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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 University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UAlbany）教授
暑假有公事要去趟西安，正值俄罗斯剧团的新编《奥涅金》在西安演出。友人为我买了《奥涅金》的票，这可是一部在乌镇戏剧节大获成功的舞台剧！盛情之下，机会难得，恭敬不如从命。但一直不清楚，是一部音乐剧、话剧，还是舞剧？朋友有个在家念书的十三岁的女儿。她向我显摆演出后她得到的《奥涅金》俄语原著，还有该剧主演的签名。这次与《奥涅金》的邂逅显然激起了她学习俄语的兴趣。小小年纪的她，外语突飞猛进，英语、法语已经能对话，德语在进行中。世界的大门正在为她打开。大唐不夜城里华灯初上，人流如织。我带着心中的悬念走进陕西大剧场。第一次坐在剧场的第一排看剧。这是俄罗斯一个著名剧团（瓦赫坦戈夫剧院）对普希金诗体小说《奥涅金》的现代演绎，编剧导演图米纳斯是很有声望的俄罗斯艺术家。当然，我对这部剧的期待，和普希金的《奥涅金》原著有关。看剧前去西安市区里一幢普通的小高层，那是朋友女儿的绘画老师的家，屋子看上去还在装修，桌上放着一排书，其中特别抢眼的是王智量先生的《奥涅金》的译本。从获得俄文原版书并开始准备翻译，到这个译本的出版，智量老师付出了三十多年的努力。1949年初，北平地下党动员一批积极分子去早已解放的哈尔滨，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攻读俄语，当时在北大法律系读书的王智量被选中，智量老师在哈尔滨“秋林”，一家苏联人开的百货公司，买下了《奥涅金》的俄语原版书（见图），他自己未曾想到，这本书见证了他坎坷的命运。《奥涅金》俄文原著，扉页有智量老师签名，注明1949年春购于哈尔滨“秋林”
智量老师翻译《奥涅金》，是在当时的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何其芳的鼓励下开始的。当年他二十来岁，北大毕业来到文学所，风头正劲。没想到，自己1958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北和甘肃。妻子也跟他离了婚。六十年代大饥荒，他决定辞职回到大哥和母亲的居住地上海，从此成了无业游民，以打临工为生。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就是翻译《奥涅金》，在劳动的空闲里，他把翻译的文字写在火柴盒上、写在碎纸片上，写在被译者翻烂了的原著边页上的译稿（见图）。几十年里，他一遍一遍地斟酌每行诗句，包括尽可能让中文接近原诗非常复杂的俄文格律，当稿件整理成文，最后几经周折，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已经是八十年代的事了。这时，智量老师的人生发生了重要转折，他正式成为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授。舞台剧《奥涅金》突出了奥涅金与达吉亚娜的情感线索：先是两人在乡下邂逅，达吉亚娜用书信表白爱情被奥涅金冷冷拒绝，后是多年后在彼得堡社交场所不经意的偶遇，达吉亚娜已经是公爵夫人。于是“剧情”反转，奥涅金疯狂追求达吉亚娜，被达吉亚娜一顿“教育”，让奥涅金无地自容。其实，奥涅金最初拒绝达吉亚娜是对的，他既厌倦了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生活，又不能忍受乡下小地方的孤陋寡闻，包括少女的单纯无知；一个青春懵懂、涉世未深的女孩，还不明白男人会多混账。拒绝，是对达吉亚娜的保护。奥涅金太骄傲，也太清醒。但奥涅金后来又爱情泛滥，以致苦苦哀求达吉亚娜，说明这不只是无聊的情场做戏，至少，眼前的达吉亚娜让他刮目相看。但对达吉亚娜来说，奥涅金的追求显得轻佻和不合时宜。当年拒绝她的奥涅金更让她尊敬。这版《奥涅金》的改编，更像是一台诗剧，淡化了人物刻画，淡化了社会背景，而突出了爱情和怀旧，从改编的角度，有得有失。整个舞台剧的呈现，不是典型的话剧（很少对白，更多独白），倒更像是音乐剧的构架，让《歌剧魅影》的编导来做，或许能做出一台非常精彩的音乐剧。1981年，在华东师大的文史楼二楼，王智量老师正在给中文系79级的一百六十名学生上大班课，课名是“俄罗斯文学”。大教室的靠后位置上有我。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第一部重要作品便是《奥涅金》，智量老师分析得最多的是达吉亚娜。他把重点放在达吉亚娜拒绝奥涅金的动机上。她为什么一定会拒绝奥涅金。除了今非昔比（达吉亚娜已经为人妻为人母），除了人言可畏、社会禁忌，更重要的是，她已经不会用“恋爱脑”支配自己的行动。智量老师的观点是，达吉亚娜用拒绝保全了自己的尊严，也给了奥涅金一个体面结局。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有一条描写“多余的人”的叙事线。1825年底，一批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的俄国贵族发动“十二月党人起义”，试图改制，遭到尼古拉一世镇压，起义领袖们被执行绞刑，数千名起义者获重刑，一百多名被流放西伯利亚，成为十九世纪俄罗斯的一个至暗时刻。这是《奥涅金》的写作背景。一些先知先觉的贵族在现实中找不到用武之地，也没有实干经验和能力，于是感叹自己是“多余的人”，从普希金的《奥涅金》到屠格涅夫的《罗亭》，想表达的便是当时贵族自由派的处境。昏暗破败的乡村，弹琴的流浪女，退伍赋闲的骠骑兵，达吉亚娜的奶妈，还有老年奥涅金在舞台角落小酒店门口的幽灵般的存在。这是舞台剧《奥涅金》开头的一幕。舞台的一头，出现了年轻奥涅金，气宇不凡，目空一切，与这个死气沉沉的乡村形成鲜明反差，舞台的另一头是蜷缩在大衣里的老年奥涅金，历经沧桑，穷途末路，面对年轻的自己，不堪回首。唯有奥涅金的朋友外省贵族青年连斯基和奥尔加（达吉亚娜的妹妹）的恋情，给这个俄罗斯的僻静角落带来一丝生气。与妹妹奥尔加的活力四射相比，达吉亚娜更加安静，内心却有更高的憧憬，读过卢梭和理查生著作的达吉亚娜，更向往外面的世界，她会头也不回地跟随奥涅金去天涯海角，就像那些跟随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去西伯利亚的女人们那样。饰演达吉亚娜的女演员（克塞尼娅•特雷斯特尔）去年（2023）去年刚刚毕业于戏剧学院。西安站由她出演女一号，整场演出始终非常专注，完全沉浸在角色里，无一刻懈怠，十分难得。尤其是那场等待奥涅金回复的戏，她既满怀期待又忐忑不安，寝食难安，把少女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上海站和廊坊站出演达吉亚娜的是位更有经验的老演员，不知比较起来如何。但我想克塞尼娅毫不逊色。克塞尼娅饰演的达吉亚娜（《奥涅金》，西安站，2024.7.6.
舞台的写实和写意的交叉可圈可点，比如，剧中十余个女性舞者在全剧中穿针引线，时而烘托达吉亚娜的内心，提供情感支持，有古希腊戏剧的氛围，时而如同飞舞的精灵，俏皮而多变。又比如决斗那场戏，奥涅金有意生事，明知奥尔加跟朋友连斯基打得火热，偏要跟她调情，这下惹恼了连斯基，进而引发了一场决斗（见下图）。
半裸的连斯基（图中左侧）奄奄一息，只有弹琴的流浪女陪伴。悲伤的奥尔加（舞台中央）化成了一座雕塑。冷漠的奥涅金（舞台右侧）无动于衷，一群精灵般舞者在哭泣。这是整个剧中最成功的写意场面，一个悲情俄罗斯的写照。但在另一些场合，导演让两个奥涅金和两个连斯基（老年和青年）同处一个空间，是想建立年轻和老年的虚拟对话吧，但总觉得处理得过实了，观众会产生写意与写实之间的自洽困惑。音乐剧《悲惨世界》中冉阿让弥留之际与芳汀的在天之灵的团圆，让全剧陡然进入灵界，更加浑然天成。将近四十年前，我就读王智量老师的研究生，同时参与“俄国文学与中国”课题组的研究和写作。今天，我再回头去解读《奥涅金》，是更不靠谱了，还是更靠谱了，我不知道。对于奥涅金为什么故意挑逗连斯基的女友奥尔加，让连斯基添堵吃醋，为什么冷血地射杀了自己的朋友？令人费解。加缪《局外人》里的莫尔索，无聊到杀人。奥涅金还没到那步。当然，普希金也觉得这个浪漫主义朋友也挺烦人的（包括为面子向他提出决斗），碰上奥涅金这样一头好斗的狼，没有退缩的理由。但最终来说，是奥涅金对这个世界腻味了，实在是生无可恋，更不会在乎一个腻歪的朋友。俄国贵族是一个奇特的物种，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奥涅金这样的俄国贵族被剥夺了前者，他们的余生，从政治抱负来说，已然是垃圾时间。依我浅见，男人的生活里就两个主题，政治（power）和性爱（love）。这些京城里的“多余的人”无不混迹贵妇人的客厅，靠沾花惹草打发日子。骄傲的奥涅金也无法免俗。无论达吉亚娜多么纯情、高贵。一旦奥涅金满足了他虚妄的爱欲后，他依然会厌倦，不是因为花心，而是他不安的灵魂，注定无处安放。俄罗斯近代一直是欧洲启蒙自由派和斯拉夫民族救世情怀的两股力量交织的历史，普希金当然属于西方自由派，所以，他看清了奥涅金的命运，也看清了自己的命运。他自己不到四十岁便在一场决斗中丧了命（1799-1837）。作为十九世纪早期小说，《奥涅金》也提供了女性视角。在法国，解构浪漫主义的《包法利夫人》要到1857年才出现。发表于1831年的《奥涅金》则已经有了更加批判和自觉的女性视角。从《奥涅金》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巨大的升华。米兰昆德拉说十九世纪的文学全是婚前故事，写到结婚就无以为继，显然说的不全对。至少，十九世纪的女性视角已经得到深入发掘（比如社会对男女关系的双标），与波伏娃的《第二性》并不那么遥远。当然，也可以对《奥涅金》作一种更超越的理解。两个人能走到一起，一定是某种因缘际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涅金和达吉亚娜可能契合度很高，但没有缘分，无论是第一次相遇，还是第二次重逢。从这个角度，编剧导演设置老年普希金这个角色确实会产生一种独特视角，因为这种阴差阳错，如同一个人不能两次过同一条河，只有回溯人生时才容易发现。两个奥涅金，达吉亚娜（睡姿）左边是青年奥涅金，右边是老年奥涅金俄罗斯文学艺术，对于我们那代人，有着非常天然的亲和性。普希金的诗在电视剧《繁花》依然会出现。我们对俄罗斯文化的情有独钟，还是它所散发的沉郁和忧伤，还有它的深厚和宽广，对我们内心的冲击，它让我们自己内心淤积的伤痛得到释放。但今天看我们与俄罗斯民族的交集，我又多了一层复杂的思绪。孙立平老师称俄罗斯是“一个无法从苦难中走出的民族”。一个民族，文学和艺术如此璀璨，它的斯拉夫情结如此执念，它的积怨如此深远，它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和规则的能力又是如此不堪，那就是俄罗斯，一个被时代抛弃的民族，一个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多余的民族”，一个还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国度，它带着对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光荣与梦想的残存记忆，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又让我想到，过于沉浸于苦难，本身是一种毛病，一种自怜自艾的习惯。美国佬倒霉时依然是牛仔的派头，或者吹着口哨欣然赴死，或者冷血地了结自己，像海明威，自杀前还要计算一下扣动扳机时子弹从口腔穿过大脑的轨迹。美国人的血液里缺少一种我们叫“悲情”的东西，因为它没有沉甸甸的历史包袱。他们不会像俄国佬那样喜欢舔舐自己的伤口，发出深长的哀嚎。骨子里，美国人相信事在人为，何苦自怨自艾。美国还是少年，就像马斯克，还在心心念念要上火星，要用星链覆盖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一切都终将过去，而过去了的，终将成为美好的回忆“。这是《繁华》中阿宝的普希金记忆。1937年上海的俄侨树立的这尊普希金雕塑已经度过八十多个春秋。普希金去世已经近两百年了。我们似乎应该释怀，那个‘多余人“的时代已经远离我们而去。Or really?去年夏天，我参加了智量老师的追思会。智量老师终于没能扛住病毒，在疫情结束前夜离世，享年九十四岁。经历妻离子散、长期漂泊、生活无着的苦难，智量老师会不会有一种被这个社会遗弃的的深刻的奥涅金般的痛楚？
智量老师，让我想到中国世世代代的士大夫，甚至可以追溯到孔老夫子，他们难道不也是类似俄国贵族的“多余的人”吗？与君王谈得投机时是风光一时的座上宾，谈不拢时是扫地出门的丧家犬。王安石和苏轼在这点上也没什么区别，最后都是“客”，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王阳明再恃才傲物，屁股上照样挨皇上赐的的五十大板，斯文扫地。戏散了，走出西安大剧院，已经是晚上11点，火树银花的大唐不夜城，依然熙熙攘攘，很多穿唐装的年轻女性，穿梭其间。我和奥涅金一样，就像一个大雁塔下隐身于不夜城人群中的孤魂野鬼。走在不夜城的我，难道不是游走于这个社会的边缘人吗？在美国教书为生在郊外过着驯服生活的我，在中国的各种论坛、会议上滔滔不绝的我，还有看完《奥涅金》神魂颠倒在不夜城独自游荡的我，是同一个人吗？我虽然没有智量老师的不幸，但三十多年前背井离乡，也终于也混成了一个漂泊的游子。虽然称不上是“多余的人“，但一个漂泊无定的人和多余的人，似乎本质上差别不大。我终于和奥涅金一样认命；过去我觉得人是不变的，错的是没有碰上对的人，现在才明白每个人都在变，错的是时间上没法同步，结果必然是渐行渐远。“大雁塔下的奥涅金”，终究只是一个幻象。中俄历史不同，俄国贵族的血脉和文脉，背后有很深厚的法国影响。中国士大夫固然有为民请命的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但他们主要靠科举上位，他们没有贵族的地位，也没有欧洲那样的贵族自由主义传统，这能解释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缺乏根基，底气不足，虽然民国出了鲁迅和胡适。智量老师属于老一代学者，功底深厚，有家学渊源（他祖父是著名书法家），我则是一介平民，属于野蛮生长的一代，家族的第一代大学生，从上海石库门的亭子间出发，走出了国门。充其量，我只是一个被连根拔起的人。奥涅金的孤独，是一种永恒和无解的孤独。这种孤独，对我而言过于奢侈。平民如我，难免俗气，但也更接地气：种自己的地要紧。戴耘 2024年8月9日写于深圳，8月11日改定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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