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对美日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
作 者
龚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摘 要
利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结合社会认同理论考察大学生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经历（出国经历）和国家认同感与其对美日俄态度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态度的影响具有一致性，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大学生，其对美日俄也越友好；但群际接触经历和国家认同感对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态度的影响并不一致。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宏观层面的中美日俄国家关系左右大学生群体对外国的态度，对理解我国大学生的国际观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对外国态度；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经历；国家认同感；国际关系
一、引言
当今世界，国际关系错综复杂。这其中，中美日俄四国国家关系尤为复杂。一方面，中美日俄四国之间互相合作与制衡，另一方面，这四国在政治、历史、经济和贸易等问题上又冲突不断。对中国来说，美日俄三国是重要的外交国家，中国与美日俄三国国家关系的走向决定着我国外交关系的整体态势。
民众对外国态度是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多学科的研究课题，是排外意识研究的一种，其核心问题是一个集团或集团内个人对外部集团及其成员态度的问题。而讨论外部集团态度则离不开人们对自我集团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是人们区分自我集团和外部集团的基础，是不同个体对外部集团态度好坏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
关于社会认同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是泰弗尔和特纳（Tajfel & Turner, 1979）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通过社会分类区分自我集团和外部集团并对自我集团产生社会认同；为了维护自我集团的优越感和自尊，人们有追求自我集团优越于其他外部集团的基本动机，因此，在与外部集团进行比较时，人们会强化自我集团正面形象，同时放大外部集团负面特征（Tajfel & Turner, 1979）。而强化自我集团正面形象和放大外部集团负面特征的程度则取决于集团内部成员多大程度上感知到来自外部集团的威胁。一般来说，人们感知到的威胁程度越高，放大外部集团负面特征的动机也就越强，对外部集团态度也就越不友好。
社会经济地位代表与外部集团经济竞争中相关的社会认同威胁，群际接触经历代表群际间文化层面交流所带来的缓解社会认同威胁感知的因素，国家认同感则更直接代表人们对自我集团认同程度这一心理因素本身如何影响其对社会认同威胁的感知。因此，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经历和国家认同感的相关变量从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分析了人们对外国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相关机制可以了解人们对外国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此外，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经历和国家认同感也是造成人们对外国态度差异的主要社会学因素（Allport, 1954；Bobo & Hutchings, 1996; Hjerm, 1998a; Quillian, 1995）。本文主要围绕身份认同理论，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经历和国家认同感角度探讨其如何影响民众对外国的态度。
社会经济地位相关假说被称为“经济威胁假说”。其主要观点认为：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成员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成员往往更少受到外部集团的经济威胁；相反，他们也更容易从与外部集团的交流中获益。一般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对外部集团态度也就越友好（Chung, 2015, 2017; Quillian, 1995）。“群际接触假说”强调人们可以通过与外部集团的接触减少误解和歧视，从而对外部集团更有好感（Allport, 1954）。“国家认同假说”则强调人们的国家认同感是如何影响人们对外部集团的态度。一般认为，国家认同感越高的群体，其对外部集团的态度也就越不友好。这是因为，国家认同感高的群体往往容易将外部集团视作扰乱其内部秩序的原因（Tajfel & Turner, 1979）。
本文选择美日俄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通过对比分析相关变量对美日俄态度的影响是否相同，可以建立起微观和宏观的联系，加深对相关理论的理解。
一般性理论强调“经济威胁假说”“群际接触假说”和“国家认同假说”对民众对外国态度的影响，却忽略了个人层面相关变量与对外国态度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受到宏观层面国家、民族和群体关系的影响。要了解宏观层面国家、民族和群体关系的影响，选取分析国家时就必须考虑这些国家与中国国家关系的多样性。
美日俄三国与中国国家关系差异巨大，是理想的对比分析对象。美国虽是中国重要战略合作伙伴，但也是中国最强大的竞争对手（王缉思, 2006）。可以说，美日俄三国中，美国与中国的冲突和矛盾最突出和尖锐。与中美关系不同，长期以来，俄罗斯和中国在政治、经济诸多问题上保持共识（陈新明, 2005）。美日俄三国中，俄罗斯与中国的国家关系最密切和友好。关于中日关系，日本“二战”后一直奉行追随美国抵制中国的外交政策（张景全, 2012），因此和中美关系一样，中日关系也是冲突大于合作。但与中美多方面冲突的国家关系不同，日本在经济上积极谋求与中国合作，解决其自身经济问题。可以说，中日国家关系处于中美冲突关系和中俄合作关系之间。选择美日俄三国作为分析对象实质上是选取与中国国家关系不同模式的三个国家，通过分析我国公众对美日俄三国态度影响因素是否一致，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宏观层面国家关系如何影响个体的对外国态度。另外，中美日俄国家关系始终是在东亚乃至世界起核心作用的多边关系。分析对美日俄态度可以了解我国大学生群体对我国主要外交国家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年轻人群体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了解中国年轻人群体对美日俄态度现状和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也具有预测未来我国主要外交关系走向的重要意义。
国际上，对外国态度研究涉及众多学科，但大多数研究都是使用全国样本数据分析，缺乏对青年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因此，一般理论是否可以解释青年大学生群体的对外国态度也就无法得到论证。几乎没有国内研究关注过青年大学生群体对外国态度问题。本研究的受访对象为在校大学生，选择大学生群体作为分析对象既可以检验国外相关理论是否具有解释力，又可以弥补国内既有研究的不足，有一定的理论贡献。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社会经济地位和对外国态度
对外国态度是排外意识的一个方面。解释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对外国态度关系最为著名的理论是“经济威胁假设”（economic threat hypothesis）（Bobo & Hutchings, 1996；Chung, 2015、2017；Quillian, 1995；Scheepers et al., 2002）。“经济威胁假设”源于“集团威胁假说”（group threat hypothesis）（Blumer, 1958）。其核心观点是，不同集团总是处于经济竞争中，人们对其外部集团（外国）是否有好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与外部集团的交流中是否可以获益。在和外部集团交流的过程中获益越多、受到的经济威胁越少，人们对外部集团的态度也就越友好。相反，在与外部集团交流中遭受经济损失越多，那么人们对外部集团也就越敌视（Chung, 2015, 2017；Quillian, 1995）。此外，经济威胁理论也可与社会认同理论结合解释人们对外国的态度。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自我集团优越感和对外部集团的排斥是人们社会认同的基本特征。而当经济竞争关系存在时，人们对外部集团的排斥会加强。
一般认为，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成员在本国和外国的贸易与交流中更容易受到外国的消极影响。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成员往往主要从事低端工作，本国和外国的贸易可能使他们失去工作机会，提高其生活成本。因此，低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成员对外国的态度可能更加不友好。相反，由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成员可以通过本国和外国的贸易获益，其对外国态度就会更加友好。
“经济威胁假说”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16年总统大选时美国社会出现的“社会撕裂”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低迷导致美国和欧洲多国民众排外情绪高涨，这也反映了随着宏观层面经济状况的恶化，人们对外部集团（外国）的排斥情绪会更加强烈。此外，钟在2017年使用亚洲五国（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发现，教育和收入越高的民众对中国越友好（Chung, 2017）。使用美国的数据，福特汉姆和克莱因伯格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美国人对中国也就越不友好（Fordham & Kleinberg, 2011）。利用日本的多年纵贯数据并充分考虑因果关系问题，龚和永吉的研究也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日本人，其对美国的好感度也就越高（Gong & Nagayoshi, 2019）。
通过“经济威胁假设”理论，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大学生群体，其对美日俄态度越友好。
有学者发现，潜在的经济威胁也有可能影响民众对外国的态度（McLaren, 2003）。如果我们把大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对外国态度关系的影响机制定义为现实的经济威胁的话。那么，大学排名与其对外国态度的关系则可以用潜在的经济威胁来解释。在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进入大学并不能保证大学生群体将来衣食无忧，只有进入较好的高校才是大学生群体毕业以后拥有一份稳定和高收入工作的保障（李春玲, 2010；吴晓刚, 2016）。因此，关于“经济威胁假设”，我们提出另一个假设。
假设1.2: 相对于一般高校的大学生群体，985/211高校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态度更加友好。
（二）群际接触经历和对外国态度
群际接触经历对民众的对外国态度影响重大。其理论源于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的“群际接触假说”（Allport, 1954）。“群际接触假说”认为，随着不同群体间接触的增多，群体间界限会越来越模糊，群体成员之间的歧视和误解也会逐渐消失（陈晶、佐斌, 2004；Allport, 1954；Pettigrew, 1998: 65-85；Pettigrew & Tropp, 2006）。也就是说，人们与外部集团的的接触经历可以让人们看到外部集团的真实状况，消除其对外部集团的偏见和误会，对外部集团好感度自然也就提高了。这一理论广泛用于解释如何消除不同民族或种族之间的歧视和对立（陈晶、佐斌, 2004）。“乒乓外交”就是通过群际接触消除隔阂的例子。群际接触经历对人们对外国态度的影响机制同样可以用社会认同理论来解释。通过群际接触消除群际之间歧视和误解的过程也是人们自我集团优越感和对外部集团排斥减少的过程。衡量在校大学生群际接触的方式有很多，如出国旅游和留学经历等。我们认为，出国经历会增加大学生与外国的接触，提高大学生群体对外国的友善态度。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有出国经历的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的态度更友好。
（三）国家认同感和对外国态度
国家认同感是人们意识形态中的国家意识，包括人们对本国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认同（李春玲、刘森林, 2018；Smith, 1991）。西方社会往往把过高的国家认同定义为“民族主义”。国家认同感理论源于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 1979）。耶姆的实证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和瑞典这四个国家，民众国家认同感越高，其对外国好感度就越低（Hjerm, 1998a, 1998b）。有学者利用31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国家认同感越高的人，其支持保守移民、外交政策的概率也就越高（Kunovich, 2009）。据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国家认同感越高的大学生，其对美日俄态度越不友好。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策略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开展的“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anel Surve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PSCUS）。该项目旨在通过长期调查，对我国大学生的生活、就业、价值观变迁进行实证研究。本次调查以教育部承认学历的高等学校为总抽样框，依照多阶段、分层、等概率的抽样原则进行取样。具体来说，项目将学校层级作为第一层抽样单元，将学科专业作为第二层抽样单元，将班级作为第三层抽样单元。抽样第一阶段，将教育部承认学历的高等学校，按照学校层级、学科类型和分布地域的不同，划分为3个抽样层抽样。抽样第二阶段，在入样的学校中，每所学校随机抽取8个专业。抽样第三阶段，在入样的专业中，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随机抽取1个班。
表1是大学生对美日俄态度的测量表，题目选项为1到5的定序选择，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对相应国家好感度越高。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经历和国家认同感。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指标来测量：父亲职业、父亲教育和在读高校区分。父亲职业分为五个类别：工农阶层，包括工人、农民和无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包括企事业管理人员、机关企业干部以及私营企业主。父亲的学历为序列变量：“1”代表初中及以下学历，“2”代表高中学历，“3”代表大学（包括大专）及以上。
关于受访者在读高校，我们将其分为三类：一是高职院校，二是普通高校，三是985/211高校。我们把高职院校作为参照组，来探讨其和其余两类高校大学生对外国态度的差别。
如上文所提到的，我们将大学生群体的出国经历作为其群际接触经历的指标。出国选项属于自由回答，我们按照回答将其处理称为二分变量，包括了无出国经历和有出国经历，我们把无出国经历作为参照组使用。
参照既有研究（Hjerm, 1998a），我们将国家认同感定义为受访者对中国的认同感。问题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您感觉到自豪吗？”其回答从1到5分别代表“非常不自豪”“不自豪”“一般”“自豪”“非常自豪”。我们将其作为连续变量处理，得分越高，表示其国家认同感越高。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户籍、年级这三个虚拟变量。性别变量以男性作为参照项，户籍变量以农村户口作为参照项，年级以大四毕业生作为参照项。
（二）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1到5的定序变量，因此，我们主要采用序次逻辑斯蒂（Ordered Logistic）回归进行统计分析。同时，我们也尝试将因变量作为连续变量，采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OLS）对序次逻辑斯蒂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表2给出了主要变量的简单描述统计。
通过表2中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态度的值，我们发现，中国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好感程度的排名俄罗斯最高，其次为美国，日本最低。这可能是由于日本侵华历史和近年来中日领土争端等问题造成的。
四、经验发现
表3中模型1-1的因变量是对美态度，模型1-2的因变量是对日态度，模型1-3的因变量则是对俄态度。根据“经济威胁假设”，本文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国在校大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学校排名是如何影响其对美日俄的态度？首先，我们来看代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两个变量：父亲职业和父亲教育程度。研究发现，父亲职业不能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对美态度，但父亲教育程度越高的大学生其对美国态度越友好。具体来说，与父亲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大学生相比，父亲具有高中学历的大学生回答对美国有好感的发生比提高21.4%（e0.194-1），父亲具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大学生回答对美国有好感的发生比提高16.6%（e0.154-1）。由此得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大学生其对美国态度越友好。
关于大学生群体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对日本态度的关系，我们发现，父亲的职业对大学生群体对日本态度有显著影响。与父亲为工农阶层的大学生相比，父亲为个体工商户的大学生回答对日本有好感的发生比提高23.9%（e0.214-1），父亲为办事人员的大学生回答对日本有好感的发生比提高16.3%（e0.151-1），父亲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大学生回答对日本有好感的发生比提高33.4%（e0.288-1），父亲为管理人员的大学生回答对日本有好感的发生比提高22.8%（e0.205-1）。因此，“经济威胁假设”也可以解释大学生群体的对日本态度。
在大学生群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对俄态度的关系方面，模型1-3显示，虽然父亲的职业不会对大学生群体的对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但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其对俄态度有显著影响，父亲教育程度越高的大学生其对俄态度越友好。例如，与父亲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大学生相比，父亲具有高中学历的大学生回答对俄罗斯有好感的发生比提高17.4%（e0.160-1），父亲具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大学生回答对俄罗斯有好感的发生比提高20.8%（e0.189-1）。因此，“经济威胁假设”也可以解释大学生群体的对俄罗斯态度。综上所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大学生群体，其对美日俄态度越友好”假设得以证明。
接下来，我们继续探讨潜在经济威胁对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三国态度的影响。表3的三个模型均得到一致的结果：985/211高校的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态度最友好；其次是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对美日俄好感度最低的为高职院校大学生。例如，关于对美态度方面，与高职院校大学生相比，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回答对美国有好感的发生比提高25.2%（e0.225-1），985/211高校的大学生回答对美国有好感的发生比提高57.9%（e0.457-1）。因此，假设“相对于一般高校的大学生群体，985/211高校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态度更加友好”也在实证研究中得到验证。总体来看，“经济威胁假设”可以解释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态度。
根据“群际接触假说”，有出国经历的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的态度应该更加友好。那么实证结果和“群际接触假说”是否一致？表3的模型依次检验了出国经历对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态度的影响。模型1-1主要考察了出国经历对大学生对美态度的影响，结果证明了“群际接触假说”的观点。与没有出国经历的大学生相比，有出国经历的大学生回答对美国有好感的发生比提高48.3%（e0.394-1）。模型1-2考察了出国经历对大学生群体对日本态度的影响。结果显示，与没有出国经历的大学生相比，有出国经历的大学生回答对日本有好感态度的发生比提高84.2%（e0.611-1）。也就是说，“群际接触假说”同样可以解释大学生群体对日本的态度。有趣的是，有无出国经历并不能显著影响大学生群体对俄罗斯的态度。因此，“群际接触假说”不能解释大学生群体的对俄态度。那么，为什么出国经历不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群体的对俄好感态度？原因可能是，中美、中日关系长期出现“官冷民热”现象，而与之相反，中俄关系则为“民冷官热”。宏观数据也显示，2015年我国赴美旅游人数为266.8万人次，赴日本旅游人数为490万人次，而到俄罗斯旅游人数仅有67万人次（刘拓拓，2016）。因此，受访者提到的出国经历可能实际上测量的是受访者与美国和日本的接触经历。
国家认同感如何影响我国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的态度？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国家认同感提高一个单位，大学生群体回答对美国有好感的发生比降低19.5%（1-e-0.178）。调查结果证明了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与对美友好态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从对日态度的结果来看，国家认同感越高的大学生其对日态度就越不友好。例如，国家认同感提高一个单位，大学生群体回答对日本有好感的发生比降低53.4%（1-e-0.428）。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发现与对美日态度结果不同，国家认同感越高的大学生群体，其回答对俄有好感的发生比也提高了。国家认同感度提高一个单位，大学生群体回答对俄罗斯有好感的发生比提高32.3%（e0.280-1）。这表明与假设“国家认同感越高的大学生，其对美日俄的态度越不友好”设想不同，我国国家认同感较高的大学生群体只把美国和日本视为破坏其内部秩序的因素，国家认同感高的大学生反而对俄罗斯更加友好。这可能与中国与美日俄三国宏观层面国家关系有关。
最后，关于控制变量。我们发现：女性对美日态度更加友好，但性别并不会显著影响大学生群体对俄罗斯的态度；城市户口的大学生对日本和俄罗斯态度更加友好，户籍不能显著影响大学生群体对美国的态度；大学生的年级不会影响其对美态度。与其他年级学生相比，一年级的大学生群体对日本的好感度较低。与其他年级学生相比，大一和大二年级的大学生对俄罗斯的好感度更高。
本文继续采用一般线性模型对序次逻辑斯蒂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4。一般线性模型结论与序次逻辑斯蒂回归的结论完全一致。分析结果进一步证明：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对美日俄友好态度之间存在正相关；群际接触经历只能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群体对美日的好感度，却不能提高其对俄好感度；国家认同感度高的大学生其对美日好感度越低，但对俄好感度越高。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定序逻辑斯蒂模型和一般线性回归模型，考察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三国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本文的数据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经历和国家认同感都会影响中国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的态度，但其影响存在差异性。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大学生群体，其对美日俄三国态度都比较友好。群际接触经历和国家认同感相关变量对三国态度影响并不一致。群际接触经历相关变量可以提高大学生群体对美日的好感度，却不能显著提高大学生群体对俄的好感度。这可能由于本文用于测量群际接触假说的变量（出国经历）主要测量了大学生群体与美日的接触经历，而无法测量其与俄罗斯的接触经历。关于国家认同感的变量，按照国家认同感一般性假说，对我国大学生来说，美日俄都是外部集团，国家认同感度高的大学生应该对这三国态度都更加不友善（Scheepers et al., 2002）。但我们的研究发现，国家认同感越高的大学生群体，其对美日好感度越低，但对俄罗斯的好感度却越高。这可能是由我国的外交关系决定的。中国和美日长期在国际问题上分歧大于合作。但由于我国和俄罗斯长期处于合作伙伴关系,并在诸多国际问题上合作大于分歧。国家认同感高的中国民众更容易把俄罗斯作为对抗欧美的联盟。这充分反映了宏观层面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对个体的国家认同感和对外国态度关系有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指出：人类社会要持续进步，各国就应该坚持要开放不要封闭，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占……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习近平，2018）。他还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体现了中国积极维护全球化的决心和努力，预示着全球化相关议题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将更加突显。在深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机遇和挑战并存，积极变化和消极变化同在。国际移民、对外国态度、排外意识、社会包容等全球化相关社会议题亟需引起学界的关注并进行相应的理论阐释。本文分析了在当前背景下，我国大学生群体对美日俄三国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这对理解我国大学生群体的国际观并据此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的经验研究除有助于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大学生群体的国际观之外，也有助于加深学者对相关理论的理解。一般性理论强调了“经济威胁假说”“群际接触假说”和“国家认同假说”对民众对外国态度的影响，但却忽略了个人层面相关变量与对外国态度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宏观层面国家、民族和群体关系的影响。本文的数据结果与国外一般研究最突出的不同表现在国家认同感与对外国态度的关系方面，这是由宏观层面中美日俄之间的国际关系决定的。可以说，本文虽未直接分析宏观变量的影响，但通过对比美日俄态度影响因素的不同，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微观和宏观的联系，加深了对相关理论的理解。因此，本研究可以提醒研究对外国态度的学者重视宏观层面变量对个人层面排外意识变量的影响。
当然，受数据等因素的限制，本文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讨论和完善。例如，对外国态度仅用一个题目导致指标单一的问题。如果用好感度、厌恶度、关联度等主观和客观指标相结合，可能会更合适。还有，在检验“群际接触假说”时，本文主要采用出国经历这一较为笼统的和外国的接触经历变量，如果能详细测量出受访者出国去的国家，这一问题或许可以得到更好的证明和回答。
注：原文载于《青年研究》2020年第1期。
此文经本微信公众号工作人员重新排版；封面图片来自网络；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已省略。
扫码关注我们
邮箱 : qsn@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