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叫卢西奥
人类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地球环境，严重地改变了不同物种的生存状态，也激烈地重塑了人类的可能未来。当代人类学要求正视这一全球危机、重新审视人类与非人类的共生关系，并强调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与“多物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可参见结绳志“它们”栏目）。Fieldsights近日刊载了“第六次大灭绝中的多物种关怀”系列文章（以下简称“多物种关怀”系列），正属于这一探索。这些民族志短文易读却不轻松，它们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案，反而不断抛出新的问题。但我们正需要具体的故事、细致的讲述，来思考复杂与矛盾，来保持开放与拥抱潜在可能。“多物种关怀”系列注重与英文学界关怀（care）研究理路对话。延续之前的翻译思路，我们不刻意统一“care”中译，而是依据语境来选择更符合中文理解的词汇：这些文章中，care依其具体含义可能被译为照护、照料、关心、保护、保健、服务等。在转译这些“关怀”故事的同时，我们希望能保存差异、保留“麻烦”，激发多语言、多物种、跨学科、跨地域的思考。
他加入了丹妮拉的奶牛群，作为她朋友卢西奥的礼物，丹妮拉以卢西奥的名字命名了这头公牛。她期望卢西奥在人工授精（丹妮拉更喜欢的生殖技术）失败时能帮助其他母牛受孕。这项工作有一注意事项：兽医建议在同一牛群内限制特定公牛的后代。与同一群母牛们在一起一段时间后，公牛就会被出售或杀死。而丹妮拉找不到卢西奥的买家；他太小了，无法和大牛交配。
丹妮拉的农场位于哥伦比亚波哥大附近的一个农民小镇。这个农场很小。去年夏天，卢西奥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他吃了奶牛们所需的食物，丹妮拉无法继续负担卢西奥了。但是，当那一刻来临，她又无法说服自己把他送去屠宰场。
于是，她打电话给她的朋友诺贝托。尽管如今在做工程类的小生意，诺贝托仍然会为朋友们宰杀牲畜。五岁那年，他在和表亲们帮着一个叔叔（一位山羊屠夫）的时候，就学了这门手艺；他们都学过如何给动物剥皮。
杀死卢西奥是一个缓慢而仔细的过程，持续了整整一天。
首先，他们将他与牛群隔离开来，把他带到丹妮拉家附近的空地上。整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取水来清洗工具。为了安慰卢西奥，也为了确认这头公牛在慢慢失去生命，诺贝托在数小时的过程中不断地抚摸着他。 “他的名字叫卢西奥”，诺贝托在公牛死后这么说。
诺贝托带给卢西奥的死亡是一桩缓慢的事件。自始至终，关怀都是至关重要的，直到卢西奥的身体变成了不被出售的肉。丹妮拉的弟弟拿了四分之一的肉，作为他送推车的回报，丹妮拉用那推车将牛奶运到收集中心。在丹妮拉不在时帮她挤奶的邻居也获得了四分之一的肉。还有在她需要时借钱给她的姐姐和侄女们也一样。诺贝托也得到了他的四分之一。丹妮拉自己不想要任何肉，在她看来，那仍然是卢西奥。但她希望这些会与她一起吃饭的兄弟姐妹和邻居能拥有这些肉。
卢西奥最终被分给了那些与他生命有关的人们，他的存在超越了他的死亡。通过这些维系他生命与丹妮拉农场的关系网，他成为了食物。
农场上的牛
从早期商业育种开始，制造牛的操作（cow-making practices）就以不同的形式制造出了我们所称的“可杀者”（“the killable”, 来自Donna J. Haraway 2008）。这些操作最终交汇于牛的死亡——为了被变成牛肉而死，我们将此概念化为一种多物种拓扑学。通过那些能让动物生命更高产的生物资本主义实践，这些工业里的可杀者动态地受孕着（gestated）——既是概念上的也是物质上的孕育（conceived）。有些操作很明显，比如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其他的则没那么明显，比如给牛称重并把它们换算成多少公斤的牛肉。
但是，我们从丹妮拉、诺贝托和卢西奥那里了解到，制造牛的操作（cow-making practices）同时也是亲密无间的。他们产生了依恋关系——尽管存在制造着“可杀者”的工业霸权，但这种依恋关系可能会影响动物的死亡时刻和宰杀行为；同时也揭示出一种情感联系，这种联系里包括了使动物死亡的人类。
Haraway（2008，80）写道：“没有哪一种活法，不是别的人——不仅是物——在用另一种方式死去。” 当诺贝托宰杀的那头公牛死去，一个名叫卢西奥的人死去了。缓慢地进行着，他的死是重要的关怀事项（Puig de la Bellacasa，2017），也是丹妮拉农场的一件大事。
走向工业化屠宰厂的牛
这个小镇的屠宰场被叫作matadero，意思是宰杀之地，它是一个小型的、现代的、没有特色的屠宰场，除了一个不寻常的特征：所有的工人都来自两个家族，家族成员们互相传授不同的屠宰任务长达至少三代人。其中之一是劳尔，一个负责杀死动物的年轻人。他等待每头母牛/公牛滑过溜槽，降低它们的警觉，然后，割断它们的喉咙。此时，动物的腿已被钩在滑轮系统上，身体被抬起，它们开始被放血，最终会因失血而死。
卢西奥也是这样流血致死的，但诺贝托一直抚摸着他，感受着这个过程。在这一事件中，他的死亡内在联系着许多人。这样的事情却不会发生在matadero。在matadero，人道杀戮和生物市场效率（其节奏）要求分离的、非人的关系。劳尔的身体动作敏捷灵巧。但是他不触碰动物，也不知道动物们的名字。对于劳尔来说，这些动物是普通的，就像它们的死亡一样，那些劳尔作为屠宰场工人所制造的死亡。
现代化牛屠宰厂
可杀者居于一种多物种的社会政治经济中，这种经济同时制造了被杀死的动物和杀死它们的人类。过着“可杀者”生活的所有参与者以不一样的方式活着（而不只是死去）。屠宰场剥夺了人与牛的所有关系——那些能让他们的社会生活超越“可杀者”生活的关系。与卢西奥不同，进入屠宰场的动物，失去了生活中的所有关系，除了那些使它们成为商品的关系。同样，屠宰场也剥夺了（马克思的讲法为“异化了”）劳尔的在杀死动物的事件中感受的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微调Haraway的话：“没有哪一种死亡或宰杀，不是别的人——而不仅仅是物——在用另一种方式感受生命”。一种多物种共存的伦理可能不是抵制“可杀者”，但它可能会清空那些将死亡视作寻常的（eventless）、异化的屠宰场，从而将其转变为涉及所有参与者的社会关怀问题。
Haraway, Donna J. 2008.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uig de la Bellacasa, María. 2017. Matters of Care: Speculative Ethics of Care in a More Than Human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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