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辈故事于我如今只剩华兹华斯诗集｜BetterRead
文｜陈复加
简妮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太多往事了。
从小知道爷爷的英语好，爱听BBC，说的英语有老派的伦敦腔。他也曾为这些入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童年偶尔在爷爷家过宿，每天早上都会被收音机调频吱吱的声音吵醒。如今我也日日在上学路上听BBC，iPhone里下载的podcast，没有任何的杂音。
记得爷爷书架上有许多我看不懂的英文书，厚厚的英文辞典，他像维尼一样用外国风景的日历片仔细地包好书皮。出国后一次回家，我往家里带回一本Economist，父亲不经意说了一句：你爷爷以前最爱看它。
爷爷的遗物里有华兹华斯的诗，被我从家里书架扒出来后如获至宝地带到英国来，但如今我才第一次翻起。书里英文拼写错误很多，爷爷用水笔细细地一一纠正来。爷爷去世十余年了，我从不知道爷爷居然曾经热爱过这位英国湖区诗人。
童年时我会被拉去见一些神秘的香港亲戚，听大人闲碎地说“陈家第几房的”。一次见一位我唤为“伯伯”的老者，我刚上小提琴课归来，背着琴便去见客。那位伯伯笑着说，陈家至今只有你学音乐啊。问了两句学业后，他又说：你们这一房的孩子读书都好，将来又是圣约翰大学的料。
少年时去香港参加一位陈家堂姐的婚礼。满宴宾客我无人认得，只听父亲吩咐喊人。我能讲粤语，但对话时依然不够流利，就像在新疆学上海话的简妮碰到了上海长大的范妮。一位八伯母执意要带我去买衣服，琳琅的shopping mall里所有的品牌都是英文字，我只觉眼花缭乱与不知所措。八伯母给我挑了一件小黑裙，很满意地说：这个适合你。我一下有了种穷亲戚进城的羞耻感。
那条裙子一直被郑重地收在衣柜里，大陆的学校只穿校服，没有晚礼服的用处。我出国时，父亲也有简妮爸那种下乡青年的泼辣劲，硬是把裙子塞进了我鼓胀的箱子中。在牛津第一次晚宴时，我把裙子从箱底里拿出，我认出了那个牌子：Laura Ashley。High Street上就有这家店，我的奖学金可以让我买得起店中任何的裙子。我突然有一种对少年时期的释然。
奶奶的林姓家族的记忆则更琐碎些。见过她年轻时的照片，穿着碎花旗袍，一副温柔娴静的大家闺秀模样，难以想象日后的家破人亡如何将她磨练成一个神经坚强、敢于与全世界斗争的老太太。我记得一位熟识的老阿姨始终唤她为“七小姐”，虽然她嫁与陈家多少年了。
少年时母亲带我去见舅公。在那典型的上海人家拥挤的房间中，舅公神采飞扬地告诉我，他生长于霞飞路的大别墅。林家曾有一房儿子，是上海滩挂牌的大律师，租界里风光不二，解放后死于霞飞路的梧桐树下。
童年时也有奶奶林家的海外亲戚来访。八十年代后公派留学后滞留美国的林家后代，换了国籍后衣锦还乡。奶奶带我见那些“表兄”，说以后这小孩出国的经济担保要靠你们了。她用清秀的字迹写下表兄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我见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字样。洛杉矶，那像是一个郁郁葱葱树木遍布的地方。去年堂弟去了UCLA读书，不知他是否有见过这位陌生的洛杉矶表兄。
九十年代，出国还是一个需要经济担保的年代，当年把陈林两家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海外关系，如简妮家一般突然成为了救命稻草。记得奶奶跟我说过，陈家某远房有个后辈姑娘，辞工在家读托福，从来不看电视。三十岁时终于由于陈家海外关系的经济担保，拿到了美国签证，后来又嫁了个美国人。婚礼时，美国的陈氏家族济济一堂，气势丝毫不逊于男方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奶奶还拿到这位姑娘复习托福时的书给我，仿佛是要借点福气似的。
父亲生于家族败落之时，却还有贵族子弟追求洋气的习性。他从不跟我说家族上的故事，倒是母亲像白头宫女一样经常跟我絮叨。九十年代初刚开放了经济特区，他从免税店里买了烤面包机，每日烤吐司，抹着同来自免税店的稀薄奶油。他还带我去唯一一家卖外国商品的蛋糕店里吃奶油蛋糕，喝牛奶兑着红茶包的奶茶。店里甜腻的奶油香气，仿佛是来自墙外的新鲜空气。
和简妮一样，我生长于边陲小城。祖上的福荫于我就像童话一般神奇。和简妮一样，我从小被灌输“去上海，去美国”的信念。英语是一定要学好的，托福是一定要考的，绿卡是一定要拿的，没落于大陆的整个家族就要靠我们后辈来振兴。然后就做一个美国人，再也不要回来。至于去美国是为了什么，之后又要做什么，没有人跟我说过。
我最后还是没有去美国，倒是阴差阳错到了英国。进牛津后，叔叔说我得回祠堂给爷爷上炷香，让爷爷高兴高兴。
而我和简妮一样，陷入身份认同感的问题中。刚出国时语言班里，老师夸我英语好，我直接进了高级班。但我还是不会写报告，不会和英国孩子们玩闹，party上只能做壁花。于是我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新生活中，逐渐将自己的过往淡忘。
如今去开学术会议时，我像一个典型牛津女孩一样，画眼妆，穿黑丝袜，与同学互相只询问对方学院，喝大瓶的啤酒，抱怨美国人没有文化。在与一群英国同学玩闹八卦伦敦的校友、或是学院的八卦中，中国学生们会远远瞥我一眼，然后转身离去。
但我还是会为学院Newsletter里学生去世博会后的抱怨而生气。我想起了简妮。英国女生惊讶地问我：中国女生都不吃避孕药吗？我们从中学时学校就会教育我们长期服用避孕药，无论你有没有固定男友。我想起了范妮。
但时代的洪流席卷着人们一同前去。简妮的九三年的上海正是准备腾飞的时候，而如今的上海是一片盛世景象。西方媒体不停抱怨本国的经济惨淡，称赞中国的风生水起。Economist的封面，是毛伸出了大手，掌中一大把钞票。
现在的留学生也不再背负奶奶那种惶惶然的心态。大家讨论的是如何旅行、下馆子、享受生活，如何群起抗议外媒、轮子、弯弯与和尚，然后如何找到一份在国外工作几年后派驻中国的工作——简妮说这是买办。如今买办工作可是连凤姐征婚都要求的“具备国际视野”。但买办算什么？跨国外企算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公务员。
没有多少人还羡慕一张绿卡，或者一个海外国籍——那怎么回上海呢？怎么做公务员呢？我也知道了奶茶并不是牛奶兑红茶包，英国人并不吃奶油蛋糕。每年夏天，出国游学的中国孩子挤满了牛津大街，出国考察的中国代表团挤满了牛津旁的购物村。许多人都说，外国有什么好？吃得比国内差多了！挣得比国内少多了！
连我父母也认同了这一点。
有关于祖辈的故事，于我如今只剩一本华兹华斯的诗。那爷爷细细修正过的英语单词，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里，藏着他曾经对英国湖区深深的想象，向往，惆怅。
我决定下周末去湖区。
五年的分隔线
以上故事写于2011年。
五年来我的人生也起了许多变化。我毕业了，在一个F1车队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员工，然后又辞职在伦敦创业，把公司开回了国内，又即将前往加州。我结婚了，家属是牛津的同学，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加拿大人。每一天在职业、社区、婚姻、家庭里，我被夹杂在社会、文化、历史的漩涡里跌撞向前，我都会想起范妮和简妮。
而中国也不再是五年前的中国。资本市场与互联网企业的蓬勃发展让“公务员择业”成为早已忘却的黄花。中国人民的“买遍全球”使得我的中国身份在西方同事间变得特殊。而上海房价的节节攀高，也让我们这些旅居国外的小人物感慨不已。不知道今天的简妮，是否在回忆往事时，会在唇边泛起一丝自嘲的微笑？
结婚时，我和家属真的回到故乡祠堂拜祭爷爷。家祭无忘告乃翁，要跟爷爷说什么呢？说人生的无常与冥冥，说他乡的流离与自由，说我终于能理解华兹华斯的诗：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家属轻声用英语问：我要说啥？你得翻译吧。
我说：爷爷英语很好的，你随便讲。
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