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琪 彭湃｜代际经济支持与婚姻的同质性匹配

作者

许琪、彭湃：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

父母对子代择偶的影响是解释中国人婚姻同质性匹配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使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父母对子代婚姻的影响方式。研究发现，父母对子代婚姻的直接影响在削弱，但普遍的代际经济支持导致父代对子代婚姻依然有持续的影响力；子代在结婚时对父母存在很强的经济依赖，且父母对子代婚姻的经济支持程度越高，子代的婚姻越可能在年龄、教育、地域和家庭背景方面表现出同质性匹配的特征；分性别研究发现，代际经济支持对男性婚姻同质性匹配的影响大于女性。这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青年择偶过程中复杂的代际互动，为分析近年来中国夫妇婚姻匹配模式的变迁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父母的影响；婚姻匹配；同质婚；代际经济支持；现代化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婚姻作为个人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始终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年龄、地域、民族、宗教、教育、职业、家庭背景等多个维度对婚姻匹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Kalmijn，1998；Blossfeld，2009；马磊等，2019）。大量研究发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夫妻双方在各种社会经济特征与人口特征上的同质性匹配是婚姻匹配的主流（Schwartz，2013；齐亚强、牛建林，2012）。对此，已有研究从偏好与结构两个角度进行理论解释（Schwartz，2013；马磊，2019）。

首先，从偏好角度看，个体倾向于寻找与自己有相同价值、品位、兴趣爱好及生活方式的结婚对象，这导致拥有相似社会身份或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人更可能结婚。其次，从结构角度看，社会结构对婚姻匹配的作用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社会网络和第三方群体（Kalmijn，1998；马磊等，2019）。根据卡尔敏（Kalmijn，1998）的定义，第三方群体（the third party）泛指所有除夫妇以外对婚姻有影响的社会力量。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这些外部社会力量的典型代表是家庭、宗教和国家。在中国，宗教和国家对个体婚姻的直接影响较弱，真正有影响力的第三方是父母或原生家庭。本文将着重研究父母对中国人婚姻匹配的影响。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父母包办是男女缔结婚姻的一个重要途径，这是父母直接影响子女婚姻的典型方式。很长一段时间，包办婚姻一直是中国人婚姻的主流形式（Davis & Harrell，1993）。新文化运动以来，婚姻自由的观念逐渐由西方传入我国，这对破除父母对婚姻的直接影响起积极的推动作用（Parish & Whyte，1978）。新中国成立以后颁布的两部《婚姻法》更是在法律层面废除包括包办婚姻在内的一系列传统婚姻习俗，进一步确立了青年男女自主选择配偶的权利。自此之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传统在中国逐渐式微。很多调查也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包办婚姻逐渐减少，通过自由恋爱结成的婚姻呈明显的上升趋势（Xu & Whyte，1990）。

有关婚姻家庭变迁的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父母对子女婚姻影响的削弱，婚姻的同质性匹配程度会呈下降趋势（Schwartz，2013）。然而，关于中国婚姻匹配的很多历时性研究却发现，中国夫妇在年龄、教育、家庭背景等很多特征上的同质性匹配程度并未削弱，这无疑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齐亚强、牛建林，2012；李煜，2011）。为何在父母直接影响不断削弱的情况下，中国人婚姻的同质性匹配程度并未降低？本文试图结合中国近年来不断上升的结婚成本和年轻人在结婚时对父母越来越强的经济依赖探讨这个问题。

本文认为，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影响既有直接影响（如包办婚姻），也有通过经济方式产生的间接影响。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结婚就有“四大件”的说法。当下，“四大件”已不再有具体的指向，但房、车、存款无疑是标配，结婚的成本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上升（靳小怡、段朱清，2019；马春华等，2011）。近年来关于中国婚姻的很多研究发现，职业和收入等经济因素对年轻人进入婚姻的影响不断增强（王鹏、吴愈晓，2013；於嘉、谢宇，2013），尤其是拥有一套住房被认为是结婚必要条件的情况下，高房价成为阻碍很多年轻人迈入婚姻殿堂的一道门槛（胡建国、李伟，2019）。由于青年通常在适婚年龄难以独自承担结婚所需的所有费用，父母自然而然就成为他们最主要的求助对象。换句话说，当代中国青年面临着婚姻“自主而不自立”的尴尬境地。

基于以上背景，我们认为，虽然在中国，父母通过包办而直接影响子女婚姻的情况已经比较少见，但由于父母需要在子女的婚姻中支付大量的金钱，因而在子女婚配对象选择中仍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比起崇尚浪漫爱情的青年男女，父母在选择婚配对象时会更加强调“门当户对”或子女在各方面是否“般配”。因此，越发普遍的代际经济支持对维持婚姻的同质性匹配发挥了重要影响。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对上述观点进行检验。通过这项研究，我们一方面能更好地分析当代中国青年在组建婚姻过程中复杂的代际互动过程；另一方面，本文也有助于分析以父母为代表的第三方群体对婚姻匹配的影响，进而补充和发展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并对近年来中国人婚姻匹配模式的变迁提供新的解释途径。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婚姻匹配中的第三方影响

国内外学者关于婚姻匹配的研究大都将择偶视作男女双方在婚姻市场上搜寻理想配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男女双方都会根据自身的择偶偏好并基于婚姻市场的结构性限制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婚配选择（Becker，1973；Oppenheimer，1988）。这一肇始于西方国家的择偶理论突出婚配双方在择偶过程中的主观性和能动性，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第三方对婚配结果的影响。

在一篇关于婚姻匹配的研究综述中，卡尔敏（Kalmijn，1998）详细分析了第三方影响婚姻匹配的因果机制。他认为，以家庭、宗教和国家等为代表的第三方群体可以通过塑造群体认同和施加群体制约两个途径影响婚姻匹配。首先，第三方群体会在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向其成员灌输关于阶层、宗教和种族等社会身份的群体意识，这导致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产生关于本群体的“我们感”和关于异群体的“他们感”。这种关于群体边界和群体身份的主观认知最终会影响个人的婚配选择，其结果是，人们普遍倾向于在同一个社会阶层或同样的宗教和种族内部寻找结婚对象（Kalmijn，1998）。

其次，第三方也会通过施加群体制约的方式阻挠跨群体通婚。卡尔敏认为，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家长会对子女的婚配选择提供各种建议，但并没有强有力的措施去阻挠子女的通婚行为，因而群体制约对家庭这个第三方来说并不十分有效（Kalmijn，1998）。不过，宗教和国家却可通过强有力的制约措施直接影响婚姻。例如，天主教和新教都会对跨宗教通婚的信徒施以强烈的道德谴责（Kalmijn，1998）。美国政府在法律层面对黑人与白人通婚的限制则是国家影响婚姻的典型例证。虽然现在禁止跨种族通婚的法律已经被废除，但跨种族通婚依然会面临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Kalmijn，1998）。因此，通过在道德、舆论和法律等多个层面施加制约，婚姻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具有同样社会身份的群体内部，这被认为是导致婚姻同质性匹配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二）现代化与第三方影响的削弱

择偶过程中第三方群体对婚姻的同质性匹配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会随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世俗化和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将削弱家庭、宗教、国家等第三方群体对择偶过程的影响。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婚姻变得更加自由，基于社会经济特征与人口特征的同质婚不断减少，而跨越不同阶层和身份群体的异质婚则会大量涌现（Schwartz，2013）。

对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部分支持了现代化理论。很多研究发现，随着西方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跨种族和跨宗教信仰的异质婚均呈明显上升趋势，这与现代化理论的预期完全一致（Rosenfeld，2008）。此外，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职业等先赋性因素对婚姻的影响在不断削弱，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化理论的观点（Axinn & Thornton，1992）。但对西方国家教育匹配的研究却得到比较模糊的结论。跨国比较研究发现，教育同质婚在一些国家上升，但在另一些国家却下降，在有些国家则呈现出不规则的变化（Blossfeld，2009）。对此，一些学者修正了经典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夫妇在以教育为代表的自致性特征匹配上将随现代化的发展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曲线变化（Smits et al.,1998）。该理论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教育等自致性因素在决定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因而，男女双方在择偶时都将变得越发看重配偶的教育、职业和收入，这导致夫妇在这些特征上的同质性匹配程度不断上升。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经济因素在择偶中的重要性将不断下降，浪漫的爱情最终会成为婚姻的基础，教育同质婚、收入同质婚等基于自致性因素的同质性匹配将随时间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国内很多学者探讨了现代化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但大都得到与该理论相悖的研究发现。例如，在年龄匹配方面，很多研究发现，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依然占据主流（风笑天，2015；李志宏，2004），且夫妇的婚龄差在近年来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与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婚龄差将随时间不断缩小的观点不符（Mu & Xie，2014）。其次，在家庭背景匹配方面，以父亲职业和教育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同质婚在改革开放后非常稳定，甚至有所提高（齐亚强、牛建林，2012；李煜，2011），这也与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先赋性因素对婚姻的影响逐渐削弱的观点不符。最后，在教育匹配方面，多项研究发现，中国夫妇的教育同质婚在改革开放以后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石磊，2019；李煜，2008）。因此，现代化理论认为教育匹配最终将随社会发展而不断下降的观点也没有得到中国数据的支持。

由于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动趋势并不相符，所以一些研究开始从其他角度解释中国婚配模式的变迁。例如，有学者援引修正后的现代化理论，认为教育同质性匹配的上升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之后，教育在决定个人地位中的重要性增强，所以人们在择偶时也变得越发重视配偶的教育（李煜，2011）。这个理论虽然可以解释教育同质婚随时间的上升趋势，却无法解释家庭背景等其他方面的同质婚为何也会随时间上升。此外，也有学者从经济不平等程度上升的角度解释婚姻匹配模式的变化（Mu & Xie，2014）。这类研究虽然很有价值，但它们跳出了现代化理论的解释框架，因而并没有直接回答现代化理论为何在中国失灵的问题。与上述研究不同，本文试图继续沿着现代化理论的解释逻辑来研究中国夫妇婚配模式的变迁，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现代化理论，而且也为分析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变迁提供新的分析思路和理论视角。

（三）中国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影响

现代化理论认为婚姻的同质性匹配会随时间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第三方群体对婚姻的影响将随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逐渐削弱。然而，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父母为代表的第三方群体对择偶过程的影响，我们会发现一幅非常复杂的图景。

在传统中国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社会主流的择偶方式，父母往往不顾子女意愿为其挑选“门当户对”的婚配对象。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正式废除了以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为代表的旧时代婚姻陋习，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婚恋观逐渐深入人心（Davis & Harrell，199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小农经济的解体和工商业的持续发展，家庭财富的来源和代际流动的方式开始多样化，个体对家庭的依赖度降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现婚姻自由打下基础。很多调查发现，包办婚姻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Xu & Whyte，1990）。

然而，包办婚姻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失去控制力。实际上，在中国，父母依然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子代的婚姻，通过积极安排“合适”的相亲对象给子代认识就是其中的途径之一。田丰和戴维斯（Tian & Davis，2019）的研究发现，即便在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父母安排的相亲依然在年轻人择偶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父母介绍结成的婚姻在教育、年龄、是否拥有本地户口等特征上出现同质性匹配的可能性比自由恋爱或通过朋友介绍的婚姻大得多。田丰和戴维斯的研究充分说明，现代化与第三方影响并非无法兼容。但她们的研究依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夫妇双方同质性匹配程度依然很强甚至更强的趋势。因为在她们看来，当代中国父母影响子代婚姻的主要途径是介绍相亲对象，但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的婚姻中通过父母介绍结成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通过自由恋爱结成的比例则不断上升（刘昊，2019）。所以，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我们认为，中国父母在子女婚姻中扮演的越发重要的经济角色可以为理解上述矛盾提供一种可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结婚的经济成本迅速攀升。除了不断提高的彩礼、嫁妆和婚礼标准，一路飙升的房价也让年轻人望尘莫及（马春华等，2011；於嘉、谢宇，2013）。马春华等（2011）基于2008年在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和哈尔滨5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发现，年轻夫妇在结婚时从父母处获得的经济支持已从1979年前的500元左右上升到2000年后的50000元，20年内增长了约100倍。一些关于中国农村结婚成本的调查也得到类似的发现（靳小怡、段朱清，2019）。如果年轻人需要在经济上依赖父母，那么他们将不得不在婚配对象的选择上遵循父母的意见。所以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父母依然可以通过经济方式对子代的婚姻产生重要影响。现代化理论认为的第三方影响将随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削弱的观点对中国并不适用，这是导致同质婚在中国依然非常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快速上升的结婚成本导致年轻人对父母的经济依赖，这使父母依然对他们的婚姻具有持续的影响力。考虑到父辈比子辈更可能挑选“门当户对”或在各方面比较般配的结婚对象，我们推测，父母的经济支持对子代婚姻的同质性匹配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父母对子代婚姻的经济支持程度越高，子代婚姻匹配的同质性越强。

此外，以往的研究大多发现，受“男娶女嫁”婚姻传统的影响，男性往往需要比女性承担更多的结婚成本，因而也更加依赖父母的经济支持。马春华等（2011）发现，2000年以后结婚的夫妇从男方父母处得到的经济支持在3万元左右，而从女方父母处得到的经济支持只有男方的一半，约1.5万元。风笑天（2011）基于全国12座城市的调查数据也发现，在已婚青年中，男方父母经济支持额度在3万元及以上的比例为28.0%，而女方父母的对应占比为16.5%。考虑到父母对子代婚姻的经济支持程度越高时，越可能施加影响，我们推测，父母经济支持对男性的影响大于女性。

最后，参考现有研究，女方父母在婚姻中付出大量金钱的动机可能与男方不太一样。众所周知，中国一直延续着“男娶女嫁”的婚姻传统，这导致男方在子代婚姻中的花费通常比女方多，而女方在经济上承担更多的情况通常出现在“入赘婚”中。与“男娶女嫁”的传统婚姻模式不同，入赘的男性需要“嫁”到女方家里，不仅婚后要从妻居，其生育的后代也要随母姓。由于入赘的男性家庭地位很低，且通常会承受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所以他们大多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或是外地人（李树茁等，2006），这可能会导致夫妻双方在家庭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地域等方面呈现出异质性匹配。

基于以上两点，本文提出假设2：与女性相比，父母经济支持对男性婚姻的同质性匹配有更大的影响。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数据进行研究。CLDS是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负责设计实施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社会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调查范围覆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年龄在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CLDS从2012年正式启动，每隔两年执行一次，最新的一次调查是2018年。本文使用最新的2018年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这主要是因为CLDS仅在2018年的调查问卷中询问了所有受访者在结婚时从父母处得到的经济支持数额。

在具体分析时，出于研究问题的需要，我们仅保留2018年在婚的样本。然后对在婚样本进行夫妻配对，以判断夫妇双方在各个社会经济特征与人口特征上是否匹配。在剔除少量配对后夫妇性别相同的异常样本并删除缺失值以后，最终进入分析过程的总样本量为4701人。

（二）因变量和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婚姻的同质性匹配。对此，以往的研究并未形成统一的测量标准。很多研究根据夫妻教育程度是否相同进行测量（李煜，2008，2011；石磊，2019），也有一些研究从家庭背景、户口性质、年龄、地域等其他角度进行测量（齐亚强、牛建林，2012；马磊，2019）。本研究结合CLDS数据中的所有信息，从年龄、教育、地域和家庭背景四维度测量婚姻的同质性匹配。从多个维度进行测量的好处在于，可以更加全面地研究代际经济支持对婚姻匹配的影响。如果代际经济支持对每个维度的婚姻匹配均有显著影响，那么本文的研究结论将更加稳健和可靠。

具体来说，在年龄匹配方面，风笑天（2015）的研究发现，中国夫妻的婚龄差以0—2岁居多，因此，我们将夫妇婚龄差在0—2岁之内的视为年龄匹配。在地域匹配方面，以往研究通常以夫妇双方出生区县是否相同为测量指标，但考虑到CLDS仅测量夫妇双方出生时户口所在省份，所以我们只能以双方省份是否相同进行测量。对于教育匹配，我们参考以往大多数学者的做法，根据夫妇双方的教育程度是否一致进行测量。具体来说，我们根据CLDS数据中教育程度的原始分类将其合并为八个类别：文盲、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技校、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如果夫妻双方在合并后的教育程度上相同，则视作教育匹配。对于家庭背景匹配，以往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测量标准，有研究根据夫妇双方父母的教育和职业进行测量，也有研究根据双方的户口性质进行测量。为避免使用单一指标测量的缺陷，我们基于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户籍类型、父母职业类型和父母是否为党员四个变量测量受访者的家庭背景。如果夫妇双方在这四个家庭背景特征上的取值都相同，则视为双方家庭背景匹配。这四个维度的匹配均操作化为二分变量，取值为1表示“匹配”，取值为0表示“不匹配”。针对这四个二分变量，我们使用二分类Logit模型进行分析。

最后，除了考察夫妇双方在上述四个维度上是否匹配外，我们还将四个维度的匹配结果汇总为一个综合性的匹配得分。夫妇双方在四个维度中的一个维度匹配计1分，在两个维度上匹配计2分，依次类推。对该匹配得分，我们使用定序Logit模型进行分析。

（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本文分析的核心自变量是父母对子代婚姻的经济支持。CLDS2018通过两道题询问受访者的结婚成本：一是“您初婚的时候，您家花了多少钱？（包括为结婚而建房或买房，彩礼、婚宴费等）”；二是“在这笔花费中，多少是由您的长辈给的？”基于这两个问题，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测量父母对子女婚姻的经济支持。一是采用绝对的经济支持数额，该变量主要基于题2得到。为排除物价水平上涨的影响，我们基于历年的消费价格指数对题2进行了调整。具体来说，我们以1978年的物价水平为基期，将之后各年的经济支持数额都调整为与1978年可比的水平上。二是父母的经济支持占总花费的百分比，该变量可通过题2占题1的百分比得到。

最后，除了上述核心解释变量，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还控制了受访者的众多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个人特征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初婚年代和教育年限，家庭特征包括兄弟姐妹数量、父母受教育年限、父母职业、父母户口类型和父母党员身份。需要说明的是，涉及父母特征的控制变量均取父母两人中较高一方的数据。

      四、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图1对夫妇双方在各个维度上的婚姻匹配情况进行了统计描述。可以发现，受访夫妇在年龄、教育、地域和家庭背景四个维度上完全匹配的百分比分别为49.0%、42.8%、81.3%和32.3%。如果将四个维度上的匹配情况加总，可以发现匹配得分的样本均值为2.1。换句话说，受访夫妇平均而言在四个维度中有两个是匹配的，在四个维度上均不匹配的夫妇仅占总样本的5.3%。由此可见，样本中夫妇的同质性匹配程度很高。

表1分初婚年代和性别对夫妇在结婚时从父母处得到的经济支持进行了统计描述。可以发现，在所有初婚年代，男性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经济支持的数额均高于女性。在1979年之前结婚的夫妇中，父母在子女结婚时给予的经济支持数额均较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代际经济支持的数额迅速攀升。在2010年以后结婚的夫妇中，男性在结婚时平均从父母处得到近1.6万元（1978年时人民币价值）的经济支持，这是1979年之前的19.7倍。对女性来说，家庭给与的经济支持数额也增加了18.3倍。如果不考虑通婚膨胀的影响，男女双方从父母处得到的经济支持数额分别增长了115.3倍和107.8倍，夫妇双方对父母的经济依赖随时间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

不过，从代际经济支持占比情况看，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数额占婚姻总花费的百分比却在各年代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导致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父母给予子女的经济支持数额在迅速增加，子代自己在婚姻中的花销也有大幅上升，这导致代际经济支持的占比没有随时间发生明显变化。此外，与之前对代际经济支持数额的分析结果有所不同，我们发现，女性在各个初婚年代从父母处得到的经济支持占比均比男性高，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婚姻花费主要由家庭提供，而男性除了依靠父母之外，自己也要支出一笔不小的费用，这导致从占比角度看，男性低于女性。

表2分性别对模型分析时需要用到的控制变量进行统计描述。可以发现，样本中男性的平均年龄大于女性，平均教育年限也比女性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夫妇在年龄匹配与教育匹配上出现“男高女低”的特征。不过，男女双方在兄弟姐妹状况和各个家庭背景特征上的差异并不明显，这就为夫妇在上述特征上的同质性匹配创造了条件。

（二）模型分析结果

通过前文分析发现，父母对子代婚姻的经济支持占婚姻花费的百分比始终很高，且在绝对数额上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我们认为，持续存在且在数额上不断攀升的代际经济支持有助于维持父母对子代婚姻的影响力，进而导致子代婚姻在各个维度上表现出同质性匹配的特征。为检验这个假设，本文使用二分类Logit模型分析代际经济支持对子代婚姻在年龄、教育、地域和家庭背景四个维度上同质性匹配的影响，并使用定序Logit模型分析代际经济支持对婚姻匹配总得分的影响。

从表3可以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后，代际经济支持对年龄匹配、教育匹配、地域匹配和家庭背景匹配以及婚姻匹配的总得分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无论是从绝对数额的角度测量代际经济支持还是从占比的角度测量代际经济支持，研究结论都不变。这一结果充分说明，父母可以通过提供经济支持的方式影响子女的婚姻选择。尤其当父母在子代婚姻中支付大量金钱的情况下，更可能为子代挑选在年龄、教育、地域和家庭背景方面较为般配的结婚对象。

从表3还可以发现，各维度上的婚姻匹配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但这种趋势主要表现在年龄和地域两个维度上。在教育和家庭背景两个维度上，婚姻的同质性匹配程度没有随时间发生明显变化。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出现不一致的可能原因在于：第一，现有关于婚姻匹配的研究大多使用的是2006年及以前的数据，而本文采用的是2018年的数据，因此，本文对趋势的分析涵盖了婚姻匹配模式的最新发展；第二，现有关于婚姻匹配模式的研究大多使用对数线性模型，这一模型能更好地控制各变量边缘分布的变动，但它在模型拓展方面的缺陷使得研究者很难进行多变量的分析。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使用的是二分类Logit模型。该模型可以更好地进行多变量分析（如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研究代际经济支持对婚姻匹配的影响），但它在控制变量边缘分布方面的表现不如对数线性模型。考虑到婚姻匹配的模式随时间的变动趋势不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我们没有使用对数线性模型。

此外，为进一步分析代际经济支持对婚姻匹配的影响是否会随时间发生变化，我们在表3各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代际经济支持与初婚年代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所有交互项在统计上都不显著。因此，可以认为，代际经济支持对婚姻匹配的影响是不变的。

表3分析代际经济支持对婚姻匹配的总影响，但没有考虑可能的性别差异。表4分性别考察代际经济支持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影响。为对性别差异进行统计检验，我们还在全样本模型中纳入代际经济支持与性别的交互项，对交互项的显著性检验结果也列在表4中。

从表4可以发现，代际经济支持数额和占比对女性婚姻匹配的影响都很小，且在统计上几乎都不显著。但是对男性来说，代际经济支持数额和占比对婚姻的同质性匹配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对交互项的统计检验结果显示，上述性别差异在部分模型中统计显著。因此，可以认为，代际经济支持对男性婚姻匹配的影响更大。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从绝对数额上看，男性从父母那里获得的经济支持明显高于女性。很多研究也发现，近年来婚姻成本的上升主要转嫁到男性身上。在男方父母为儿子的婚姻付出大量“真金白银”的情况下，他们更有可能对儿媳进行更加严格的筛选。其次，女方父母在婚姻中付出大量金钱时更可能出现“入赘婚”，入赘的男性通常是家庭出身较差、自身社会地位较低，更可能是外地人，这导致夫妻双方在教育、地域、家庭背景等方面更可能呈现出异质性匹配。但是，因为数据中缺乏相关信息，这些解释是否合理还需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来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父母对子代择偶的影响是解释中国人婚姻同质性匹配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本文结合中国的社会背景，分析父母影响子代婚姻的方式与途径，发现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婚姻自由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父母对子代婚姻的直接影响不断削弱。但是，随着结婚成本的迅速攀升，子代很难在人生起步阶段积累起足够的物质财富，这导致他们在结婚时对父母有很强的经济依赖，因而其婚配选择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父母的影响。

基于2018年CLDS数据，本文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对子代婚姻的经济支持占婚姻总花费的百分比始终很高，且在数额上呈明显上升趋势。父母对子代婚姻的经济支持程度越高，子代的婚姻越可能在年龄、教育、地域和家庭背景方面表现出同质性匹配的特征。分性别研究发现，代际经济支持对男性的影响大于女性，这可能与男性需要承担更多的结婚成本有关。

本文这些发现充分说明，即便在快速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父母仍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对子代的婚姻产生重要影响。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社会的现代化必然会带来婚姻的个体化和去制度化。但很明显，这种单线进化的社会变迁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以往关于中国青年择偶的研究已经发现，父母可以通过安排相亲对象的方式直接影响子代的婚配选择（Tian & Davis，2019）。本研究则发现，父母还可通过提供代际经济支持的方式间接影响子代的婚姻。总之，现代化与家庭对婚姻的影响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前人和本文的研究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在当前中国，父母仍对子代的婚姻有重要影响，所以我们在研究中国青年的择偶问题时也必须超越现有以男女双方为主要分析对象的经典择偶理论（Becker，1973；Oppenheimer，1988）。经典择偶理论将择偶双方视作有完全能动性的独立个体，但很明显，上述假定在中国的背景下过于理想化。近年来，有关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强调父母对子代婚姻的积极介入和影响。这些研究发现，父母不仅会积极帮助子女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也会在子女择偶过程中出谋划策，甚至拥有最终的话语权（Tian & Davis，2019；Choi & Luo，2016）。这一与西方家庭的现代化转型完全不同的现象充分说明，中国人的婚姻家庭有其自身特点，因而要将西方理论置于中国的本土实践之中，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婚姻家庭变迁理论（计迎春，2019）。

受研究数据限制，本文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缺陷。本文仅从教育、年龄、地域和家庭背景四个维度测量婚姻的同质性匹配，且在某些维度的测量上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这需要后续的研究来改进。另外，本文是一项基于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在推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方面也存在很多缺陷。代际经济支持对婚姻匹配的因果影响有多大？这种因果影响得以产生的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还需今后更丰富的数据和定性资料予以解释。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学者使用更好的数据和方法完善这项研究，进而推动学术界对中国婚姻匹配以及代际影响的理解。

注：原文载于《青年研究》2021年第6期。

此文经本微信公众号工作人员重新排版；封面图片来自网络；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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