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吴正上海风情小说：《叙事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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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正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

吴正，著名作家，诗人。1948年9月生于上海，现定居香港。1984年开始在国内外发表和出版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上海人》、《长夜半生》（香港版为《立交人生》）、《东上海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后窗》、《情迷双城》、《叙事曲》，诗集《吴正诗选》、《百衲衣诗选》、《起风的日子》，散文随笔集《黑白沪港》、《回眸香岛云起时》，译著《猎鹿人》等20余种，约350余万字。最新著作《北港岛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二）即将出版，正致力于写作《一个人的前世今生》（人生三部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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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每个大作曲家都有他们既定得近乎于顽固的曲调风格。就如每个优秀的作家都有自己的语言与思维的特定河床一般。巴哈的涌动深沉如海洋；贝多芬的气势磅礴，深刻如史诗；莫扎特典雅，门德而松热情，肖邦阴柔，拉赫马尼诺夫传奇。但却没有一个更能像柴可夫斯基那样打动如此年岁上的任胤的心了。他爱柴氏的作品是因为他总觉得它们似乎更能贴近人性——而且还是东方人群——中的某个切面。由于客观原因，那个历史时期的新中国的音乐评论家们，对其他西洋作曲家的评论甚少，甚至完全没有，唯对柴氏的作品的评论可以大胆和多一些。他们对他的评价是更接近大地更接近人民更接近生活。任胤想，事实上他真也想不出能比这个评论更贴切的用语了，可能，柴氏作品打动他，就因为了这一点?

但他还想对此作出些补充，假如他能有机会与这些评论权威们作一场小小探讨的话。比方说，柴氏的所有小品(他觉得自己没有谈他大作品的资格)似乎都像是在不经意间创作的，总那么深情，深情得叫人感动，叫人在散步时哼起他某一首作品的简朴主题时，情不自禁的眼闪泪光。又比如，柴氏的作品主题往往都有些即兴的成份，那是一种不期而至的感人情绪，原汁原味，很少包装与做作；又好像它们总是在叙述些什么，主题沉思，展开部却呈现一种积极上进的意味，以此来形成一种乐曲结构上的平衡。再比如，柴氏的作品主题常常有空了半拍而起始的特点，或者说特色，似乎作曲家总喜欢在咽下了半句话头后才开始诉说他的故事。然而，假如你仔细一点的话，你会发觉，这半拍音符作曲家其实并没将它真正省略去，在其曲终的最后一小节，他又一定会将它悄悄儿的重新补上——就如某种人生记忆。

任胤当然不知道自己对柴氏作品的评论对不对头，或者根本就是胡扯；但有一点，他很肯定：柴氏的小品(尤其是特别动人的小品)会令他联想到她。

她，就是霞芬。

其实，她并不能算漂亮，但她吸引他。吸引他就如柴氏的很多并不见得太出名的小品总会令他产生一种说不清的冲动一样。他没太仔细地想过或分析过这一层问题——还不像对柴氏的作品那样，他倒真还是作过一番认认真真思考的。她柳眉细目的，算是一种古典美吗?他说不清；她的肤色并不算太白或嫩泽如雪莲，这是一种类似于象牙的浅啡色，却光滑如玉瓷——是因了这一点吗?他又说不清。但，最迷人的肯定是她的身材了。那些日子，任胤一般都习惯坐在二楼的壁炉架前，支撑起一只黑漆的谱架来练琴，练累了，就将提琴往膝盖上那么一搁，让有点儿发酸的眼睛从那边窗之中望出去。在上海五月底的梅雨季中，他经常注意到打横街的远处撑着一把油纸伞走过来的她，在迷迷濛濛的雨的背景上，她那身材一摆一扭地像一枝弱柳。她在自家门前停下，收了伞，再从低矮的门框中走进去，便消失了。

他冷眼旁观着所有这一切，阅读着她的每一个细节，心中反复地回荡着那首“如歌似行板”的旋律。可能，就是那么一种记忆的一点一滴的增添与累积，他不知道自己在有一天已经不可自拔地迷恋上了她。

但她，并不知道这一切。

他打开了边窗，故意让琴声传出去。他反复拉奏的是柴可夫斯基的那首冠名以“小夜曲”的叙事小品。就一把提琴在这霏霏淫淫的雨丝中，在这悠悠茫茫的小巷里叙说了一句又一句，倾诉了一段再一段；每一句都相似于上一句，每一段也都略略变奏于前一段，朴素，平凡，随缘，与世无争。就像一则生活里的琐事，绝无惊天动地，但自有其感人之处。后来，任胤到了香港，进了一家乐团去训练，工作了好多年，而这首叙事曲又恰好是这家乐团的一项保留演目。到了那时，他才明白，原来当独奏小提琴停息下来时，是有着各式乐器们此起彼伏的交替演奏，于一问一答一呼一应间，主奏乐器便悄悄儿的携带着那个迷人的主题再度参与其中，那种出神入化的音韵乐感，就如一片斜坡草原接吻一潭涟漪荡漾的碧湖面那般，厘不清界线也分不出彼此。

但在当时，任胤并不了解这些，他只知道根据乐谱和节奏的要求，该停的地方停，该拉的地方拉，让琴声在这六十年代上海梅雨季的巷子里飘得很远很远。

打开窗来拉琴果然有效，不论她从雨街上走来，还是她已回家，回到了她的二层阁楼上，她都会停下来或打开窗来听他的琴声。他觉察到了这一点，并且对她从侧面望过来的角度也很有把握：因为除了琴声外，他还有一条很长很帅气的鬓脚。

于是，便有了相对而行时的互望和脸红一笑；有了借故的搭讪，有了器具以及图书什么的借还，还借；甚至还有了依撑着后门的门框，一谈就谈到深更半夜，仍不肯散去。本来么，大家都是邻居，少男少女们的相互吸引，迷恋不发生你我身上，也会发生在他她的身上。再说了，其实任胤很早就已经见到过她，那时的任胤还是个比穿海魂装的八岁年纪还要更小一些的男孩，一条“新中国好儿童”的围兜，右上角还用安全扣针扣一块长方形的折叠手帕，乖乖巧巧，干干净净，每天由女佣牵着手，走过长长的溧阳路的林荫人行道，来到街角转弯处的那幢灰白色的钢骨水泥结构的公寓跟前。公寓的对面有一家叫“长春堂”的中药店，高高门廊的上方彩刻着一幅凸前额老寿星伴仙鹤的浮雕图，公寓的底层有一家叫“灵粮堂”的教会幼稚园，而任胤就在那里上学。

每朝，他都见到，在那条横街上，有几个梳羊角辫穿方领汗衫的小女孩在街的一边玩跳“造房子”的游戏，邋邋塌塌，面黄肌瘦，其中有一个准是她。多少年后，当他们已成了一对依框而站立的准情人时，大家都笑着，努力回想和收集当时情景的细节。任胤肯定是她，这个结论是根据了目前对她眼鼻嘴的某些特征之判断而下的。但霞芬则坚持说一定是另一个。因为，她说，她小时候从没有过一件方领汗衫什么的衣服，她家穷，她向来都穿她两个哥哥穿剩下来的男孩子的衣服。夏天是剪去了袖口的，千洞百孔的旧汗衫，冬天则是破肘露絮的旧棉袄。他说，我那时已认识你就好了，爸妈为我买了很多新衣服，我却哭闹着说什么也不肯穿新衣服上学去。你知道吗?那时有个规矩，凡穿新衣服或新剃头的都要让每个见到你的小朋友拍三下脑袋或刮三下鼻子。她笑着说，我知道，我知道。他说，我把那些新衣服都送给你穿有多好啊。她说，不，假如我当时就认识你，我不单要新衣服，我还要跟你上幼稚园去——我们是多么羡慕那些有书读有幼稚园可上的同龄的小朋友啊。他说，其实，我才更羡慕你们呢，可以在街上一天撒野到晚，有多自由!你不知道，在幼稚园里被管束的日子，一天都难过。她说，是吗?于是两人都笑开了，笑声在夜风中被吹散了去。

朦胧初恋的日子就这么平静如逝水般地流动而过，对于他也对于她。仍然是练琴；仍然是开窗后的探头；仍然是寂然雨巷间的油纸伞在门口收拢，然后挥水，然后是两张年青的面孔一上一下的相视而笑；仍然是街角处的偶遇，仍然是物件的借还还借；仍然是夜幕下门框边的谈笑。

有一次，她终于站到他家的水磨石级上，怯生生地敲他家的门了。那时节，“任宏会计师寓”的搪瓷招牌早已拆除，惟那棵枇杷树仍弯腰地站立在原地。他来应门，见是她，就请她上楼去坐。她跟随着他，脚步轻落地沿着宽畅的柚木弯把手扶梯一路踏上楼去，说，这不仅是她第一次上他家来，而且也是她第一次去1687弄的任何一家人的家中，尽管她从小就生活在近在咫尺的对街。又说道，你家大哟，还一大一小的有两套卫生设备呐，就你一个人住?他说，是呀，父母都去了香港，迟点，说不定我也得去。那房子呢?房子就都交还给房管所了不成?她收住了上楼去的脚步，眼睛睁得老大。

这是他第一次从他家的扶梯上回头来望她一眼，他觉得她有点儿陌生。对她的提问，他没有作答，他不太情愿同她谈论这一方面的内容。

进到二楼正房间了，他觉得她一定会留意那幅挂在壁炉架上的莫奈的《卡普辛基林荫大道》的复制品，或者对他搁在窗前谱架上的乐谱感兴趣，但她都没有。他说，从这边窗能望到你家，她也只“噢”了一声。她用脚试探着棕褐色的打腊地板，说，真滑，真干净啊。

他请她在三人沙发上坐下来，沙发临落地钢窗而放，落地窗外是阳台，阳台遮盖在一片浓密的梧桐树的叶影下。带点盈盈的翠绿色反射进室内来，让人有一种被罩在了绿纱网罩中的感觉。

他给她冲来了一杯热腾腾的，正冒着热气的“鹅牌”咖啡。那时代的国产咖啡只是将咖啡渣末加糖压制成一块即溶体，抖入杯中，兑开水，那么一搅便大功告成。而那时的人们，也很少有几个是讲究的，有咖啡味，就算有洋味；有洋味，就算有滋味；有滋味就能眯起眼来享受一口革命化之外的某种遥远的感觉。边喝咖啡边听拉琴自然是任胤心目中认定的最佳搭配，他说，我还是拉柴可夫斯基的那首叙事曲，好吗?

她款款地望着他，说了一声，好。便轻轻地用不锈钢的小汤匙搅动着那咖啡，十分秀气地喝了一小口，等待着，样子很文静。他开始拉奏，相当投入。但当他拉完，从谱架上抬起眼来望她时，却发现她正在注意房间中的摆设或是天花顶下繁复曲折的雕花墙角线。突然发觉琴声中止，才匆匆地说，好听，很好听——这，令他有些扫兴。

她说，她来是想送他两样东西的。她取出了一件毛蓝布的学生装和一双布纳底的松紧鞋。他就坐在她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学生装和布底鞋摊开在他的膝上，密密的针脚工整而细巧，下午，阳光透过叶丛射入室内来，室内的光线一片柔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会抄谱吗?——”他只是希望每天能用她亲手抄的乐谱来拉奏这首曲调。

 “什么?”她有些听不明白。

他将原谱摆在她的面前，说明了原委。并解释说，其实，这并不困难，只需按五线谱的模样照描就是了，但必须要耐性和细心,不要抄错了。她说，我从没抄过，但我可以试一试。于是，便有了那回月色中的等待，互相走近，以及夜阅乐谱的那一幕情景了。

四、

说实在的，任胤绝不是那种爱占人小便宜的人。他收了她的一衫一鞋以及又请她亲手抄出了如此出色的一份乐谱来的代价决不是一杯“鹅牌”就会把人打发了的。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朦朦胧胧地恋爱?可能，这便是恋爱?但，就算是恋爱，就算是情人，又怎么样?来而不往非礼也，童年的任胤已经失去了一个赠她以新衣的机会，但他却想出了另一个主意。

1964年，中国的大饥饿时期刚过，但记忆仍在继续。假如将时间再推前三年的话，就在霞芬住的那条横街上有一个露天菜场。深冬，当二更天的寒星还在夜空中闪烁，菜场马路段的两端已开始人声鼎沸了起来。人们互相推撞拥挤咒骂打架、排成一串又一串的长队，目的就是为了能在菜场开卖时，买到若干不需要凭证供应的卷心菜皮，橡皮鱼碎，猪油筋渣或已发酸了的豆制付食品。任胤从未受过此等罪，自从他的父母去了香港之后，除了能定期享受到他们寄自于那里的精白面粉和黄澄澄的花生油外，他还拥有了一厚叠一厚叠的专卖票证。这都是些国家根据每次的个人外汇汇入额而定的特殊供应品，定质、定量、定点。在那个中国极需外汇的年代里，这种举措，除了能使这批特权人群逃避于笼罩全中国的饥饿恐慌外，同时也标杆出了当时政府的华侨与外汇政策。

任胤取出了一叠票证来送给霞芬，说：就不知道适不适合你们用?但他想不到的是：她竟顿时兴奋得脸都红晕了起来。

自此之后，他俩的交往似乎更进了一层。她会经常来找他，在他家的那个被梧桐树叶影笼罩的房间里，他们也谈音乐，也谈绘画，也谈诗歌，也谈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洋文学作品。但每次，他都不忘让她带些侨汇票证走。她有些腼腆，有时，也有些不好意思。她说，这都是她母亲与两个哥哥要她来问他要的。虽然，她家并没有这么多钱来使用这些票证，去买那么多好吃好用的东西回来，但——她有些结结巴巴起来——这些票证的本身就能卖到钱。是吗?他很有些惊讶，但他说，那没什么，没什么，你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过来拿吧，反正，我一个人留着这么多也用不完……

这种情势一直继续着，直到某一日。

每个星期六，任胤都照例会遵循同一个习惯，拎一架提琴，握一卷琴谱，到他的一个亲戚家合伴奏去。这个习惯持继了有很长一段时期，从任胤的父母去港一直到文革爆发。他的每一个周末记忆似乎都是如此来定式和定形的：下午，阳光灿烂，他拎着琴与谱登上55号公共汽车，然后再转乘20路，15号电车去到那幢洋房的大铁门跟前，按铃。之后，又会在夜色中走过空寂的街道，15、20、55路车地回到他自家的门口前，登上那几级水磨石的台阶，伴着那棵弯腰枇杷树在月光中的投影，他将钥匙插入锁孔。

在经过了大半个人生岁月之后再回首，他告诉自己说，是的，那次月色中的等待不也是属于那段日子之中的某个周末夜?

任胤亲戚家的住宅位于衡山路高安路口上的一幢爬满了绿藤的英式洋房。洋房的一边围墙与马路接壤，而洋房的正花园却与其他洋房的花园毗邻。这是当年，这个租界的高尚住宅段很常见的建筑格局。任胤最欢喜它那斜顶的三层楼了，从那半月型的边窗望出去，是一片绿意盈盈的林木的海洋，若干红尖顶灰尖顶的洋房点缀于其中，婉若航帆。假如是霏雨纷纷的季节，情调当更迷人，所有的树木都湿漉漉地碧翠欲滴，而爬墙虎的叶片已蠢蠢地几乎伸展到窗跟前来了。

亲戚家姓徐，究竟是父亲面上的谁的舅父再接谁家的姑母，谁家的姑母再嫁入了谁家的门第，尽管父亲有过几番解读，但到了任胤这一代，就不会再有人去愿化精神搞清弄明了。他只知道，徐家的一家之主是一位被他唤作为大伯的老人，解放前开一家很大的印染厂，股票也都上市。他有二个儿子一个女儿，被任胤唤作大阿哥的，当年已大学毕业多年，依仗着家中每月还有一笔可观的定息可拿，便坚拒统配去外埠，浪荡在社会上无所事事。但他却精通一切流行的玩术：游泳、溜冰、照相机、自行车、无线电修理。小儿子只大任胤二岁，也是个社会青年，整天跟在他哥哥的屁股后面，两辆亮闪闪的“兰翎”脚踏车飞进又飞出，在满街梧桐树的叶荫里摇响一长串清脆的双铃声，叫路人们个个都掉转过头来，眼露羡色地望着他俩。而小女儿则比任胤小一岁，弹得一手正规而迷人的钢琴，每星期六替他充当伴奏的就是她，她的名字叫徐颖嬅,而任胤也跟着她家的家人一样，唤她作小嬅。

徐家之所以吸引他还远不在于钢琴伴奏。那时，任胤正念高中，徐家的生活方式无疑是当时中国广袤社会生活沙漠之中的一块情趣绿洲。你能在那里听到外界听不到的新闻与俗语，经历到社会上经历不到的生活方式与情趣。一杯咖啡还是一块自家焗炉中焙烤出来的牛油蛋糕，即使是这种再普通不过了的生活小品，假如在他家那种陈设与氛围的上下文中被点睛出来，就能让你享受到一份无可言达的陶醉。这种任胤还在襁袍之中的社会生活的幻影又在那里复活，似有似无，若即若离，且被无穷倍数地放大了之后，再投射到了人们记忆与联想的屏幕上，令人着迷。

其实，在上海，这块外国殖民者经营了一百多年的中国土地上要完全铲除这种已经太丰厚了的生存土壤，全体改植以革命化草皮的本身，就是一件不太可能实现的尝试，至少在短时期内。在满街满巷红彤彤的表象之下，像徐家这种生活的绿洲还星罗棋布有不少处。昔日的记忆种子仍在冰封之下努力抽枝发芽；它们像原始的蕨类植物那样，人传一人，代复一代，顽强地盘踞在，漫延到每一小片还可能有人性与情趣水份供应的岩石之上，显示着自己还没被彻底消灭的求生本能——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当时一句流行的报纸社通用语是：剥削阶级时刻在梦想夺回他们已经失去了的昔日的天堂。

徐家，便是这么一小片生活的土壤。三十多年后，当他已两鬓斑白地再次站在那扇大铁门的跟前时，他要说，正是这种无孔不入的蕨类植物的生命延续力，才有效地保存了能让上海于几十年后再度繁华起来的可贵的活力因子；致使她在政治冰封期解冻后，又爆发出如此强大，如此惊人的改革活力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其他大城市总是无法与之相比拟的原故所在——不知道那么多海派文化的研究者们有注意到了这点细节没有?他向自己扮出了个莫明其妙的微笑来：但这些，于我回来此地寻找旧梦又有何关联呢？

他背着手在大门口仔细端详：一样的梧桐树，一样的叶影，一样的太阳在头顶上明亮地照耀，但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段上的这一切，说什么，总要比溧阳路多出一份高贵的情趣来——即使是在三十年后，还是那样。大铁门已换了一种铸铁带金铜倒钩顶的，中间还浇铸有某种古罗马式的图徽设计。围墙新刷过，褚红色的面砖与面砖之间勾画着浅灰色的嵌线，一块金光闪闪的铜牌挂在墙的一边，曰：市级保护建筑。虽然，他早就知道，这座洋房在很久以前已不再属于徐家，虽然，在他记忆的库藏中，还完整地保存着徐家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每一只不同的人生故事，然而于此刻，他却拒绝去打开这个记忆角落。他渴求的只是一种梦境的重温，能让他全身心地沉浸一刻于这桃花依旧人面非的惆怅中去：这是一种带了点儿病态的无奈。

他举起手来按门铃。一个老头前来应铃，问：先生，你找谁啊?他喃喃的答复像是说给对方，也像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对不起，我只是想来看看。很久很久以前，我曾在这里住过…不，是玩过，是…… 哎!哎!这怎么行?看门老头用手臂挡住了他，这里现在是××公司驻沪办事处，他说了一句洋泾浜的某个外国化妆品公司的名字。

但瞥一眼，就已经足够了。一条方石的小径通往洋房的后门，有密密的碧草从方石与方石的缝隙之间挤生出来。

一样的方石，一样的碧草，他披着一身湿漉漉的毛毛细雨踏进徐家的花园，时间是在1964年的春天。徐家两弟兄正准备推着“兰翎”车出门去。

 “是胤胤啊?”大阿哥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年青人，一付深褐色的宽边“秀郎”镜架在他酱红色的脸膛上显得十分突出。他的头发油水充沛，发型吹得高耸，且一丝不苟。他穿一件米黄色的风褛，敞开，内露雪白的“的确凉”衬衣；灰绿笔叽呢西裤笔挺，脚上着的是一双扁翘型的船鞋。他一只脚踩在自行车的踏脚上，另一只则点撑在碧草深深的方石地上。他笑得很灿烂，拍一拍从右肩上垂挂下来的那只大包头的“莱卡”相机，说道：

“春霄一刻值千金——出门拍照去!今天就不逢陪了，反正你可以与小嬅伴琴。”

那天，他春风满面，神彩飞扬。很久之后，任胤才知道那正是他新结识了一位漂亮女朋友的一天。女朋友后来成了他的老婆，老婆又变成了背弃、揭发他的仇人。三十五年后，当任胤再见到已盲了双眼的他从一座小阁楼上一路摸索着下楼来时，他还提起那一个春雨濛濛的星期六的下午，他说，人的命运其实都在他的人生道路的前方，一关一卡地等着他呢。这只有在你事后的回首中，你才会明白到上苍的意志。

他的弟弟在他的边上，也是脚点地的骑在另一辆自行车上。他的一只苍白多毛的手，扶在车把上，不停地将刹车杆弹动出一种“啪啪”节奏来。他斜眼睨着胤胤，不说话，嘴角间浮动着一丝似有似无的笑意。

“胤胤!——” 再次听得背后传来大阿哥的一声叫唤，是在他已差不多要迈进屋去了的时候。他回转头去，见到在濛濛的细雨中，两辆“兰翎”车已从半扇打开了的铁门中骑了出去，正准备拐上高安路。他家的老佣人阿英还拉着铁门，喋喋不休地关照着她的两位少东主：大少爷、二少爷，落雨天踏脚踏车千万要小心喔……但他们对她的话似乎没产生什么反应，大阿哥高高鹤起的脸蛋是朝着胤胤这个方向的，他的“秀郎”架镜片在雨光中一闪一闪：“路条的事有消息了没有啊?”他说得很大声。胤胤知道，所谓“路条”这是指申请去香港的通行证——这是他们之间对这一种证件的惯常称法，似乎仍隐含了日伪时期要离开沦陷区时的某类证件的意思。

“没有——还没有呢!”他回答得也很大声，而且还是用手掌围住了嘴边的。

“盼望能快点下来，到时，你便可以到香港享福去啦!”

“谢谢……”

胤胤见到另一辆自行车已径自前去，拐上高安路不见了，于是，大阿哥也不得不急急地骑上车去，“再见!……”他说。他追赶了上去。

就这么个1964年某星期六下午的春雨绵绵的场景，断层的留在了任胤的记忆中。人的记忆功能有时很奇特，会将某一截忆况裁剪得很整齐，而让它的上文与下文完全遗失在了忘却的黑暗中。多少年后，他完全是凭了一种理性上的推理，才定位出了某些时空元素。因为，之后应该是还会有所下文的，应该有，也希望有。于是，他便努力从记忆的黑暗里去收集出某些亮点来，然后拼凑成了一幅幅流动的场景：他应该先是在他家的客厅中坐下。客厅中有一座雕花的壁炉架，有一圈沙发围炉架而放。沙发的颈靠与臂垫处都铺有雪白的缕花网纱，而他多数会选择在那张面朝花园的单人沙发上就坐。有一排油漆成了白色的方格钢窗正面对着他，中间的一扇落地，而落地窗开向一片暗红色的方砖平台，平台的远端伸入进花园的大草坪中。室内的光线一般不会太好——别忘了，这是个雨天。每逢这种日子，沙发边上站立着的那盏落地台灯，即使在大白天也都是打开着的。从赛璐璐印花灯罩里流泻下来的柔黄色的光芒，照亮了一张深棕色的柚木茶几，而茶几上是常年放有几本外国杂志的。其中一本美国的《生活》周刊，是1948年的年底版，搁在那里这么多日子，你翻我翻，连刮刮作响的硬铜版纸也都翻阅得卷起了一大片，纸角上布满了翻阅者们油腻腻的指纹印。然而，书页中的淑女们依然色泽亮丽，神情款款，她们穿着圆头圆脑的半高跟鞋，长波浪发型和稍露胸臂的泡袖时装，站立在一辆47年款的“别克”汽车跟前，右手叉在腰际，露齿而笑。如此这般，令生活六十年代中期的上海青年，即使在过了近二十年后再见到她们，仍会忍不住地浮想联翩。

阿英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客厅，端上一杯咖啡，说：“胤少爷，请用。”便退了出去。于是，客厅间又恢复了原先的静谧。任胤最喜爱喝徐家的咖啡了，他家从不喝“鹅牌”，他们从淮海路专门店里买回来新鲜的咖啡豆，自碾自磨，再用一套由两个大玻璃球组成的煮壶，将咖啡煲出来，然后再加入几滴白兰地，热腾腾地盛放在一套精致的英国瓷杯和托碟中端出来，才算是完成了终极产品。当然，所有的这些咖啡煮调器具以及那枝长颈的白兰地都是49年之前留下来的老货。

客厅里静悄悄的，只有任胤一个人坐在那里。呷一口咖啡，觉得一股有厚度的醇香徐徐灌进他的食道里去。他将《生活》杂志卷起，在沙发的臂垫上那么不经意地轻轻敲打着，眼光从白方格的钢窗间透视出去。在这霏霏的春雨里，花园里的一切：树木，花草，攀藤以及稍远处的别家洋房的尖顶都笼罩在一片绿意濛笼的烟雨中。六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其实，离开那些四十年代的以及三十年代的，上海自开埠以来最繁华最洋化的日子也不过差了二十年的时间。只是前者是静止的，后者是流动的；前者已经或正在发黄，后者却正在向着色彩斑斓的现代化转变。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并没有消失，它们存在着。它们只是被人装在皮箱中拎走了，拎走它们的人是架着金丝镜架的，提着文明棍的，咬着雪茄烟的，踩着高跟鞋的，卷烫着波浪发型的，穿着高开叉细腰段旗袍的。它们被随箱拎去了香港、台北；拎去了纽约、东京以及大大小小的欧美城市，而让这个黑白的上海仍留剩在这里，发黄、变脆，变得越来越朦胧遥远成了一块可望而不可及的忆斑，从而倒也让它更散发出一种陈年红酒的魅力与醉性，让任何一个浅尝一口的当代青年都会产生一种晕陀陀的感觉——就如此一刻的任胤。

楼梯上传来了下楼来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小嬅便出现在了客厅的门口。小嬅是个假如她不出声，你就很难会察觉到她存在的女孩子——而偏偏，她又很少出声。当大家都兴高彩烈的沉浸在谈兴中时，她常常是手握一册书籍，坐在房间的一角望着他人。不介入，但也不能算完全不介入；不谈笑，但也不能算完全不谈笑。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肤色也是不黑不白，甚至也不灰不黄。她，五官平稳，没有缺点——因此也消失了一切优点和特点。

但有一点，她能弹一手迷人精湛的钢琴，这与她自五岁起就送去跟一位白俄教师学琴是分不开的。

她是个无论家里来了什么客人，她都不愿意出来敷衍和应酬一下的人，除了与她年龄相仿的任胤之外。当然，这与他俩要合伴奏也不无关系。尤其是当她两个哥哥都不在家时，她便无可逃避地要担当起了那个接待任胤表哥的主人身份了。在那一个绵绵春雨的星期六下午，在这幽幽然的室内光线中，只见她依着客厅的门框，轻轻的说了一声：“你来了啊?……”然后便走了进来。而记忆的轨迹就从这里开始，又重新滑入了忘却的漆黑隧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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