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认知：大多数农民起义的领袖根本不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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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
一、 你真的以为农民起义的领袖都是农民吗？
“农民起义”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但在严格意义上，所谓“农民起义”并不存在。
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定性和评价一直存在分歧
国人对“农民起义”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对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详。大陆史学界也曾一度热衷于研究“农民起义”。如范文澜之《中国通史》认为：“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翦伯赞之《中国史纲要》则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推动了各地农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中国史纲要》至今还是很多高校历史专业的必用教材。
但在民国时期，通史中却很少有关于所谓“农民起义”的内容，在提及时多有贬义。如钱穆之《国史大纲》称王仙芝、黄巢为“流寇”，称白莲教、拜上帝教为“邪教”；吕思勉之《白话本国史》说陈胜、吴广“造起反了”、“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乱”。台湾当代学者傅乐成则使用较为中性的“民变”来称呼“农民起义”。
钱穆先生及其名作《国史大纲》
从领导层来看，“农民起义领袖”绝大多数都不是农民
考察究竟是否存在“农民起义”，首要之务，是考察其领导层的基本构成。事实上，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没有种地的农民，他们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贵族后裔。这些人起事之初，亦无人怀抱“反抗地主阶级”之目的。
“农民起义领袖”中没有农民，多是地方小吏和商人
毫无疑问，“农民起义”要由农民来领导才名正言顺，但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大的民变是真正的农民做主帅的。
文史学者唐元鹏以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十二次“起义”为样本，统计其主要领袖“职业”后发现，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刘邦、窦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黄巢、方腊）；军人有4人（如陈胜、吴广）；贵族子弟有3人（如项羽、李密），另外还有几个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
在唐元鹏看来，只有杨幺是渔民、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的，勉强能算在农民行列中。
农民无法成为民变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最缺乏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仅有一定文化，还见多识广，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规则。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常常能使“起义军”迅速壮大。刘邦、朱元璋有了张良、李善长等人的协助，才最终取得了天下。
民变领袖起来“造反”，从来都不是为农民谋利益
印象中，“农民起义”之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如879年，黄巢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朱元璋出身赤贫，自己没有土地耕种，连农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革命”的心思一点都不坚决。当同乡汤和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郭子兴时，朱元璋去找朋友周德兴商量，周鼓励朱元璋参加。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直到皇觉寺被烧，他无处可去时，还是先去算了一卦后，才决定投奔郭子兴。
濠州当时五帅并立，按照吴晗《朱元璋传》的说法，“军粮摊派，孙德涯一伙主张当然该多派地主，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再派粮不是要他们的命。郭子兴却有另一种主张，地主要少派些，横竖地面上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派多了，地主吃不消，会逃跑。贫农小户，虽然油水少，但是人数多，一家派一点，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后来朱元璋站到郭子兴一边，显然没有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想法。
民变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
从目的看，农民非为反抗地主，甚至是被裹胁“起义”
帝制时代之中国，乃农业社会。故而农民必然在历次民变中是主要参与者。但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分明，二者间的矛盾，也未如想象中那般尖锐。许多民变中，农民之所以加入，原因很复杂，甚至有被裹挟者，大多非为“反抗地主压迫”。
中国古代，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地主和农民，而在于民间和朝廷。
在“农民起义”的历史叙述语境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极为尖锐，时时处在对立之中。但揆诸史实，在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学者孟祥才所分析的那样：
“中国历代皇朝都实行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的制度, 再加上皇朝更替和战争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动乱, 致使地主和农民都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地主因犯罪丢官、经营不善、战争破坏、多子析产而下降为农民, 农民因科举得官、精于经营或经商致富而跃升为地主, 这两种情况经常发生, 使两个阶级不断出现人员的交流, 由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渗透。”
全国半数以上的土地在自耕农、半自耕农手中，那种认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看法是没有依据的。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的话，或者是夸张，或者是特殊情况。佃农、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为地主耕种，但因农村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 地主与佃农、雇农往往身处宗族网络中，让所谓的“阶级矛盾”难以显露出来。
在古代中国，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于地主与农民，而存在于民间与朝廷。一个王朝在中后期常常给老百姓以沉重赋役，此时地主、农民事实上处在同一地位。秦朝征发戍卒，为保证农业生产，都是先征住在闾右的豪强，等到豪强不足时，才征闾左的农民，所谓“秦戍役多, 富者役尽”。在苛政之下，地主、农民都会对国家政策产生不满，怀有反抗情绪。
故而，所谓的“农民起义”是不准确的。参与这种“起义”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秦末的大动乱，先是由一群戍卒“打响第一枪”。随后农民、知识分子、官吏、地主都起来响应，出现了人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的情况…
老百姓参加“起义军”不是因为土地，很多出于畏罪或迷信
即使黄巢、朱元璋这样的豪杰不是为农民造反，农民也该是为争取土地参与其事吧？事实上也不都是。陈胜身为屯长，负责管理戍卒，带他们到驻地去。路上赶上大雨，无法在最后期限前抵达目的地。延误了期限，所有人都要处斩。戍卒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情况下，才选择了追随陈胜、吴广造反。
刘邦做亭长时曾奉命押送犯人去骊山，结果走到半路时，犯人就逃跑了一多半。刘邦知道，等到了骊山，这些犯人肯定就跑光了，索性就在一天夜里把所有犯人都放了。结果有十余名犯人愿意追随刘邦。
刘邦在逃亡过程中发生了“斩白帝子”和头上“常有云气”两个传奇事件，沛县的人听说后都觉得刘邦将来能成大事，纷纷前来投奔。由此可知，投奔刘邦的这些人并不是因没有土地耕种而生活不下去的农民，没有怀有反对地主阶级的目的。
很多农民参加“起义”，非是出于自愿，而是被乱局所裹胁
历代“起义”中，不乏因天灾人祸，导致饥民走投无路而冒险起事者，如王匡、王凤的绿林军。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广西大旱。但是随着“义军”规模的扩大，很多参与者就非主动，而是被裹胁了。李秀成供状中说：“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这就是最先被裹胁“起义”的一部分人。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出兵北伐。有史料说北伐军“沿路裹胁”、“到处裹胁, 愈聚愈多”。有“跟随官兵挑负行李, 到独流”后被北伐军裹胁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胁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 不料长发贼进城” 而被裹胁去。北伐军统帅李开芳在被俘后供称，“所到各处, 裹胁的乡民, 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 亦有怕杀跟随的。”因为害怕被裹胁，以至于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 十室九空”。
有的人被太平军裹胁后，又想着如何去裹胁别人。以下这则史料如今看来，让人不寒而栗，“保安周生曾问数贼曰：‘尔在彼中掳来乎？投来乎？’曰‘掳来, 且焚抢殆尽’。复间曰：‘尔恨掳尔之人及害尔之人乎？’曰：‘恨’。‘然则何以今日亦行掳人害人之事。’数贼众一词曰：‘因自家焚掳一家, 己身复被掳, 每见完善之地人民, 以为我如是, 伊辈何独安处。愤慈不平, 必将其人掳来, 同我一样, 我心始快。’”
被裹胁去的人只好跟随太平军造反，“裹胁之人, 能写字者派司笔墨,呼以先生,不令出仗。老弱胆小者, 令扛抬物件, 烧火炊饭。”剩下的青壮年则发给长矛、刀剑，有太平军士兵在后面监督着上战场，谁要是退却，就会被当场斩杀。
对于太平天国裹胁百姓的事情，钱穆的论说非常精辟，“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为要在短期唱乱而临时兴起的宗教，决无好内容。这是农民革命自身一个致命伤。”“因中国疆域之广，饥荒灾歉，只能占大地之一角。而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
不难想象，在历代“起义”中都存在类似北伐军的这种做法。“起义军”到一个地方要补充兵员，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
太平军北伐的连环画
从结果看，“起义军”所过之处，农民并未获得什么好处
所谓“起义”，即仗义起兵，如果所行不义，那还是“起义”吗？在想象中，“起义军”所过之处一定是秋毫无犯，打破州城府县就要开仓放粮。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起义军”到的地方少不了烧杀掳掠，以致生灵涂炭。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李达即说，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如“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
以唐末黄巢为例，他的队伍中病死、饿死、战死的总数在一百万以上。中原本来人口稠密，但到了黄巢败亡之时，已经纵横千里，渺无人烟了。在广州，仅仅是回教徒、基督徒被黄巢所杀的就有12万以上。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黄巢作为首都。当唐军反攻，黄巢狼狈撤离前，他下令放火，将长安烧成一片平地。从此长安再没有机会成为国都。
李自成大军以纪律严明著称，但其所过之处，“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衣冠之族, 骚然不得安生, 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如果说这还算是对所谓地主阶级的打击的话，那他在攻破偃师后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了。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更为知名，如温江县“人类几灭”。
因为在古代史书中，各种民间起事都被记作“盗贼”。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流行将“盗贼”一概理解为“起义”。其实这些盗贼中很多是在太平岁月聚众劫掠的大盗，破坏性极强，没有任何“起义”的纲领。
这些被冠以“农民起义”之名的民变事件，很多时候作用也是消极的。正如学者戎笙指出的那样，很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有的农民战争之后，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至于中等规模的农民战争没有推动生产力的例子就更多了。所以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种观点，不攻自破。
在“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说法过时后，“农民起义”的作用通常被解释为：迫使新统治者承认农民在动乱中获得的土地，并颁行轻徭薄赋的举措。事实上，在经过“起义”带来的大动乱后，国家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只能采取上述政策。这与其说是对农民让步，不如说是新王朝建立者要巩固统治。
黄巢大军攻入长安
二、所谓的“农民起义”，屠戮的从来都是农民
一
3000年来，再没有那一个群体比中国农民更惨了。几百年前张养浩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感叹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考虑到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大地主，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里的“百姓”泛指农民。长久以来，我们的史学家和历史课本中，对“农民起义”充满了赞美，认为其是“推动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自《中国通史》）。
但我总对这个说法心存怀疑，毕竟我们的封建社会整整维系了2000多年，而这其中，每一次的朝代更迭，几乎都源于“农民起义”，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数不尽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在实质意义上推动历史的进步，农民们磨刀霍霍，砍掉一代暴君的脑袋，但同时又种下了一颗“暴君”的种子。
这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佛斯（Sisyphus）一样，一次次将巨石推上山顶，又一次次眼睁睁地看着巨石轰然滚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起义——争王——登基——暴政——起义……如此循环反复了整整两千年。
“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
这个“争椅子”的理论，出自鲁迅，他老人家目光如炬，寥寥数笔，就洞穿了中国循环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
这就是我怀疑的根源：无论触动“农民起义”的原因是帝王的横征暴敛还是大自然的天灾地孽；甭管是陈胜吴广喊出来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是太平天国嚷嚷出来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论是局部地方的揭竿而起，还是席卷全国的翻江倒海，“农民起义”到头来不过是争的是一把“龙椅”而已，一旦这把椅子稳固之后，整个社会的阶层和制度，和起义之前，并没有什么两样。
我想不明白，一个重蹈覆辙的运动，怎么能叫推动社会和历史进步了呢？
二
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革命，被世界赞誉为一场“天鹅绒革命”，这是因为这场革命和人们印象中的流血冲突不同，它全程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此名。
从专制到民主，这场革命从头至尾甚至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汽车，没有任何打砸抢烧和流血冲突等恶性事件，一场涉及到政权更迭的“革命”，竟然比我们这边的反日游行还安静平和。
而，反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可以用六个字来形容：
鲜血岂止淋漓。
在官方口径中，“农民革命”一向是强有力且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也许是吧。但翻一翻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你的指尖所及之处，滴滴答答的都是农民们滚热的鲜血。
在中国历史上，生灵涂炭简直就是农民起义的同义词。以黄巢起义为例，从屠广州开始，黄巢军一路烧杀淫掠，根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黄巢军杀害了。”
屠城，是“黄军”一贯的路数，攻入长安之后，黄巢军“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经此一役，长安再难安，千年古都被付之一炬，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再也与“京都”无缘。
连年的战事导致农田荒芜，黄巢军因为缺乏粮草，竟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鲜来者的“人吃人”记录。黄巢军吃人肉的行径，在著名的《秦妇吟》中就有所记述：“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旧唐书》更是记载了黄巢军将人肉大规模充当军粮的可怖做法：“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说的是黄巢军因为粮食短缺，制作了数百个巨型石臼，将大批乡民、俘虏，不分男女老幼，活生生扔进臼中，捣成人肉糜，为军队充饥。
“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几乎将四川全境杀的是“人类几灭”。起义军刀光所及，曾经的“锦绣天府国”沦为“人间血池狱”，其对四川人民的杀戮程度之惨烈，令清朝不得不实施了延续近百年的大规模移民，也就是史书中的“湖广填四川”。
张献忠是如此的热爱杀人，我常常想这厮一定是个心理变态的杀人狂，鲁迅评价张献忠时这样说：“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张献忠为杀人而杀人。”如果这也能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话，那希特勒应该被授予一枚“诺贝尔和平奖章”
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是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被许多史学家所讴歌的“反封建、求平等”的农民起义运动，实际上亦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类悲剧”。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如今已经不可能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有说两千万的，有说五千万的，而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则通过系统分析后，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天平天国运动期间，从1851年到1856年，死亡的人口数量高达110000000以上，组成这一亿一千多万的每一个数字，都由一具具真实存在的农民尸骨堆积而成。
以至于当代史学家简又文先生这样评价太平天国运动：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
在太平天国“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大檮所及之处，原本富庶的江浙一带“满眼瓦砾，遍地白骨，繁花似锦的江南，往往二三十里地，不见人烟。”救世主洪秀全一面宣传着“普天之下皆兄弟“，一面手起刀落，杀人如草芥。
这种丧心病狂的杀戮就是，你连做战俘的机会都没有（事实上，战俘在中国的农民起义历史中，就从来不是个问题），城池拿下来之后，领袖往往就是一句话：女人留下，杀光男人。我得说，这还是心存浪漫主义的领袖，更常见的景象是，无论是老弱妇孺，一律斩杀殆尽，女人的死法还要更惨烈一些，毕竟她们一般在死前还要遭受起义军的奸淫。
鲁迅说在中国的历史中就两个字：吃人。那么，回顾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的历史，恐怕只有一个字：杀！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屠戮的从来都是农民群体自身。
三
相比“天鹅绒革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只有一地鸡毛。
这更多地体现在农民起义和农民造反运动中的盲目和“被裹挟”。众多农民在“起义”之中，被裹挟着揭竿而起，经过多年的流窜征伐，最好的情况不过是重新迎来一位新主子来“奴役”他，更多的农民是在疯狂的杀人后被人杀掉。待天下大定，远远望去，坐在龙椅上面的人，在周边美人令人酥麻的呻吟声中，早已经将自己曾经高呼过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起义口号忘记殆尽了。
也就是说，抱着“平均天下”的目的参与农民起义的农民们，其利益诉求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兑现和满足。以太平天国为例，洪秀全等一众天王在攻城略地之时，起义宣传的“有钱同使”变成了几大天王的中饱私囊的“圣库制度”，上至高级官员，下至贫民百姓的私人财产全部被“充公”。
嘴上喊的是“均贫富”，实际上农民们的生活比“革命”前还要惨，不仅私人财富被迫上缴，连性生活都要经过领导允许才能实行——太平天国对普通百姓实行严格的禁欲政策，即便是夫妻，男女也要严格分居，只有初一、十五两天，夫妻才能“合法”地同房，否则将迎来非常严厉的惩罚。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极大天王和领导人的骄奢淫逸，可以说，太平天国的江山还没稳固，“天王们”倒是先将后宫的三千佳丽临幸了个遍，以至于竟直接将“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这一句做成了明文规定，光是洪秀全的“天王府”，就有多达2300多名美女专门服侍他一个人，整个“天王府”连太监都没有一个，只有一个男人：洪秀全。
无论是黄巢、李自成还是洪秀全，起义军所过之处，农民们从来没有获得什么好处。最好的下场就是在起义军的裹挟之下，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场屠杀之中：命好一点的，可以多吃上几顿人肉，多奸淫几名“本是同根生”的邻家少女；命不好的，参军之后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就直接“为革命光荣牺牲”了。
这样的“农民革命”，遑论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别说促进了，生产力的根本——“人”，几乎都被大屠杀血洗干净，何谈促进呢？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这是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
而这就是中国两千年来“农民起义”的真相，只破坏，不建设。在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新世界”，其中的每一砖，每一瓦，都来自于其亲手推翻的前朝旧制的破碎沉渣，这不过是一个“打江山、坐江山”的轮回和重复。
更多的农民们则是从来不会去想何谓“革命”，为什么要去“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他们的理想从来只是要求“有一口饭吃”，奢侈点不过也就是“一方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在1860年，有一名英国的传教士麦高温（著有《多面中国人》一书）这样评价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依然如500年前一样贫穷且一成不变，农民们的理想就是吃饱睡觉，为了吃饱睡觉，他们可以在主流社会里逆来顺受。
而剥开“农民革命”这样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词汇，你会发现，大多数农民参与革命，真的不过就是为了一口饭吃。他们杀人时不会想到为何去杀，城池拿下来之后更不去想如何建立并设计制度，好保护这来之不易的田地，而是依然双膝一跪，希望新的主子能够信守诺言，真的分给自己一方田地，可以让自己本本分分地做一名“顺民”。
在所谓的“农民革命”中，农民们的命运在战时无非两条：杀人和被杀；等到新主子登基，农民们就只剩下“被奴役”的一条路，然后盼望着下一个“大侠”的横空出世、揭竿而起。
附：大规模农民起义领袖中，吏员出身9人：
秦末农民起义：刘邦（亭长）
绿林赤眉起义：王匡、王凤（评理诤讼的小吏）
隋末农民起义：翟让（东郡法曹）、窦建德（里长）
元末农民起义：刘福通（巡检）、陈友谅（县吏）
明末农民起义：李自成（驿卒）
白莲教起义：徐天德（差役）
商人以有财有势成为第二号高危职业
难怪朱元璋那么讨厌商人，因为在跟他一起争夺天下的各路豪杰中，就有张士诚和方国珍是商人出身，张士诚是盐商，方国珍是海商（因为同时也是海盗，所以不列入商人职业）。
商人出身8人：
唐末农民起义：黄巢（盐商）科举不第
王小波李顺起义：王小波、李顺（茶贩）
方腊起义：方腊（漆园主）
钟相杨么起义：钟相（小商人）
元末农民起义：徐寿辉（布商）、张士诚（盐商）
明末农民起义：高迎祥（马贩子）
军人造反既有限制也有便利条件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过去由贵族主导的朝代更替成为历史。
军人出身4人：
秦末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屯长）
明末农民起义：王嘉胤、张献忠（边兵）
和尚一人：
朱重八（朱元璋）
真正的农民出身只有三人
钟相杨么起义：杨么（相传为渔民）
太平天国起义：杨秀清、萧朝贵（烧炭农民）
来源：中国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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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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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三千年的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