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洁 向南霓｜个体化视角下的兴趣爱好与数字劳动

作者

何明洁、向南霓，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

游戏主播是数字化时代热门的新兴职业，他们的从业选择和劳动经历深受个体化思潮影响。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以贝克个体化理论为分析框架，从解放、去魅以及重新整合三个维度解析游戏主播的入行选择、劳动过程和自我认知。分析发现，游戏主播入行是多重“脱离”共同作用的结果，兴趣爱好在劳动过程中帮助他们建构起积极的职业体验，主播与观众以游戏为纽带结成虚拟空间的趣缘共同体。要重视劳动者“秉性”对工场结构的影响，同时积极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系统性嵌入机制保障劳动者权益。

关键词

游戏主播；个体化；数字劳动；劳动过程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游戏直播成为新兴产业中发展迅速、资本聚集、影响广大的新领域。2020年，中国游戏用户规模6.65亿人，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786.87亿元，继续保持较快增速。另据艾瑞咨询研究院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2019年中国独立游戏直播平台市场规模达208亿元、用户规模3亿人；2020年3月，头部游戏直播平台的开播主播总数超430万人。游戏直播的主要受众是青年群体，热衷网络游戏的年轻人通过观看游戏或担任主播，将劳动者与消费者身份、兴趣爱好与生产活动内容重合，大大突破了人们对传统劳动和劳资关系的认识。数字经济中劳动的时空条件模糊，私人生活与工作边界交叉，生产无处不在，劳动触网可及。新经济形态的劳动研究亟须突破传统范式，捕捉新增或改变的重要因素，以充分理解当代青年劳动者以及他们身处的不同以往的工场关系。

在阶级形成的理论演进中，汤普森的“文化转向”以及卡兹尼尔森和泽尔伯格的跨国比较均提示生活方式、劳动者秉性（disposition）在阶级经历和阶级意识形成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交互作用（汤普森，2001；Katznelson & Zolberg, 1986）。当前，青年劳动者与以往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个体化思潮已成现代性和全球化影响下的普遍潮流，新生世代崇尚相信个人价值、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劳动者的价值观念、职业态度和个性追求已明显有别于过去。同时，有研究发现，个体化思想构成当前灵活弹性就业的意识形态基础（姚建华，2019）。但自由选择和风险暴露相伴而生，青年劳动者如何理解自由与约束，如何应对机会与风险，需要结合劳动者秉性与时代特征审慎分析。

以打游戏为工作在过去很难想象。尽兴玩乐、展示自我、愉快挣钱等要素交织，使游戏主播跻身热门的新职业群体。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类实现自我的最大方式（马克思，2000）。当兴趣爱好与劳动谋生合而为一，游戏主播能否达成马克思笔下自由自觉的劳动？他们是否更容易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兴趣爱好与数字劳动的交融能否帮助他们触动结构化的劳资关系？本文试图从个体化的理论视角，通过对游戏主播劳动过程的剖析回答上述问题。

     一、文献回顾     

（一）现代化转型中个体化理论的兴起

自布洛维“将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始（Burawoy, 1985），劳动者的社会形象日益丰满而多样。青年劳动者正处在走向成年的过渡期，兼具不稳定性与发展性。他们澄清自我、趋于独立的成长张力与个体化思潮对个体—社会关系的辩证思考相互扣合，成为本文借以展开的一条理论线索。

个体化理论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社会，现代化转型带来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转变，学界以“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来描述这种社会成员脱嵌于传统纽带的过程（李荣荣，2014）。贝克（2011）认为，现代性的发展使得个人开始从家庭、性别、阶级等既有社会形式中脱离出来，个体的基本权利和社会风险不再是国家的责任，而是内化于个体本身；个体必须主动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才能生存。为解释个体在变迁社会中的境遇，贝克将个体化分为解放、去魅、重新整合三个维度。社会劳动体系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劳动市场的教育、流动和竞争机制成为构造个体化的动力（贝克，2004）。鲍曼同样关注现代性发展带来的社会—个人关系调整，提出现代性的一项基本功能就是将社会成员铸造成不断流动的“零散的个体”，“幸福生活不再是国家的责任，它取决于无数的个体本身”（鲍曼，2005）。

贝克将个体化视作一种全球趋势，并认为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他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入手提出四种个体化的理想类型，中国社会的个性化是其中一类（李荣山，2012）。当然，近年学界对中国社会个体化的热议并不止于与贝克的理论分类对话。个体化思潮如何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集体主义传统、权威政府体制、家国同构价值取向发生碰撞并对社会成员产生影响等问题同样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贺美德、鲁纳（2011）的研究发现，个体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社会范畴，个体的崛起不仅渗透在社会结构和经济组织方式中，也深入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家庭，并改变了就业方式，以及个体与社会团体、个体选择与群体象征之间的关系，甚至改变了个体与法律、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阎云翔（2012）认为，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动因在国家，个体应对制度变迁而崛起，整个过程可称为“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但由于中国个体化进程中个人主义发育不良，年轻人的个体化易片面功利化，形成“无公德的个人”。郭莉（2014）对上海麦当劳阿姐群体的民族志研究揭示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下的劳动者在转变为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时，劳动者的价值和意义感丧失。还有的学者注意到网络社会带来的个体化加剧的趋向，吴清军（2018）对滴滴司机的研究，梁萌（2019）对平台用工的研究，陈晓和王道勇（2020）对快递小哥的研究皆展现了互联网行业一线劳动者个体化和原子化的生存状态。

上文的主体与个体都可以用来研究青年劳动者，但两个概念的角度存在差异：劳动社会学的主体性讨论与异化相对，着重于人的能动性发挥；而个体及个体化概念的使用则是从个人与结构的对照出发，强调社会成员应对变迁的感受与行动。

（二）数字时代的兴趣劳动

除个体化理论，本研究的第二条理论线索来自数字时代对兴趣劳动的有关研究。信息革命带来的第三次浪潮催生了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虽然学界对其概念界定尚未达成一致，但“数字劳动”已成为当代传播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热点议题。特拉诺瓦（Terranova，2000）以互联网用户无偿、自愿的网络行为所提供的“免费劳动”来定义“数字劳动”。波斯顿等（Burston et.al.，2010：214）认为，数字劳动存在于互联网用户中，工作和娱乐的界限模糊。肖尔茨（Scholz，2013）提出数字劳动以互联网为载体，劳动者通过社交网络进行劳动生产，包括传统的工资劳动和无偿的玩劳动（playbour）。福克斯（Fuchs，2012）认为，数字劳动涵盖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整个价值链上所涉及的各种劳动。由此可见，数字劳动的表现形式多样，类型化的论争不断，涉及互联网行业的专业劳动、无酬劳动、受众劳动和玩劳动等。数字时代的资本增值借助互联网等新载体形成一种弥散性的力量，每个网络使用者都无法置身事外。目前，中国数字领域的新兴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网络主播、电竞选手、网文写手、网约车司机等新职业群体的劳动，在生产场景、工作内容、劳动关系等多方面都明显有别于传统劳动，向既有的劳动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

数字劳动中的兴趣劳动是一类特殊议题。它以参与者的“兴趣爱好”为驱动力和工作内容，具有独特的文化属性，是数字时代制造劳动同意又一重要的动力机制（姚建华，2019）。无论是库克里奇（2018）对游戏模组爱好者的分析，还是曹晋和张楠华（2012）、胡琦珍（2009）对字幕组成员的研究都发现，兴趣劳动的从业者以个人的爱好集结成趣缘群体，他们自发管理，将个人的情感和志趣主动投入数字劳动生产过程。如果说有酬与无酬的区分造成数字经济中劳动关系界定的困扰，以主播、代练、声优、陪练等新兴职业为代表的有酬兴趣劳动则不断从经验层面提示我们，兴趣爱好与生产异化的对抗尽管此消彼长，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劳动者拓展个体空间，构造出数字经济更具灵活性和不确定性的劳资关系。

面对数字经济生产方式变革和劳动者主体特征的变化，本研究拟采用贝克个体化理论的框架，分析青年群体的兴趣爱好如何进入数字劳动的生产过程，并参与到年轻人对自我的角色建构中。贝克将个体化分为三个维度：一是解放的维度，即从历史规定的传统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二是去魅的维度，即社会成员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三是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即社会成员重新进入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在新的制度环境中建构自我（贝克，2004）。下文从游戏主播入行选择、劳动过程和自我认知三方面剖析青年劳动者的兴趣爱好进入有酬数字劳动的动机、过程和结果。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游戏主播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直播平台的主播通常分为平台签约主播、公会签约主播和私人主播三类。鉴于“主播—公会—平台”的合作模式是当前游戏直播的主流形式，本文以公会签约主播为研究对象。他们既没有平台签约主播可与资方议价的流量影响力，又比私人主播更服从于行业的运营规则，代表了游戏直播从业者的大多数。研究者在公会管理员朋友的帮助下进入一家有200多位签约游戏主播的公会，持续数月进行游戏直播观察和体验，深入了解游戏主播的工作与生活。在亲身体验游戏直播时，研究者深刻感受到主播随时处于镜头下的紧张、技术切磋时的自信、超时直播的疲惫以及与粉丝即时互动的复杂心态。研究者还以观众的身份加入不同游戏的直播间观察主播与观众、粉丝群的日常交流。为使调查资料尽可能少受平台固有风格的影响，我们的访谈来自不同平台不同公会的16名签约主播（见表1）、3名公会管理人员和8名粉丝。

三、游戏主播劳动过程分析

在个体化、全球化背景下，新生世代的结构性脱嵌与其生命历程中从依赖走向独立的转型叠加，当代青年如何转换社会情境因素建构自我发展成为本文的关注点。本文借助“解放—去魅—重新整合”的个体化视角，分层次解析兴趣爱好参与并塑造游戏主播劳动经历的全过程。

（一）解放的维度：加入新产业的青年劳动者

网络游戏是一个新兴产业，选择新兴产业本就意味着不走寻常路。网络游戏的新奇刺激和社交属性与年轻人追求个性、挑战传统的特征契合，游戏主播最初的择业就是一个标新立异的选择。

1.游戏直播产业蓬勃发展

游戏直播发源于网络游戏，尽管其内容和性质娱乐化、休闲化，但该产业的兴盛却是国家在全球化的文明竞争中扩大文化影响力的战略性举措。自2003年网络游戏被列入“863计划”起，中国多个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税收减免、放宽资本准入、加大产业支持体系建设等（陈党，2016）；2018年游戏产业被纳入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国家重视对文化产业的投入，网络游戏公司以培养玩家的“民族性”和爱国情怀为宣传工具，为网络游戏的发展赢得了一种基于民族主义考量的合法性来源（吴鼎铭，2016）。网络游戏快速融入大众生活，从个体休闲到集体娱乐和社交，玩家随处可见，对新生事物敏感的年轻人首当其冲。

网络游戏的兴盛带来游戏产业和电子竞技的巨大繁荣。2003年11月，电子竞技被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列为第99个正式体育竞赛项目。游戏直播诞生于游戏爱好者对操作技术的迫切需求。它最初以电子竞技游戏解说发端，2010年优酷网推出专属游戏频道，这一阵地逐渐发展成一个新兴职业（朱贺，2017）。电竞解说者以各具风格的方式传播游戏技巧，吸引玩家围观并加入游戏。随着观众数量的增加，他们不再满足于单一赛事的解说，对直播内容提出了新要求，游戏直播开始朝着个人游戏直播、游戏节目等多样化发展。而游戏主播为了吸引更多关注，防止观众审美疲劳，在直播中开始与观众对话、唱歌、讲段子，游戏主播的风尚打造逐渐成为直播卖点。

直播平台飞速扩张让“看游戏”变得与“玩游戏”同等重要，观众向主播的转换门槛似乎仅以兴趣为界：只要对游戏感兴趣、爱打游戏，人人都能做主播。此外，游戏直播的造富神话层出不穷，吸引了很多怀揣致富梦想的年轻人。2019年4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局向社会发布了13个新职业，电子竞技员、电子竞技运营师赫然在列。

2.游戏主播重新定义自我

贝克认为，个体从传统的形式和规范中脱离出来，寻找真实自我的同时会通过反思性思考探寻自我实现的道路。年轻人从传统的观念和纽带中脱离，择业时更倾向于根据自我意愿选择工作及相应的生活方式。生产劳动的意义不再仅与“生存”相连，而与年轻人对自我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理解融为一体。主播热衷于花时间琢磨游戏，家人眼中无处安放的玩乐兴趣在这里找到了存在的意义：兴趣爱好可以成为技能、用来赚钱并收获赞扬，游戏主播为他们重新定义自我提供了机会。

（1）应试教育的边缘人。受多元价值观的影响，“读书成才”不再被当代青年全盘接受。一些主播在应试教育中找不到成就感，数字技术的发展又加深了亲子交流的代沟，游戏带来的价值实现成为相当一部分游戏主播入行的动力。

父母一开始都是反对的，这个都不用讲了，哪有父母喜欢自己孩子天天坐在家里打游戏的，在他们眼里打游戏的都是网瘾少年。（A4，全职主播，男）

我们访谈的16名游戏主播中只有1人是因父母不在身边而对自己的工作持中立态度，其余15人的家人都反对他们的这一职业选择。非但入行时他们与父母意见不一，工作后他们仍未停止说服与争取，希望将自己在游戏直播获得的成功传达给家人。

父母对我没什么要求，他们不期望我能赚多少钱回家去养他们，他们总爱说只要不倒贴就行了。就是自己赚多少就花多少，他们也不需要我养。（A4，全职主播，男）

（2）传统行业的失意者。另一部分游戏主播在入行前有过其他就业经历，如美甲师、服务员、司机、办事员等。这些工作虽收入稳定，但工作内容单调，常使他们陷入无趣与失落中。一位1998年出生的游戏女主播高中毕业便学了美甲，但她只做了一年美甲师就离职从事游戏直播。她更喜欢现在的工作：“以前学美甲是希望自己有一项技能来赚钱，但是每天都是做同样的事情，很枯燥沉闷，越到后面自己越不喜欢。”（B3，全职主播，女）对这类从业者，游戏直播是他们在流动的社会中重塑个体的新机会，多位主播表示，工作的主要目的不是赚钱，更重要的是工作得开心和自由。个体化“为自己而活”的倾向在此充分体现。

3.灵活工作弹性劳动

“万流之上，自由飞翔”“你来由你做主”，游戏公会招募主播的广告让许多喜欢打游戏的年轻人冲着时间自由、地点不限、报酬丰厚而加入其中。卡斯特（2006）认为：“新技术范式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它重构原有事物特征的能力和过程。”互联网正在改变传统工业化秩序中“时间、空间和事项”的固定搭配，时间和空间的标准化不再是生产的必备要素，它们与社会生活中的其他要素进行着“再结构”和“再组织”。

游戏直播的劳动特征与年轻人求新求异、摆脱约束、追求自我的性情相契合，个体化“不确定的自由”正是他们入行游戏直播的缘由。第一，工作场景灵活和虚拟化。游戏直播每天的工作时间可以不固定，平台只对月播出时长提出要求；直播的工作地点灵活，无论网吧、客厅还是卧室，主播只要出现在给定的虚拟空间，其他环境因素都被隐形。第二，工作内容非标准化。由于游戏情节具有随机性，资方不对游戏和直播的内容提出要求，每个主播都有权决定自己播出的内容，风格鲜明的主播更受追捧。第三，工作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在虚拟世界，游戏故事变化多端，队友组合多种多样，观众和粉丝的反应难以预期，每一次开播都像开启新的征程，刺激且有挑战。第四，工场管理隐形化。直播行业流量为王、人气至上，资方对主播实行结果导向的绩效考核，日常工作现场更常见的是主播与观众、粉丝的主题互动。

（二）去魅的维度：兴趣爱好如何制造甘愿

在贝克看来，个体化意味着标准化人生、参照图式和角色模式的崩溃。个体如今必须部分地为自身提供规范或指导方针，通过自己的行动把它们引入自己的人生中来（贝克，2011）。前文论及游戏主播的入行选择是他们对标准化人生的摒弃，在他们自主选择的这份工作中，兴趣爱好如何在“劳—资—客”工场三角关系中发挥作用以构造兴趣霸权？

1.劳资关系：超时直播与约束不满

尽管平台对主播会有月播出时长的底线规定，但几乎所有游戏主播都有超时直播的经历。这首先来自主播对游戏的热爱。为了获得更好的战绩，主播全身心投入游戏而不在乎上线时间是常事，工作和娱乐混为一体，超时工作产生的流量与热度也是公会和平台乐见的效益。其次，热度主导的绩效评价体系让资方管控进一步隐形。游戏直播行业虽一直流传“高薪神话”，但主播薪资在业内并无统一标准，多以“热度”为结算依据。热度是平台基于算法研制的一套综合绩效考核指标，热度考量的复杂化意味着游戏主播的工资不确定性大、平台可操控性强。表面上，主播热度取决于直播内容和主播风格；实际上，热度指标是平台和公会博弈的产物，主播没有决策权。主播的热度每天变化，直播时间长或内容有趣能增加热度，但热度与薪酬如何对应却没有清楚的标准。有的公会甚至不设基本工资，直接用热度排行来定酬，游戏主播进入公会规定的排行榜才能得到相应的奖金。即使在同一平台、同一公会甚至同一游戏板块，游戏主播的基本工资差距也很大。主播间不问底薪成为默认行规，好像工资低就暴露出自己魅力不够、人气不旺。

公会按排名的话是没有基本工资的，你必须排名一直往上爬。有一定排名以后才会有一定的钱，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最少，只有五百多元，排名好的时候有两万元。还要多的话，就是加上粉丝送的礼物的提成。（B4，兼职主播，女）

兴趣爱好不仅能制造甘愿，还能约束不满。很多游戏主播加入公会而不是做私人主播是源于对公会的认同。游戏公会本是同一游戏凝聚的玩家群体，大家组队打游戏，分工合作并互相成就，形同家族或帮派。游戏直播的公会管理沿用了公会概念，增强主播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每次和同一公会的兄弟打游戏都很开心，像我耍的英雄联盟都是团队作战，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赢。”（A7，全职主播，男）公会作为中介方汇集了诸多资源，不仅能向平台推荐主播，还能导入其他产品的广告推送。很多主播提到，加入公会收入才能有保证。

公会会帮我接很多推广，可能是手游，可能是某个App，不一定是游戏。比如说百度应用软件，我接过这个推广。我做口播的话一天播3小时，中间穿插着播的话一天给你加100元。播一个星期那你就多拿700元，加入公会的好处还是很多的。（B5，全职主播，女）

鉴于公会分配的资源决定着自身发展，当公会资源分配不公或与平台博弈失利给主播造成麻烦时，主播即便吃亏也很少以直接、激烈的方式表达出来。不满的情绪常被直播游戏时的投入与紧张冲淡，再与粉丝互动或受到称赞，心中的不快便一扫而光。游戏过程缓和并释放负面情绪，保证了在线劳动有序进行，有利于游戏主播在一种看起来有趣且享受的直播体制中忘我地工作。

2.劳客关系：粉丝塑造主播

游戏直播不同于传统的生产形态，“劳—资—客”三角关系中资方隐形、主播与观众在线互动，劳动的获益难以事先设定或明码实价，而主要取决于直播中观众的感受与即时消费。对游戏的共同爱好是玩家、主播和粉丝联结的基础，游戏直播促使他们用更具交互性和建构性的方式塑造彼此。在这里，主播的影响力不由传统权威界定，而是来自与他们一样喜爱游戏的同龄人决定。

（1）技术增进自信。游戏直播中的自我呈现依托互联网和各种符号实现，游戏直播诞生之初就是为了满足玩家对游戏高手技术观摩的需要。游戏主播在直播时不仅浸泡于喜爱的游戏，还能展现高超娴熟的技术吸引他人围观、赞誉和艳羡，自我实现的价值感塑造出主播的自信。

直播的时候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被夸技术好，还有很多弹幕会发“大神，求带啊”之类的。有时候会和粉丝一起玩，带着粉丝一起上段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而且也算是挺自豪的吧，自己的技术能够被大众看到，并且得到认可。在生活中也有好多朋友看了我的直播之后才知道原来我打游戏打那么好，很多人都来找我，让我带他们，在这一点上还是很满足的。（A2，全职主播，男）

（2）粉丝建构偶像。在直播场域，游戏主播需要观众和粉丝的围观追捧。很多游戏主播在应试教育和常规工作中都曾失意，但通过游戏直播，他们的虚拟形象被创造、演绎、关注和跟随。粉丝经济成就了偶像价值。虚拟世界的情绪表达因匿名化而更加直接和强烈。无论是技术高超、风趣幽默、声音悦耳或外形标致，弹幕总能看到“超级威武霸气帅啊”“大哥宇宙第一酷”等夸张的评论，观众的支持为游戏主播持续工作注入强大动力。基于对游戏的爱好和对主播的认同，很多观众会转化为长期活跃的粉丝，进入专属互动群，形成以主播为核心的趣缘群体。兴趣爱好借助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将超越时空的个体联结在一起。

我的粉丝QQ群大概有四五个，每个群加500个人就满了。基本每天我都会跟我的粉丝互动，吃饭、睡觉、出去玩都会在群里分享，大家也都在群里聊聊天。有些时候在群里放我的自拍啊什么的，粉丝都会很开心，然后夸我。……我的想法就是认识了一大堆的人，粉丝喜欢玩这个游戏，也喜欢我，大家都已经相处成朋友了。……我还挺感谢我的粉丝的，陪伴我这么久，一直鼓励我、支持我。（B6，全职主播，女）

（三）重新整合的维度：依托行业谋划自我

贝克认为，个体自我实现的伦理在现代社会中最有力，人们的选择和决定塑造他们自身，个体成为自身社会的原作者，成为个体认同的创造者（贝克，2011）。个体化的第三个维度“重新整合”发生在个体脱离传统的纽带和约束之后，但社会成员并非摆脱一切制度束缚，而是需在新的制度环境中建构自我，重新建立个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王建民，2013）。游戏主播的工作与传统职业大不相同，他们又正处于走向成人的人生过渡期。面对机会与挑战，他们会通过什么方式来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1.行业细分谋划职业选择

游戏主播在工作中不仅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兴趣爱好，凝聚趣缘共同体，也借助互联网的渗透力积极谋划未来。前文提及，流量经济驱使平台、公会向直播间导入多种商机与资源，很多游戏主播都希望借此实现“互联网+”的创业就业梦想。

当前，游戏直播衍生出陪玩、代练、声优、主播运营等诸多细分工种，游戏主播也积极通过直播摸索方向，探索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一些粉丝数量多、影响力大的游戏主播开起自己的淘宝店；“技术流”主播转做代练专注打游戏赚钱；外形亮眼的主播向娱乐圈跨界，有的因长相甜美、歌声动人已成为当红歌手；而音色多变、在二次元界深受欢迎的“声优”也是很多游戏主播转行的可选项。以往被视作边缘群体的“网瘾少年”通过游戏直播变成有粉丝、能挣钱的圈内人物，虚拟世界的成功激发他们乘着互联网的东风在一切可能中寻求实现自我的机会。

我一直都挺喜欢这个游戏的，到现在为止也喜欢。只是因为做主播有播的时间要求，我玩的时间长了手会痛，后来播的时间跟不上就和公会解约了，现在开始做陪玩，偶尔陪人打一打游戏。（B1，全职主播，女）

2.嵌入趣缘共同体

游戏直播以主播为核心开展游戏与互动，观众和粉丝对主播的认同是整个工场关系的重心。直播行业推崇个性特色，粉丝追随主播而不跟随平台或公会是行业惯例。而观众与粉丝形成的热度决定了主播的收入、影响力和行业地位，他们是主播的衣食父母，共同构成以游戏为核心内容的趣缘共同体。贝克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建立在个体化流沙之上的社会，人们一进入劳动力市场就开始经历流动（贝克，2011）。然而，主播和粉丝却基于游戏爱好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形成跨越时空的趣缘群体；也正因为这份素不相识的兴趣相投，年轻人更容易产生信任和认同。

游戏直播流量至上，粉丝的撑腰为主播向公会和平台讨价还价增加了底气。不少游戏主播主动选择签订短期合同，以确保自己选择的自由：只要粉丝认可，有大把的平台和公会可供接洽。一些主播因平台和公会资源分配不公，会发动粉丝集体投诉，掀起社群大战展现其影响力；一些主播对礼物分成不满，会冒着被平台处罚甚至查封的风险，动员粉丝给自己私下刷礼物。在游戏直播的管理中，平台和公会对主播透露私人号码非常警惕，直播间的“超级管理员”的职责之一就是检查主播内容是否涉及私下联系。

现在平台礼物分成一般都是五五分，只是不同公会不一样，我之前的公会拿到25%，后来有其他公会来跟我谈，抽成只有15%，我就换了公会。（A2，全职主播，男）

3.消费建构生活感受

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消费主义使个体欲望的及时满足变成一种个体权利（阎云翔，2012）。年轻人通过消费体验到的正反馈和实现感响应了个体化对自我的强调，消费自由是生活自由的重要方面。他们追求时尚、注重品牌，消费成为游戏主播展示经济能力、建构生活感受的方式。同时，游戏直播也是自我展演的舞台，观众观感良好才能保证持续的顺畅互动。游戏主播通过消费塑造紧跟潮流、前卫开放的形象，品牌消费不仅是他们在镜头前塑造幸福生活的符号表达，也代表了他们对生活不妥协的姿态。

虽然不能跟明星比，但怎么也是出镜，还是需要包装自己。而且你穿什么衣服是什么牌子，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粉丝一眼就能看出来或者都可以搜到。现在我一个月的消费基本上都是买衣服和化妆品，有些衣服好看粉丝还会发弹幕求同款，聊天也会跟粉丝聊一些化妆品种草什么的，如果你说得太low肯定也很掉价，所以一般都是买名牌多一点儿，这样也比较有面儿。（B4，兼职主播，女）

为了巩固与粉丝的关系，游戏直播间常有抽奖送礼活动。除去赞助商礼物，很多主播会自掏腰包准备丰厚的品牌奖品，有的主播甚至回送粉丝好几万元的现金。刺激的抽奖游戏既是主播对粉丝的感恩表达，也极具夸富宴的象征意味。自由开销、尽兴生活强化了直播工作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新潮的工作与时尚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建立起基于符号意义的因果关系。

每个月的钱几乎都会花光，买衣服啊、请朋友吃饭这些，基本就差不多了，攒钱几乎不可能。有些时候还会用“花呗”。我觉得活在当下吧，都没想过以后。现在好好享受最重要，反正就这么玩。……粉丝抽奖是经常的事，会送他们装备啊现金什么的。以前做服务员的时候工资很低，现在收入稍微多点了，还是想让那些之前看不起我的人知道，我现在过得挺好的。（A5，全职主播，男）

    四、结论与讨论    

游戏主播及其代表的互联网行业从业者是近年规模迅速增长的新职业群体。他们以青年人为主，不仅就业方式和劳动关系跟传统职业大不相同，劳动者秉性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从贝克个体化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游戏主播的劳动研究，展现新职业群体在新时代的就业状况和个性成长，探讨新兴职业的特征及其对青年发展的影响。

本文从解放的维度、去魅的维度、重新整合的维度阐释游戏主播的入行选择、劳动体验和自我认知，发现游戏主播投身这个行业是多重“脱离”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网络游戏和游戏直播受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扶持，摆脱了“不务正业”的标签而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年轻人追求自我、挑战权威的性情与新经济业态弥散、流动、新奇多变的属性相呼应。做游戏主播是一项与“标准化人生”迥然不同的职业选择，去传统化的、解放的特征在青年择业环节展露无遗。作为个体化的第二个维度，去魅不仅是丧失传统安全感的过程，也隐含着行动指向，个体要经由新的实践重新建构人生规范。对游戏的热爱统合并书写出所有参与者的行动文本。投入游戏和追逐排名模糊了工作与爱好的界限，热度排行让直播中的劳资关系加剧隐形，“劳—资—客”三角关系在直播前台只剩下主播与观众的互相成就，主播的角色及其社会影响由一群跟他们一样热爱游戏的年轻人共同定义。个体与制度的重新整合是贝克个体化理论的第三个维度。“为自己而活”也意味着风险自担，行动者须将自己重新嵌入系统以应对与个体化伴随而来的社会风险。新业态衍生出的细分工作为游戏主播拓展了职业选择；“主播—粉丝”趣缘群体不仅是游戏主播自信的源泉，也为他们与资方博弈提供了底气。在生活世界，主播将虚拟空间的成功通过品牌消费现实化，用消费自由力证生活自主。

本文对游戏主播的劳动过程分析力图在两个方面回应劳动社会学的既有讨论。一是从劳动者秉性的角度，提示青年劳动者的性情特征以及个体化思潮塑造的行为选择催生数字工场交互的弹性关系。二是以兴趣爱好为出发点，分辨兴趣劳动的异化程度与发生机制相较传统工作而言进一步隐性化和霸权化。当然，劳动社会学对系统和结构的敏感还提示我们，要警惕个体化的限度以及如何重建系统性嵌入机制来应对个体化“不确定的自由”。日结工已向我们展现追求自我走向极端的现实形态，不仅损害个人的生存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

以游戏主播为代表的新职业群体的系统性嵌入需要在两方面发力。一是针对新职业群体可能长期处于灵活弹性就业的特征，应尽快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覆盖灵活就业、弹性用工的新型社会保险制度，解决新职业群体的后顾之忧，以制度建设促进青年发展。二是新职业群体多依托互联网开展工作，同行之间竞争多于合作，难以形成同盟，导致他们在面对行业的结构性问题时主要是自我消化、个别解决，劳动权益得不到系统保障。随着新职业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主管部门应引导成立行业工会、同业协会或从业者联盟，帮助零散的从业人员抱团发声，在维护劳动者权益、建立公平雇佣关系、推动行业自律等方面实现联合行动。

限于研究者精力和条件，本文未能顾及公会与平台的博弈，而是将其笼统概括为资方。公会作为游戏直播产业的中介组织，对游戏主播还具有共同体意义上的价值和功用。他们对签订长期协议的主播开展技能培训，设置专人提供内容策划和效果反馈，在向平台输送直播资源时与主播享有共同立场。游戏公会在主播的系统性嵌入方面已经开始发挥陪伴成长、辅助职业规划的作用，游戏公会对构造健康行业生态的作用有待后续研究。

注：原文载于《青年研究》2022年第1期。

此文经本微信公众号工作人员重新排版；封面图片来自网络；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已省略。

扫码关注我们

邮箱 :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