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迪 顾金土｜社会经济地位、时间分配与青年健康

作者

吴迪、顾金土，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

摘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当代居民全面健康调查”两项调查的相关数据，探讨社会经济地位、时间分配与青年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水平存在正相关，但并不是强相关关系；两者关系受时间分配的调适和控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年群体会面临更多时间分配紧张问题，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部分抵消了高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积极效应。在提升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过程中，青年群体要合理分配时间，兼顾事业和健康平衡。

关键词

社会经济地位；时间分配；青年健康；遮掩效应

青年健康是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根基。随着职场经验的累积、资历的增加，青年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一些青年想象在获得一定的社会经济资源后，能够从快节奏生活中脱身，拥有更多休闲时间。但实际上，原本充足的时间却变得稀缺，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陪伴家人、运动锻炼，甚至连基本的睡眠时间都难以保证，“慢性病年轻化”“工作猝死”等事件频发。显然，社会经济地位提升非但没有像以往研究表明的那样“有利于提高健康水平”，反而有可能使青年群体面临更为紧张的时间分配和更大的健康风险，最终造成心理焦虑、工作懈怠等不良后果。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时间分配究竟怎样影响青年群体的健康，社会经济地位又是否影响青年群体的时间分配。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把社会经济地位、时间分配、青年健康三者联系起来，探究时间分配在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年健康之间所发挥的作用。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年健康

20世纪80年代之前，研究者普遍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不同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将日趋缩小（Buxton，1976）。但在英国进行的一项研究却发现，英国社会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并未缩小，反而不断增加（Black，1980）。因此，有研究开始将社会分层视角引入健康研究，发现健康风险并非在人群中均匀分布，而是与群体的社会特征密切相关（Berkman & Breslow，1983）。之后又有研究开始探讨健康风险因素与健康结果的关系，发现受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Williams，1990；Braveman，2006）。根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相关数据，教育、收入与人们的健康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关联，教育程度较低或收入较低的人群面临更多健康风险（徐岩，2017）。也有学者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往往带来健康不平等，即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之间存在明显的健康差异（黄倩等，2020）。因此，国内外学者对社会经济地位与群体健康的显著影响关系有基本一致的认识。但是，对社会经济地位与群体健康结果之间的作用机制还没有形成一致观点。

一些研究试图通过引入一些中介因素，探讨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王甫勤，2012、2020；徐岩，2017；洪岩璧、华杰，2020）。有研究把中介因素大致分为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体两个层次（Alder & Stewart，2010）。前者强调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居住环境、工作环境、社会资本等因素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王培刚、陈心广，2015；孙中伟等，2018；陈淑云等，2020）；后者强调个体认知、情绪状态、行为选择有可能导致不同群体的健康差异（周伟，2011；杨洸、巢乃鹏，2021）。虽然结构因素、个体因素部分解释了青年群体的健康差异，但结构与个体的分离导致宏观与微观的对立，无法将个体能动与社会结构相联结。因此，综合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两个层面成为新的探索方向，把蕴含双重特征的生活方式作为中介因素（黄洁萍、尹秋菊，2013）。

其实，早期社会学研究就十分关注生活方式背后的结构因素。比如，韦伯(1997：337—339)认为，不同社会群体具有明显的生活方式差异。马克思也把生活方式作为划分社会阶级的重要指标（高丙中，1998）。有研究通过对美国疾病数据的分析发现，约一半疾病与生活方式有关（Engel，1977）。还有研究从“行动者—结构”视角解释个体在锻炼、体检、饮食等方面的实践活动，并建构了一套健康生活方式理论（Cockerham，2005）。后续研究从更为具体的锻炼、喝酒等行为频率探讨其对健康的影响（王甫勤，2017；黄倩等，2020）。

采用生活方式视角研究群体健康，解决了宏观结构和微观行动之间的割裂问题。但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需要在一天固定的24小时内分配时间。机械地聚焦生活行为会消解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因此，本研究通过引入时间分配视角，关注不同活动在时间上的关联，由此可以避免单纯从行为频率考察生活方式的不足。

(二)社会经济地位与时间分配

除收入外，工作、娱乐、家务劳动、运动健身等不同活动的时间分配也是反映不同社会群体工作压力大小与生活质量差异的重要方面（龚江辉、王琪延，2009）。早在1965年，以贝克尔（Beck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就将“时间”视作一种有限资源，探讨“时间分配”对家庭生产和消费的影响（Becker，1965）。但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合理分配有限的时间资源、实现经济效用最大化（Cawley，2004），往往忽视时间分配背后的社会结构因素。

不同社会阶层的时间观念及时间分配行为具有明显差异（古尔奇维，2010）。通过分析1990年、1997年城市居民的时间分配发现，不同学历、职业的群体在工作时间、娱乐时间、睡眠时间、家务劳动时间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王琪延，1998）。对北京市居民20年生活变迁的研究发现，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工作加班时间更长、睡眠时间更短（王琪延，2007）。

由此可见，时间分配明显受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时间分配结构具有明显差异。但目前对时间分配的划分还缺乏统一共识，多数研究只是简单把时间划分为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再从非工作时间中抽离出休闲时间，对时间分配结构缺乏系统探讨。

(三)时间分配与青年健康

快节奏的社会生活让青年群体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邓凌、陈本友，2005）。心理学研究表明，时间管理倾向对生活质量、幸福感、精神健康等方面具有显著影响（李儒林等，2006）。在社会学研究中，有关时间分配对健康状况影响的研究较为零散，主要涉及工作时间、睡眠时间、运动时间、娱乐时间等方面。如果工作时间延长、生活时间减少，则会增加工作与生活的冲突，面临更多的工作压力与健康风险（Berniel l& Bietenbeck，2020）。相比于工作时间较短的群体，工作时间较长的群体更有可能面临睡眠时间过少、运动锻炼匮乏、社会交往不足、焦虑、情感障碍等问题（Au et al.，2013）。同时，有研究发现，增加运动时间、娱乐时间对青年健康具有积极影响（Sisson et al.，2010）。但还有研究发现，娱乐时间过多也会导致身体与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Louise et al.，2010）。可见，合理分配时间对个体健康至关重要。

可以看出，以往有关青年健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社会资源方面。从经济社会资源方面看，时间仅仅是青年行动的环境要素。加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给青年群体带来时间分配压力。从时间分配方面看，人们每周的日常活动都受到时间资源的约束。分散的工作时间、睡眠时间、运动时间、娱乐时间等难以全面反映其对健康的影响。由此，本研究从整体时间分配的视角出发，探讨时间分配对青年健康的影响。

(四)研究假设

社会经济地位模型是健康研究不可忽视的经典模型。“高社会经济地位总体上有利于健康状况”的论断同样适用于青年群体，但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年健康之间的中间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青年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健康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青年群体的工作内容有所增加，导致工作时间延长。随着电子产品的日益普及，高社会经济地位青年群体更可能选择电子产品进行娱乐。二者的叠加将侵占作为基本生理需求的运动时间和睡眠时间，进而对个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年群体具有不同的时间分配模式；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时间分配就越紧张；假设3:不同时间分配模式对青年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时间分配越合理，青年群体越健康。

若上述假设得到证实，则可推出进一步假设4：时间分配紧张削弱了高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群体健康的积极效应。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和资料来源

本研究同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CFPS)和“当代居民全面健康调查”的相关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涵盖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涉及16000多位调查对象。采用2014年、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成人部分的相关数据，选取年龄范围处于20岁至40岁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去除核心变量缺失严重的样本后，合并2014年、2018年两期的数据库。

“当代居民全面健康调查”是由河海大学“全面健康研究小组”于2020年10月至12月执行的短期追踪调查项目，并针对典型个案进行深度访谈，旨在反映不同年龄群体的健康状况、健康相关事件及应对行为。此项调查由96位调查员组成，每位调查员选取5位到6位家人、邻居或同伴作为调查对象，共获得518份有效个案。最终，此项调查以1周为时间间隔，共进行十期追踪调查。本研究选取此项调查中20—40岁的个案作为研究对象，共筛选出215位个案的八期面板数据。所选择对象主要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约占总体的76.7%。长江下游地区是经济高度发达地区。这一地区的青年群体生活节奏更快，时间分配紧张问题更加突出。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是通过自填问卷进行的追踪调查，能够描述青年健康的长期变化趋势，但容易遗漏调查对象所经历的重要事件与生活体验。“当代居民全面健康调查”通过开放式问题收集相关经验材料。因此，本研究策略是以定量数据分析为主，同时将定性资料用以解释、说明定量模型。这种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既能强化研究发现、相互印证与补充，也能通过定性资料进一步探索定量模型的建构方向。

(二)变量选取

1.因变量

因变量为青年群体的健康状况。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的定义，健康为生理、心理、社会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局限于没有身体疾病。目前主要通过自我评估与客观评估两种方式测量健康状况。自我评估是指调查对象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客观评估是指以真实有效的医学检查结果作为健康评估的依据。本研究采用自我评估方式。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要求受访者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您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其中，1表示“不健康”，2表示“一般”，3表示“比较健康”，4表示“很健康”，5表示“非常健康”。

自评健康作为一种主观评价，具有一定局限性。但自评健康能够更加全面反映个体的健康变化，可以动态反映个体对疾病的微观感受（Idler et al.，1997）。因此，自评健康结合追踪研究可以测量个体健康感知的动态变化。为便于分析，本研究将两项调查中的健康自我评估均看作连续变量，并转化为百分制，依次为：“不健康”赋值为0，“一般”赋值为25，“比较健康”赋值为50，“很健康”赋值为75，“非常健康”赋值为100。

2.自变量

自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时间、睡眠时间、娱乐时间、运动时间、测量波次。根据以往研究结果，多个自变量具有显著性别差异，故把“性别”作为控制变量。

把社会经济地位视为潜变量，主要通过职业、教育、收入三个显变量进行测量。职业是指受访者接受调查时或失业前的最后一份职业。为便于分析，把职业转换成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ISEI）；教育是指受访者接受调查时的最高教育程度，将其看作定距变量，取值范围在1(“从未上过学”)到13(“研究生及以上”)。收入是指受访者接受调查当年的年收入。为避免过多缺失值的影响，把收入加上0.01，并取自然对数（王甫勤、马瑜延，2020）。

时间分配可细分为工作时间、睡眠时间、娱乐时间、运动时间等几方面。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时间变量单位为“小时/每周”。在“当代居民全面健康调查”中，通过“请问您运动/娱乐/睡眠的时间？”收集相关数据，回答赋值依次为：1表示“从不”，2表示“较短时间”，3表示“一般”，4表示“较长时间”，5表示“超长时间”。为便于分析，把其看作选值处于1—5的连续变量。

(三）模型设定

纵贯研究的多层次模型能够对数据资料的变化趋势进行观察分析，反映数据资料的时间特性。在这一模型中，自变量划分为个体内层次变量和个体间层次变量。其中，个体内层次变量是指反复测量多次的数据资料（如受访者在不同时间点的健康信息）；个体间层次变量是指不同调查对象的群体特征（如不同年级的受访者等）（邱皓政，2017）。在本研究中，个体内层次变量为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时间、睡眠时间、娱乐时间、运动时间、测量波次；个体间层次变量为性别。

通过Mpuls 8.0软件，分析具有时间信息的多层次模型。为探究“时间分配”在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年健康两者间所发挥的作用，共构建4个数据模型。其中，模型1、模型2分别是“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当代居民全面健康调查”数据模型的基准模型，考虑测量波次、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群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其目的在于观察在没有控制“时间分配”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年健康的关系。模型3、模型4引入时间分配变量，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对时间分配、时间分配对青年健康的影响。此外，通过比较模型1与模型3、模型2与模型4，考察在控制时间分配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健康的真实影响。

     三、研究结果     

（一）高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健康的积极效应

表1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有关青年群体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指数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从2014年到2018年，青年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明显提高，但其健康状况却明显下降；也就是说，青年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整体提升并不能保证平均健康状况的改善。当然，这并不能简单说，青年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健康状况负相关。因为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状况的关系并不能代表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两年间隔期太长，而健康指数可能属于季节性变化。

为此，本研究同时还采用调查时间间隔为1周的“当代居民全面健康调查”相关数据，此项调查覆盖了秋冬两个季节。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健康指数在整个观测期内保持稳定。社会经济地位的均值均为24.17；健康指数的均值范围为65.01—65.27；也就是说，短期内青年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较为稳定。这既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水平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累积过程，也表明此影响过程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表2中的模型1、模型2考察测量波次、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群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由此观察在没有控制“时间分配”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年健康的关系。

从表2可以看出，模型1、模型2中随机效果的显著水平均具有统计意义，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在模型1、模型2中，社会经济地位每上升1个单位，健康状况得分分别增加0.004、0.039，说明青年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健康水平呈正相关。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与此同时，模型1、模型2中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水平关系的p值均大于0.01。这表明，两者并非预期的“强相关”关系。因此，还需进一步探究时间分配是否抑制了高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健康的积极效应。

（二）不同社会经济地位青年群体的时间分配差异

表3是“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有关青年群体的时间分配结果。可以看出，相比于2014年，2018年青年群体每周的工作时间和娱乐时间明显增加，两者合计增加4.74小时/周；自理生活时间每周降低2.79小时；睡眠时间与运动时间合计降低1.95小时。

这表明，青年群体社会经济地位整体提高、平均健康状况下降可能是由时间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工作时间、娱乐时间增加，导致青年群体没有充足的运动时间、睡眠时间。为进一步论证社会经济地位与时间分配的关系，还需通过数据模型观察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时间分配差异。

加入与时间分配相关的自变量后，得到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当代居民全面健康调查”的模型3、模型4。模型3中的个体内方差、个体间方差、测量波次方差分别为291.436、0.317、17.228；模型4中的个体内方差、个体间方差、测量波次方差分别为7.858、0.280、34.667，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模型3、模型4的拟合度较好。相关结果分别绘制在在图1、图2中。

从图1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地位每上升1个单位，工作时间、娱乐时间每周分别增加0.217小时、0.212小时；睡眠时间、运动时间每周分别减少0.009小时、0.095小时。

从图2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地位每上升1个单位，娱乐时间每周增加0.007小时；睡眠时间、运动时间每周分别减少0.006小时、0.002小时。图2所观察到的结果同图1类似：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娱乐时间越多，运动时间、睡眠时间越少。这表明，青年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时间分配模式具有显著影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年群体具有不同的时间分配模式。高社会经济地位青年群体的工作时间、娱乐时间更长，睡眠时间、运动时间更短。由此假设2得到验证。

从图1同样可以看出，工作时间、娱乐时间每增加1个单位，健康评估得分分别减少0.013、0.006；睡眠时间、运动时间每增加1个单位，健康评估得分分别增加0.049、0.066。从图2也可观察到类似结果：娱乐时间越多，青年群体的健康状况越差；运动时间、睡眠时间越多，青年群体的健康状况越好。这表明，不同时间分配模式对青年群体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睡眠时间、运动时间更多，工作时间、娱乐时间更少的青年群体，健康水平更高。由此假设3得到验证。

（三）时间分配的遮掩效应

遮掩效应（suppression effect）是指第三个变量抑制了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当不控制第三个变量时，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更小甚至相反（温忠麟等，2012）。遮掩效应的检验方法是把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分解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指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作用；间接效应是指自变量通过第三个变量对因变量的间接作用。如果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作用方向相反，就表明间接作用部分抵消了直接作用，产生“遮掩效应”（Tzelgov & Henik，1991）。

根据计算，在模型3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群体健康状况的直接效应为0.005，运动时间、工作时间、睡眠时间、娱乐时间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0063、-0.0028、-0.0004、-0.0012。在模型4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群体健康状况的直接效应为0.065，运动时间、睡眠时间、娱乐时间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0003、-0.0016、-0.0032。可以看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作用方向相反，表明工作时间、娱乐时间、运动时间、睡眠时间等变量的作用机制为“遮掩效应”。

可以看出，高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健康的积极效应会受到紧张时间分配的抵消。原因有可能在于，高社会经济地位青年群体的工作时间、娱乐时间过度挤压运动时间、睡眠时间，进而对其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由此假设4得到验证。

合理的时间分配能够平衡个体不同方面的活动，缓解青年群体的生理与精神压力，维持或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但并不是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时间分配。高社会经济地位青年群体的时间分配紧张，削弱了其在健康水平群体差异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优势。

借助“当代居民全面健康调查组”个案访谈资料，可以进一步理解不合理的时间分配如何抑制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健康的积极效应。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青年群体拥有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生活更有品质。但繁忙的工作导致工作时间不断挤压休息时间，基本的睡眠与运动时间难以保证，最终对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比如，林先生在互联网公司任高级产品经理，他直言道：“前年升为了我们公司高级产品经理，工作内容加了很多，要负责产品线，也要产品推广、市场运营。工资肯定涨了，可是一忙起来，属于自己的时间基本没有，上下班占用很多时间，总感觉都睡不够。办了健身卡也是浪费，基本没有时间去。一有空，就只想待在家里看看电影，玩几盘游戏。长期这样导致我现在整个人总感觉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林先生，36岁，高级产品经理）王女士在地方企业任管理人员，她表示自己现在处于“有钱赚，没命花”的夸张地步：“做主管很忙的，工作时间之外也要花大量时间用来与客户保持联系，基本得不到休息。我从小是没怎么生病的人。但当上主管几个月后，我就开始频繁生病。没生病的时候，每个月还能存下一点钱。生病之后，今天赚的钱明天就落到医院的口袋里。有时候觉得，自己真到了有钱赚，没命花的地步。明明有钱，却买不了健康。有句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想继续赚钱，得首先保证身体健康。”（王女士，33岁，企业管理人员）

由此可见，随着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以及娱乐时间过度集中于电子屏幕，高社会经济地位青年群体的时间分配日益紧张，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这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部分抵消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积极效应。

  四、简要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健康的积极效应并非如预期般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时间分配会产生“遮掩效应”。如果不控制时间分配的作用，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年健康的积极效应会受到削弱。高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年群体时间分配较为紧张，他们的工作时间、娱乐时间往往更长，睡眠时间、运动时间更短，这些均不利于健康。

随着生活节奏日渐加快，人们会陷入“时间分配紧张”的困境。青年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工作时间增加越多，往往造成起码的睡眠时间与运动时间也难以保证。虽然可以通过工作懈怠改善健康状态，但仅为短期效应，随之而来的代价是失去后期激活优势资源的机会。时间分配与青年健康紧密相关，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更容易面临时间分配紧张所带来的健康风险。要改变时间分配的紧张状况，青年群体需要在获取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对社会经济地位获取与身体健康进行平衡，形成合理的时间分配模式。要注意健康损失风险和社会经济资源获取的内在关联，不要通过过度牺牲健康获取社会经济资源。同时，也不应放弃对社会经济资源的获取，失去奋斗动力。

本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地位、时间分配与青年健康的关系，但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议题。首先，时间分配可进一步细化，以便更为精确、完整地反映青年的日常活动安排。其次，随着在线协同办公技术的日益普及，以及后疫情时代“在家办公”模式的出现，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同活动的时间分配难以精确划分。最后，本研究仅考虑时间分配对青年健康的影响，青年健康状况是否会改变时间分配模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新的研究方向是，大数据可以较为清晰地记录人们的活动轨迹，细化不同青年群体以及其他人群的时间分配，进一步分析和验证上述议题。

注：原文载于《青年研究》2022年第1期。

此文经本微信公众号工作人员重新排版；封面图片来自网络；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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