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晖｜“普职分流”背景下青年的职业地位获得

作者

李颖晖，西北政法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

基于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相关数据，考察“普职分流”背景下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对青年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对高中阶段教育后没有继续升学的青年来说，就读中等职业学校比就读普通高中在职业地位获得方面更有优势，主要体现在工作收入方面；对高中阶段教育后继续升学的青年来说，无论就读中等职业学校还是就读普通高中在职业地位获得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提升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应进一步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地位和办学质量，确保其学生保持既有优势并拓展通过中等职业教育向上流动的途径。

关键词

普职分流；中等职业教育；职业地位获得；社会流动

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分流是中国中等教育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举措。通过为一部分学生提供初中毕业后在中等职业学校学习专业技术的机会，“普职分流”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供给和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提供了制度保障，进而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创新。在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技术技能型劳动力短缺、学术型毕业生就业难的当下，中职教育作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起点，保持其适当的规模和高质量发展对应用型人才梯队的构建、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意义重大。2014年以来，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政策性文件，助力中职教育发展。

但在现实中，中职报考率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黄金发展期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王奕俊等，2019；余秀兰，2020）。尤其是高校扩招以来，初中毕业生往往更倾向于选择普通高中以获取进一步升学的机会，中职教育成为弱势阶层子女和无法升学者的“被动选择”（方长春，2005；吴愈晓，2013）。在此背景下，大多数中职院校招生难、生源差，在发展上长期面临政策导向热、市场需求高而社会意愿冷的局面。

如何理解中职教育面临的这种政策鼓励、市场趋热但个体选择遇冷的反差？是社会成员根据就读中职、普高带来的不同现实后果作出的理性选择，还是有其他原因（如对学术型教育和高学历的“惯性期待”，抑或是对中职教育的固有偏见）？要回答这一问题，一个可行的切入点是全面比较中职教育接受者和普通高中就读者在职业地位获得上究竟孰优孰劣，分析“普职分流”背景下不同教育经历对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如果接受中职教育的青年比就读普通高中的青年在职业地位获得上确实处于弱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社会成员对普通高中的偏爱有其理性基础；反之，则要考虑其他因素对“普职分流”背景下个体教育选择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全面反映中职教育对青年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不能只关注中职毕业生与普高毕业生的差异，也应关注通过中职升学和通过普高升学这两类群体的差异。既往研究主要比较中职毕业生与普高毕业生，但忽略了具有中职教育经历的中职升学者及其参照群体（普高升学者）。事实上，“普职分流”背景下，就读中职和普高的群体有两条教育途径：一是分别以中职和普高学历水平毕业；二是就读中职和普高后继续升学，获得高等教育学历。如果将中职毕业生与普高毕业生的对比结果视作中职教育对职业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那么中职升学者与普高升学者相比是否有优势抑或没有显著差异，则可以反映中职教育作为一段教育经历对青年的影响是否存在一定的持续性和累积性。

由此，本文以具有中职教育经历的青年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通过对比、分析该群体与就读普高的青年群体在职业收入、职业声望和职业地位上的差异，全面呈现“普职分流”背景下中职教育对青年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从而为厘清个体教育选择的影响因素提供新的思路，进而为优化个体教育选择、深入完善和充分落实“普职分流”政策、全面推进中职教育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政策借鉴。

    一、相关文献综述    

学界对中职教育及其影响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围绕发展中国家究竟是应重点发展职业教育还是重点发展普通教育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展开了激烈讨论（Fuller，1976；Psacharopoulo，1987；Bennell，1996）。其中，中职教育对社会成员收入和就业的影响是在微观层面上探讨职业教育回报的焦点。

一些学者认为，中职教育在为社会成员提供特殊的人力资本、使劳动者快速掌握职业相关技能方面具有优势（Becker，1964）。相比于更低程度的受教育者和同等学历的普通教育接受者，中职教育接受者在就业机会、职业收入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Hawley，2003；Moenjak & Worwick，2003)。不过，也有学者质疑中职教育的回报。有研究发现，在东欧转型社会，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激烈变化，职业教育的专门化培养无法快速适应市场变化，中职教育接受者很容易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淘汰或面临较差的处境(Malamud & Pop-Eleches，2010)。此外，由于中职教育质量不高，“学非所用”的可能性更大，中职教育接受者在劳动力市场中有可能处于更为不利位置（Yang，1997；Newhouse & Suryadarma，2011)。随着教育扩张政策的推行，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中职教育回报被更高学历的求职者进一步挤压（Shavit & Muller，2010；Araki，2020)。

国内有关中职教育回报的研究相对较少。中职教育和普高教育常常被混合在一起，以对比高中教育同其他教育程度的教育回报(李春玲，2003；李实、丁赛，2003；林道立等，2016；彭贤杰等，2021)。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学界才将视野聚焦到“普职分流”政策下中职教育与普通高中的对比上。认可中职教育回报的学者发现，中职教育比更低学历和普通高中收益率更高；在待业时间、工作满意度、工作环境等方面，中职教育接受者也比普高教育接受者具有显著优势（栾江等，2014；周洁、张俊，2019；胡新等，2022）。他们把中职教育的这一优势归结为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中职教育更注重与工作直接关联的技能与技术培养，能更好对接劳动力市场。而质疑中职教育作用的学者则认为，选择中职教育更多是“无奈之举”，只有无法顺利升入普高的群体才会选择中职教育（魏万青、白芸，2016；余秀兰，2020）。他们认为，中职教育生源质量不高，中职教育接受者的收入并不显著高于普高教育接受者，中职教育接受者也很难从事更好职业；中职教育的教育回报率低于平均教育回报率（刘万霞，2013；魏万青，2015；蒋帆、张学志，2019）。

近年来，有学者开始从中职教育回报的时期变化和世代差异角度解释既往研究争论。他们发现，中职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确实存在显著的“回报优势”；但20世纪90年代后，教育扩张、技术扩散成为扰动因素，影响了中职教育的人力资本含量和人职匹配度，削弱了中职教育的优势（林道立等，2016；魏万青、白芸，2016；陈伟、乌尼日其其格，2016）。

上述研究为理解中职教育对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和借鉴，但还存在进一步完善和拓展的空间。

首先，既往研究没有关注那些就读中职但后续实现升学的群体，忽视了中职教育作为一段教育经历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在现实中，中职毕业后直接就业只是中职教育的一种可能结果。就读中职后，学生可能以中职学历毕业，也可能进一步升学、获得高等教育学历。因此，对比中职、普高对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不能只关注中职毕业生和普高毕业生的差异，也应该关注中职升学者和普高升学者是否有所不同。既往研究往往忽视了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将中职教育看作个体学历的终点来观察中职教育的影响，忽视了中职教育作为一段教育经历可能存在的间接影响，不利于全面、充分地反映中职教育的全部影响。

其次，有关中职教育接受者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不利于为青年就业生力军提供更直接、更实时、更具可比性的参考。既往研究的分析样本大多涵盖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早）至今的所有出生世代。这些不同的群体就读中职的时间不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也不同，时间跨度可达30年甚至40年之久。其间，中职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高校扩招等重大事件，中职教育自身的教育质量、学校生源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环境都有很大变化。因此，既往有关中职教育回报的大多数研究考察的是不同时期、中职教育不同发展阶段或者说不同时期中职教育接受者的“混合效应”，但并不利于清晰判断现阶段中职教育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当然，有部分研究进行了分时期探讨（魏万青、白芸，2016；陈伟、乌尼日其其格，2016），但这类研究相对较少，也不完全聚焦青年群体。

本研究选取青年群体作为分析对象。从理论层面看，聚焦青年群体有利于排除个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过长带来的其他非教育因素的影响；从现实层面看，青年群体是“普职分流”的直接承担者，也是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他们对教育获得、职业收入及职业地位等方面的关切最为急迫。以该群体作为分析对象，分析结论能够直接为青年群体的教育选择提供更直接、更具现实意义的参考。

此外，关于职业回报的测量也有待进一步系统化。既往研究因变量的选择多侧重某一方面，尤以收入为代表。但对职业回报的评价还应包括职业地位、职业声望等其他方面指标。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聚焦就读中职的青年群体，根据其教育经历，将该群体划分为中职毕业生和中职升学者，分别与相应的参照群体（普高毕业生和普高升学者）进行对比，全面呈现作为一种教育经历的中职教育对青年群体职业收入、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等方面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CFPS）。CFPS样本覆盖中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样本规模高达16000户。本研究选取该调查2010年、2014年以及2018年三个年份的成人数据，以18—35岁、高中（中职）及以上学历，且有工作（非在学）的青年群体作为分析对象。剔除教育程度、工作收入、就业状态等核心变量上的无效数据，分别获得2010年、2014年、2018年三个年份的有效分析样本1508份、1323份、1371份。对比这三个年份的数据，有助于反映近十几年来中职教育对青年职业地位影响的纵向变化，也可以验证分析结论的稳定性。

（二）变量

1.因变量

因变量为职业地位获得。根据2010年、2014年和2018年CEPS的问题设置，选择三个共有变量（工作收入、从业类型和职业声望）测量受访者的职业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以综合反映他们的职业地位获得状况。其中，工作收入为年工作总收入（包括受访者的工资所得和奖金、实物折合等其他收入的总和）；对年工作总收入取ln对数。从业类型根据受访者的具体职业分类而成。CFPS调查询问了受访者从事的具体工作类型。根据1999年版国家标准职业分类与代码，将受访者从事的具体职业划分为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其他职业（包括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和不便归类的其他职业）三种类型。和其他类型的职业相比，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是社会层面上地位更高的职业类型。职业声望则是人们对某种职业社会地位高低的看法，是社会层面上对一种职业的综合评价，也是职业地位的重要反映。CFPS调查数据提供了各职业的职业声望指数；对职业声望指数取ln对数。

2.自变量

自变量为教育经历，根据受访者的教育史和最终学历确定。CFPS询问了受访者每一教育阶段的学校类型，根据受访者是否就读过中专、技校或职高等中职院校，可划分为“有中职经历”和“无中职经历”两类群体。然后，根据受访者当前的受教育程度，把有中职经历的群体划分为“就读中职未再升学”的中职毕业生和“就读中职后最终升学”的中职升学者；把无中职经历的群体划分为“就读普高未再升学”的普高毕业生和“就读普高后最终升学”的普高升学者，最终分成中职毕业生、普高毕业生、中职升学者和普高升学者四种类型的青年群体。由此，可以对比“普职分流”后不同教育经历对青年群体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受访者的基本人口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和民族等。二是教育因素外的其他个人社会特征，包括户籍、政治面貌和认知能力等。三是家庭背景因素。在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中，家庭背景因素不容忽视。根据受访者的父母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更高一方的基本信息，生成父代受教育水平和父代职业类型两大家庭背景因素变量。此外，考虑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大不相同，地区类型也作为结构性变量予以控制。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思路

采用t检验、卡方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多分类逻辑回归和倾向值匹配分析法，对比检验不同教育经历群体在职业地位获得方面的差异。

基于这些方法，首先从整体上初步描述不同教育经历群体在职业地位获得方面的差异；其次通过回归模型控制相关变量，对比中职毕业生和普高毕业生、中职升学者和普高升学者的相对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倾向值匹配分析进行稳定性检验，对比分析不同年份的数据。

    三、主要研究发现    

（一）不同教育群体的职业地位获得

基于描述性统计（见表1），初步对比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三个年份中职毕业生和普高毕业生，中职升学者和普高升学者在工作收入、从业类型和职业声望方面的差异。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10年，中职毕业生在工作收入、职业声望方面都高于普高毕业生（均值分别显著高出0.81、0.06）。同时，从业类型也显著不同于普高毕业青年，中职毕业生成为行政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比普高毕业生高1.49%、5.26%。但中职升学者和普高升学者只在工作收入上存在显著差异，二者在职业声望、从业类型方面没有显著差异。2014年，情况有所变化，中职毕业生只在工作收入上比普高毕业生高；中职升学者同普高升学者在职业地位获得的各方面都不再有显著差异。2018年的情况同2014年类似。

这一初步分析表明，整体上，中职毕业生同普高毕业生有着更明显、更持续的职业地位获得差异，尤其在工作收入上；中职升学者和普高升学者相比差异不大。

（二）中职毕业生和普高毕业生的对比

描述性分析呈现了不同年份中职毕业生同普高毕业生在工作收入、从业类型和职业声望方面的差异状况，但这是在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的初步对比。下面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引入控制变量，以进一步检验上述效应。

从表2中可以看出，2010年，在控制个体人口特征、社会特征、家庭背景以及地区差异后，中职毕业生仍在职业地位获得上具有优势。具体来说，在工作收入方面，和普高毕业生相比，中职毕业生的工作收入比普高毕业生高65.6%；在从业类型方面，中职毕业生更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这一可能性是普高毕业生的3.53倍。不过，中职毕业生在成为行政管理人员方面并没有优势（虽然模型系数为正，但统计不显著）。在职业声望方面，中职毕业生的职业声望也更高，比普高毕业生高5.4%。整体来看，模型分析结果与上文描述性分析结果具有较高一致性。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分析可能存在样本选择性问题。由于就读中职和就读普高并不是随机事件，就读中职的青年与就读普高的青年在一些特征上可能本来就不同。比如，两个群体可能有不同的个人能力和不同的家庭背景（方长春，2005；吴愈晓，2013），而这些特征又与职业地位获得有关。因此，通过传统线性回归进行的控制可能存在一定偏误，导致对结果的高估或低估。为此，我们使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解决潜在的样本选择性问题，进而对回归分析结论的稳定性进行再检验。

倾向值匹配的基本思路是，研究者可以用单一的维度（倾向值得分）概括两个不同的群体（本文就是就读中职的青年和就读普高的青年）在其他多维度可观测特征上的差异，进而利用倾向值评分对两个不同群体进行匹配，消除二者在所关注的可观测特征上的异质性，得到类似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两个可比群体。所谓倾向值得分，是指在给定可观测特征的条件下，进入实验组（如就读中职）而不是控制组（如就读普高）的条件概率。

在本研究中，我们用来估计是否选择读中职的倾向值得分的可观测特征包括年龄、性别、12岁时的户口状况、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地位、兄弟姐妹数和认知能力（数学、文字）等。图1a、图1b分别呈现了样本匹配前、后中职毕业生（类似于实验组）和普高毕业生（类似于控制组）选择就读大学的倾向值得分的核密度分布。

从图1a和图1b中可以看出，匹配前，二者倾向值得分的核密度分布差异较大；匹配后，这一差异大大降低。这表明,两大群体存在匹配的必要性，且匹配后两大群体在多维可观测特征上的异质性得到较为有效的消除。这样，以匹配后的样本再进行的分析对比，就能够更为准确地呈现就读中职是否使职业地位获得更具有优势。

基于倾向值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同样的模型设定（见表3）。从表3中可以看出，同表2的传统回归结果相比，工作收入、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可能性和职业声望的回归系数有一定的高低变化，但系数方向和显著度没有根本改变，表现出既有回归结果的稳定性。这表明，即便考虑了样本选择性的影响，2010年中职毕业青年在职业地位获得上的相对优势也是稳定的。

表3中同时也给出了2014年、2018年中职毕业生相比于普高毕业生的职业地位获得状况，以进一步反映二者职业地位获得差异的纵向变化。在同样的模型设定下，2014年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工作收入和从事专业技术类职业方面，中职毕业生仍然比普高毕业生具有优势；前者的工作收入比后者高93.8%，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可能性也是后者的2.47倍。不过，在职业声望方面，2010年中职毕业生的优势在2014年不再显著。到2018年，中职毕业生在从事专业技术类工作以及职业声望方面的优势都消失了，仅在工作收入上比普高毕业生高53%。因此，从纵向变化看，中职毕业生在职业地位获得上的优势有所减弱，从多方面优势演变为单一的工作收入方面的优势。

这一变化反映了中职教育的文凭信号属性和人力资本属性的双重作用。一方面，随着高校扩招的推进，中职教育成为中等教育阶段筛选分流的次要选择，其技能人才培养型教育的特征有所弱化，中职文凭的技能信号优势有所下降（陈伟、乌尼日其其格，2016）。而文凭的技能信号作为就业阶段雇主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其下降会削弱中职青年的就业优势；相应地，职业声望优势随之下降。另一方面，中职青年接受的教育以技能教育为主，在技能型人才长期缺乏并日益加剧的劳动市场环境下，这种技能型人力资本的优势客观存在，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雇主以技能、绩效为准则回报中职青年，因而持续反映在进入工作岗位后的工作收入上。

（三）中职升学者和普高升学者的对比

“普职分流”后，除以中职或普高学历水平毕业，还有一部分青年实现升学，接受高等教育。接下来基于同样的分析思路，考察中职升学者、普高升学者的职业地位获得差异。

从表4中可以看出，2010年，中职升学者的工作收入与普高升学者并没有显著差异，但中职升学者更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声望也相对更高。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住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和普高升学者相比，中职升学者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可能性和职业声望分别比普高升学者高118%和9%，具有部分地位获得优势。

对倾向值匹配样本进行进一步检验发现（见表5），消除中职升学者和普高升学者在是否经由中职而升学的特征差异后，中职升学者仅在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可能性方面保留既有优势，传统回归分析中的职业声望优势没有了（虽然系数仍为正，但没有显著的统计差异）。这一结果表明，中职升学者比普高升学者在传统回归分析中呈现的部分优势，实际上可能来自中职经历外的其他特征差异。比如，在就读中职后的升学机会远低于就读普高后的升学机会的情况下，就读中职还能继续寻求更高学历的青年人，可能更有上进心，也更努力，这些因素均有助职业地位的获得；换句话说，传统回归发现的群体差异实际上来自中职升学者和普高升学者固有的个体特征差异，而不是因为就读中职与否这一教育经历的不同。

进一步考察中职升学者和普高升学者职业地位获得在2014年、2018年的相对表现（见表5）。可以看出，无论是在2014年还是在2018年，和普高升学者相比，中职升学者在工作收入、从业类型和职业声望方面都没有显著优势，但也没有显著劣势。

    四、结论与讨论    

在大力倡导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分流”的政策背景下，本文通过对比就读中职的青年同就读普高的青年在工作收入、从业类型和职业声望三方面的差异及其纵向变化，分析中职教育经历对青年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

研究发现，对高中阶段教育后没有继续升学的青年来说，就读中职院校比就读普通高中更具劳动力市场优势。2010年，无论工作收入、从业类型还是职业声望，中职毕业生都比普高毕业生更具有优势。倾向值匹配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表明，这种优势主要来自中职教育同普高教育的差异本身。2014年和2018年，中职毕业生在从业类型和职业声望方面的优势逐步消失，但在工作收入方面的优势依然保持。

对高中阶段教育后继续升学的青年来说，整体上看，无论中职出身还是普高出身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均不大。基于2010年的数据，经由倾向值匹配分析消除样本选择性后发现，中职升学者和普高升学者只在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可能性方面存在差异。2014年和2018年，中职升学者和普高升学者相比，均呈现出既无优势也无劣势的状况。这表明，中职教育经历并没有“拖累”也没有推动青年的职业地位获得。实现升学后，中职升学者和普高升学者的职业地位获得并没有显著差异。

上述结果表明，在学历相当的情况下，无论是就中职教育的直接影响，还是就中职教育作为一段教育经历的间接影响，“普职分流”后，就读中职的青年在职业地位获得上并不输于与其学历相当的、就读普通高中的参照群体。尤其是对就读普高却最终没有成功升学的青年来说，接受中职教育的职业收入优势显著且稳定。这一研究结论有其现实合理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结构转型，各行各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大幅提高，而劳动力市场则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不匹配、技能型人才缺口较大的问题。中职毕业生接受的技能型教育使其人力资本的职业对接性更强，因而较普高毕业生更能匹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获得较高工作收入。中职升学者和普高升学者的职业地位获得状况对比情况主要是最终学历在起作用，既往的经历并无持续性影响。

回到最初关心的议题，即中职教育何以在社会层面上遇冷，是因为就读中职的职业回报不如就读普高的回报高吗？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我们认为应该不是。但在现实中，社会成员对中职教育回报可能存在误读和低估。这方面可能的原因如下：一方面，大众并不完全掌握劳动力市场信息，可能对此有误判；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扩招后，大众更看重大学文凭，而中职教育重在培养应用型人才，与大学通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衔接不强，更多成为进入普高无望者的聚集地。这两方面因素都可能导致有关中职教育回报的认知偏差，催生大众对普通高中的偏爱。

大众持有的这种看似“非理性”的教育选择偏好表明，社会成员对高中阶段的教育选择可能不只是建立在一时的职业回报上，对中职教育的“冷”还可能反映了大众对中职教育长期上升空间和职业发展的担忧。这恰恰指明了充分落实“普职分流”政策、推进中职教育改革的未来方向。

高等教育回报客观上高于中等教育。对大众来说，理想的选择是把中等教育当作阶段性中转站，最终实现其升学，尤其是升入大学的目标。然而，虽如研究所示，职业地位获得方面中职升学者并不比普高升学者差，但在升学机会层面（尤其是升入本科的机会），中职出身的青年比普高出身的青年低。因而，在“普职分流”背景下，大众更青睐升入大学可能性更高的普高而非中职。对此，要丰富中职教育的升学途径，大力推动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进一步畅通中职升学的渠道，降低就读中职的后顾之忧。

社会成员对职业的评价标准除经济因素外，也会关注职业发展和职业福利等其他因素。但如本研究结果所示，就读中职的市场优势在当前仅存在于中职毕业生中，且主要体现在收入优势上。因此，扭转大众对中职的态度要以提升中职教育办学地位和办学质量为根本，进一步发挥中职教育专有性人力资本的作用，保持中职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优势；要进一步优化中职教育接受者的职业发展轨道，完善技术等级、技术职称评定机制，把职业待遇、发展机会同技术等级、技术职称相挂钩，打破以技术蓝领为代表的职业群体的发展“天花板”，提高该群体的职业地位和福利待遇，补齐发展短板。

综上，本文对比考察了就读中职的青年相比于就读普高的青年的职业地位获得；在呈现该群体的相对优势和纵向变化的同时，讨论了中职教育的市场优势无法在招生中体现的可能原因，继而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理论上，本研究对中职毕业青年和中职升学青年予以共同关注，全面、动态地呈现了作为一段教育经历的中职教育的社会分层后果，避免将中职教育视为一种教育结果的局部、静态考察；现实中，相关分析结论可以为社会成员的教育选择提供理论参考，也为“普职分流”政策的落实指出可行方向。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比如，以35岁及以下的青年为分析对象，有关职业地位获得的考察多为对个人职业经历初期的分析，缺乏对整个职业生涯的追踪考察。因而研究结论主要反映的是就读中职的群体同就读普高的群体在职业地位获得初期的对比状况。此外，受限于数据，只在工作收入、从业类型和职业声望三方面考察职业地位获得，缺乏对职业晋升、职业满意度等其他方面的分析。同时，本研究重点对比中职教育和普高教育的影响，因而只根据教育经历大致划分中职升学者和普高升学者两类群体进行对比，没有进一步考察各自的内部分化及相应的对比状况。这些局限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拓展和推进。

注：原文载于《青年研究》2023年第1期。

此文经本微信公众号工作人员重新排版；封面图片来自网络；篇幅有限，参考文献、脚注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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