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原住民：里约热内卢（下篇） | 原住民视角系列&世界人类学
对这些因各种原因居住在城市的原住民，他们的身份并不总为人所知，自我身份认同的故事也不尽相同，不同社群可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环境和命运，又共同不断遭遇着从基础的学校课程到普遍的社会话语的系统性忽视。为深入探查当代尤其是被纳入现代城市社会的原住民生活境况，环境报道网站Mongabay开展了“巴西城市里的原住民”系列报道，选择聚焦于上次普查数据所示的巴西原住民绝对数量最多（而非比率最高）的六个城市，通过个体的故事来展现历史性和系统性的问题，并向其他巴西人揭示他们与原住民的距离可能超乎想象。本篇介绍的是里约热内卢（下篇），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推出其他五个城市的故事——圣保罗，萨尔瓦多，巴西利亚，圣加瀑，美景镇。本系列编译自系列报道，译文根据媒介阅读特征的差异对叙述作了较大调整。系列报道还获得了普利策危机报道中心的数据报道奖资助，基于2010年普查数据制作了互动示图，更直观地展示了每座城市的原住民分布图、教育机会、卫生条件和生活设施等数据，可查看原文了解更多互动数据。本文为“巴西原住民视角”系列译文，该系列将陆续推出当下巴西社会中的原住民叙事，以这些我们知之甚少的故事，来打开文明的茧房。从星球视角来看，而今地球命运的中心，应属亚马孙雨林，这块国际舞台的边缘地带。这片关乎所有生命的奇迹和命运的地方，在当前黑暗腐败的巴西政局中，一步步被推向毁灭的临界点。巴西原住民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高涨，走在抵抗的前沿。由森林孕育出来，总在承受最骇闻暴力的人们，拥有对环境和危险最敏锐的感知，同时承载了历史的受难与诗性正义。在各地的生活和抗争中，原住民既面临着当下所有人民所面临的问题，又打开了这些问题，为我们敞开了另外的人类存在、另外的世界，并向我们投来联结的目光——我们，从来都是地球上的原住民。由此，本系列（具体链接附在本文末尾）也体现了世界人类学的视角与关照，正如蒂姆·英戈尔德指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但这个世界并非同质宇宙，而是充满了各种情状与可能性的多重宇宙。
原文作者 / 卡拉·门德斯（Karla Mendes）
原文出处 / 2021年4月12日刊于Mongabay，为“巴西城市里的原住民”系列文章之一
原文链接 / https://news.mongabay.com/2021/06/in-rio-de-janeiro-indigenous-people-fight-to-undo-centuries-of-erasure/
翻译 / 黄行善
马拉卡纳、依帕内玛、拉帕拱桥、荣山教堂……这些地名为每年蜂拥至里约的数百万记游客所熟知，以及诸如“卡里奥卡”（carioca；里约人/里约的）这样的表达。但大多数游客，甚至里约人自己都不知道，所有这些地方（包括卡里奥卡一词）都源自原住民，无论从修建它们的奴隶劳工，还是从它们所取代的土地。
“许多人路过拉帕拱桥，但他们不会想到这一如今作为文化遗产和里约象征的建筑是由原住民奴隶建造的，”历史学家安娜·保拉·达席尔瓦解释到，她博士研究社会记忆，现为里约州立大学原住民研究项目（Pro Índio）研究员。拱桥坐落在老里约城波西米亚风格的拉帕区，建成于17-18世纪，目的是通过高架渠将卡里奥卡河水运往市区。如今，拉帕区成为城市的夜生活中心，高架渠不再输水，而是一条开往山上圣特蕾莎区的热门缆车，而那些为建桥操劳和牺牲的人被淡忘了，“如今我们没有那段记忆，书上也没有那段历史，没有媒体报道，没有人讲述，拱桥上也没有给出任何信息。”
夏尔·莫特（Charles Étienne Pierre Motte），《文明化瓜拉尼人在里约被征为炮兵》，藏于巴西国家图书馆
达席尔瓦继续讲述，荣山教堂的土地也暗藏着城市的历史。教堂矗立在荣山顶，距拉帕拱门10分钟车程，从里约许多地方都可望见，常被称为荣耀教堂（Igreja da Glória）或荣耀山（Outeiro da Glória）。教堂建在图皮南巴族领地上，就这块土地的所属权，原住民在16世纪对法、葡殖民者展开了收复失地战争。据法国远征军报告，教堂脚下本坐落着名为“卡里奥克”（Kariók或Karióg）的图皮南巴族村庄，而这最有可能是“卡里奥卡”一词的起源。战后建造的这座教堂也象征着天主教会的胜利，也是实际将天主教施加于原住民的机构。19世纪初，葡萄牙王室将帝国首都迁至里约后，这座教堂也成为了他们最喜爱造访的地方之一。
源于图皮南巴语（也被称作古图皮语或就是图皮语）的里约地名和日常表达不胜枚举，但大多数人对此并无意识。20世纪60年代巴西歌手、作曲家“汤姆”·裘宾的爵士名曲《依帕内玛女孩》令海滨街区依帕内玛风靡全球，而这个词在图皮南巴语中意为“坏水”。马拉卡纳体育场所在的马拉卡纳街区，其名源于一种金刚鹦鹉发出的声音，在图皮南巴语中的意思近似一阵鹦鹉发出的咔哒声；还有条马拉卡纳河。“卡里奥卡”可来自河流或村庄的名字，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那是卡里约人（Carijó）的居住地，也有人将其解释为白人的住房，有自来水的房子，或是从森林涌出的溪流。达席尔瓦表示这些名字的含义可能随时间而改变。
据估计，巴西葡语词典中有4万条原住民词目。许多里约游客和居民也还没意识到，巴西如今的一些生活方式承袭了许多原住民习惯，包括每天洗澡（她表示葡萄牙殖民者到达巴西时不常洗澡）、睡在吊床上、多样化的饮食，包括以木薯为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因为我们的历史摧毁、禁言、删除了原住民，将他们置于劣势地位，没有将原住文化纳入我们的历史和社会。所以这非常复杂，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看不到原住民了。”
里约市中心的皇宫是另一座由原住民奴隶建造的标志性建筑。达席尔瓦在皇宫外说到：“位于我们身后的里约皇宫和公共步道公园也是靠奴役原住民劳力进行的翻修。甚至海军、里约市议会和警方还互相争夺这些人力”，对此仍有大量记录留在城市历史档案中。
由原住民奴隶劳工修建的拉帕拱桥
勒安德罗·约阿金，《博凯朗泻湖和卡里奥卡高架渠》（1750–1798年），藏于国家历史博物馆
据2010 年人口普查，里约的原住民人口近7000人，在绝对数量上位居第四。然而，国家博物馆民族志藏馆负责人、里约联邦大学科学与文化论坛成员若昂·徳奥利韦拉（João Pacheco de Oliveira）表示，原住民在700 万总人口中被“稀释”了，不到0.1%，“原住民在城市的存在非常重要。对此我们只需理解，因为这很不同于我们的世界。在里约，他们被稀释了。其他几个州首府也有同样的情况……里约、圣保罗和巴西利亚都有来自巴西各地的原住民。”他们常到这样的大城市寻求经济和就业机会，但很少有群体真正能建立起自己的社群，因为他们分散在不同区域，这不同于已有成型原住民社区的北部和东北部城市的情况。
里约市内原住民人数最多的街区是位于西郊的大坎普区，距市中心55公里。2010年，373名原住民在此居住，占总人口的0.11%。科巴卡巴那是里约最为知名的街区，222名原住民居住在此，大多来自图皮尼金、瓜拉尼和特雷纳族，原住民人口在里约所有街区中排第四，但仅占该区总人口的0.15%。历史悠久的圣特雷莎区也有123位原住民；拥有著名海滩的依帕内玛和莱布隆则分别住着42位和30位原住民。
达席尔瓦在里约皇宫前介绍其奴役原住民劳工的历史
里约原住民族众多。2010年普查列出了里约的127个原住族群，说26种语言。瓜拉尼人以261人位居榜首，其次分别为是图皮尼金人171名、瓜拉尼卡约瓦人（Kaiowá意为“密林人”）144名和图皮南巴人136名 。还有152名来自其他国家的原住民，显示出了这座魅力都市对外国人和全国原住民的吸引力。作为第一次大规模记录原住民人口的普查，2010年普查还记录下居住在里约的50名普里人（Puri），他们此前被认为已经消亡。在里约的原住民真实数目可能更高，普查中4247位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自己所属的族群，还有351位族群界定模糊，386位未经证实或未申报。但十年后，自主声称为原住民依然是“痛苦”的经历，受访者说，因为非原住民的里约社会和整个巴西社会都此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
现年62岁的马里泽·瓜拉尼（Marize Vieira de Oliveira Guarani）在里约出生，是一位历史老师。尽管她祖母是瓜拉尼人，她在16年前才承认自己是原住民，“我一直知道祖母的身份，但我没有自称原住民，在自主申报时也没有提及。为什么呢？因为人口普查中对城市居民甚至没有原住民类别。”1991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包含原住民自主申报选项，但仅面向小部分人口；2010年普查才向所有巴西公民提供这一选项。马里泽说她意识到原住民文化“延续在家族内”，尽管她住在城市。她曾在里约教师工会担任性别、反种族主义和性取向部主任，当时黑人运动鼓励原住民争取权利，自主申报为原住民，而非棕褐人，“我开始意识到我的祖母们无法再被保持缄默”。
马里泽/帕拉·雷特
因为还有位黑人曾祖母，马里泽在2005年里约第一届促进种族平等全国会议上宣称自己是非裔原住民。作为会上唯一一位自称原住民的女性，她被“嘲笑”，被叫作“所谓的原住民”，在学校被人叫“巴拉圭造原住民”，“巴拉圭造”是巴西对仿冒品的习语。即使在她读教育学硕士时，有位琥珀色眼褐色皮肤却自称黑人的老师同事问她是不是“真正的原住民”。她回答：“你没有生在非洲，你也是后裔。为什么你有权宣称自己是黑人，而认为我不能宣称自己是原住民。因为对我来说，帕尔多指的是纸（的颜色），而不是我们”。同事当时很尴尬并向她致歉，说自己“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
马里泽说，“这是知识种族主义、制度性种族主义……它给了人们更多权利，比你更能认定你是谁。他们没有意识到从我们身上剥夺了什么，在找到归属感之前，这非常非常痛苦，甚至比自己表明原住民身份的时候更痛苦”。马里泽是首位凭借配额制在邻市隐水市（Niterói）的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读教育学博士的原住民。在自主申报前，她参加过里约的原住民运动，当时称自己为瓜拉尼后裔。一位帕塔硕族领袖告诉她，“你说你是后裔。谁‘后裔’谁就犹疑，就没有抗争，你是名战士。所以你不能说你是瓜拉尼后裔，你就是瓜拉尼人”。她再没有自称“后裔”。
自称原住民后，马里泽取了个原住名，帕拉·雷特（Pará Rete），意为“源自神圣”，她将其解释为“战斗、保护族人的战士”。在南德鲁神（Nhanderu）的祝福下，瓜拉尼萨满为她洗礼，“这是一个荣誉的名字，认可我的灵魂，锤炼我的意志”。但因为改名的繁琐流程，她没有在官方文件中加上这个名字。她说自己常被说看起来像“北方人”，一直不知道原因，直到她去到亚马孙地区见到那里的原住居民后。她小时候，人们会问她妈妈是不是把孩子的头发染成了黑色，不相信她天生黑发。她的头发颜色让人想起阿伦卡尔著名小说的同名主人公伊拉塞马（Iracema，图皮语“蜜之出口”，为“America”的易位词）的头发，“比渡鸦的翅膀还要黑”。2014年世界杯时，有女服务员跟她说西班牙语，她对此感到不解，告诉服务员自己是巴西人，还说：“我还是最正宗的巴西人，因为我是原住民。”服务员很惊讶，说以为她是哥伦比亚人。“你知道什么是透明吗？大家把我们当做别的人（不是巴西人，也不是原住民）。非洲人曾被迫流散到巴西和美洲，我们现在一样面临流散，只是流散在巴西的领土上，”马里泽说道。
在城市里组建原住民社群自然比在村落里更为挑战，但他们总努力聚集起来。里约联邦大学社会学家若泽·佩雷拉认为“先来城市的人会再带亲属来，成为一种保护机制”，同时，里约的原住民大多住在市郊。普查数据显示里约西部原住民最为集中，多分布在大坎普、圣克鲁斯和班古区，原住民也是被统计局称作“非正常聚集群”的主力，指在城区里占领为他人所公有或私有的地方用作住所，这些地方通常缺乏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更为人熟知的别名是贫民窟（favelas）。
据2010年数据，至少有850位原住民（约占总数的13%）住在里约的贫民窟。在南里约的巴西最大贫民窟罗西尼亚（Rocinha）住着60位原住民，是统计的住有原民的183个贫民窟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里约共有763个贫民窟）。在南部另一个著名贫民窟、地处旅游热点莱布隆和圣康拉多中间的维迪加尔（Vidigal）里住有11位原住民。但由于统计并未公布一些贫民窟里的数据以保护他们的身份，实际人数应该更高。科帕卡瓦纳的公鸡唱（Morro do Cantagalo）贫民窟和孔雀-小孔雀（Pavão-Pavãozinho）贫民窟即是如此。
里约原住民抵抗的一处焦点在马拉卡纳村，这是一幢距举世闻名的马拉卡纳体育场仅几米之遥的建筑，原先是里约的印第安博物馆，但在1970年代末，所有的民族志和原住民语言藏品被分藏到了博塔弗戈区的新印第安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和巴西利亚三地。原住民称旧馆的一些档案被烧毁，建筑也被遗弃多年。2006年，一群原住民占领了这里，想在此打造一个文化中心。这一占领成为2013年的国际头条。里约州政府试图驱逐他们，推倒旧址，在此为来年的世界杯兴建一个停车场。关于此地的土地所有权法律纠纷持续至今。
马拉卡纳体育场（上图）边上的马拉卡纳村（下图），原住民正在争取其所有权
佩雷拉表示，马拉卡纳村事件清楚地反映了里约原住民的窘境，“试图把原住民从那儿赶走时，里约州环境部长说：‘原住民属于原住民村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是在否认城市里原住民的存在。这一否认表明我们缺乏针对原住民群体的政策。大多数会引导城市政策的市政总体规划极少考虑原住民。”
的确，在里约市公布的信息中，难以找到与市里原住民有关的具体公共政策。在一份声明中，市政厅表示，州政府有责任为原住民制定公共政策，并补充说“州内其他城市也存在原住民”。另一份声明中，州政府表示里约州是实施地方州立大学配额制的“先锋”。继2001年为黑人和棕褐人公民设立配额制后，里约州立大学于2003年为原住民设立可自行申请的配额制。但据学校网站显示，在当时要想以原住民的身份通过配额制入学，需要获得原民会（Funai）或申请人所在社群领袖的批准。政府社会发展和人权办公室还声称，基于2018年成立的原住民权利州委员会（CEDIND）的审议，政府正在响应州内原住民的需求。2020年，有原住民领袖参与的委员会针对州内原住民的需求开展了五项行动，但在首府则只有一项：为马拉卡纳村和原住民住房项目垂直村（Aldeia Vertical）提供食物援助。
里约州文化创意经济厅厅长表示已同马拉卡纳村内的原住民群体保持对话，“寻重振旧址的共同解决方案，在未来开展宣传原住民历史、文化和其他贡献等方面的活动”，但未提供任何所有权法律纠纷相关细节。马拉卡纳村的斗争从1990年代已开始，他们要求为住在市中心的大量原住民提供住处，并商议与他们相关的公共政策。如今这里居住着来自七个族群的五个家庭，多年来，原住民多次占领这幢建筑，又惨遭驱逐，有的领袖甚至为此入狱。
“他们不一定在这常住，因为生活在这里不容易，没有电，没有水，没有下水道，直到2016年奥运会后才有了这些，”原住民酋长若泽·瓜亚亚拉（José Urutau Guajajara）在荒废的大客厅说道，墙上挂着原住民画作，屋外车流的喧闹声涌入室内。他出生于马拉尼昂州东北部的长泻湖村（Lagoa Comprida），拥有里约州立大学语言学硕士学位，正在攻读语言学博士，往返住于马拉卡纳村和贫民窟群德意志小区（Complexo de Alemão）。他在村里教授几种图皮语和图皮-瓜拉尼语系的语言，“我们想在马拉卡纳村创建一个小领地，建一所大学，因为这块原住民土地是属于联邦政府和巴西人民的文化遗产。马拉卡纳村原住民大学将连结各个原住族群，连结语言和说语言的人。”
原印第安博物馆是里约原住民史上的里程碑。博物馆成立于1953年，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指导构划，举办过多次重要活动，包括1961年将马托格罗索州中西部巴西首个原住民保留地辛古原住民公园打造为国家公园的讨论会。博物馆在多次活动中为来自巴西各地的原住民群体提供住处，包括里约地球峰会20年后再次在此举办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名“里约+20”峰会）。
马拉卡纳村的法律纠纷很复杂，涉及到2012年联邦政府出售给里约州占地14300平方米的地产，其中原印第安博物馆占地1500平方米。为举办2013年联合会杯和2014年世界杯，马拉卡纳体育场的翻修项目由巴西建筑巨头奥德布雷赫特（Odebrecht）旗下的财团赢得竞标，但公司深陷“洗车行动”丑闻，并因此宣告破产，首席执行官被判入狱，并连带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被判入狱，翻修特许权目前由里约弗拉门戈和弗鲁米嫩塞足球俱乐部取得。
地产纠纷甚至导致了原住民群体内部分裂。据此前在此居住现被纳入“马拉卡纳村原住民协会”的人表示，2013年与里约州政府协商后，定居在此的原住民搬走了，在得到会将此地打造为文化中心的承诺后，这里被纳入政府计划。不满该协定，若泽·瓜亚亚拉领导了一个“部落抵抗”群体，于2016年再次占领建筑，称其他组织是“叛徒”，并提起诉讼，要求将整片区域（总占地14300平方米）划为保留地以创办一所原住民大学。此后他们一直面临被驱逐的威胁，新冠疫情期间也如此。
“我们是一所大学。”若泽·瓜亚亚拉说，“我们告诉政府不想要文化中心，因为文化中心容纳不下大学。在一所小面积的大学里可以有多个文化中心，多个文化点，多个项目，但一个文化中心容纳不下大学……我们会一直为此抗议。”接受政府提议的部分原住民搬离了马拉卡纳村，搬到里约市中心埃斯塔西奥区（Estácio）一幢有着20套公寓的原住民专用楼内，属于2009年卢拉政府启动的“我的家，我的生活”廉租房项目，被叫作“垂直村”。
塔皮特西·瓜亚亚拉在垂直村画的原住民绘图
桑德拉·瓜拉尼·南德瓦（Sandra Benites Guarani Nhandeva）是名历史和哲学教师，来自南马托格罗索州中西部雅波朗市（Japorã）的丽港村（Porto Lindo）。她从2016年以来一直住在垂直村，定期支付按揭和物业费。她是里约联邦大学国家博物馆的社会人类学硕士，正在那儿继续攻读同专业博士学位，还是圣保罗艺术博物馆的巴西艺术助理策展人。她说，垂直村的居民总努力让这里看起来像个家，不同于旁边的楼房，以原住民绘图装饰墙和楼道，进楼处还设有迷你图书馆，社区菜园也“渐渐让大楼不一样”。但在举行传统仪式方面，他们仍受到种种限制。
“我们有自己的舞蹈和歌谣，但在公寓楼内不可能开展，周边还住着其他人，我们必须遵守公寓规章，必须服从另一个社会的另一套准则，”桑德拉说，并补充道，“我们总感到很尴尬，因为左邻右舍都在拿我们开涮，嘲笑我们，经常对我们大喊‘哇-呜-哇’，然后开始模仿戏谑我们……这是很日常的尴尬”。她想起一次，有位原住民为了演讲浑身都涂上了颜料，她用打车软件叫了一辆车，司机却在看见她后拒载了，“我们都经历过这些事。原住民在巴西非常受歧视，就好像我们不是巴西人，打扰到了巴西人。住在城市里的原住民完全像透明人”。
里约在巴西历史上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是不同时期的巴西首都：葡属巴西州时期（1763-1815），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时期（1815-1822），巴西帝国时期（1822-1889），巴西共和国时期（1889-1968）。直到1960年，巴西的政治权力中心才转移到新建的巴西利亚。同年，里约市变为海腹（Guanabara）城市州，1975年与里约州合并，从此成为州首府。里约市中心和其他城区宏伟的葡式建筑显示着城市的皇家遗产，乃为19世纪初将帝国从里斯本牵往里约的葡萄牙皇室而造。
几世纪以来，巴西各地的原住民来到里约。历史学家达席尔瓦介绍了国家图书馆档案中，从隐水市等邻市横跨海腹湾大桥来到里约市中心售卖艺术品的原住民，还有大批来自其他州（当时称为省）的原住民，有的给私人做工，有的做船夫，还有被“强制征召”进陆军和海军。“通过档案可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他们住在条件极不健康的营地，拿着微薄的工资，所以他们逃走了。常能在海军文件中看见，许多被强行参军的原住民因为工作和生活条件而逃跑。他们来时抱着梦想，到这里后的现实却很不一样。于是很多人跑掉，去捕鲸……很多原住民子女到私人家里照顾其他孩子……所以，原住民与里约市的关系非常密切，不仅是文化上，不仅是语言上，还在他们所修建的这些遗产。”但这些都埋没在城市的档案里，巴西历史中的原住民从而被“抹去”，负责里约州立大学原住民研究项目的教授贝萨·弗莱雷（José Ribamar Bessa Freire）说道。他领导了一个12名研究员的小组，在三年里搜寻了里约市 25个主要档案馆。
这一项目属于人类学家曼努埃拉·卡内罗·达库尼亚（Manuela Carneiro da Cunha）和历史学家若昂·蒙泰罗（João Monteiro）领导的一个大项目，主要在所有巴西首府的档案馆挖掘有关于原住民的记载，从而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原住民没有出现在巴西历史中？”
贝萨的答案是：“因为没有相关记载。”于是便成立工作组来寻找这些记录。“关于全巴西的所有原住民文件都在这里 （在里约），”贝萨说，作为旧都，里约的档案馆里有全国的资料，包括没被迁至巴西利亚的国家档案馆。但这并非易事，一些档案馆甚至表示不存在任何原住民相关文件，需要他们在成堆的文件中手动寻找。里约州公共档案馆即是如此。
“我跟人说：‘不可能。我们是从国家档案馆过来的，那边有很多历史上农业部致省长的信件，请求提供19世纪至少16个原住民村的人口数据’。档案管理员回答：‘教授，您看目录，什么都没有’。我就查看了目录，完全没有和原住民有关的。我说：‘那我们就一袋一袋查，一个文件一个文件看’。学生们几乎要一起杀了我，”贝萨回忆道，就在他们快放弃的时候，“我们在一捆信件中找到了阿拉鲁阿马（Araruama）男爵的信件，他时任1945年原住民事务的主管”。通过这封信，他们总算收集到了里约市和里约州的原住民人口数据。
贝萨也在里约州联邦大学教授社会记忆的研究生课，也是《里约热内卢的原住民据点》（Os aldeamentos Indígenas no Rio de Janeiro）一书的合著者，书中记录了全州的原住民情况，“隐藏原住民的过程，首先就体现在档案管理上”，贝萨说。查阅了里约州所有档案馆后，研究员们尤其发现有关原住民事务的文件保存得“很糟糕”。一些档案馆把这些文件放在遍布“老鼠和蟑螂”的地下室，随时准备烧掉；有个档案馆把这些文件放在停车场里，“自行车压在这些文件上”。“这可以解释历史抹杀的问题，”贝萨说。有时找到的信息不一致，研究员还得交叉核对公证人、教区和市政的档案记录，教区档案“整理得相对较好”，有很多原住民受洗记录，他们的原住名被写在基督教名旁边。1889年至1980年代独裁结束期间，教区档案上的名字从未出现在公证人档案的死亡证明上。重新查阅教区档案后，贝萨发现公证员在死亡证明上只记录他们的洗礼名，没有提及他们是原住民，“以公民体系谋杀了他们”。
贝萨还强调了在国家档案馆中里约警察法庭记录中发现的近400份手写逮捕书，研究员对在里约城市化中被捕的原住民数量之多感到“可怕”。一起案件引起了贝萨的特别关注：当年的警察局长在报告中提到，有位原住民男性因“想要抢劫”被捕后，被罚从事建筑工作。出于好奇，贝萨联系了一位助理法官，法官解释说当时的刑法典规定社区工作是种惩罚方式。贝萨因此得出结论，当时非洲奴隶都在里约市外浅水谷（Paraíba）的咖啡种植园劳作，所以市内需要设法找到免费或廉价劳动力，“之后逮捕原住民就成为了一种招募形式。他们有没有犯罪并不重要。方式就是逮捕他，编造一个罪行，比如想抢劫，然后判罚八个月的强制劳动，比如让他去翻修公共步道公园”。
2018年9月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大火烧毁了一些讲述“巴西另一段历史”的珍稀档案和馆藏，也烧毁了一部分无法挽回的巴西原住民历史。社会学家若泽·佩雷拉称：“如果将国家博物馆看作是在政府之外一代代研究员的建设工作，那些已建的研究花了很多代很多代人的心血，遗失了的无法再重新组织起来，因为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资料、捐赠品、藏品、穷尽一生收集起来的材料。人们不会再拥有它们。一些记忆和历史已遗失。至于原住民，可以认为他们在文字记录和历史中被噤声了。因为巴西政府不承认与他们的冲突，对他们的根除，对他们的谋杀”。
火灾发生前不久，佩雷拉正在国家博物馆攻读博士学位，回忆到当时看到裸露的电线就非常担心发生火灾，“不是没有提醒过，不是没有报修，也不是没有申请经费和拨款。现在没有办法重建已经失去的一切了。如今的博物馆永远不会再是之前的那个博物馆了”。曾在国家博物馆学习语言学的若泽·瓜亚亚拉也赞同，“之前的收藏很完整，有大量有关全国印第安主义的资料，涉及民族志，主要是原住民语言和语言谱系，以及原住民领地。这是为什么2018年9月2日的烧毁是桩‘罪行’”。
夏尔·莫特，《卡波克洛妇女在里约热内卢当洗衣妇》
大都市里约坐拥海滩、瀑布、森林、山脉等自然资源，传奇的派对生活更添其魅力，吸引着国内外的人们，也包括原住民，其中便有56岁的特蕾萨·阿拉皮乌姆（Tereza Correa da Silva Arapium）。她生于亚马孙地区帕拉州塔帕若斯河（Tapajós）下游的大蝙蝠村（Andirá）。因为村里没有学校，她12岁离家去圣塔伦市求学，后来到里约逐梦，从事旅游业，现已在这里住了半辈子。她说，起初一脱离原住民文化，她就开始过“非原住民生活”，去酒吧、派对、嘉年华，跳桑巴等等，直到2013年，她被诊断罹患乳腺癌，回到家乡村子接受传统治疗。她在村里待了两年，完全脱离了外面的生活，全身心沉浸在先辈的文化和传统中。萨满告诉她会恢复健康的，她真的恢复了。“此后，我决定离开‘城市生活’，捍卫自然，因为自然治愈了我。我会捍卫自然和我的族人，我会捍卫原住文化，投身于这项使命。此后我成为了一名活动家，”她讲述到，坐在位于卡特特（Catete）的公寓的吊床上，2010年统计中，有90名原住民居住于此。她特意选择不买床，“我是不会放弃在吊床上睡觉的”。
和许多里约地名一样，卡特特源自图皮语，意为“茂密森林”或“密闭森林”，也指卡里奥卡河的一条环绕荣耀山汇入大海的支流。街区所占地曾是原住民村庄麦蜂村（Uruçumirim），1840年以来成为殖民贵族兴建宅邸的胜地，其中最为出名的是委托建造了卡特特宫的新弗里堡男爵，建筑后来成为巴西总统府长达60多年，18位总统曾在此居住过，包括1954年在此自杀身亡的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
特蕾萨·阿拉皮乌姆说回到里约是为了“发声，为森林发声”。她开始参加本地的社会运动，并在2020年参选了市议员，是里约选举中唯一一位原住民女性候选人。尽管没有获选，但她希望原住民问题早日提上里约日程，强调宣称“我们存在”的迫切性。“在里约，原住民没有存在感，他们的权利被完全剥夺了，因为他们在里约不被当作原住民。这也是原住民在全巴西面临的最大的被无视。只有当我们有权参与立法和行政，签署项目和公共政策时，才会有解决原住民问题的办法”。尽管选举失利，但她表示感觉自己胜利了，赢得了许多支持者，帮助里约的原住民站了出来。她说自己的竞选是“革命性的”，在竞选中没有使用纸质册子和贴纸，而是树叶，来证明可以有可持续的竞选活动。
她也讲述了很多在里约遭受的偏见，尤其在竞选期间，她穿上传统民族服装，涂上人体彩绘，以表明作为女性和原住民的身份。“做里约的原住民就是成为抗争偏见和种族主义的坚强斗士，它们无形无影，很大地影响了我们，就好像原住民不是这城市的一部分，我们不是里约人的一部分。人们艳羡地看着我们的图绘和图案，好像他们从来没见过一样，好像你成为了某种焦点，”特蕾萨·阿拉皮乌姆说，不涂身体彩绘时她“不会受到那么大的歧视”。她还抱怨里约缺乏面向原住民的卫生和教育服务，也缺少供原住民展示艺术和手工艺、唱歌和举行传统仪式的文化空间，“我只知道我在里约肩负着使命，在村里也肩负着使命。我是村落的首领，这不是一个职务，而是一项使命。我的梦想？就是看到环境得到保护，不被严重破坏，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平静地看待大自然”。
尽管出生在乡村，她最近才开始学族人的语言宁加图塔帕若阿拉语（Nheengatu Tapajoara），“我的族群完全被葡萄牙人教化、白人化了。因为禁令，我们的语言实际已经灭绝。他们到这后禁止我们说自己的语言，强迫我们说葡语，我们的先辈就像我们一样被威胁，我们的文化被完全禁止”。随着传教士的到来，她族人的文化饱受抨击，村里他们宣扬天主教，将萨满视为“邪恶”。另一个整个族群被“白人化”的例子是，官方文件将他们的出生地登记在圣塔伦市，而不是村里，她和所有家人都如此。
特蕾萨·阿拉皮乌姆说，在线宁-帕语课程是她的“大发现”，发现自己原已在说宁加图语而不自知，因为大多数水果和鱼类的名字都来自图皮语。如今她正慢慢借助知识，为复兴里约原住民史而奋斗，“我们之前有项提议，从入侵者到来之前的里约原住民的历史来开展旅游业”，她仍在为之努力，“在里约有项艰巨的任务，并不容易，还原真正的历史，因为我们在里约是透明的、隐形的”。她强调原住民为讲述自己历史的努力，“学校和书本讲述的历史是殖民者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有意思，但对原住民不是。里约原住民的历史被完全抹去了，这不公平”。桑德拉响应了特蕾萨·阿拉皮乌姆，呼吁城市里的原住民组织和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克服挑战，“否则，我们将继续做透明人”。
注：文中源于原住民语言的词以斜体呈现，对意义清晰的词在合适处作汉语意译尝试，非提供官方译名，仅以供读者参考其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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