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吴正：生命三部曲之东上海的前世今生（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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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吴正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吴正，著名作家，诗人。1948年9月生于上海，现定居香港。1984年开始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上海人》、《长夜半生》（香港版为《立交人生》）、《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后窗》、《情迷双城》、《叙事曲》，诗集《吴正诗选》、《百衲衣诗选》、《起风的日子》，散文随笔集《黑白沪港》、《回眸香岛云起时》，译著《猎鹿人》等20余种，约350余万字。最新著作《北港岛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二）即将出版，正致力于写作《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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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厨房里的一切设施及其日常作业的介绍到此告一段落。站在那水门汀地面上，67岁的我，突然便感觉困惑了：因为在想象中，我仍停留在四岁这个年岁上，而溧阳路687号，从前门到后门的这段行程，不是肉体，而是我让我的神识走了一遍，这能当真吗？
但很快，我便释然而笑了：时空这件事，本来就是造物主玩弄的一种把戏，无所谓存在亦无所谓消失。只要你愿意，它们是随时随地都可以逼近到你的跟前来的，让你身临其境，重经一回、重新再活多一次。
见识过现代照相技术里的那种长距变焦镜吧，这种在英文里叫作Zooming 的玩意儿？据此理论，时空因而都是一种假象 —— 有啥好执著的？就像在梦中，醒了，梦里的时空都去哪了？而自以为醒了后的你，又如何就能肯定地说你现在不是仍留在另一场梦中呢？浮生若梦，黄粱一梦，南柯一梦所有这些词汇并不单单是一种人生感慨，它们都是合理的，绝对有其科学的依据：你或能于你生命那最末后的一刻无师自通。
有一套西片叫“盗梦空间”，编导想说的不就是那回事？但碍于技巧掌握的娴熟度与理解之多少和深浅的差别故，叙述过程之穿插显得过于凌乱，片段化得来有点儿手忙脚乱，给人造成了一种“故弄玄虚”的感觉罢了。正是基于这个原理，67岁的我是完全可以藉着想象力的超光速回去1952年的。当你决定这样做时，而你又拥有了足够的投入度的话，四岁的我与六十七岁的我，在感觉上可以完全叠合。
我刚才说了，我似乎听到阿三他们又在门背后，“咕咕咕”地学猫头鹰叫了。我心痒痒。一旦当厨房的介绍任务完成，我是忍不住，狠不得立马就能从那半截虚掩着的后门里溜出去，一尽玩兴的。
自后门出去所见到的“后弄堂”情景与溧阳路前门的完全是两个世界。当你用67岁的眼光和世故来作出判断时，你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的父亲会如此反对我常到那儿去与那些“野蛮小居（鬼）”轧道的原因了。但童年时代的我当然不会这么想啦，我觉得只有同他们在一起的时光才是玩得最过瘾，玩得最出彩的时光。因为只有他们，才懂得什么叫“玩”和应该怎么个“玩法”。这与你将珍稀动物诸如大熊猫圈养起来，给他个温饱不忧，而它们却仍还时时刻刻挂念着山林里的那种缺栖少食的自由是一个道理 —— 人在这点上，很有点像动物。
人，本来就是动物嚒，属于动物的那种野性以及感性经成熟的理性太多阉割了之后，人生的那场游戏就不好玩啦。我在中篇小说《后窗》中提及的所谓：“（与我家后门）打斜里，住在16号里的范女人”，其实不然。范女人确有其人，但她不住16号。再说了，与我家后门打斜里的那家门牌也不是16号，而是14号。范女人住在内弄的二十零几号里。故，她家的后窗与我家的晒台是绝对相互望不见的。所谓又是这样又是那样的情节外加氛围的浓浓的场景描写，都是作者我自己想象力的产品。它实际上变形为了一种后弄堂人情生态的综合产出物，你我中有他她，而他她中又有你我，眉毛胡子一把抓，过瘾就过瘾在这里，混乱也混乱在这里。既然都写到这个份上了，遂自揭谜底，郑重纠偏。
真实生活中的14号里住着的那家人家，虽没有什么绘声绘色的情欲故事可供描述一番 —— 或者也有，应该说每家都有，只是我不了解罢了。而我写的又是“非虚构”文体，不容许让想象力说奔流就奔流它个白浪滔天 —— 但他家也住着我小时候的一个很要好的玩伴。
还有，他们一家人的谋生方式也有儿奇特：全幢房子的主房与客堂都腾出来养鸟 —— 鹌鹑鸟 —— 人倒都睡在了偏房与阁楼上。他家人的生计是靠出售一盒又一盒的鹌鹑蛋来维持的。还有，他家的家庭成员的组成也与众不同：除了我那小玩伴外，全家都是女人：他的母亲以及两个被小玩伴唤作为“奶奶”与“太奶奶”的老年女人。整年都呆在了又脏又臭的鸟屋里，很少露面。
他咋没爹呢，也不见走出个“鸟叔”来让我们叫一声？我们问过他这个问题，他却支吾以对。对这类家庭组成之事宜，我们小孩兴趣通常不会很大，问过不说也就算了。但我们小孩调皮，管他家叫“吊屋”。此名一语双关兼一音双意。在上海方言里，“鸟”发“吊”音，而小男孩裤裆里的那只玩意儿也发同一音。我们老喜欢挺出一个中指来在他面前晃来晃去的，其意肮脏又猥琐。而那位与我要好的小伙伴，因患小儿麻痹症故，一条腿是瘸的。走起路来，那瘸腿甩前又甩后。
于是他甩腿，我们则跟在他后面甩中指，大伙儿笑得乐不可支。我们还给那小玩伴起了个绰号，叫“铁拐李”。“铁拐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里的一位仙士。他应以残废身得度，就显残废身。并以此相来度身有残疾的众生们。当然，这段旁注，是67岁的我在学了点佛学常识后作出的。1952和53年间的我之所以会知晓“铁拐李”此名，很可能是从“罗松帽”的小人书摊上借来的仙怪故事里读到的。
但“铁拐李”的母亲倒是位看上去颇有点儿大家闺秀风范的妇女。虽然整日与鸟粪和鸟笼打交道，又住在后弄堂这类旧式里弄的陋屋里，但走出来时，一身干净整洁的阴丹士林布的大扣襟衫，说起话来既轻声又斯文（ —— 你看，此时的我是不是又在用67岁的眼光来回眸她了？）唯她有个毛病，说话时，总要不停地眨眼，尤其当她说得带点儿激动情绪时，更甚。因为她的此一生理特征，我母亲和大姨妈她们 —— 当然还不止她俩，事实上整条弄堂里的女人们 —— 背地里都管她叫“憋眨眼”。“憋眨眼”有一次把我与另一个小玩伴一同叫进了“吊屋”去作一次“恳谈”。她眨了两眨眼睛后说道：
惠民（“铁拐李”的本名）有他的名字啊（她又眨了两眨眼），你们同他玩，为什么都不叫他的名字（再眨多两眨），而要叫他铁……铁（她开始不停断地眨眼）铁什么“李”呢—— 他又不姓“李”？（她眨了五六下眼皮之后，才开始消停下来）。
我说， 是“铁拐李”。“铁拐李”是神仙，我们叫他神仙还不好吗？
当时，我真还为自己的这句“智慧语”感到挺得意的。唯在60多年后的今天回首，悔疚之情充满了心田。其实，我的这种悔疚感在1966年的夏秋之交，14号里的“鸟屋”遭抄家时就已经产生。那时，谜底揭开，说那家人祖籍山西（另一说是安徽），据讲还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其规模不下于那些年风行一时的刘文彩的“收租院”。当地土改时，“憋眨眼”的丈夫被镇压，她便连夜带着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即她的外祖母）从山西逃亡来到了上海，从此隐姓埋名，卖了些随身的金饰细软，便在“兰葳里”，这条窄弄的一间陋屋里定居了下来，以养鸟为生。
一晃十数年，文革爆发之时，也是躲藏在“社会阴暗角落里的一切牛鬼蛇神们”的面目注定要曝光之刻。“吊屋”里的三个地主婆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她们被从山西专程赶来上海的造反派们当弄押上台，遭批斗。
“憋眨眼”毕竟还年轻，扛得住。最惨的是惠民的“太奶奶”。那时的她，大概已超90高龄了，又瘦又小又干瘪的她，惊恐加上慌累，有好几次从斗台上摔跌了下来。再被人扛上去，让她跪在那儿，继续挨批。
而且，还得自己用自己的双手扶住那顶纸糊的，戴在她头上的尖顶高帽。她的两块膝盖跪板，尖粽一般大小的一对小脚在那儿“簌簌簌”地筛抖个不停。当时，已成长为了青少年的惠民也被唤了来，让他站在一旁，俯首陪斗。
见此情形，我的心酸裂了，我下定决心要在事完后的某天，逮个机会，郑重其事地向他说声“对不起!”但谁知，从此之后便没有了机会。后来是他全家被遣送回了原籍呢，还是怎么地，我不清楚。反正，那次弄堂批斗会后，14号便换了住客。有关“鸟屋”和惠民家的一切便开始渐渐地淡出了我的记忆，直到此刻。此刻的那个六十七岁的我的神魂又从自家屋的后门跨出去，跨进了1952年的后弄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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