“美丽”。他继续追问：“美丽，我以后还会见到你吗？”她微笑不语，渐升渐高，慢慢消失在北京的天空里。
因为是考试， Marcus讲述这个梦境的语速比较慢。毕竟是只学了两个学期而已，那些套用课本中的句型，挖空心思组成的句子难免错误；所有舌面音都发得咬牙切齿，也还是似是而非。但这个不无浪漫色彩的梦境所表现的主题已经足够明白：他喜欢学汉语，热爱中华文化。
Marcus并不是一个特例。数学专业的Anthony是第二代西班牙裔移民，平时在课堂上话不多。他颇有些语言天赋，对句型、词汇和发音的掌握都相当不错。这次期末口试，他讲述的是某天和朋友一起吃饭的场景。
朋友们不相信他会讲中文，当场叫他翻译：“If you don’t like that cake, give it to me.” Anthony想都不用想，一开口就说：“如果你不想吃那块蛋糕，就给我吧。”
朋友惊讶之余，叫他用西班牙文把同样的意思再重复一遍，结果他竟然愣在那里，半天说不上来。
“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不会说西班牙语，朋友笑话我，可是我不觉得害羞。汉语很难，得花很多时间才能学好。为了学好汉语，我也学会安排我的时间了，这很重要。”
还有Brian，那个患有肌肉萎缩症，右手指关节功能严重退化的学生。我不止一次告诉过他，不必完成抄写汉字的家庭作业。可就因为我在课堂上反复强调必须要写，他找来海绵小圆球套住铅笔，坚持和别的同学一样，将每一课的每一个生字词一笔一划抄写二十遍。我看在眼里于心不忍，说他：“差不多能认读就好，不用写这么多。”
“您不是说不写就不会记得吗，教授？”他憨憨地笑，说：“我真想学好汉语。”
如果要追究他们为什么要学汉语，答案其实并不在于学汉语将来对于他们究竟有多大“用处”，而恰恰在于掌握汉语之难。惟其难学，学好才成为他们挑战自我，重塑自我的试炼。他们都坚信，能学好汉语，就一定能把别的事情都做好。“外面”的教授同事们说，啊，他们除了念书，没有别的事可干，所以学业进步神速。诚然，这肯定是因素之一，但也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能够成为BPI的学生，证明他们比其他犯人具备更优质，更大的潜力，激起了他们的荣誉感，开启了他们未来人生的新希望，所以他们格外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无论是学汉语还是学其他科目，再苦再累也要做到最好。
尽管在狱警眼中，他们始终是犯人，但教授们却大不一样。师生关系在这个全封闭的，极端特殊的教学环境里，比普通的大学校园紧密得多。这些学生用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推动着我和每一位BPI的人，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为让他们学有所成费尽心机。
五、开新课 辩论队
从2012年底开始，我为他们争取到美国《侨报》订阅，每周两次，中文报纸被定期送入；我坚持他们一定要有听力训练的材料和设备，也于13年春到位了；随后，我联系一些出版社，为他们捐赠的中国历史、文化、文学读本陆续被送入教学区小小的图书馆。接下来的14年整个学年里，我则开始准备开设新课程。
语言文化的学习到了一定阶段，光凭书本的文字描述，没有更直观、更形象的渠道提供感性的认识，是不可能深化理性认识的。而且，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些学生们最终的专业选择，更大的可能是将“亚洲研究”的中国方向作为辅修，而非主攻方向。从教学的角度，我要传授给他们的也不仅是一项两项技能，更重要的是改变他们看待世界，认识事物的角度。所以，在养成他们的语言基础技能之后，课程需要转移到文化方面的内容，重点在哲学和历史，不在文学。
我大幅度调整原先Nagel博士设置的总体教学目标和课程框架，首先将高级语言课之后的“中国古典文学，包括《红楼梦》”换成了唐诗。一来因为经过三年六个学期，平均每两周一首的背诵练习，学生们有了感性积累的基础，教学上便于深入；二来只要认真选诗，唐诗中有足够的典故串联中国历史、哲学、文化传统的关键点，可以与他们的另一门必修课“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内容相辅助。
我抽空看了大量的国产电影，想要为他们找到几部合适的影片，因为我计划在“高级中文”之后，开设“电影看现当代中国”。最直接的原因还不仅是想给学生们增强一点儿对中国的直观认识。“亚洲研究”中国方向的教授，除我之外都不是华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我们概念里的“汉学家”。欧美汉学家群体有一个比较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大多偏重传统的，古典的中国。所以我才决定开一门展示现当代中国社会的课程，否则学生们如何能明白书上说的，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的，持续若干千年“不间断”的文化？
根据教学进度，这门课至少要等到一年多之后才能开出来，可我必须早早动手写报告，将我需要的教材、教辅材料提前送审。BPI的教学和日常事务管理，由校方和监狱方共同完成。虽然各有侧重，绝大多数事情都需要平行、同步的决策才能确定。校方和监狱方不会干涉我如何调整课程框架，却必须审核课程的具体内容。不经过这一道道审核程序，任何一张小纸片、一颗钮扣都无法携带进出监狱。我曾经擅自带过一支毛笔想给学生看，结果过安检时就被捡了出来，何况这一次，我打算带进去这么多部电影？！
“唐诗里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很快通过了，电影却颇艰难，到最后我选出来的18部只能通过7部（被刷下来的包括《红高粱》、《霸王别姬》、《饮食男女》等等），不过好歹算顺利把课开出来了。
若只求完成工作任务，并不需要费这许多周折。但这些学生太特殊。所谓竞争法则之“公平”，在任何社会里都是相对的。他们将来即便拿到文凭出去了，也必须比普通人强得多，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机会“重新做人”。所以，作为他们的授业之师，我们要承当的责任也比在“外面”面对普通大学生严峻得多。
14年初，春季学期刚开学不久的一个早晨，我照常到监狱，一进门就眼睛陡然一亮。安检门的那一头，等着狱警来护卫进教学区的不是三两个教授，还多了十几二十个穿统一制服的年轻小伙子。他们一个个高大挺拔，相貌堂堂，而且气质雄健英武，又彬彬有礼。这是西点军校的辩论队，进来和BPI辩论队切磋的。
这时候的BPI辩论队才组建没多久，由资深的演讲艺术教授指导。我们这里的学生不能频繁走出去，他就设法将别的高校辩论队请进来，为此耗费不知多少额外的时间和精力。附近的康奈尔、耶鲁、宾州大学等等名校的辩论队，差不多都被他请遍了。
我的学生中有4个在辩论队里。他们久不久会拿着辩论题目来问我，对于这样的问题“中国人会怎么看”关于教育公平、信息安全、媒体监督等问题。准备一场场辩论赛的过程十分艰辛。他们不能上网，所需要的资料经过层层审核送进来之时，他们已经比对手至少损失了一周的备战时间，唯一的补救方式就是熬夜，只能熬夜。
某天下了课，我们几个教授照例在教学区走廊尽头的警察办公室门口，等候被护卫出去。我和演讲教授闲聊：“为了准备这一轮比赛，Carol昨天熬了一个通宵。今天在我的课堂上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旁边的同学一直用力捅他。”
“他是辩论队里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 演讲教授笑着回答。
旁边大办公桌后面坐着的警察听了，站起来很严肃地对我说：“教授，您应该给他一个警告。他们不仅不能在课堂上打瞌睡，也不能表现出疲累。”
我点点头，默然，知道自己一不小心，又说错话了。
为考试熬通宵，是每个学生的正常行为，又不是去打麻将喝酒整夜不睡觉。熬了一个通宵之后很疲惫，也是每个人正常的生理反应。可这些“正常”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这个极端特殊的角落里是不被“允许”的。
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得多行一步路，真是这里对于所有人的铁律，无论你是不是在押的囚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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