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面对齐太磊一声枪响之后，美国博士有话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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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湖衣

编辑｜渡十娘 

关于作者：虞美人 听雨

少年听雨庐山下，梦比珠峰野。中年听雨公车中，数据千行，唯恐绿翻红。

而今听雨珠帘暮，却叫少年妒。城中明日展梵高，土豆青椒，片作葵花娇。

齐太磊枪杀导师严资杰事件引发了关于枪支以及精神健康等各种讨论。我不懂什么理论，还是从个人经历说起吧。

前些日子，和倩一起散步的时候。她问我：如果给你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会选择专心做文艺影视吗？我想了想，觉着如果真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我可能会在科研上的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和同龄人相比，我从来不是什么科研天才，甚至也不能说是热爱。某年代表学校参加省物理竞赛的时候，第二试我是交了白卷出来的，因为突然厌倦了无休止的竞赛、争状元。中学的时候我更喜欢的是唐诗宋词，是历史、是编剧、是音乐绘画舞蹈，甚至是带孩子。

不过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那个时代的中国，科学很神圣。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比今天的小李子、王一博拥有更多的崇拜者以及追随者。

不仅在大陆，港台女作家如亦舒等也是偏爱原子物理博士的。校园小说男主角哪怕是未来的霸总，也常常会镀上一层电机系的学位之类以彰显智商。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足以让实用主义的家长毫不犹豫地把孩子尽可能推向理工科。

唯一一位跳出这个窠臼的是曲盈竹。她在一本小说里曾经写过“理性思考、說一是一的他們，真的對上了玩政治、弄文墨的文科生，孰勝孰敗？”，让人大开眼界。

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情商一说，智商好歹在线的人本能地也会扬长避短。同学中，阿瑶很早就拉得一手好提琴；阿青姐姐的人物素描栩栩如生；燕子背负着家庭的巨变，却写出了感人至深的文字；至于舞蹈，不用老师改变主意让阿玲来替我跳儿童剧的出场舞，我也知道自己小脑不大发达。

所以我之所以读理工科，是个人特长与个人爱好的综合考虑，更是时代大潮中随波逐流的选择。如今时代变了，科学不再那么神圣，但对于贫家子弟来说读书依然是能够兼顾喜好又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少数方式。

我也不是没有改变命运轨迹的机会。八十年代的中国万象更新，哪儿都缺人。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无论是下海还是呆在体制内，无论是经商还是转行跑新闻，机会无处不在。可以说，在北京的那几年，是我心理最膨胀的几年。比之如今的哈佛MIT学生有过之无不及。

我还是选择了出国深造，因为真的喜欢。即使知道自己天赋有限，也还是喜欢简单的象牙塔内的世界。

博士生的生活很辛苦，尤其是当TA的。第一年要过语言关，要担心学生对国际生语言弱项的不满，要忍受一星期至少6、70小时工作学习的时间。博士资格考试之后，又要担心导师是不是南郭，好不好相处。

也许有国际学生出国的时候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一开始就找到了循循善诱的行业大牛。但是我没有那个幸运。尽管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尽管科大的英语师资已经名列前茅，尽管在北京做了两年的同声技术口译副业，第一个学期我依然需要反复听录音才能明白希腊籍教授在课堂上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的导师一路名校，履历很光鲜，但他研究的方向有些偏，已经很多年没有经费。我只能去MIT蹭大牛的实验室，直到一年之后证明课题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导师又带着我和实验室另一位博士后去投奔本校其他系的大拿改行做生物信息。这是一门几乎全新的课题。大约有两年时间，真正指导我的是这位MIT本科、哈佛博士的博士后。有一阵子，两只行业菜鸟每晚忙到凌晨四点离开实验室，早晨八点又回到计算机前。这是不少博士生的常态。

也常常觉着对不起儿子，在父母亲来美之前，从baby sitter家将孩子抱回来的时候，我只能在路上给他买一只糯米小甜饼，然后将他塞进电脑桌下的睡袋里等忙完工作才能回家做饭。

很多次，午夜梦回，我都在想，如果能够重来，我也许会选择去德国和二师兄团聚，然后再去求学。毕竟，以德国对博士的宽容，博士什么时候不可以读呢？

同一个实验室的还有一个英国来的博士后。我做X光的时候，他好像在做核磁共振。许多次，他在实验台前叹气，说：如果我可以找到一个技术员的工作就好了。

其实我也曾经那样想过。那是90年代末期。我在波士顿读博士，二师兄在Texas等绿卡，他们公司正在和另一个机构打技术官司。OVERQUALIFY，在90年代是一个令博士生色变的词汇。

我终究还是幸运的，接触过的所有导师都是好人，时代也对我们不薄。新兴行业缺人，带我的博士后导师很快找到了一份药厂的实验室主任的工作，招兵买马我这个菜鸟也得以摆脱了或是抑郁成疾或是愤世嫉俗的命运。代价是从此离开了学术界。然而，这个时候谁在乎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陶渊明可以种豆南山下，象牙塔里却没有田。信仰坍塌，粉转黑，是有可能会把人逼疯的。

在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当年杨振宁李政道倡议的中美联合培养人才计划cuspea的物理博士们，正经历着一百份简历发出去无一封回音的痛苦。那时候，学术界发生过一起震惊世界的卢刚事件。

我们甚至不用说卢刚。目前最热门的电影，《奥本海默》，这位毁誉参半的科学家也曾经有过要给老师下毒的事儿。苦闷的博士生，是一个universal的问题。

听到齐太磊这个案件的时候，我PDST一样问朋友：受害人不是我科的吧？来自北大的友人说：凶手不是北大的，所以你科很安全。

这不是笑话或者调侃。科大的校友至今依旧在怀念卢刚案的受害者山林华；而北大的校友也一样无奈于无辜和杀人凶手联系在了一起。

奥本海默醒悟了，卢刚和齐太磊成了杀人犯。网络上却在挖被害者的家庭八卦。我想，不管是已逝的严资杰，还是活着的丈母娘和妻子，都很冤。

学术界的导师可能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存在之一。本科、博士、博士后慢慢求学路至少二十四五年，像严这般在四十岁左右得到了一个不错的tenure offer已经是相当顺利。

期间，他不仅要承担学术责任；也需要承担一个管理者的职责。严的两份工作做得相当不错。面对精神已经出了状况的齐太磊，他给他出了两篇相当不错的一作，希望能够让他早日毕业，恢复正常。比之张益唐的导师，严可谓天使。

这也是卢刚案之后学术界不少教授人性化的选择。无论是卢刚、还是齐太磊，都是高智商人才，这样的人，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一旦走歪路，破坏性极强——卢刚案带给爱荷华大学物理系几乎毁灭性的打击。

事实上，卢刚事件过去仅仅数年，世界就开始享受冷战结束后的技术大发展红利，大批物理学博士进军华尔街、企业界，更多求一技术员职位不可得的博士们成为新兴交叉学科的大拿，意气风发。如果卢刚心中少些仇恨和偏见，十几个人的命运都会完全不同。

齐太磊案件之后，同在北卡教堂山做教授的网友情绪极其低落；而另外几个做教授的师弟师妹也一样感同身受。毫不意外的是，几乎所有教授手下都正在或者曾经有过精神有些失控的博士生。大部分都是咬牙养着，养到毕业找到工作才得以松了一口气。最高的一个养了近十年，这过程必然极其痛苦—即使是经费充裕的资深博导遇到这样的学生也是一种精神折磨。

也曾经和同学聊起过德国的终身博士。同学苦笑：在美国，谈终身博士是做梦。另一位网友则直言：我可不想养什么终身博士。

想想也是。美国可能确实不会为了少数几个博士生而浪费纳税人的钱。何况，卢刚这样的人物未必会愿意做一个清贫的终身博士。但是，我总觉得，很多时候，人之所以会犯下恶行，往往是一念之差。真正走上犯罪之路的似乎多是一时间走投无路的国际学生。印象中尚无本土博士杀害导师的案例。

我希望，象牙塔中的世界能够简单一些，不要再承受这样的悲剧。希望假如类似新冠悲剧再一次发生时，我们还能够庆幸有一个默默无闻做了几十年mrna的Katalin Karikó（特效药发明者）。如果社会确实养不起一个两个终身博士，也希望至少在严资杰向学校报告齐太磊的精神问题之后，学校能够承担起开导学生的责任，而不是不闻不问。

更希望未来的华裔不再需要活得那么迷茫、那么累。三十年风云变，时代对我们的慷慨也许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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