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裴铁侠 出品-裴元惠
顾问-陈滞冬 策划统筹-冷成俊
设计监制-李中果
成都裴氏印行，限量发售
艺术野疯狂 惠价每部638元（包邮）
此次面世的《沙堰琴编》一函四册，包含三册《沙堰琴编》和一册《琴余》，原版为著者裴铁侠先生于1946年至1948年间，以中国传统的木板刻印方式，在自己私宅里印刷完成。这部共计线装四册、成书量甚少的小书，是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琴学著作。
为尊重原著，重印本在现有条件下竭尽所能完全按原书复制，使这一濒临灭绝的二十世纪重要的琴学典籍基本上以原书的面貌重现于世。蓝布函套、瓷青书衣、特制骨别、丝网印签、珠白丝线、仿宣影印、筒子页仿古线装订。
该书籍从资料整理、设计打样到上机印刷、手工装订统共耗时一年之久，历经波折，终于完工。印刷期间正值盛夏，空气潮湿，宣纸簿软，上机即皱。辗转数个印厂分别测试，最终选定小版印刷，仅上机印版就178张次，正式印刷还需放低转速并对纸张加以烘烤，用时一周终于印刷完毕。
《沙堰琴编》共600部2400册，用纸111600张，从折页、配页、分捡打捆到修切砂边、包角、打孔穿线、题签粘贴，皆手工完成。在这传统手工艺式危的年代，工人对古线装装订方式不够娴熟，恰遇环保风暴带来的限产、停产导致交货日期一拖再拖，最终不得不分交两家装订厂共同完成，也造成了一些难以避免的小瑕疵，心中甚憾。在此由衷感谢甲方的包容，同时也特别感谢为该书提供丝网印刷、内页印刷、装订及函套制作的四家单位的大力支持。
裴铁侠先生于1946年至1948年间，以中国传统的木板刻印方式，在自己的私宅里印刷完成了他的琴学著作《沙堰琴编》和《琴余》。这部共计线装四册、成书量甚少的小书，是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琴学著作。
说它是最重要琴学著作的理由，是因为二十世纪以来，关于古琴的著作大多是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其中重要者如杨宗稷先生从1911年到1931年陆续成书的《琴学丛书》，乃至后来出于多人之手历时数十年完成的《琴曲集成》；此外则多是关于古琴的入门知识和艺术常识的介绍，针对初学者而立言，其中荦荦大者为顾梅羹先生完成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琴学备要》；其他如查阜西先生主编始刊于1927年的《今虞琴刊》等，则以现代杂志的方式，以在琴人中探讨、流布琴学知识和交流资料为主。至于古琴家个人对于古琴曲、古琴艺术、古琴理论坚持尊重传统的规范，从纯粹艺术的角度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则不能不首推裴先生这部《沙堰琴编》（包括《琴余》），尤其是考虑到古琴艺术这一中国雅文化中最为幽深玄奥的独特艺术在近代以来大幅度衰落退化的现实中，裴先生以古琴演奏家的身份，以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体验为基础，对其技术、意境、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撰著成书，就更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了。
裴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华民族遭遇到最大困厄的抗日战争时期，以垂老之身，避地成都西郊的沙堰别业中，以孤绝的努力，在寂寞中整理他一生所从事的古琴艺术。经过差不多十年时间的不间断工作，终于在“丙戌暮春之月”（1946年4月）完成了命名为《沙堰琴编》的一部琴谱。这部琴谱包括十三首古琴曲，都是他从自己平时经常弹奏并深有体会的古琴曲中精选而出，又经过他自己反复选择、研究、评述、阐释，并根据自己弹奏的体验与感悟，以传统减字谱的方法重新记录、整理，直至后期的编辑、缮写、刻印（请专业刻工和印刷工）、装订等等工作，他也都亲力亲为，一丝不苟。其后，他又将自己多年从事古琴演奏与研究的心得写成《琴余》一书，以同样的方式，于“戊子三月立夏前”（1948年5月）刻印出版。根据他本人的说法，《沙堰琴编》是琴谱的部分，研求、讲究的是琴技与琴艺，而《琴余》是论琴的部分，探讨的是形而上的理论，是“琴道”。这是秉承汉唐以来研究琴艺著作的分类而来，裴先生遵循古法，所以把他的著作分成了两部分。这部《沙堰琴编》（包括《琴余》），可能是二十世纪中国唯一一部遵循传统琴学研究规范、由古琴家个人独力完成、用传统的书籍刻印方式成书并以传统的文人间馈赠方式流布的古琴谱，也可能是中国音乐家最后一部以传统方式发表的个人音乐学著作，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应该有其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裴先生是一位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一位有“家国情怀”的人。二十世纪的中国，被历史推进到“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年轻的裴先生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整理与建设活动中。袁世凯称帝事件发生后，裴先生厌倦政治，归隐成都，以古琴艺术为自己余生的事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这场强加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厄难中，垂垂老矣的裴先生却选择隐居沙堰，以巨大的个人努力，完成了一部伟大的音乐学著作。尤其是在《沙堰琴编》出版七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回望裴先生当年的努力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时，我们不能不说，在当年全民抗战救亡图存的时代，他是以一种独特的、无可替代的方式，在中国的文化事业上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战，而且，这场由音乐家一个人进行的无声的抗战，所取得的在文化传承与创造方面的建设性成就，不仅应该令所有经历过或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感到自豪，也至今仍然泽惠着中国的古琴家、音乐家和文化人，滋润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血脉。
裴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艺术家，在那样的时代中，尽其所能地为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如果我们相信裴先生的这种行为是出于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那么“德不孤，必有邻”，我们也应该在同时代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中看到类似情况。事实果真如此，几乎与裴先生隐居成都西郊编撰他研究中国古琴艺术的伟大著作《沙堰琴编》的同时，在抗日战争隆隆的炮火声中，梁思成、林徽因先生隐居重庆李庄，潜心研究、撰写古代中国建筑史，奠定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在侵华日军飞机的空袭轰炸声中，钱穆先生流离于昆明、武汉、成都等地，编写出他激励国人对待本国历史要“秉持温情与敬意”的《国史大纲》；在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军的熊熊火光中，董作宾先生辗转于长沙、桂林、昆明、南溪，持续不断地研究甲骨文，撰写出纪念碑式的著作《殷历谱》，拓展了中国上古史的年代。如此等等，不可胜计，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之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自己所从事的文化领域之内，以一己之力作出的抗争与建设。正如范仲淹所说，具有文化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进亦忧退亦忧”，这种退而忧国忧民的情怀，正是以上述文化建设的方式展现出来，虽然这种方式相当个人化，但其有目共睹的成就，却为中华现代文化的发展和成长、为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最为关键、坚实的材料和动力。
在《沙堰琴编》刊行七十年之后，中国的文化环境早已是今非昔比。就古琴这一最为幽深古雅的音乐传统来说，今天的普通中国人对它所抱持的“温情与敬意”，可以说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程度。然而，回顾历史，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幅场景。距《沙堰琴编》全部刊行仅一年多时间，就到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最关键的节点——1949年，在这一年，中国发生了更大的几乎是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而这次变革开始仅仅半年之后，裴先生就自杀身亡，随后发生的连续数十年几乎不间断的社会革命，使这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古琴文献面临巨大的误解与毁弃，几乎被淹没于一波接着一波汹涌而至的历史大潮之中。对于裴先生去世一年后才出生的我和我们这一代人说来，裴先生这个人和他的古琴事业、他编撰的《沙堰琴编》已经早就是父老们口口相传的一个传说，一个遥不可及的神话。而四川民间传承的少数川派古琴家们，数十年来却一直将稀见流传的《沙堰琴编》作为习琴的典范和导引之一。也许，正是人们心中对于古琴艺术、对于裴先生个人长期秉持着经久不衰的“温情与敬意”，才使得我们在七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可能去感受裴先生的生存与死亡的意义，去探寻他生死以之的古琴艺术，也才有今天重印他的著作《沙堰琴编》《琴余》的机缘。
裴先生的小女儿裴元惠先生出于对父亲的思念，多年以来就有重印《沙堰琴编》《琴余》的愿望，但她已过古稀之年，难免精力有所不逮，裴家晚辈冷成俊兄受裴元惠先生之托，慨然引以为己任，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勉成其事。为尊重原著，重印本在现有条件下竭尽所能完全按原书复制，仿宣纸影印，线装四册，使这一濒临灭绝的二十世纪重要的琴学典籍基本上以原书的面貌重现于世。
昔者往矣，人琴俱寂。
手泽重光，缅想风仪。
2017年5月3日
于成都支矶石北之勺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