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卫生条件差，发生传染病的情况，想必比现在多得多。《左传》《吕氏春秋》《黄帝内经》等典籍中关于“大疫”“疫疾”“疠疾”等的大量记载，就是证明。那么，在孔子生活的年代，肯定也 有传染病吧？假如孔子遇见传染病，他老人家会怎么做呢？《论语·雍也》记有“伯牛有疾”一章，说的正是孔子的一个学生得了传染病的事，由此我们可以一窥孔子关于传染病的态度和作为。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生了病，孔子去探望他，从窗户里握着他的手，说：“实在没有办法了，这就是命啊！这样的人居然得了这样的病！这样的人居然得了这样的病！” 孔子的这个学生姓冉，名耕，字伯牛，据说是孔子的早期学生之一。他比孔子小七岁，也是鲁国人。著名的“孔门十哲”，德行科有四个人，伯牛名列其中；前边是颜回、闵子骞，后边是仲弓（即冉雍）。我们知道孔子经常表扬颜回，同时对冉雍也很欣赏，甚至说过“雍也可使南面”这样的重话——也就是冉雍可以做大官，甚至可以当国君的。因此，在“十哲”当中，伯牛的位置居然还排在冉雍的前面，那我们就可以想见伯牛的厉害了！孟子说：“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伯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孟子·公孙丑上》）所谓“具体而微”，就是已经具备圣人之全体了，只是规模尚未扩大而已。照此看来，伯牛和闵子骞、颜回一样，其修养已经达到圣人之境了！但是，很可惜，伯牛得病了！而且，还得的是一种不能救治的病！那伯牛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呢？《论语》上没有具体说，只是说“有疾”。《白虎通·德论》上则说：“伯牛危言正行，而得恶疾。”《淮南子·精神训》也说：“子夏失明，伯牛为厉。”此“厉”即“疠”字之省。《说文》曰：“疠，恶疾也。”古代“疠”“癞”声近，故朱子直接解释说：“先儒以为癞也。”
从《论语》“伯牛有疾”一章中孔子的言行来看，孔子是怎么对待传染病的呢？愚以为，或许有以下几点值得总结：
第一，孔子是主张将疫病患者予以隔离的。
你看，孔子去探望得病的学生，“自牖执其手”，也就是孔子并没有进屋，只是隔着窗户去和他握手，这样看来，伯牛知道自己得了传染病，是自我隔离的，孔子也是同意这样隔离的办法的，所以并没有强行进屋和弟子告别。
第二，孔子作为领导，是会亲临前线、指挥抗疫的。
关于这种病的性质和危害，以孔子的博学，他肯定是知道的。而且，孔子还直接说了“亡之”的话，知道这已经没有好的治疗办法了，这也表明，他非常清楚这种疾病的厉害之处。但是，孔子又是他们这个团队的领袖，尽管知道这个学生得的病很可怕，有极大的传染性，他仍然还是前去探望了，而且，还和他握了手！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其他学生，当时肯定有人不同意他前去探望的，或者同意他前去探望，但反对他和伯牛握手的！但是作为一个老师，孔子却觉得去和自己的学生临终告别一下是义不容辞的，这是一种责任，所以才有了《论语》中描写的这一幕。
像伯牛这样的一位君子，居然得了这样一种“恶疾”，孔子当然是很痛心的，孔子以“命矣夫”三字视之，并连声感叹“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这也可以视为孔子对自己的爱徒的一次心理治疗。我们知道，孔子是始终承认天命存在的，此“天命”并非人所能完全把握，如疾病和寿命即是如此。孔子的另外一名学生子夏，也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话。有时候，德、福未必相配，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伯牛作为德行科的高材生，当然对这一切都心知肚明，也能坦然接受，在听了孔子的一番心理安慰之后，想必他在去世的时候，内心是非常安详而平静的。第四，孔夫子始终相信科学，绝对不会装神弄鬼，用什么“神迹”去吓唬人的。本人曾将《论语》比为《新约》，将孔子比为耶稣，那是从中西文化史上两者的地位来讲的。但孔子和耶稣截然不同，耶稣自称为“神的儿子”，孔子是连“圣人”都不敢自称的（“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在《新约圣经》中，耶稣是经常行神迹的，他可以使盲者复明，还曾经一句话就治愈了十个麻风病人。但孔子“远非教主或神仙，并不能使盲目明，病者起，而只能慨叹命运的无据，这本就是人生和生活”（李泽厚语）。所以孔子始终是人间的导师，至多是圣人，而非神人。由此可见，孔子对待传染病以及传染病患者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理性的，同时还充满了人文关怀，而且，他还具备领导者的责任担当精神——在两千年前，孔子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实在了不起！进入庚子年，中国人又遭遇了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的袭击。面对目前暂时还在上升的“疫情”，从孔夫子对待传染病的态度和作为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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