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芯 孙瑜｜超大城市流动青少年的亚文化生产机制

作者

向芯、孙瑜，广州市越秀区青草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

摘要

基于对广州市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坏孩子”圈子的长期追踪，深描他们校内“混日子”、校外“找乐子”的文化实践，阐述其亚文化生产机制。研究发现，他们看似叛逆的行为是结构性压迫之下的自我保护及寻求认同感的策略，是教育体制和民办学校筛选、排斥非户籍“差生”的推力与吸引青年群体的消费社会和互联网经济的拉力双重作用的产物。从青少年视角出发的研究方式突破了“反学校文化”理论二元对立视角的局限，为理解当代中国青少年亚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教室；空间安排；后排；青少年；学业表现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述评  

国内外不少社会学、教育学研究都曾关注处于学校体制边缘的底层青少年群体，并从“社会再生产”和“文化生产”角度阐述他们的行为。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教育承担着社会结构再生产的功能，这一流派呈现了教育不平等的静态结构，但过分强调结构的决定作用，忽视个体在教育分流过程中的能动性（雷蒙德、卡洛斯，2012）。威利斯（2013）提出文化生产理论，将个体重置于研究中心，关注他们在结构中创造的意义。他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把底层工人阶级“小子们”违反规则、寻求娱乐的“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 culture）解读为对不平等社会结构的“局部洞察”和“反抗”（威利斯，2013；吕鹏，2006；卢鹏，2014）。

基于对农村儿童及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不少学者探讨了相关理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适用性。学者观察了中国底层乡校的“少年们”（李涛，2016）和大城市里公立学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农民工“子弟们”（丁百仁、王毅杰，2017；熊春文等，2014；任焰、周贤琴，2019），记录了大量类似的“反学校行为”：学生“不学习”“混日子”，甚至逃课、打架以及抽烟等。由于农村儿童和流动儿童享有的教育资源薄弱、升学机会受限，他们大多在完成义务教育后辍学或进入职业技术学校，最终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继续弱势阶级地位的再生产（余秀兰，2006）。学者将这些处于学校体制边缘的底层青少年与威利斯笔下的“小子们”进行对比，并将他们的行为解读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反学校文化”（周晓燕，2006；熊易寒，2010；周潇，2011；熊易寒、杨肖光，2012），认为他们的叛逆是一种“自我放弃”：因为意识到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的希望渺茫而放弃学业，主动或被动地进行阶级再生产。尽管存在“制度性自我选择”（熊春文、刘慧娟，2014），这一能动性也局限于回老家延续学业。

上述国内关于“反学校文化”的研究记录了中国底层青少年亚文化的重要事实，但也存在巨大的局限性。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的田野周期较短、资料相对单一，且研究者多以义教老师身份入场（周潇，2011；熊春文等，2014），容易从教师、学者的视角对青少年看似叛逆的言行进行标签化解读，因而未能从青少年自身的视角阐述他们的主观世界和成长体验，也未能充分关注他们在课堂以外的丰富文化实践，甚至容易强化“差生”“坏孩子”的负面标签和刻板印象。在理论层面上，在“反学校文化”这一核心概念的影响下，早期研究常把反学校行为等同于反学校文化，后续的反思则陷入探讨“中国底层青少年是否构建了反学校文化”的僵局，未能深入挖掘青少年反学校行为和亚文化的生产机制和过程。

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反思抵抗与服从二分法对中国研究的本土适用性（Gelder，2007；李淼，2016；李淼、熊易寒，2017；熊春文、丁键，2019），并以农民工子弟群体的“义”文化（熊春文等，2013）、农村儿童玩快手（Li et al.，2019）等现象为切入点，探讨农村儿童、流动儿童如何发挥能动性以应对结构性压迫。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希望突破“反学校文化”理论的僵局，从青少年的视角理解这些常被当作“坏孩子”的底层青少年，通过深描他们怎样逐渐成为被学校体系排斥的负面典型、形成了怎样的同辈圈子和亚文化，揭示当代中国大城市打工子弟学校里的“反学校行为”背后的亚文化生产机制。

  二、研究设计与研究概述  

本研究采取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广州市一家民办外来工子弟中学（C校）为主要田野点，对2个常被校方通报批评的朋友圈进行了为期27个月的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焦点小组访谈。因研究需校方的高度配合，结合方便取样及典型取样的原则，我们将C校作为核心样本学校，并通过公益组织活动入校，结合与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初三班主任老师以及部分学生的访谈，寻找被他们当作负面典型的学生。最终，在C校选择了2020届和2021届的两个朋友圈，对其进行了100小时以上的参与式田野观察，并对朋友圈中的5位核心成员（高恒、亦菲、安逸、莉莉、阿光）进行了3—4次个人生命历程追踪的深度访谈，其余部分成员和C校老师进行了1—2次访谈（见表1）。不同于国内现有研究，我们以朋友的身份与这些学生建立关系，以期获得去权威化的真实信息，并将对他们的关注从学校延伸至其生活实践所覆盖的社会空间，在遵循研究伦理的前提下跟随他们前往各类校外娱乐场所，力图呈现更为鲜活的生活图景。尽管目前受访学生均已毕业（4位2020届核心成员入读Y职校，1位2021届核心成员回到老家），但我们较为完整地追踪了他们在C校就读时的校内及校外活动，本文对他们实践场域的描述聚焦C校。本文发表前，我们邀请核心受访者阅读文稿，以确认所呈现信息的准确性。本研究主要受访者的关系如图1所示：

研究成员采用Dedoose质性研究编码软件，以主题分析的方式对田野笔记与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并以图2所示框架分析研究对象所参与的亚文化的生产机制及其社会后果。

三、校内“混日子”：

  筛选性应试教育下的生存策略  

许多研究流动儿童的学者描述过打工子弟学校和中职学校大量学生“不学习”“混日子”的现象（任焰、周贤琴，2019；熊春文等，2014；Woronov，2011、2015；Ling，2015）。在C校，很多学生也在课堂上“混日子”。

（901班历史课）学生的上课状态各异，除了五六个学生会全程专心看视频外，其他的学生是处于不专心状态，比较明显的行为是睡觉、玩手机、交头接耳或光明正大地闲聊。（20200616，田野笔记）

（平时上课）后面两排打麻将，玩王者荣耀，还有用手机看小说，贼猛啊，干什么的都有，特别是数学课，没人听的，几乎就班主任的课有人听，其他课都没有人听。（20210117，阿光访谈）

我们认识高恒、亦菲等人时，他们已经习惯了课堂上的“混日子”，并且成为C校出名的负面典型。然而，他们都曾在部分学科上取得过不错的成绩，有过来自师长的期望，自己也曾向往升读高中、考大学。

初一的时候老师对我们期望很大，不希望我们就这么放弃（考高中）。（20200616，安逸访谈）

问：你之前为什么说想考高中？

答：体验一下高中生活，高中的话三年虽然说不长也不短，但是如果能读上高中了，肯定想再拼三年。就拼三年高中生活。我拼三年，考个好大学，肯定也不着急出来打工，还可以读四年大学，对吧？（20190318，高恒访谈）

以往研究往往把流动儿童“不学习”“混日子”等叛逆行为归因于户籍制度带来的“天花板效应”（熊易寒，2010；周潇，2011）和低教育期待（熊易寒、杨肖光，2012）。诚然，户籍带来的升学限制是影响学业态度的重要因素。但我们认为，“坏孩子们”和同龄人“混日子”的文化实践不应被解读为“自我放弃”。在目前户籍制度、升学制度下、市场化民办教育场域中，这是他们的生存策略。

（一）“无聊”的应试课堂与“流水线”教师

“无聊”——这是我们追踪的核心朋友圈成员和C校大多数同学描绘学校生活时最常出现的词汇。他们常用“无聊”形容C校的课堂学习。确实，C校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是高度应试和单调的，以“填鸭式”教学为主，很少关注学生对学科的兴趣。我们在课堂里观察到的最常见的教学方式是在课本上勾画知识点、记笔记。

（901班政治课）这堂课与职业规划有关，对应政治书的最后一章，在我看来是对学生价值、意义较大的主题。政治老师一手持书，站在讲台上翻动PPT，PPT上的内容不是专门设计的职业规划指导，而是课本上的原有知识点。她指示学生将书本翻到相应的页码，然后用线画出PPT上的“知识点”，学生的工作是把问题抄下，并在对应的知识点下画线写上序号。莉莉说，老师向来不讲，就让她们抄，反正大家也听不懂。（20200616，田野笔记）

在这样的课堂上，掌握应试所需的“知识点”是教学的最终目的，学生被异化为被“知识点”填满的学习容器和应试机器，学生自身的兴趣和想法无法获得重视，获得尊重与认可的心理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这些枯燥的应试课堂背后，是市场化民办教育中职业倦怠感强烈、流动性极高的教师。与我们到访的许多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类似，C校教师收入低、工作量繁重，且在日常工作中被当作流水线工人管理。虽然C校的管理人员大多也参与教学，但管理层和普通教师层级分明，管理者控制着普通教师劳动过程的方方面面。

F老师2014年来到C校，2017年被提拔为级长。2018—2019年，F老师兼任亦菲所在班级的语文老师、班主任与八年级年级组长。他在作为教师对职业自主权的渴望和作为年级组长执行管理层意志之间备受煎熬。

我的原则是，有天大的事情，不能打扰老师上课，再大的事情都要等到下课。但是，哎，我作为年级组长，偏偏又经常得上课的时候去打断老师。（20190604，F老师访谈）

为提高效率，C校让每个教师固定负责特定年级的特定学科，这让曾经满怀热情的F老师非常不满。他希望能“跟着一群学生成长”，跟他们建立亦师亦友的关系，但这样的教学安排意味着他每一年都是“刚刚建立关系，就又要换一批学生了”。然而，身为年级组长，他处于管理层级的最低层，想法和建议都无法实施。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多数教师将C校视作暂时的落脚点，并不在意教学效果，对学生的学业成就也不抱太大期望，甚至在跟我们熟悉后暗示或直言自己的日常教学只是应付差事。2021年中考政策改革前，C校老师不要求所有学生参加中考，在入学时便告知学生“可能由于户籍等原因没学上”，对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只是完成基本的学习任务且“不要滋事”。即使像F老师这样曾经怀抱职业理想并获得提拔的教师，也觉得自己难以坚持下去，“我的热情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每天早上起来我都问我自己，明天你还会像今天这么激情满满吗？觉得太累了，做不下去，自己年龄也快要三十岁，父母那里也有压力”。这次对话半年后，F老师正式离开了C校。

“坏孩子们”和他们的许多同学都敏锐地感受到教师在应付，这种感知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对教师的信任。当我们在访谈中问及学校教师提供的支持时，安逸认为“（老师）就只是讲课，感觉每个老师都跟完成任务似的”（20200625，安逸访谈）。而当问及莉莉对C校老师的看法时，她强烈地表达了不满，认为“都是因为老师的打击才学不好的，初一的时候，老师就说‘你成绩不行，上不了高中’”（20201008，田野笔记）。

教师的高流动性也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成长轨迹。在教师固定教授特定年级的安排下，C校绝大多数学生每年都要重新适应一批全新的老师；教师因为结婚生子、寻求更好的工作等原因而中途离职时，会导致更为频繁的教师更换。许多同学都难以迅速适应不同教学风格的老师，也难以跟任何老师建立持久深入的关系。高恒小学四年级之前成绩一直不错，还担任英语课代表，但五年级时，他所认可的老师因为“回家结婚”而离职，新来的英语老师“上课呆呆的，很无聊”，他开始听不进英语课，成绩迅速下滑，进而对其他科目也逐渐失去了兴趣。升入初中后，高恒再次尝试过努力学习，当时他的语文成绩还不错，但八年级时，他喜欢的语文老师也因为生子离职，他开始彻底放弃学习。亦菲在初一时遇到了喜欢的数学老师，数学成绩提升很快。但初二时，这位老师因结婚离职，亦菲备受打击，同时接手她所在班级的F老师对纪律管理严格，亦菲因为化妆、带手机等问题经常被训话。渐渐地，她开始厌烦C校的老师，并将对老师的厌恶投射至学习。

七年级数学老师说我数学很好啊，那老师我贼喜欢，是真的很喜欢，但他突然就结婚了，然后走了，快气死我了，好烦那个时候。我成绩那时候还好嘛，后来越来越不好了，被F老师搞得不想学了，他好烦，什么都抓。（20200617，亦菲访谈）

（二）低升学率与基于成绩的分班分层

在2017—2021年广州市异地中考政策下，只有15%左右的流动儿童能够升读本地公办普高（王向等，2020）。这几年，C校一百多位毕业生一般只有十几位能在广州考上普通高中。不少学生在初一初二时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升学机会渺茫。

成绩不好，分数达不到（高中录取线）。在这里（广州）考不上，老家又很难考得上。因为老家有很多来这里读嘛，然后大部分考不上都会回老家读。就感觉压力很大，因为老家也没有多少学校。（20190318，安逸访谈）

作为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C校面临着市场竞争和政府监管的双重压力，办学资源非常有限，但又亟须提高学生的升学率。因此，C校基于成绩不断筛选学生并进行分层管理，以便将稀缺的教学资源集中在更有可能升学的“优等生”身上。2021年以前，C校在初一、初二年级设置重点班和普通班；在初三年级则进一步分化为“中考班”“中专班”和“大专班”，采取分层教学管理、引导升学的策略。虽然校方并不面对学生使用“中考班”等标签，但日常的教师和教学安排体现了校方对不同班级的不同期待。越是临近初三和中考，“普通班”“大专班”以及“中专班”的主科课时量就越低，甚至很多教师选择播放电影、视频消耗课堂时间。

2021年广州实施了中考新政，部分中职学校也需要通过中考招生，而教育局也在逐年收紧对民办中小学的管理。

现在的民办教育要实行淘汰式，政策说广州整个民办（中小学）只留下来30%的比例，现在是45%，有15%要停办，所以我们也在寻找转型路径。（20210114，Y主任访谈）

在这样的压力下，C校逐步缩减招生名额，并从2021届取消分班制度。但分层教学与管理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得更为精细。C校在辅导课程中设置了分级制度，甚至将体育课的分组也按照学业成绩划分。

问：老师有分不同的班或是不同的组进行教学吗？

答1：学习好的和学习坏的都分开了。

答2：体育课老师说按照体能好和体能不好的分组，然后分开来练。但其实就是按照学习好的和学习坏的（分组）。还有我们分课，分ABC组分别上不同的三节课。（20210123，焦点小组）

在C校的分层筛选机制之下，进入初三后，成绩中下的学生大多接受了“差生”的身份，明确地感知到自己难以在广州升读普高，已被学校放弃。

问:你觉得学校对待不同学生会有不同的期待和要求吗？

答:会。隔壁班就是考好点上高中；我们班就是别搞事。

问:有想过毕业后做什么吗？

答:上学。不过我的成绩只能上职中。（20200616，莉莉访谈）

九年级对我们班的要求就是毕业就行，毕业考不要给我挂。（20200617，安逸访谈）

从上述调研可以看出，在C校初三的“中专班”“大专班”里，学生抱怨课堂“无聊”“混日子”的现象愈演愈烈，上课睡觉、打游戏和不交作业等行为成为C校成绩中下学生的普遍行为。这种“混日子”行为导致课堂秩序混乱，违背学校对“好学生”的期待，加深了教师对学生的负面评价。在过往研究中，这些行为常被学者称为“反学校行为”甚至“反学校文化”，被解读为对学校所代表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批判与反抗。但是，我们所跟踪的核心朋友圈成员和C校其他学生都没有展现出对社会结构和教育体制的“洞察”或是“反抗”，他们并不像威利斯所描述的“小子们”一样看不起好好学习、服从管教的好学生，也不从根本上否认高中、大学教育的价值和合法性；相反，他们也向往大学、羡慕能上大学的人，只是不得已接受自己很难通过这一路径获得更好的生活。

阿光说他很羡慕大学生活，他有一个上大学的姐姐，和她聊天的时候会聊大学，很自由很好玩。我问：“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还逃课”，阿光说：“有努力过，但觉得希望不大，成绩不行考不上。”（20210110，田野笔记）

C校学生的这种“混日子”行为与凌旻华（Ling，2015）所描述的上海中职学生的“混”文化类似，不一定包含对社会结构的“洞察”和“反抗”，更多的是这些置身于资源薄弱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升学上对户籍门槛的流动儿童的自我保护及生存机制。他们用“混日子”回应无趣的应试课堂、频繁流动且敷衍的教师，以及学校对自己的低期待、低评价。

 四、校外“找乐子”：

     消费社会中的主动探索     

（一）丰富新奇的娱乐场所

我们追踪的两个朋友圈成员都拥有旺盛的好奇心，且渴望获得他人的认可和陪伴。他们的这些基本心理需求难以在应试课堂获得满足，于是转而在学校之外进行探索。像他们这样追求新鲜感和归属感的青少年正是娱乐产业的重要目标客户。他们主要在学校和家庭附近参与打球、玩电脑游戏、逛街以及吃宵夜等城市青少年的常规娱乐活动。

C校附近的一个商业园区里有小吃店、服饰店等。园区主打“年轻、活力、潮流”，每条街道都有不同风格装扮的涂鸦墙等街角装饰物，吸引俊男靓女“打卡”。我们在一个周中的放学时间点来到园区，发现很多穿着C校及其他学校校服的学生。一家店的老板娘也证实“很多年轻人来，平时也有很多学生”（20200117，田野笔记）。商业区的边缘处有一个篮球场，这里是男生经常集聚的地方之一。尽管C校明确规定“学生放学之后必须先回家”，但许多学生都会来园区和篮球场娱乐。为此，C校管理学生纪律的老师在放学时间段专门来此“检查”，“副校长带着值日袖章也来到了商业园区，并一直走到园区里面到处张望”（20200117，田野笔记）。

热闹的城中村也是孩子们常去的消费场所之一。“坏孩子”圈经常光顾许才家干洗店所在的S地区。尽管社区环境破旧、道路拥挤且人员繁杂，但诸多奶茶店、夜宵店等吸引着他们隔三差五在此聚会。

高恒说：“S地区夜宵很多，算是城中村，吃的只用几块钱、十几块钱”；亦菲补充道：“而且还好吃。”（20210110，田野笔记）

随着朋友圈的扩大和活动范围的拓展，他们开始出入酒吧、麻将馆、桌球馆和KTV等成人娱乐场所。尽管法律明确限制未成年人进入这些场所，但大多数商家不会核查进场人员的身份，未成年人换上成熟的装扮便可自由出入。阿光八年级时频繁往来各类酒吧，每去一个就会发一条带定位的朋友圈，搭配“来啊”“来上课了”等文案，目前已有数十条相关内容。他们把去酒吧称作“上课”，但在酒吧中的行为却很成人化：掷骰子、玩抓手等酒吧游戏并随着音乐“蹦迪”等。最初，他们泡吧是出于好奇，“觉得很新奇，想去尝试那些没有尝试过的东西”（20200723，亦菲访谈）；后来则享受其中，“气氛好，就是你一进去就感觉被带动了，感觉那个场超好玩”（20200821，焦点小组）。在这些娱乐消费中，他们获得无法在学校里获得的乐趣、新鲜感和陪伴。

我们追踪两个朋友圈成员的父母，他们大多从湖南等地来到广州谋生，进入服务行业打工或经营小本生意，他们的工作时间与收入均不稳定，难以陪伴和监督孩子。

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家，因为他们要上班，然后我一个人就在家里玩。有时候我妈接我到她上班的地方，她当时在饭店工作，然后我坐在那里玩手机。（20200725，安逸访谈）

刚发现孩子“泡吧”深夜不归的行为时，他们的父母也曾尝试管束，但发现管不住，就逐步降低了期望和要求。例如，安逸前几次晚归均被母亲呵斥，但当她晚归次数越来越多，母亲也渐渐放松管束。

之前晚回家的话很恐怖，回家就被骂，现在没有了，因为我经常不回，她就不骂了，但会打电话，然后现在电话也很少打。（20210306，田野笔记）

在跟同样缺乏父母陪伴的邻居、同学一起“找乐子”的过程中，孩子们逐步建立了稳定的核心朋友圈。亦菲和莉莉、安逸从小学相识，并一同升入C校，在亦菲眼里，她俩都是“直来直去，不像其他很装”的人，因此，尽管亦菲小学阶段多次转学，但她“玩的圈子一直是那群人”（20200723，亦菲访谈）。高恒在五年级转去C校附属小学后认识了同班的许才，并一起升入C校，两人关系密切。许才家开洗衣店，店里置办了一个麻将桌，经营棋牌生意，高恒经常去许才家“蹭”玩麻将。七年级下学期，亦菲和前男友分手，开始和高恒谈恋爱，两人的朋友圈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逐渐形成以这对情侣为核心的、较为稳定的核心朋友圈。这一核心朋友圈成为他们“找乐子”的基础，也为他们提供家庭和学校未能给予的情感陪伴和切实的支持保护。“不落单”是女孩子外出活动时默契遵守的原则，她们去酒吧时会相伴同行，玩至凌晨时也会一起回家。尽管她们的社会经验和自我保护意识仍十分有限，但这种互相陪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她们。

在核心朋友圈外，他们还各自经营着在娱乐活动中形成的趣缘群体为主的社会关系。高恒在小学时曾分别融入打游戏、打篮球以及玩“机车”等帮派性质的朋友圈，结交了庞大的校外社交网络。八年级时，他常与住家附近的一些“成绩不好的朋友聚在一起”，跟着他们打球、打麻将、去酒吧。阿光在酒吧通过参与“邀请台”进一步拓展了社交圈。女生也各自在酒吧和电商生意中认识了很多人。这些外围的趣缘群体进一步拓展了他们娱乐活动的种类和范围。

（二）彰显自我的消费文化

上述丰富多样的娱乐场为他们提供了获得乐趣和新鲜感的机会，而潮流文化及和其相关的符号消费则为他们提供了在学校里无法获得的彰显自我、得到他人认可甚至羡慕的机会。鲍德里亚曾描绘过一个以符号系统为核心的消费社会（鲍德里亚，2008）。在消费社会中，人们除了消费商品本身，还消费商品代表的意义（王宁，2001）。我们追踪的朋友圈成员都是同龄人中时尚潮流的先锋，也是符号消费的深度参与者。其中，服饰作为一种符号，被赋予自我表达的文化意义。他们很讲究穿着打扮，往往从快手、抖音等互联网短视频平台上获得关于潮流的资讯，并率先实践，以满足好奇心和成为“潮人”的愿望。

以前刷快手，看见别人纹身，觉得他们好潮啊，然后就想去尝试……第一个纹身是（和高恒的）情侣纹身。（20200723，亦菲访谈）

女生模仿网红的穿搭风格，打扮成熟，“亦菲染了橙调偏金的发色，身着白色泡泡袖上衣、牛仔短裙，脸上化了点妆。莉莉今晚要去酒吧面试，穿了条黑色吊带裙，化了浓妆”（20200820，田野笔记）。她们还尝试JK制服、Lolita洋装等亚文化服饰，并使用圈内“行话”，遵守圈内规则：比如要买“褶子锋利”的JK裙子，不能买“山”。不过，这些尝试更多基于好奇，还未发展为对特定青年亚文化圈子的高度认同。这些符号消费和自我表达往往违背学校的行为规范，成为被老师批评、惩戒的理由，但却在他们的朋辈圈子和校外社交网络中给他们带来“面子”和在学校里无法获得的来自他人的认可甚至羡慕。

在这些符号消费中，他们除了注重风格外还追求品牌。“高恒拿起阿光的外套，问阿光是什么牌子。阿光一脸不屑地回应：‘你看那个Logo啊，和‘笑脸’那个牌子联名的，很有名的潮牌好不好’。”（20210306，田野笔记）手机、鞋子的品牌也是彰显身份和“面子”的重要符号。

当看到高恒换了新手机时，许才念叨：“阿光换iPhone11，高恒换iPhone12，我要换iPhone13。我今年不买鞋了，攒钱买手机。”我问他平时买鞋很贵吗？许才说“几百块”，安逸调侃道“不止吧，有超过一千的，那个詹姆斯”。至于购买的原因，孩子们直言：“有面子啊，鞋这些牌子很多人认识啊。”（20210306，田野笔记）

问：你们每天在酒吧兼职拼命地赚钱是为了什么？

亦菲：我是想买鞋。

莉莉：我也想买鞋。3600元。

亦菲：买牌子的鞋，华伦天奴的一双细高跟。（20200821，焦点小组）

对他们来说，这些商品的符号意义已然超越了其本身的实用价值，购买这些品牌货所需的资金也远超他们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但是，不同于伍宁（Woronov，2011、2015）研究中部分中职学生购买高仿商品彰显消费实践的精明与策略，我们追踪的这群孩子不会为了“好面子”和省钱而购买高仿产品。

问：你们会“炒鞋”吗？

许才：卖不出去，闲鱼上没人信。

安逸：对，都没人信的，很多人不是骂嘛，在闲鱼上卖JK的好多都是假的。

问：你买的都是真的？

安逸：肯定啊，我们都买真的。在毒、识货买。（20210306，田野笔记）

我们追踪的孩子通过这样的越级消费实践彰显自己的品位和审美，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家庭处于社会中下层、自己被学校体系认定为“差生”所带来的剥夺感和缺失感，获得了“体面”。他们对正品、行货的追求，显示出他们的符号消费背后有一套完整且高标准的道德体系——他们的“体面”不仅在于从他人评价中获得优越感，还在于参与社会比较后在道德层面上“高人一等”。总体而言，在学校和家庭中无法获得新鲜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孩子们，转而在学校以外的娱乐空间和符号消费中寻求满足。他们是在“找乐子”，也是在“找认可”。

五、成为被学校排斥甚至剔除的“坏孩子”

丰富的娱乐活动和符号消费给孩子们带来了乐趣、新鲜感和认同感甚至优越感，但也让他们区别于C校其他“混日子”的学生，成为被学校排斥的“坏孩子”。他们化妆、纹身、穿潮服名鞋甚至出入酒吧，这些都是老师眼中的“不良习性”，与学校对“好学生”的期待背道而驰，让他们成为老师眼中需要严厉管束的、“不可控”的“问题学生”。

我们中途招了个别孩子，然后带来了很多不良的习性，让我们老师也觉得不可控，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我们也遇上这样的很大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孩子不是那么好学，就这样玩手机或者去那些夜场，存在这自暴自弃的情况。（20210114，Y主任访谈）

C校教师普遍采用“严管优等生成绩、严管差等生纪律”的管理策略，以确保“差生”“不滋事”。这意味着成绩好的学生不仅在学业上获得更多关注和支持，而且在行为方面拥有更多自由，得到校方更宽容的对待；而成绩差的学生则不仅在学业上被忽视、放弃，而且一旦出现学校不认可的行为，就会成为“重点关注”对象，面临格外严厉的管束和惩戒。我们追踪的孩子都在成绩下滑后明显感知到教师对他们态度和期待的变化，也常在日常校园生活中感受到学校基于成绩对学生进行的区别管束，并觉得自己被“针对”、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初一的时候成绩还可以，然后老师就对我有期待，初二成绩不好了呀，慢慢地就变差了。老师关心好同学，对成绩好的就关心，成绩不好的就骂，就说什么，带坏社会的弱智青年，蛇鼠一窝什么的，天天骂得最多了。

我七年级跟某同学一起走，她姐姐是八一班的，励志班，然后那上面有校卡，我就戴了一个八一班的校卡，找她姐姐借的。我校服湿了没穿，就穿了一件自己的衣服在里面，然后我跑下来的时候正好被Y主任抓了，她就说我为什么不穿校服，本来是要扣分的，但她看了一下校卡，说是八一班的，就让我赶紧回去换。我感觉因为八一班是励志班，所以是有区别的。励志班就是校长看中的一个班。成绩差的一般不怎么管学习，但他们会抓成绩差的纪律。（20200617，亦菲访谈）

阿光经常迟到、逃学，Y主任每天都扣他的纪律分。阿光表示有些乖学生迟到时只说几句，但不好的就不让回班，对阿光更是夸张，他曾经一个月都没进班，天天被抓到校长办公室背校经。（20200125，田野笔记）

有一次我被Y主任抓去办公室，每次我们都好几个女生一起被抓过去，但每次就只有我一个人被留下来，我都习惯了。然后她就跟我说，说我知道你跟高恒干嘛干嘛了，就骂我们之类的。（20200617，亦菲访谈）

我们的田野观察验证了他们所说的“针对”和“区别对待”并非空穴来风，C校的老师确实会因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而对他们的行为形成先入为主的判断并给予格外严厉的惩戒。我们亲眼见证了阿光被误会和劝退。阿光某天放学后去学校附近的篮球场打球，但篮球场附近恰好发生了恶性打架事件，Y主任便认定阿光是打架的谋划者。

阿光被开除的第二天，我们一起去打麻将。其间Y主任和阿光通话询问打架事件的具体情况：

主任：人是谁打的？

阿光：不是我打的，我打他干吗，我真的是去打球的，真的打球我不骗你。

主任：现在问题是，昨天打球的点为什么你们在同一个站下的车。他们直接把A学生从车上拉下来打的。你怎么刚好在那呢？你也是一个站，你也在篮球场。怎么能那么巧？（20200115，田野笔记）

阿光知道这场群架的召集者是同级的继继，而我们事发时也恰好在场，跟阿光提出可以出面向Y主任澄清，但阿光却不愿意解释事情的真相。他瞧不起、“看不惯”C校的区别对待，也因为“讲义气”而不愿暴露继继。第二天，继继主动承认了所作所为，可Y主任非但没有撤销对阿光的劝退，反而将2021届近十位成绩靠后且有过违纪记录的同学同时开除。在主任眼里，他们是有着“不良习性”、让老师觉得“不可控”的“坏孩子”，是不可信任、最有可能“闹事”的学生。在中考政策改革、民办中小学管理收紧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学校为提高中考上线率，对成绩一般、有行为问题且没有本地户籍的学生的处理方式也进行相应调整。2020届的几位成员虽然也曾多次因为逃课、打架被通报批评和威胁劝退，但最终顺利毕业；然而对2021届的这群“坏孩子”，学校彻底将他们视作需要被剔除的“潜在威胁”和负担，以打架事件为理由将他们劝退或开除。对此，阿光等人十分清楚。阿光分析说：“开的都不是广州户籍的”“有一个看戏的没被开，因为人家家里有背景，认识校长。”他谈论这些的时候没有表现出羡慕或是可惜，反而倾向于调侃甚至不屑。（20200117，田野笔记）

面对学校的严重误解、污名和惩戒，阿光的不屑体现了他对学校的失望和抵抗。只是这种“抵抗”并没有从根本上批判以分数分层级的筛选性教育体制及其背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而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应对策略。他明白老师早已给自己贴上标签、怀有强烈偏见，并不会真的聆听和相信自己的解释，因而选择不把老师的评价当回事，也不再尝试改变他们对自己的误解。

    六、步入不稳定阶层    

频繁出入娱乐场所、购买品牌鞋服所需要的资金远超父母能够提供的零花钱，因此我们追踪的这些孩子都渴望赚钱。八年级时，他们就开始在日常消费、娱乐的场所和圈子里寻找工作机会：在街边发传单、在餐饮店端盘子以及去酒吧当气氛组。特大城市兴盛的娱乐和服务业为他们提供了灵活的就业机会，让他们逐渐从消费者转变为领取日结工资的灵活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高效地运用社交娱乐活动中积累的人脉，把这种社会资本转化为有效的信息源，以此获取更多兼职信息及相关收入。例如，亦菲在酒吧做气氛组的工作机会源于“泡吧时遇到的一个男生，他之前是气氛组的主管。”（20200723，亦菲访谈）

互联网平台经济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也给他们带来低门槛的创业机遇。2020年春，学校因疫情无法线下开课，大多数娱乐场所也纷纷关闭，当时就读八年级、九年级的朋友圈成员各自困在家里，沉迷于微信、抖音等各类社交媒体。他们展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很快通过这些平台开发了倒卖电子烟的生意，不断发展下线，一度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

试水：在做电子烟生意之前，亦菲做过两、三个月微商，“啥都卖”。那时她看到有人发布关于微商群的朋友圈，便扫码进了这个群。

入伙：高恒随亦菲发了各种微商朋友圈后，一个女孩A找上了他。A在做电子烟生意，便问高恒做不做。一开始，高恒对此没什么期待，“反正随便做一下嘛”，于是也开始转发电子烟信息。当天亦菲也参与进这门“生意”。她的初衷很简单，“想要赚钱啊，赚了钱就可以逛街、吃东西、买衣服”。随后是安逸加入，在5月下旬，经不住亦菲反复念叨，“一起做代理，一起赚钱”，而安逸确实希望能赚点零花钱。在前几天，高恒又拉了阿光一起做。

经营：最开始高恒在A那里拿货。抖音、朋友圈是他们挖掘客户的主要渠道。高恒和亦菲看到电子烟相关的小视频时，会去翻底下的评论，并回复对方、与之私聊；同时，他们朋友圈几乎天天发“今天出了多少单”的信息，宣传的攻势也十分猛烈。高恒称，他一单可以赚五六十元，从3月到5月，他和亦菲都各自赚了快1000元。至于定价，孩子们坦言，“看自己想赚多少”“看你野心大不大”。（20200701，田野笔记）

这些做兼职、电商创业的实践，跟他们父母的就业经历和日常的娱乐活动一起塑造着他们对未来职业的想象。

问：你希望你5年后在做什么呢？

答:我到22岁，希望能操控好几家店铺运营，就是网上的店铺。打工感觉好累，客服运营比较适合我。（20210314，高恒访谈）

问：你有没有跟你父母聊过，他们希望你10年之后要做些什么事情？

答：没有，我就想跟我妈一样学美容。不是学它简单，是我觉得这个以后应该也能发展的。我不知道10年后这个行业还发不发达，我只能说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网红嘛，所有人都整成了一张网红脸，都是高鼻梁、丰满的唇，我就感觉可能这个行业可以走下去。（20200723，亦菲访谈）

从C校毕业后，以高恒、亦菲为首的2020届核心朋友圈成员一起选择了一所中职学校的电子商务专业。在以青少年为目标消费者的娱乐文化产业与需要大量灵活劳动者的互联网经济的吸引下，他们和身边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不愿像父辈那样在工厂打工或从事相关体力劳动；但因为接受高等教育的路径受阻，也很难从事需要专业知识的脑力劳动职业。他们既不是在单纯复刻父辈作为产业和传统服务业工人的阶层地位和文化，也难以实现成为知识精英的阶层跨越；他们丰富的“找乐子”和赚钱实践，推动他们成为城市新兴娱乐服务行业和互联网经济中的灵活劳动者，成为“不稳定的无产者”阶层（Woronov，2015）。

     七、重新理解“坏孩子”     

本研究通过对广州市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中两个朋友圈的长期追踪，总结他们校内“混日子”、校外“找乐子”的文化实践，阐述其亚文化的生产机制。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不应将他们的文化实践理解为“反学校文化”或“自我放弃”。他们并没有洞察、批判学校体系所代表的社会结构，不像威利斯所描述的“小子们”那样看不起好好学习的循规者、刻意挑战权威；也不像“制度性自我放弃”概念所描述的那样放弃提升自己阶层地位、追寻更好生活的机会。相反，他们只是认清自己难以通过学校体系获得认可和实现阶层跃升，因而不再指望成为老师和学校眼中的“好学生”，转而尝试在朋辈关系、娱乐空间和消费社会中追寻新鲜感、认同感和经济来源。他们看似叛逆的“混日子”和“找乐子”文化实践，实际上是在教育体制和民办学校筛选、排斥非户籍“差生”的推力与吸引青年群体的消费社会和互联网经济的拉力的双重作用下的自我保护及寻求认同感的策略。他们的文化实践为他们在新兴服务业和互联网经济中谋求发展积累了经验及人脉，却让他们被学校进一步排斥，成为被主流教育体制放弃甚至彻底剔除的“失败者”和“坏孩子”。

区别于强调青少年反抗的“反学校文化”研究，本研究凸显了学校在制造“坏孩子”现象和“混日子”亚文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深入阐述了学校体制与青少年个体能动性的相互作用。在基于成绩和户籍的筛选性应试教育体制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面临提升升学率的严峻压力，按照成绩对学生进行精细的分层并区别对待，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少数成绩较好的学生上，大多数成绩普通或较差的学生得不到关注与重视，有过违纪行为的“差生”更是受到格外严厉的管束和惩戒。我们所追踪的“坏孩子”并非一开始就有意反抗学校和教师的权威，反而是“无聊”的应试课堂、应付差事且流动性极高的教师、基于成绩的分班分层和对优生和差生的区别管束在不断将他们推向学校的对立面甚至彻底剔除出去。

本研究还揭示了同辈圈子在青少年亚文化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我们所追踪的孩子在学校相识，因为相似的经历和情感需求、相投的性情及多年的相处形成紧密的核心朋友圈，并在娱乐活动中结识各类趣缘群体。这些在学校老师眼中构成“不良影响”的朋辈圈子，却是他们所处的场域中重要的社会资本，一方面帮助他们不断扩大“找乐子”和赚钱实践范围；另一方面，在成年人缺位的情况下，核心朋友圈好友的互相陪伴照看和逐步形成的共同价值观构成他们出入充满风险的娱乐场所时主要的保护机制。

虽然基于一所学校的田野观察有其局限性，但本研究依然为理解当代中国大城市中的流动青少年亚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在方法层面，本研究重视青少年视角，深描被学校当作“坏孩子”的青少年的文化实践及内心世界；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突破以西方理论为参照描述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纠结于当代中国是否存在“反学校文化”的困局，深入阐述青少年如何在当代中国特定的宏观社会环境之下发挥个体能动性进行文化生产与实践；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希望帮助学校、教育者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处于学校体系边缘和分数层级底层的青少年，看到并更好地回应他们对认同感和主体性的渴望，而不只将他们当作需要被惩戒甚至剔除的“坏孩子”。

注：原文载于《青年研究》2022年第1期。

此文经本微信公众号工作人员重新排版；封面图片来自网络；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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