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上海抗疫：“我的最大恐惧是配不上我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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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看老邬（立强）关于2062年回首2022年4月上海的文章，很多人留言说看哭了。我相信大部分流泪的是上海人，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大家会为这座城市、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流泪。我很早（1991年）就离开故乡上海赴美留学，然后定居在美国，但我依然喜欢上海，疫情前每年回上海访亲探友，我甚至希望若干年后能回上海住两年。我对上海三月底开始封控后的种种见闻的反应是错愕，有些做法让我惊掉下巴。
我在美国圣地亚哥的小旅馆里写这篇小文，在这座美丽的太平洋海滨城市里远眺对岸的上海，虽思乡之情依旧，但心理上和亲身经历封控的上海人肯定是有距离，对上海人经历的所有磨难和苦难不能完全感同身受。但是，有距离的好处能够更冷静地看待所发生的一切。所以，我不揣浅陋，挂一漏万地梳理出一些代表性事件，主要依据的事实是视频记录，意在分享我的一些反思：我们能从上海经历的这些事件中学到些什么。
最心碎事件：让检测呈阳性的婴幼儿离开父母去隔离医院。第一，我不知道防疫部门能否保证对孩子不会造成伤害。第二、我不知道防疫部门是否意识到，强行分离，实际上·已经造成对父母和孩子的伤害。第三、按理说中国人应该最懂天下父母心，为什么执行政令时没有为人性留下空间。究竟是什么东西高于人性，像《悲惨世界》里沙威那样以执行上级命令为最高己任？
最揪心事件：让检测呈阳性的九十多岁老人离开看护的家人。这样的强行隔离措施和上面说的让幼儿离开一样不合情理，而且我认为老人的处境比幼儿更危险，因为九十多岁的老人生命更加脆弱，经不起折腾。我的美国同事听说这事惊掉了下巴，因为从任何角度这样做都违背常理。但是更重要的是，和上述隔离婴幼儿一样，中国人不注重细节的毛病在这些事件处理上特别突出，比如，在隔离政策中规划出八条十条可以不执行隔离的具体条文，就那么难吗？在注重细节方面，美国人做得更到位（当然也不是出于高尚动机，而是避免民意批评和法律纠纷），比如纽约州对职场中预防性别歧视或性骚扰的培训，定义细微到没有任何含混空间，应对手段、步骤详尽到不留任何死角。
最绝望事件：有病看不了。有个视频记录老母亲带儿子看病，儿子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检测结果出来了吗”？伤害最大的是，人死后两小时检测出来了：阴性。这让人怎么不生出出离愤怒。封控管理的结果不是医院资源挤兑问题，而是张文宏医生说的，有病看不了的问题。这是件非常吊诡的事，主要灾害尚未发生，次生灾害已经肆意横行：预防奥密克隆的各种对病人和医院的限制导致了很多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
最凄凉事件：年轻母亲半夜在街坊邻居串门，哭泣哀求“有退烧药吗？我孩子高烧40度”，空空荡荡，没有回音。凄凄惨惨切切，像看电影似的。人呢？那些邻居呢？为什么没人出来，哪怕安慰她一下？是因为有禁令，还是怕感染变“阳”？抑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百思不得其解。
最残忍事件：小区里的一只“科基”被打死了。还有一个视频，是几条大汉围打一条狗，直到狗不再动弹。不管这些人是物业还是防疫人员，他们似乎完全不理解这些“宠物“是小区里某户人家的家庭成员？是值得敬畏的小生命？大部分国家，即使在疫情最严峻，封控最严厉的情况下，依然允许遛狗，原因就是它们知道这是基本的生存条件，不能触犯。要知道多少养狗的主人为了解决狗狗拉屎拉尿问题操碎了心。但我更心痛的是这些打狗人，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但他们打狗时完全心安理得，如完成任务。这是要命的，我看到太多的视频，小动物之间还会互相呵护，到底谁畜生不如？我在想，很多人对生命的冷漠，源于对自己生命的冷漠，麻木、逆来顺受，所以他们对他人也自然冷漠，何况小动物！
最无奈事件：那位电话里的朱医生说，“谁听我们的”？专业建议被官僚体制生生碾压。唯上是从，政绩主导而不是理性主导，加之媒体噤声，反馈不畅，控制系统失灵是必然的事。不要认为美国都好，这样的官僚主义问题美国也是层出不穷。我来美国的三十余年，耳闻目睹，越是大城市这样的问题越多。一个完全官僚化的社会，是一个精神空心化的社会、是一个卡夫卡的荒诞世界。只有机械运作、无脑交差，没有关怀，没有灵魂。
最可叹事件：驰援送蔬菜到上海的司机，开着大卡车进了大上海，结果面对一个空空荡荡的城市，没人接应；有些被堵在高速公路上，没饭吃、没水喝，打急救电话要求救助，对方也是无计可施，忍忍吧。整个乱得没了章法。我一直认为，当常态的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商业服务全部停摆时，供2500万人吃饭是件不可持续的任务，哪怕食品来源充足、管理服务人员充足，供应渠道，分拣递送，保鲜措施，信息传递，都会出现问题。这是因为应急措施只能应急。不出一星期，就会有大量人吃饭成了问题。即使百分之五，也是一百多万人的饥荒问题。
最困惑事件：最频繁的用语，是要打一场人民战争，不让病毒施虐。上海的封控措施的执行，是一种军事化的危机管理，而不是医学、经济、民生、道德、法律全面考量下的应急管理，除了饥饿、心理健康、各种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还有道德风险（包括人道主义灾难的风险，或者小狗习惯了外出拉屎拉尿而不能“如厕”的焦虑），法律风险（包括死亡事件的法律责任追究）（参见我先前为“渡十娘”写的《什么是科学理性的防疫策略》）
最理性事件：视频里，丈夫已经是哭得稀里哗啦，太太在据理力争，我们有阴性证明。你拿出阳性证明来我跟你走人。管理混乱是这个视频揭露的问题，怎么可能检测结果一会儿阴一会儿阳呢。但我赞赏的是这位太太的理性。有理有节，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最牛叉事件：视频里是一位担任防疫志愿人员的上海老伯，在一个小区的楼道里，面对上级为保证安全对小区住户贴封条时，向前来的官员（好像是居委会）诘问：谁允许的？有司法准许文件吗？你们高于法律吗？哪有封条上没有日期的？另一位志愿人员附和道，你们这样做让我们做志愿者的无所适从。给这位老伯点赞，在这样的危机管理期间，法治变得更为重要。
最感动事件：视频里一位音乐人在吉他声中领唱，他的视频中是一大片星光灿烂的高层建筑，高楼林立的小区的远处是蓝色灯光勾勒出的“环球港”的双子星座（3号线金沙江路站），很像是中远两湾城。这位音乐人有意地只唱每句歌词的前一半，让大楼里男男女女的年轻人跟上下半句的歌词，非常用心。结果就是在楼群的上空回荡的《让世界充满爱》：
轻轻地捧起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擦干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不再孤单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
不需要更多的语言
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如果老邬为2062年征集回忆，我会告诉老邬，这是我2022年4月14日泪目的一刻。是的，2062年我已经不在人世间，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六十五了，还有一个再过几个月后生命就过了一个甲子。我在想，为什么老邬要等到2062年，而不是2042年，他可能想到的是跟我孩子那般年龄的年轻人。他们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就是今后这四十年，老邬说了，很多人都将有美好的未来。这是老邬对他们的祝福和期许。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的最大恐惧是配不上我的苦难”。扪心自问，我自己的经历谈不上有什么苦难，何来此类恐惧。但我第一次看到陀氏这句话，心里是有震动的。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上海过去一个月的疫情中的种种恐惧、分离、挫折、心碎、磨难、乃至绝望，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老上海人，我的心和那里的两千多万人在一起。我的两个姐姐和家人还在那里。我的很多朋友还在那里。我相信，所有苦难都可以变成财富，让我们活得更好。对二十来岁的90后00后来说更应如此。
我尤其希望年轻人（我指的是我女儿儿子那个年龄段的中国人）经历了上海这段历练能更加清醒，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什么和他们的生命感受更近，什么是无聊的豪言壮语、无非是满足自己无意识中的喧哗骚动，甚至更惨，与虎谋皮。我的大学同学和朋友周泽雄比我悲观：“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而泽雄可能更想说的话是，中国人健忘。中国历史悠悠数千年，我们早就学会了在苦难中度日，而且学到了极其高超的技巧，比如，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枪打出头鸟，再比如，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甚至像王朔所言，崔健的歌，现在拿出来，也只是安慰剂，貌似初心未改，其实聊以自慰。
我和老邬（还有泽雄兄）都是老去的一代，但内心仍然对生活抱有热情。我们都是老顽童，所以鄙人不怕年轻人见笑，愿意拿陀氏这句名言与年轻人共勉。
戴耘写于2022年4月22日，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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