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及的未来，未来的同盟" (下) | 卡福尔
徐州当地官方试图平息舆情的几份通报中，对董某民及其父是否构成拐卖、强奸及虐待罪含糊其辞，却强调被拴破屋的杨某侠“表现出语言行为异常”、“患有精神疾病”，仿佛“脑子有病”是将一个外来女子圈禁在自家围栏铁链里的最好理由。结绳志此前关于《发明“疯癫”》的书评回顾了“精神病”如何在近百年中成为一种社会管理的话语，成为被医疗专家、警察、药物厂商和自认“正常”者凝视和控制的对象。在这样的层级秩序里，受障者失去了人格、地位和自辩机会，性别、阶级上原本就存在的不平等，则进一步剥夺了这些个体的声音。我们如何跨越自身的差异，看到共同的脆弱，用光照亮潜伏在社会中的层层裂缝和障碍？我们如何想象一个良善的集体未来并付诸实践？英文表达“access”代表了多层含义，它既是物理空间上的“通道”，又代表社会、政治、经济意义上获得某种资源和关系的“能力”，是某种“可及”的“权利”，是60年代以来边缘群体争取认同和公正对待的愿景。在《女性主义、酷儿、瘸子》（2013年）一书的结尾，艾莉森·卡福尔强调，关于障碍的体验和讨论，能够让人们跨越差异感受到彼此，并形成新的力量。本中译是卡福尔这段论述的下半部分，她探索了美国当代环境与生育正义运动中，律师、环境保护者、女性主义者、残障者和政策制订者如何在各自的思考路径之上给彼此搭桥，形成合力。如卡福尔所说，想象一个受障者安全存在的未来，是保护整个社区的一种方式。愿新年星火驱散狭小洞室的黑暗，让人们有力量走到一起，拆除锁链。
在数据库中并列输入“环境主义”或“环境正义”与“疾病”或“残障”，会出现上百个页面，但其中大多数是与环境暴露有关情况的公共卫生文章（例如哮喘、癌症和皮疹）。这些文章描绘了疾病群，详细介绍了具体的暴露情况，记录了污染物水平，和/或追踪了被怀疑是致癌或致畸的化学品和其他污染物（“致畸/teratogenic”词根来自terata，即怪物，指的是先天“缺陷”或“畸形”）。【37】在这些文本中疾病或残障的出现被当做错误和反常来讲述；疾病和残障几乎完全是非自然地侵入或破坏自然身体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悲剧性错误。当我开始研究残障和环境主义之间的联系时，这些并不是我预想的内容。
不是我预想的内容，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本书或更广泛的残障研究中无关紧要。恰恰相反，正如对有毒街区和病态建筑的公共卫生分析那样，这种身体/环境互动的问题完全属于残障研究的范畴。我们需要一种残障研究和残障行动主义，能够挑战发电厂或垃圾场在已经被有毒工业负担过重的街区的选址；我们需要残障分析，来谴责灾难性的泄漏和爆炸对身体的毒害，以及干洗店、受污染的水和垃圾填埋场的“日常”污染。残障和环境运动可以在他们对建筑环境的关注中找到共同的目标；含铅油漆和开裂或缺失的人行道，为生活在它们周围的每个人制造了致残的环境。【38】
我追踪到的这些文章对残障研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受到残障研究的影响（就像残障研究还没有完全接触到这些文献一样）。那么，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分析：承认并反抗对身体和环境的错综复杂的剥削，而不妖魔化这种剥削所导致的疾病和残障，尤其是生病和残障的身体。作为少数几篇明确进行搭桥工作的文章之一，瓦莱丽·安·约翰逊（Valerie Ann Johnson）在《把女性主义残障研究和环境正义结合起来》一文中说，“我们（在环境正义运动中）倾向于把残障、疾病和环境不公混为一谈。我们需要的是将环境不公的可能结果（即对人体有害的暴露于来自垃圾填埋场或养猪场的有毒物质）与这个人区别分析，不管这些后果如何反映在身体上。”【39】
相比目前在残障研究和环境研究中流传的观点，这种解绑需要一个更加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对残障的理解。残障研究持续依赖于社会模式及其首要假设，即不存在医学方法介入的空间，使其难以参与反毒运动（antitoxics movements），因为后者的目标恰恰是消除或至少减少残障。我自己不愿意承认那些警告出生缺陷和畸形的文章是我项目的一部分，就是这种困难的一个例子。然而，正如史黛西·阿拉莫（Stacy Alaimo）所说，残障研究和行动主义的空间将被极大扩充，如果它不仅“关注建筑环境如何构成或加剧‘障碍’，还关注如药品、异生物化学品、空气污染等层面的物质性如何以不太容易察觉的方式在影响着人类健康和能力。”【40】同样，环境研究和行动主义也可以从更具批判性的残障研究方法中受益，这种方法承认残障是一个文化、历史和政治范畴，而不仅仅是一个医学范畴。我们需要的环境分析，不仅仅是把残障和残障的身/心当作悲剧或反常。部分原因是，若只把残障者或那些显而易见的、被诊断为“畸形”的人等同于环境不公的标志，便抹去了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受到有毒污染影响的方面。
此外，通过依靠人们对残障的恐惧心理来调动公众的反应，环保运动依赖于乔瓦娜·迪·奇洛（Giovanna Di Chiro）所说的“生态（异质）规范性/ eco(hetero)normativity”。【41】通过在残障、环境和酷儿研究之间建立联系，迪·奇洛提供了一种走向更可及的未来的结盟思路。她记录了环保主义者在创造和传播关于鱼类、动物和人类“性畸形”的耸人听闻描述中，如何“调动了被社会许可的异性恋主义和恐同情绪”。这样一来，主流环保主义者迎合了性别和性的霸权理想，从而排除了跨运动的可能性。迪·奇洛认为，与其依赖于不具反思性的“正常”身体概念，反毒主义者更应该关注“与持续性有机污染物有关的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如“乳腺癌、卵巢癌、前列腺癌和睾丸癌、神经系统和神经行为问题、免疫系统崩溃、心脏病、糖尿病和肥胖症”。【42】
基于迪·奇洛对反毒环境主义中规范性语调的关注，我们可以质疑的不仅是这些话语中蕴含的恐同情绪，还有伤残恐惧【43】。我们如何继续对有毒污染及其影响进行绝对必要的挑战，而不延续“残障等于彻底悲剧”这一文化假设？我们怎样才能在关注“严重的健康问题”的同时，解构这些问题所附带的污名，甚至对将这些情况视作“问题”的构建本身进行历史考察？一种方法是挑战环境中关于残障的描绘，这些描绘完全脱离了这些人与残障共处的真实体验。或者，换个说法，残障学者和行动者可以努力确保在描述与有毒物质接触相关的可能损伤的时候，不重复健全中心主义的修辞和假设。我们当然可以找到抗议铅和汞中毒的方法，而不诉诸于如“发育迟缓、学习障碍、多动症和行为障碍如何从儿童、家庭和社会中提取可怕的代价的警告。……照顾这些孩子的成本对家庭和社会来说是很高的。特殊教育项目和心理及医疗服务耗费了资源。”【44】这般的内容。这些张贴在健康与环境合作组织网站上的声明，不仅加剧了对残障者经济负担的长期担忧，而且更令人不安的是，暗示了残障者才是耗费资源的责任人，而不是污染行业。残障研究和行动主义在这里可以成为一种资源，帮助环境运动避免这种误导，并建立更广泛的反对污染的同盟。
乳腺癌的例子很适合进行这类纷繁复杂、多重语义的思考，女性主义理论家和行动者持续围绕它相关的联系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的《癌症日记》（The Cancer Journals）在残障研究中找到了归宿，学者们指出洛德对假体和伪装正常的严厉控诉。洛德拒绝成为一个顺从的病人、拒绝用羊毛团假装她的乳房没有被割掉的经历，对于在寻找拒绝医疗化沉默的模式的残障运动来说，都是受欢迎的资源。环境研究也发现这本书很有用，因为“它坚持身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把癌症作为一个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和环境正义的问题。”【45】正如阿拉莫解读文本时所表明的，这本书是这些不同运动之间的桥梁。洛德拒绝了乳房假体，想要改变的不仅是人们对疾病和身体的沉默，更是强调疾病的环境原因。阿拉莫解释说，“洛德面向癌症建制派展示她的伤痕”，来挑战他们对“癌症的环境原因”【46】的否认。
环境和残障研究以及社会活动可以在批判性地审视医疗工业综合体及其目前对癌症的处理方式中找到共同目标。像“乳腺癌行动（BCA）”这样的组织可以被理解为同时运用了残障和环境的分析。乳腺癌行动组织对将乳腺癌主要视为个人身体问题的癌症修辞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一挑战与对残障的医学模式的批评相呼应。在坚持关注自愿和非自愿接触致癌物的同时，乳腺癌行动组织从个人化的癌症模式转向更结构化的模式；同样，在论证“不仅仅是基因，还有社会不公如政治、经济和种族不平等的因素导致了乳腺癌结果的差异”时，乳腺癌行动组织主张的是一种对疾病和残障更具政治性和关系性的模式。【47】
“残障者权利教育和保护基金会（DREDF）”是这项工作的先行倡导者之一，为以残障者权利为基础的环境正义项目奠定了基础。残障者权利教育和保护基金的律师之一西尔维亚·易（Silvia Yee）将该组织定位为面向深受有毒工业和排放物之苦的社区居民的一项资源。残障者权利教育和保护基金认为，生活在这些社区的人可能没有关于残障者保护法和社会服务的准确信息；即使生活在深受其苦社区的许多人已经生病致残或因为接触有毒物质而正变得如此，他们也没想过自己是残障者或在残障者权利运动中代入自己。然而，正如易所解释的，联邦和州的残障法有可能被用来：
减少对整个社区的环境危害。例如，在使用化学杀虫剂的公立学校中，有呼吸道障碍的儿童有可能提起诉讼，以减少他们所有同学以及周围社区暴露在杀虫剂毒素下的可能。这些诉讼想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基本上没有被探索过。【48】
认识到残障和环境正义之间的联系，为这种探索打开了大门。易和残障者权利教育和保护基金会将残障法定位为保护整个社区的一种方式；因此，“残障权利”不仅仅是残障者的工具，能够帮助到的也不仅是残障者，而是所有人。
由多重化学敏感者（MCS）发起的和代表他们的活动，提供了另一个借助残障范畴来进行环境正义工作的例子。就像跨性别和性别酷儿人群使用可及性的说法来打破性别隔离一样，具有多重化学敏感症的行动者讨论了他们对无香精和无化学制品空间的需求，并以此作为可及性的一个组成部分。2002年在旧金山举行的“酷儿残障者大会”的传单“如何以及为什么要无香精”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见附录C）；该传单首先详细介绍了暴露在有毒物质之中对身体和认知的影响，以证明更安全的空间的必要性：
接触化学制品的症状包括头晕、恶心、言语不清、困倦、对口腔、喉咙、皮肤、眼睛和肺部的刺激、头痛、抽搐、疲劳、意识模糊以及肝脏和肾脏损害。你可以想象，这些症状对有化学敏感症的人在工作、生活，当然还有参加会议方面构成了严重的障碍。促进无香精环境就像增加坡道和下陷路缘石一样，在可及性方面可以产生深刻的变革。【49】
阅读有多重化学敏感症的学者和行动者的作品，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描述了自己被困在家里，或被迫离开家，或因为与其他身体和环境的接触而生病的亲身感受【50】。残障研究的学者和行动者，凭借他们将“进入空间”与“进入政治体（the body politic）”联系起来的经验，可以在这里成为有用的盟友；这些关于化学致残环境的故事也是关于不可及性的故事。残障研究和环境正义都打破了梅尔·陈（Mel Chen）所说的“独立和不可打破的假象”；我们可以在这种共同完成的破坏中看到同盟的可能性。【51】
有色人种女性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将生育权利运动和有关生育的公共讨论的重点从单一的堕胎问题上转移开【52】。在不否认合法堕胎（特别是合法堕胎的可及性）的重要性的同时，行动者们长期以来一直主张采取更广泛的方法，考虑的一点是女性中广泛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差异。安德里亚·史密斯（Andrea Smith）解释说，“支持生命（pro-life）与支持选择（pro-choice）的范式，重现并掩盖了白人至上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构，这些结构框定了女性可做出的生育选择”【53】。正如史密斯和其他行动者及学者所详述的那样，有关“选择”的话语将女性更多地表现为消费者而非公民，并导致一些女性被视为不良的决策者、一些选择被视为不良或不适当。此外，“选择”这个说法没有考虑到不同女性获得不同选择的机会也是不同的（different access to different choices）；它从分析中删除了女性和家庭做出生育决定的限制条件。事实上，“选择”的修辞很容易被用来掩盖绝育的滥用：知情同意政策看似支持女性的“选择”，但往往被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健全主义和仇外心理所破坏。【54】由于这些史例和实践，这些运动中的许多活动家使用“生育正义”的语言来“强调生育权利与人权和经济正义的关系”。【55】
我在这里提供关于生育正义的简要概述有三个原因。首先，我想强调的是，生育正义行动者和残障行动者都对生育权利运动中的“选择”修辞进行了质疑。正如有色人种女性、移民女性、贫困女性和原住民女性的经历超出了“自由选择”的概念，“选择”的话语没有说明女性在怀孕、堕胎和一般生育方面做出决定背后的健全中心主义语境。正如玛莎·萨克斯顿（Marsha Saxton）指出的，只有某些选择被认为是有效的选择，也只有某些选择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我们的社会深刻地限制了关爱和照顾残障婴儿的‘选择’。” 【56】雪莉·特里曼（Shelley Tremain）赞同萨克斯顿的观点，警告说“先天损伤”（prenatal impairment）等健全中心主义概念“日益限制了应对怀孕的可能行动”。【57】残障研究学者和行动者们还认为，“选择”框架促成并延续着怀孕的持续商品化，进一步推动了“缺陷”胎儿、婴儿和儿童等健全中心主义言论；将女性定位为消费者，将婴儿定位为产品，使得关于“挑选”自己想要的婴儿（以及拒绝或终止自己不想要的婴儿）的对话和做法成为可能。因此，对“选择”的批判将这两个运动连接在了一起。
第二，我想鼓励残障研究和行动者更加熟悉和支持生育正义的运动和框架。正如上述定义所表明的，生育正义坚持采取跨运动的方法看待生育问题，强调它无法与种族、阶级和性态的问题分开，更不用说贫穷、福利、保健、社会服务、环境正义等议题。残障是这个集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残障的生育关注不能脱离这些因素。思考残障和生育问题需要生育正义所承诺的那种跨运动的分析。即使生育正义运动在残障问题上并不总会实现这一承诺（例如某个关键的生育正义文本仅将残障问题归为一个脚注），跨运动的可能性仍然存在。【58】事实上，我认为生育正义框架不仅提供了全面整合残障问题的跨运动分析的可能性，也提供了更全面的跨障别分析的可能性。在关于产前检查和选择性堕胎的辩论中，肢体残障和智力残障往往被区别对待。残障运动需要承认这些区别的存在（即使我们在同步批判这些区别）。
第三，只从堕胎和支持选择/支持生命二元论的角度来思考生育政治，只会让残障者和生育权利及正义行动者之间更难建立同盟。正如史密斯所言，支持/反对二元论助长了“政治敌我归类的简单化分析”，这可能导致我们“失去和那些与我们有强烈分歧的人合作的机会，即使他们在不同的政治框架和组织战略下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立场。”【59】我觉得史密斯的警告对残障和生育权利的关系尤为适用。在支持/反对堕胎的二元逻辑中，任何对特定堕胎做法或修辞表示担忧的人，都很容易被视为女性主义的敌人和生育权利的反对者。生育权利行动者于是很谨慎地参与关于产前检查和选择性堕胎的残障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这些批评、认真讨论产前检查的健全中心主义内涵，有着近乎摧毁堕胎权利的危险感。同样，残障权利行动者谨慎地接触继续以残障作为堕胎理由的生育权利团体；很难与那些认为残障天然不可取的组织找到共同点。生育正义的方法对继续怀孕的权利（并在这样做时得到支持）和终止怀孕的权利的同步支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搭桥方式。【60】
这种搭桥工作是必要的，因为反生育权利的行动者越来越多地为他们自己的目的使用进步的言辞【61】。利用生育权利运动的优生学和健全中心主义的历史，反对堕胎的人正在逐步将自己表现为残障运动的更好盟友。例如，“捍卫生命的女性主义者（FFL）”明确地将堕胎定义为对残障者的一种歧视，在其反对堕胎的运动中采用了残障者运动的修辞【62】。这种对残障者权利的运用在他们“是时候质疑堕胎了”的海报系列中显而易见，其中包括一张将堕胎等同于优生学的海报。这张黑白海报上有一张照片，一个不苟言笑的黑皮肤男人坐在他的手动轮椅上；他双臂抱肘，露出挑衅的表情。照片上出现了手写文字“你会当面这么说吗？”，而照片下面的文字是“你会告诉我，我不应该出生吗？当人们谈论将‘恶心的畸形胎儿’打掉时，就是这个意思。克服逆境的人激励、挑战和丰富着我们的世界。”我经常听到残障行动者用这个问题来回应健全中心主义的堕胎言论：“你会告诉我，我不应该出生吗？”关于产前检查泛滥的辩论常常引来类似的反应，残障者发出内心的困惑：如果他们的母亲有机会，他们是否会被堕胎？【63】在为这种思路留出空间时，“捍卫生命的女性主义者”将自己表现得比“捍卫选择”运动更符合残障者群体的利益；根据这种逻辑，主张堕胎和其他生育权利的人与优生学实践和历史的联系看起来过于紧密，而无法支持残障者。
然而，与生育权利和正义组织合作，可以成为残障运动在长期坚持的目标上取得进展的一种方式，正如2008年《产前和产后诊断条件认识法案》（也称为肯尼迪·布朗巴克法案，Kennedy Brownback Act）所体现的那样。该法案要求医生、基因遗传咨询师和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在向女性提供怀孕咨询时给出有关残障的最新、准确和全面的信息。其目的是确保女性在做出继续或终止怀孕的任何决定之前得到充分的信息；涵盖的信息包括可用的社会服务、支持团体以及残障者和有类似残障儿童的家庭的经验。尽管从父母收到的信息的质量上评估该法律的有效性还为时过早，但该法律的通过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强调父母在做决定前对信息的需求，肯尼迪·布朗巴克法案凸显了决策的过程本身；它开始反思一个假设，即堕胎是对检测出残障后唯一可行的理性反应。事实上，通过关注真正的知情同意权，该法案承认，女性通常被给予不准确或不完整的关于残障的信息，这些信息既反映又延续了对残障的文化恐惧和刻板印象。【64】
该法律的意义还在于它同时得到了残障者和生育权利及正义组织的支持。“子孙为先（Generations Ahead）”组织认识到该法案具有跨运动合作的潜力，促进了世界残障者协会、残障者权利教育和保护基金、全国妇女健康网络和生育健康技术项目之间的合作。这五个组织共同发了一份关于该法案的信息表，敦促他们的盟友支持该立法。【65】诚然，这对残障者权利团体来说比较容易接受。生育权利组织对该法案持谨慎态度，担心它是限制女性获得堕胎的又一侧面尝试；当时的参议员山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是该法案的共同提案人，这加剧了这些担忧，因为他长期以来一直公开反对生育权利。残障者和生育权利团体的联盟最终说服了他们的盟友不反对该法案，提出的论点是每个人都会从更多和更好的残障信息中受益。他们不是从堕胎本身的角度提出问题，而是从消除遗传基因咨询中的健全中心主义偏见，和改善提供给即将生育残障婴儿的女性的信息和支持的角度，从而避开了根深蒂固的支持堕胎/支持生命的二元对立。
2010年10月初发生的两个看似不同的事件为残障和生育权利及正义运动之间建立联盟的另一个时刻创造了条件：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 Edwards）因其开发体外受精的工作而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而英国建议专栏作家弗吉尼亚·爱伦赛德（Virginia Ironside）因其关于残障儿童所谓受苦的评论引起了争议。这两个人都公开提倡使用生育技术来防止残障。爱德华兹认为，“父母生下一个带着遗传病沉重负担的孩子是一种罪过，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必须考虑生育质量的世界”。【66】一些捍卫生命和反对堕胎的团体大肆引用这句话以谴责爱德华兹的奖项，然而爱德华兹关于残障的立场原本并未成为媒体文章，它太稀松平常了。【67】而另一边，爱伦赛德在残障问题上的立场恰恰是引来媒体关注的原因，但在这里，残障问题最好通过堕胎来解决的假设也基本上没有受到质疑。在一次关于堕胎的电视辩论中，爱伦赛德将堕掉“即将出生但严重残障婴儿”描述为“慈母的行为”；然后她提出，面对这样一个“极度痛苦的孩子”，她会毫不犹豫地像“任何一个好母亲”【68】那样，“用枕头捂紧它的脸”。尽管爱伦赛德关于杀婴的评论很快受到谴责，但她关于堕胎是对残障的最佳反应的假设却没有引起什么讨论【69】。更重要的是，她决定用人们对残障的恐惧情绪作为堕胎的理由，延续了长期以来将残障者权利与生育权利对立起来的模式。
为了回应这些在几天内发生的事件，一个由六位学者和活动家（包括我自己）组成的小组起草了一份声明，阐明了残障和生育权利及正义的立场；目前有150多个组织和个人签名（见附录D）【70】。题为“罗伯特·爱德华兹、弗吉尼亚·爱伦赛德和毫无必要的权利对立”，该声明将生育权利和正义与残障者的权利和正义完全联系在一起：
作为同时致力于残障者权利和生育权利的人，我们认为，尊重女性和家庭的生育决定需要同时挑战对残障者的歧视性态度。我们拒绝接受将女性权利与残障者权利分开的做法，或认为保护生育权利需要接受关于所谓残障悲剧的健全中心主义假设。相反，我们强调，生育权利包括对残障者权利的关注，而残障者权利需要对人权、包括生育权利的关注。
在起草声明的过程中，我们对术语和立场归属进行了熟悉的争论。我们是在讨论人权还是女性权利？我们是想把自己称为“女性主义者”，还是让这种认同更加开放？我们应该使用“残障权利”还是“残障正义”的表述？将目前的做法描述为“优生学”是否准确，或者说是否太具有煽动性？在每一个问题上，我们都选择使用最广泛和最熟悉的术语和框架；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做出不同的个体决定，但我们希望“同时致力于残障权利和生育权利的人”在我们的呼吁中看到自己。事实上，我们希望正是以上这些问题能够引领进一步的阐述、同盟和对话。
似乎对任何文件来说，重点都是拒绝将残障权利和正义与生育权利和正义分开。我们知道，残障行动者，特别是那些不太直接参与生育正义运动和框架的行动者，迫切需要生育权利行动者和组织明确地表态他们不会接受“利用残障作为堕胎权利的修辞论据。”【71】同样，生育权利团体需要一个信号，即大量的残障行动者和学者愿意阐明他们对女性生育权利的支持。与《产前和产后诊断条件认识法案》一样，该声明决不是谴责或限制个别女性的选择，而是谈到了对残障和残障者的普遍的文化歧视。在确定残障和生育运动的共同价值时，该声明明确呼吁继续合作：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声明，支持其他同样致力于生育权利和残障者权利的行动者和学者。我们希望，作为在公民权利和人权方面具有相似价值观的运动的倡导者，我们可以继续反对利用生育权利破坏残障权利，以及利用残障权利破坏生育权利的情况。
这一声明是由女性主义和残障研究学者的工作促成的，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坚定不移地拒绝在生育权利和残障权利之间划出分界线【72】。艾德丽安·阿什（Adrienne Asch）、安妮·芬格（Anne Finger）、雷娜·拉普（Rayna Rapp）、多萝西·罗伯茨（Dorothy Roberts）和玛莎·萨克斯顿都表明，即使是在生育政治的背景下，挑战健全中心主义也不一定等同于挑战或限制女性获得堕胎权【73】。也许为了明确这一点，特别是在残障被用来破坏堕胎权利的情况下，那些试图在这两个运动之间建立联系的人往往要非常明确地表明他们的忠诚。露丝·哈伯德（Ruth Hubbard）在《堕胎与残障：谁应该和谁不应该居住在这个世界上？》中四次分别表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她都支持女性的堕胎权【74】。她感到不得不一再重复这一信念的事实，表明了那些既想要质疑产前检查系统的健全中心主义基础、却又不质疑堕胎权的人面临的困难。而正是这些学者以及参与如上描述行动的人们指出，面对健全主义的残障描绘，并在一个“给孩子贴上不健全标签，并让其父母痛苦”的文化中，要被迫做出生育选择，对每个人都是一种伤害【75】。说白了，批判性地研究女性因残障而选择终止妊娠的原因，挑战生育权利运动将残障作为合法堕胎的理由，以及解构产前检查政策和实践中对残障的假设，这些都不一定会转化为对女性堕胎机会的剥夺。
事实上，放弃做这些事情可能会破坏女性的参与机会；至少，这种放弃使生育权利和正义运动更难以支持残障权利和正义运动并得到其支持。在本节的最后，我提出了一个挑衅之言，这个论点也出现在女性主义残障研究的创始文本之一。在她们为《残障女性：心理学、文化和政治学论文集（Women with Disabilities: Essays in Psychology, Culture, and Politics）》撰写的文章中，艾德丽安·阿什和米歇尔·法恩（Michelle Fine）主张，“出于任何女性认为合适的理由”【76】，她们都有堕胎的权利。根据阿什和法恩的观点，我们不应该“假定或规定任何理由（例如‘有缺陷的胎儿的悲剧’）”，而是应该捍卫女性对生育做出自己决定的权利，完全支持她们生或不生孩子【77】。那么，在任何理由和任何情况下的堕胎，都必须伴随着所有女性可获得的和可负担的产前护理，以及可靠的和可负担的儿童护理，获得社会服务，以及《肯尼迪·布朗巴克》法案中规定的那种关于残障的信息和支持。
我知道我在为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争辩，至少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是这样。我们离“按需堕胎”的基进女性主义呼吁越来越远，对堕胎面临越来越多的阻碍习以为常而不视为过度限制。然而，当我们迫使生活在健全中心主义文化里的女性（以及生育权利、健康和正义运动）证明她们的堕胎是“正当的”时，残障仍然是保留至少最低限度的堕胎权的一个方便而有效的理由。即使是那些对将残障视为堕胎理由感到不舒服的人，也会发现自己在决定哪些情况是堕胎的理由、哪些不是时，处于一种站不住脚的情况。当堕胎的合法性取决于某些怀孕被视为“可堕胎”时，在各种损伤之间划清界限就变得不可避免：因眼盲而堕胎是可以接受的，但不能因耳聋而堕胎；因唐氏综合症而堕胎是允许的，但因非典型手形而堕胎是不允许的；这种情况太严重，而那种情况则不严重。残障运动不可能在这些对话中获胜；我同意阿什和其他人的观点，她们认为将一些缺陷作为堕胎的理由，会伤害那些目前生活在这些缺陷中的人【78】。让残障者为堕胎做辩护，在短期内可能会有效地确保堕胎权利，但它是通过贩卖关于残障的歧视性刻板印象来实现的。此外，它的长期有效性也值得怀疑，因为它为继续审问女性个体的理由和决定打开了大门。
诚然，“捍卫选择的运动和残障者权利运动都没有围绕‘选择’和残障来统一立场”，更广泛的生育权利和正义运动也是如此【79】。即使在主张不受限制的堕胎时，我也不是在呼吁这种统一，至少不是围绕单一立场的统一。我提出这个已经被其他人多次提出的挑衅，目的是继续阐述女性主义残障在生育方面的多重立场。我们需要扩大对话的范围，摆脱对“受苦”、“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和“无法生存的残障”的狭隘关注，因为这些概念往往延续了健全中心主义的假设，而是转向为支持所有人（包括残障者）的生育正义创造机会。继续接受残障作为保持堕胎合法的理由，并将堕胎作为处理残障问题时唯一合理的选择，其实缩小了堕胎权利和辩论条件。认为“受苦”或“生活质量”的含义不言自明且一成不变也会造成同样后果；与其将这些概念当作它们会“明显地”导向我们得出单一结论，我们不如关注它们在不同语境、背景或身体/心灵中的含义变化。正如苏贾塔·杰苏达森（Sujatha Jesudason）在描述子孙为先（Generations Ahead）的方法时所说，围绕遗传和生育技术的同盟需要有承担风险的意愿，并就造成分歧的问题进行坦诚的对话。进行这类困难的对话可以帮助不同的运动发现和阐明他们的共同价值观，同时也为未来的对话奠定基础，因为价值观、认同感和目标都在变化。【80】
在介绍残障同盟这三种引向可及的、或者说女性主义者/酷儿/残障者的未来可能性时，我只关注了许多可能性中的几种。例如，我本可以讨论反战抗议，以及反对美国反恐战争破坏性影响的必要性。军工综合体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疾病、残障和死亡，在理论上如何反对战争暴力及其影响而不诋毁残障和残障者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与环境正义运动的进一步联系，因为美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污染者之一。）
又例如，废除监狱运动和医院去机构化运动之间的潜在联系是什么？对过去和现在的监狱、疗养院和精神病院进行批判性研究，肯定会有很多收获。多萝西·罗伯茨（Dorothy Roberts）指出，监狱工业综合体是越来越多的穷人和有色人种获得（不充分的）医疗保健的主要根源。她举例说，洛杉矶县监狱的精神病区“有着全国最大的精神健康设施。”【81】此外，监狱不仅收容残障者，还产生残障者：暴力、隔离、不充分和不一致的医疗和保健服务，对囚犯和犯人的身体和精神都有致残影响【82】。探究这些联系如何能让我们认识到利亚特·本·莫舍（Liat Ben-moshe）所描述的“跨监禁制度”或“从精神病院转移到监狱这样在监禁场所之间的移动”【83】的问题？
或者我可以探讨残障运动和家政工人权利运动之间的联系。在2009年奥克兰的一次抗议国家健保预算削减的活动中，我看到一群残障者和工会工人没有轮流而是共同喊出口号：“我们是工会，强大的、强大的工会！”他们都喊道，接着是“我们出来了，我们很大声，我们是残障者，我们很自豪！”当我看着这些互动，并参与这两组呼喊时，我一直在想罗伯特·麦克鲁尔（Robert McRuer）的“非残障者声称自己是残障者”的概念，以及他的有益的提醒：“为了团结的目的，应该站出来澄清你不是谁（至少在某些方面）。”【84】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工会工人对残障的宣称不仅是一种团结或隶属的行为，而且也是对麦克鲁尔所说的“即将到来的残障”的一种认可。这些女性中的一些人（她们大多是女性）本身就是病人或残障者，更多的人也会因为家政苦工而变成如此【85】。换言之，这些共同体之间不仅有重叠（许多护理人员是残障者或将成为残障者），她们的需求也有重叠：在一个重视护理和提供护理的工人的系统中，两个群体都将受益。【86】
或者，为了对我自己的联盟想象进行批判，我们可以追踪我在本章中分别讨论的每个问题和运动本身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用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说法，这些想象是 “有所侧重”的：我选择了我自己参与和偏向的内容，它们必然是不完整的。我们不仅可以在这个名单上增加其他的同盟，我们还可以对我在这里包括的案例进行补充、扩展、批评、反驳和丰富。
事实上，这些联盟性的时刻对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都不陌生；我的提法可能会让人感觉旧调重弹而非有着挑衅性。然而，这种可能性正是我把它们纳入这里的动机之一。我不仅有兴趣扩充残障研究的参照系来容纳这些并非完全不同的场域，我还致力于确保这项工作会继续发生。换言之，我提到这些不同的联盟性时刻，并不是因为它们目前不存在，而是因为它们是存在的，充满活力并正在进行。在这些地方上演着丰富的残障（以及女性主义、同性恋、环境、种族正义、生育等）工作。在这些不同的政治实践中，人们正在讨论替代性的政治想象。残障者有着远不止可及的未来之梦：我们持续地定义和主张我们在政治话语、政治愿景和政治实践中的地位，哪怕我们同时要挑战这些问题和主张。更加可及的未来有赖于这些工作。
译校者介绍
徐璟萱，爱丁堡大学人类学博士生
吴迪，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人类学、及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博士在读
林子皓，芝加哥大学比较人类发展学系博士在读
【37】更多有关畸形学的内容，见Rosemarie Garland-Thomson, ed., Freakery: Cultural Spectacles of the Extraordinary Bod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6).
【38】作为一个轮椅使用者，我可以轻易知道我什么时候滚到了一个贫穷的、贬值的地方。人行道开裂，路缘石越来越不稳定，或者干脆二者都没有。勒罗·伊摩尔（Leroy Moore）在他的诗《两个城市，两种身份》中，通过讨论城市的人行道，将伯克利与奥克兰进行了对比。“最方便的城市条条道路共通/通向坑洞、裂缝人行道和奥克兰的山地路缘”。安妮·芬格（Anne Finger）在她对残障和卡特里娜飓风的思考中对种族、阶级和基础设施做了类似的观察，指出新奥尔良的人行道早在风暴来临之前就出现了问题。Anne Finger, “Hurricane Katrina, Race, Class, Tragedy, and Charity,” DSQ: 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 25, no. 4 (2005), accessed May 9, 2011, http://www.dsq-sds.org/article/view/630/807.
【39】约翰逊关注“食物沙漠”的持续存在，即没有负担得起的和可靠的途径获得安全、新鲜和健康食物的地区，并将其与残障和环境正义关联起来。安德鲁·查理斯（Andrew Charles）和休·托马斯（Huw Thomas）同样呼吁环境正义运动，但他们的重点是鼓励这些运动支持当地的残障者通道的改善；他们敦促更多地承认建筑也是城市环境的一部分。我同意他们的关切，但我更感兴趣的是鼓励残障研究学者和活动家更充分地参与环境正义运动。Valerie Ann Johnson, “Bringing together Feminist Disability studies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Barbara Faye Waxman Fiduccia papers on Women and Girls with Disabilities, Centre for Women policy studies, February 2011, 3,
http://www.centerwomenpolicy.org/programs/waxmanfiduccia/BFWFp_BringingtogetherFeministDisabilit- ystudiesandenvironmentalJustice_ValerieAnnJohnso.pdf;和Andrew Charles and Huw Thomas, “Deafness and Disability—Forgotten Component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llustrated by the Case of Local Agenda 21 in South Wales,” Local Environment 12, no. 3 (June 2007): 209–21.
【40】Alaimo, Bodily Natures, 12.
【41】Giovanna Di Chiro, “Polluted Politics? Confronting Toxic Discourse, Sex Panic, and Eco- Normativity,” in Queer Ecologies: Sex, Nature, Politics, Desire, ed. Catriona Mortimer-Sandilands and Bruce Ericks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202.
【42】同上，202页；也见218-219页。
【43】而且，正如迪·奇洛的分析所表明的，酷儿恐惧和残障恐惧是很难解开的。LGBT和双性人在这些文献中被视为“残障者”，他们的身体和叙述被他们的环境“不公正地伤害了”。承认这种联系，我仍然认为，除了对性异常的恐惧之外，关注残障恐惧也是有用的，而且要与性异常的恐惧分开。消除残疾作为环境话语中的“缺陷”的必要性在环境运动和话语中根深蒂固。
【44】见Ted Schettler,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Impairment of Children’s Brain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Collaborative on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February 8, 2003,
http://healthandenvironment.org/learning_behavior/peer_reviewed.
【45】Alaimo, Bodily Natures, 86.
【46】同上，86-87页。
【47】Breast Cancer Action, “Our Priorities,” accessed July 24, 2011, http://bcaction.org/about/priorities/.史黛西·阿拉莫和迪·奇洛对这一批评进行了延伸，认为只关注遗传因素可能导致将个体概念化，或专注于某个“人口的基因组子集”，因为他们特别容易受到有毒物质的影响；然后要解决的问题变成了这些人的易感性，而不是这些毒素的释放或使用。迪·奇洛把这种情况称为创造“准备好聚团"或“准备好应对铍污染”的人群。见Alaimo, Bodily Natures, 127–28; 和 Giovanna Di Chiro, “Producing ‘Roundup Ready®’ Communities? Human Genome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Policy,” in New Perspectives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Gender, Sexuality, and Activism, ed. Rachel Stei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146, 149.
【48】Disability rights education and Defense Fu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accessed July 15, 2011, http://www.dredf.org/envirojustice/index.shtml.
【49】见Queer Disability Conference Organizers, “How and Why to Be scent-Free,” Queer Disability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June 2002. 更多关于近期该会议对无气味/低气味空间的回应和斗争，见nolose（一个为“致力于结束对胖子的压迫并创造充满活力的胖子酷儿文化”的人举行的会议）, accessed May 9, 2011, http://www.nolose.org/10/access.php.
【50】可见于Mel Y. Chen, “Toxic Animacies, Inanimate Affections,”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7, nos. 2–3 (2011): 265–86; Anna Mollow, “No Safe Place,” WSQ: Women’sStudies Quarterly 39, nos. 1–2 (2011): 188–99; Peggy Munson, “Fringe Dweller: Toward an Ecofeminist Politic of Femme,” in Visible: A Femmethology, vol. 2., ed. Jennifer Clarke Burke (Ypsilanti, MI: Homofactus Press, 2009), 28–36; 和Rhonda Zwillinger, The Dispossessed: Living with Multiple Chemical Sensitivities (Paulden, AZ: The Dispossessed Outreach Project, 1999)
【51】见Chen, “Toxic Animacies, Inanimate Affections,” 274.
【52】虽然他们对这个项目的影响并不限于这一部分，但我深深地感谢我在子孙为先组织（GA）的同事，感谢他们在这里讨论的想法和行动，以及参加GA圆桌会议和残障问题会议的残障、生育权利及正义活动家。尤其感谢Patty Berne, Julia Epstein, Anne Finger, Emily Galpern, Sujatha Jesudason, Jessica Lehman, Mia Mingus, Dorothy Roberts, Marsha Saxton, Tracy Weitz, and Silvia Yee.
【53】见Andrea Smith, “Beyond Pro-Choice versus Pro-Life: Women of Colour and Reproductive Justice,” NWSA Journal 17, no. 1 (2005): 120.
【54】也可见于Jennifer Nelson, Women of Colour and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3); Dorothy Roberts, Killing the Black Body: Race, Reproduction, and the Meaning of Liberty (New York: Vintage, 1999); Jael Silliman, Marlene Gerber Fried, Loretta Ross, and Elena r. Gutiérrez, Undivided Rights: Women of Colour Organize for Reproductive Justic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2004); Rickie Solinger, Beggars and Choosers: How the Politics of Choice Shapes Adoption, Abortion, and Welf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1); 和 Rickie Solinger, Pregnancy and Power: A Short History of Reproductive Politics in Americ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5).
【55】见Silliman et al., Undivided Rights, 4.
【56】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了这种限制是如何在一对聋女同性恋者的案例中体现的。Marsha Saxton, “Disability Rights and Selective Abortion,” in Abortion Wars: A Half-Century of Struggle: 1950–2000, ed. Rickie Soling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375. 也可见于 Laura Hershey, “Choosing Disability,” Ms. (July/August 1994): 26–32; 和Ruth Hubbard, “Abortion and Disability: Who Should and Who Should Not Inhabit the World?” in The Disability Studies Reader, ed. Lennard J. Davi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93–103.
【57】Shelley Tremain, “Reproductive Freedom, Self-Regul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of Impairment in Utero,” Hypatia 21, no. 1 (2006): 37.
【58】Silliman et al., Undivided Rights, 22n36.
【59】史密斯是站在本土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提出这一论点的，她需要挑战那些与人口控制团体结盟的支持选择权的活动家；她特别指出了计划生育。Smith, “Beyond Pro-Choice versus Pro-Life,” 132–33.
【60】亚洲社区生育正义组织对生育正义提出了一个特别令人信服的定义，这个定义很容易包括对残障的关注。“我们认为，当所有人都拥有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和资源，为自己和社区做出关于性别、身体、性和家庭的健康决定时，就存在生育正义。生育正义旨在改变权力的不平等，创造长期的系统性变革，因此依赖于受生育压迫影响最大的群体的领导。生育正义的框架认识到，所有个体都是家庭和社区的一部分，我们的战略必须提升到整个社区，以支持其中的个人”。Asian Communities for Reproductive Justice, accessed December 14, 2010, http:// reproductivejustice.org/what-is-reproductive-justice.
【61】如试图禁止针对种族和性别的选择性堕胎，以及将黑人儿童描述为“濒危物种”的广告牌。姐妹之歌（Sistersong）和子孙为先等组织在其网站上发布了对此类运动的回应。
【62】对FFL和支持生命的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分析见Laury Oaks, “What Are Pro-Life Feminists Doing on Campus?” NWSA Journal 21, no. 1 (2009): 178–203.
【63】可见于Generations Ahead, “Bridging the Divide: Disability Rights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and Justice Advocates Discussing Genetic Technologies,” (2009), accessed march 8, 2010, http://www.generations-ahead.org/resources; and Saxton, “Disability rights and selective Abortion.”当然，即使他们同意海报对选择性堕胎的批评立场，许多残障活动家和学者也会质疑海报将残障定位为需要克服的逆境。
【64】布莱恩·斯科特科（Brian Skotko）进行了几项研究，询问妇女在产前检查和遗传咨询的同时，她们得到了什么样的关于残障的信息，特别是唐氏综合症。他们报告说，他们对医生提供的信息的内容和语气都普遍感到不满意。Brian Skotko, “Prenatally Diagnosed Down Syndrome: Mothers Who Continued Their Pregnancies Evaluate Their Health Care Providers,”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192 (2005): 670–77.
【65】有关子孙为先组织在该法案上的工作见“Dodging Old Traps: Aligning, Affirming, and Addressing Disability Rights and Reproductive Autonomy,” accessed August 19, 2011, http://www.generations-ahead.org/files-for-download/success-stories/K_Brownback_2011.pdf.
【66】爱德华兹是在1999年欧洲生育和胚胎学学会上发表评论时作出这一声明的。Lois Rogers, “Having Disabled Babies Will Be Sin, Says Scientist,” Sunday Times (London), July 4, 1999.
【67】对于支持生命/反堕胎的批评，谴责爱德华兹关于残障的声明的例子，见Jenna Lyle, “Vatican Official Objects to IVF Scientist’s Nobel Prize Win,” Christian Post, October 5, 2010, http://www.christianpost.com/news/vatican-official-objects-to-ivf-scientists-nobel-prize-win-47083/; 和“Pro-Life Group Objects to Nobel Honours for IVF Coinventor,” Catholic News Agency, October 5, 2010, http://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 pro-life-group-objects-to-nobel-honors-for-ivf-co-inventor/.
【68】Vanessa Allen, “Outrage as Agony Aunt Tells TV Audience ‘I Would Suffocate a Child to End its Suffering,” Daily Mail, October 5, 2010,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317400/ Virginia-ironside-sparks-BBC-outrage-id-suffocate-child-end-suffering.html.
【69】在电视节目中，残疾人活动家克莱尔·刘易斯（Clair Lewis）在节目中对艾隆赛德的言论提出质疑，她在一篇博文中描述了她的遭遇和立场。see Clair Lewis, “Why I Called Virginia Ironside a Eugenicist on Live TV,” Heresy Corner, October 5, 2010, http://heresycorner.blogspot.com/2010/10/why-i-called-virginia-ironside.html. 在《卫报》的专栏中，佐伊·威廉姆斯（Zoe Williams）同意那些谴责艾隆赛德关于安乐死的评论，但她为艾隆赛德关于堕胎和残障的立场辩护。见Zoe Williams, “Abortion and Euthanasia: Was Virginia Ironside Right?” Guardian, October 5, 2010, http://www.guardian.co.uk/ world/2010/oct/04/virginia-ironside-tv-euthanasia-abortion.
【70】Julia Epstein, Laura Hershey, Sujatha Jesudason, Dorothy Roberts, Silvia Yee和我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合作写了这个文本。该声明仍然有效，新的签名者仍在不断增加。“Robert Edwards, Virginia Ironside, and the Unnecessary Opposition of Rights,” accessed October 15, 2010, http://www.generations-ahead.org/resources/ the-unnecessary-opposition-of-rights.
【71】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明确的声明是必要的，因为长期以来，残障不仅被用来为特定的堕胎进行辩护，而且使堕胎在总体上更被接受。莱斯利·里根（Leslie Reagan）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在德国麻疹/风疹流行之后，中产阶级、已婚、异性恋的白人妇女公开谈论自己的堕胎愿望，“使堕胎受到尊重”；通过她们的故事，堕胎被看作是一个潜在的“道德和负责任的”决定。如前几章所述，这种变动并不新鲜；利西亚·卡尔森（Licia Carlson）等人详细介绍了20世纪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如何在争取妇女生育权利的斗争中使用关于 “弱智后代”之危险的优生学言论。Carlson, Faces of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175–76; Reagan, Dangerous Pregnancies, 104.
【72】本章的动机之一是为了纪念和命名这项工作。最近，在一次女性主义研究会议上，有人向我感叹“没有人在谈论残障和堕胎之间的关系”，我理解并赞同她的沮丧；几年前，我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提出了这个观点。当然，在一个层面上，我们是对的。无论是在残障研究内部还是外部，更多开放和困难的对话是必要的。但在另一个层面上，我们的关注揭示了对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历史的抹杀。我们需要收集那些人的故事，集中但不限于残障妇女，她们是这项工作的先驱。
【73】可见于Adrienne Asch and Michelle Fine, “Shared Dreams: A Left Perspective on Disability Rights and Reproductive Rights,” in Women with Disabilities: Essays in Psychology, Culture, and Politics, ed. Michelle Fine and Adrienne Asch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97–305; Anne Finger, Past Due: A Story of Disability, Pregnancy, and Birth (Seattle: Seal Press, 1990); Dorothy Roberts, Killing the Black Body: Race, Reproduction, and the Meaning of Liberty (New York: Vintage, 1999); 和Saxton, “Disability rights and selective Abortion.”
【74】Hubbard, “Abortion and Disability,” 99, 101, 102.
【75】同上，102页。
【76】Asch and Fine, “Shared Dreams,” 297.
【77】同上，298页。
【78】Adrienne Asch, “A Disability Equality Critique of Routine Testing and Embryo or Fetus Elimination Based on Disabling Traits,” Political Environments 11 (2007): 43–47, 78.
【79】Silliman et al., Undivided Rights, 22n36.
【80】耶苏达森（Jesudason）是子孙为先组织的创始人和执行董事。Sujatha Anbuselvi Jesudason, “In the Hot Tub: The Praxis of Building New Alliances for Reprogenetics,”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34, no. 4 (2009): 901–24.
【81】Roberts, Fatal Invention, 301.
【82】Roberts, Fatal Invention, 302-6.也见于Eli Clare, preface to the 2009 South End Press Classics edition of Exile and Pride: Disability, Queerness, and Liberati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2009), xi.
【83】Liat Ben-Moshe, “Disabling Incarceration: Connecting Disability to Divergent Confinements in the USA,” Critical Sociology (2011): 1–19.
【84】Robert Mcruer, Crip Theory: Cultural Signs of Queerness and Disabil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36, 57.
【85】麦克鲁尔在阅读格雷斯·章（Grace Chang）的《一次性家仆（Disposable Domestics）》时提出了这个观点。章写的是从事家庭服务工作如家庭保健员的有色移民妇女，麦克鲁尔敦促残障研究学者承认她们的故事是残障故事。正如他所解释的，“[一个]想要‘年轻力壮的工人’的系统总是被残障所困扰，而对剩余价值的需求确保了一个产生残障的系统必须在残障出现时立即将其治愈。”Mcruer, Crip Theory, 204; see also 199–208.
【86】关于这两个运动之间的脱节以及连接二者的工作见Bob Kafka, “Disability Rights vs. Workers Right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Znet, November 14, 2003,
http://www.zcommunications.org/disability-rights-vs-workers-rights-a-different-perspective -by-bob-kaf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