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 / 莫拉·芬克尔斯坦（Maura Finkelstein）原文链接 /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what-is-a-classroom-for-teaching-the-anthropology-of-palestine原文标题 / What is a Classroom For? Teaching the Anthropology of Palestine抵达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认为课堂不仅是我的学生介入、行动和学习的场所，也是我自己参与、行动和学习的场所。在过去的七年里，我在两所小型文理学院任教，最初是作为兼职和客座助理教授，现在已经在为终身教职奋斗的轨道上。在这七年里，我一直致力于对我的课堂进行创新和再造，试图使之成为我与学生们一同学习知人论世的空间。我在这里获得的知识与我给出的一样多。
因此，我的教学法与我作为人类学家所接受的方法论训练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更喜欢问题而不是答案；更偏爱好奇心而不是权威。我布置的作业更重视过程而非结果。简言之，在我的理解中，人文学科是这样一种设置，它能给学生提供思考、反思和挑战自身对世界的预设的空间，它要追问的是，批判性思考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提出问题，如何重新学习去保持好奇心？我们如何开始用经验证据挑战我们的观点和假设？我们该如何面对当我们自以为了解的世界被打破和重建时带来的不适？
我以为我终于搞清楚了：我究竟想在课堂上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这学期，通过教一门名为"巴勒斯坦人类学 "的新课程，我在这个问题上向前更进了一步。这门课程的缘起，首先源自是一种不断累积的挫败感。我是一名在小型文理学院任教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老师，这所学院未能逃脱希勒尔国际组织（Hillel International）的强大影响[1]。
希勒尔（Hillel）“占据”（这里有双关的意义）了我所在校园的话题，而巴勒斯坦叙事和经验的缺失令我感到震惊。我所在的校园对任何批判以色列或关于巴勒斯坦主体性和历史的活动参与都充满敌意。其次是源于一种紧迫感。
2018年夏天，我参加了在巴勒斯坦举办的教师发展研讨会。在这里度过的时光改变了我的生活。我那时候已经做好了亲身经历“占领”的准备，但这样的经历带给我的感受依然让我猝不及防。我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回了家，我需要一些方法来让我的愤怒生产出点什么。所以，我教授的这门新课受到了两个因素的驱动：第一是我在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度过的时光，在这段时间里，我和在巴勒斯坦学院和大学与社区成员和学者会了面，体验了占领区基础设施。第二是，我希望教授一门主要由巴勒斯坦人的声音和观点构成的学术课程。
巴勒斯坦的东耶路撒冷地区。作者摄
关于如果没有在巴勒斯坦的生活经历，我想我是无法教这门课的。虽然我不是研究巴勒斯坦问题的学者，也没有在那里进行过田野调查，但多年来，我几乎在所有课程中都尝试加入关于这一地区的材料。然而，我发现自己并不真正懂得自己在说些什么，也并不真正理解我所教的材料。在这学期之前，我从没想过人类学可以是一门"见证 "的学科。然而，当这学期我站在学生们面前，要求他们用勇敢、开放的姿态看待我们的课程材料的时刻，我倏忽想起了那种“在场”的民族志力量。见证的力量。
我生活在一个认同以色列的美国人犹太社区的边缘，一种关于这个混乱复杂历史中形成的地区的信息一直笼罩着我在这里的生活：“你永远对这场冲突不够了解，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有意义的话。”我大半辈子都相信这句话。结论只能是，它太复杂、太棘手了。这种说法让我也茫然无措，我把它当作一种恐惧带进课堂。我想知道：我能为自己辩护吗？我该如何对我的学生讲述这个故事？然后我想起了我的职业，才恍然领悟，它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我这辈子为之奉献的事业就是去找到一个问题并且把它复杂化，这就是人类学家的工作，关于我们这个职业的笑话是这么说的。但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其实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了。
出发
我的班级小而强，有六个学生带着他们的好奇心和丰富多彩的经历成为我课堂的一份子。其中两名是国际学生，一名来自中国，另一名是来自约旦的巴勒斯坦学生。两名学生是犹太裔美国人，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的话语环境中长大。两名学生是非犹太裔美国白人，对巴勒斯坦知之甚少。我们从疆界和占领开始，从北美原住民关于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框架开始。
我们交流了关于疆界的故事。我讲了一个：
我们一行六人乘迷你小巴（sherut）从耶路撒冷前往特拉维夫郊外的本古里安机场。其中三人在巴勒斯坦的东耶路撒冷上车： 我第一个上车，下一站上车的是一对年轻的美籍巴勒斯坦夫妇。我们驶出东耶路撒冷，进入以色列控制的西耶路撒冷，地景和人群都发生了变化。已婚的正统犹太妇女戴的假发和头巾（tichel），取代了东耶路撒冷穆斯林妇女们色彩斑斓的头巾和巴勒斯坦男子穿的长袖袍。我身旁是一片黑衣男子的海洋：软毡帽（Fedoras）、毛皮帽（shtreimel，已婚哈雷迪犹太教徒或极端正统派犹太男子最常戴）或小头巾（kippot，正统派犹太男子佩戴），帽子或头巾下面伸出他们的边落（ payot，字面意思是 "角"—哈西德派男子留的长鬓鬚）和繸子（tzitzit），外套下面垂着祈祷披肩或高塔利特（tallit）的流苏。我们在市郊又停了下来，这次是去接三个犹太旅行者。一个听起来像以色列人、扎着亮红色的小辫子的年轻女孩，一个口音像美国人、头上包着彩色围巾的年长妇女。这是女孩的祖母？还是她的姨妈？她们手牵着手，亲密地交谈着，所以我觉得她们应该是亲戚。她们身后跟着一位年长的哈西德派男子，他身着黑衣，留着浓密的大胡子，头戴一顶黑色博尔萨利诺毡帽。我们在相对安静的氛围中驶向机场，只有一回，犹太女人和年轻女孩的一通电话打破了这宁静。他们会如何与这妇人的丈夫（我猜他可能是小女孩的祖父）见面？年轻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夫妇用美国口音的英语低声交谈着。在后面三位犹太旅客登机前，这位巴裔美国妇女告诉我他们要去希腊度假。他们友善亲切，有次还帮司机（一名讲阿拉伯语的巴勒斯坦男子）与一名只会说英语的游客沟通。我们到达了机场。小巴在第一个检查站停下，一名士兵登上车，要求出我和这对美籍巴勒斯坦夫妇出示护照。我们交出了三本蓝色的美国护照。其他三位犹太旅客——现在我猜他们一定是以色列公民——既没有被问到任何问题，也没有交出任何证件，而且好像没看到那位全副武装的二十来岁的士兵在瞪着我前面的那对夫妇。这名士兵离开后又回来，要求这名年轻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子带上他的包下车。那名男子默默地答应了；显然，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对待了。几分钟后，他和士兵一起回来了，因为他的妻子也必须过去。他们从小巴的后面拿了行李箱，消失在一栋水泥建筑里。另一名士兵拿着我的护照回来了。由于我的犹太名字和白皮肤，士兵对我微笑，毫不犹豫地归还了我的证件。司机把车停在路边，我们在那里等。二十分钟过去了。我不知道这种sherut等巴勒斯坦乘客接受审问的情况是不是正常 。我不知道该问谁。我们坐着：我心情焦急，坐立不安，四处张望，寻找我刚刚认识现在却不见了的旅伴。我很担心。那位年长的女士用英语评论道：“这对他们来说一定很羞辱，许多阿拉伯人都是无辜的。" 我咬到了舌头，感觉它在我牙齿周围肿起来。审问（可能包括对他们的行李的全面搜查）结束后，这对夫妇安静地回来了。我们继续前往机场。我想起了我没有邮寄回家现在放在行李箱里的东西。纳布卢斯的橄榄油香皂，包装上满是阿拉伯文。一张来自拉姆安拉的亚西尔-阿拉法特博物馆的海报：一幅政治犯的水彩画被塞在行李箱的底部。我会被视为安全威胁吗？还是会被忽略？如同一场逾越节死亡天使的表演，我的护照和名字就像抹在我家门框上的羊羔血一样，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译注：根据《出埃及记》，神让以色列人宰杀羔羊，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 死亡天使在那天晚上来到埃及，在一片漆黑中他看见门框上的血，就会越过那户人家。）。到了机场，我们下车，四散奔向各自的售票柜台。出于自由主义的愧疚和恐惧，我经过那对年轻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夫妇，引起他们的注意，并向他们道歉。男人耸了耸肩。“她说这很羞辱，”他指着妻子说。“但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我们相视一笑，我祝他们一切顺利，然后各奔东西。在接下来的旅途中，我一直在想他们的情况：他们会被拦截、分开、审问、盘查多少次？排队等候检查行李箱时，一名安保人员拦住了我，索要我的机票和护照，并查看了我的姓名和国籍。这是你第一次来以色列吗？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是什么让你终于来到这里的？你在这里有家人吗？你去看谁？你去了哪里？你会说希伯来语吗？你懂多少希伯来语？能背诵字母表吗？你有过成人礼吗？是什么样的？你去寺庙吗？在哪里？多长时间去一次？您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怎么庆祝？您最喜欢的祷文是什么？背诵一下。 就这样，我站在本古里安机场，向一名以色列安保背诵《舍玛》：Sh'ma Y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ḥad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独一主]。
置身其中
我和我的学生们谈起这次遭遇：虽然飞机旅行和过境看似特殊，但它们反映了我在日常这个层面上目睹的事。但什么是日常呢？没有占领就没有生活。没有检查站就没有文化。然而，巴勒斯坦人和所有人一样，并不完全被压迫和征服所定义：他们的生活中不仅仅有与之相伴的暴力。在课堂上，我努力寻求这种平衡。
伯利恒的围墙，位于阿伊达难民营外。作者摄
我讲述了更多的故事：
在东耶路撒冷，我遇到了马哈茂德。严格来说，马哈茂德并不存在，尽管我和他在一起待了好几天。他给我看了他的以色列身份证；他的国籍是约旦。马哈茂德出生在耶路撒冷，但他的父亲出生在乍得。他没有国籍。他在约旦待了八天，试图成为身份证上显示的约旦人。但在安曼，他被告知“你不是约旦人，不是巴勒斯坦人，也不是乍得人。你这个人不存在。”像马哈茂德一样，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不是公民，而是拥有永久居民身份的移民，而这种身份取决于他们是否居住在耶路撒冷。马哈茂德的妻子住在约旦河西岸：她不能来耶路撒冷，如果马哈茂德离开这与她生活在一起，他将永远无法回到他成长的城市，他家人生活的城市。马哈茂德和他的妻子拥有不同的身份证：他的身份证允许他住在东耶路撒冷，而她的身份证则限制她住在西岸。根据以色列政府的说法，马哈茂德属于“混合婚姻”。他和妻子的住处相距15英里。除非他放弃耶路撒冷的居住权，否则他们就不能住在一起。根据该市所谓的“生活中心”政策，如果他不留在耶路撒冷，他的永久居住权就会失效。因此，面对占领，他只能留下来。而国家实际上正在拆散像他这样的家庭。[2]我和旅伴在老城区漫步时，注意到穆斯林区悬挂着以色列国旗，房门上贴着希伯来语保险杠贴纸。马哈茂德告诉我们：“这些房子已经被定居者占为己有了。”这家人去安曼参加婚礼。他们回老家后，定居者闯了进来，把家具扔到街上，偷走了他们的房子。如果你离开，你的房子可能会被抢走。你有可能无家可归。东耶路撒冷的一间巴勒斯坦人住宅，已被以色列定居者占为己有。作者摄
有两周的时间，我晚上在东耶路撒冷过夜，几乎每个白天都要前往西岸。通过检查站从后勤的角度来说是相对容易的；我们乘坐的是以色列旅游巴士，车牌是黄色的。与巴勒斯坦的绿色车牌不同，这使我们可以使用以色列的高速公路并通过检查站，而无需下车穿过为巴勒斯坦旅客预留的笼子般的牛栏。我和一位美国黑人女性朋友乘坐公共汽车时没有受到骚扰。另一位旅伴，一名黑人男子去乘公共汽车，却遭到了种族主义的对待：他被拉下车盘问了十分钟，当时他正要独自前往拉姆安拉。尽管他持有美国护照，他还是被迫穿过巴勒斯坦的安全笼，听两名士兵用他听不懂的语言讨论他：他不会说希伯来语，无法听懂士兵们的对话，拿着他护照和机枪的士兵有权决定是否让他通过。最后他们还是放行了，而他吓得瑟瑟发抖。在纳布卢斯的巴拉塔难民营，我们被孩子们包围着。这里的社群在 1948 年被赶出雅法：他们现在是难民，几乎难以维生，而雅法已经成了特拉维夫最时髦的街区之一。一位名叫阿玛尔的年轻女孩告诉我们“特朗普占领美国就像犹太人占领巴勒斯坦一样”。我们的导游纳赛尔在难民营长大，他纠正了她的说法：“不是犹太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这里的人们在细微的差别中纠结，而美国和以色列的主流媒体却将世界扁平化为两面。纳赛尔告诉我们，以色列媒体把美国和他们自己的军事行动混为一谈：当直升机袭击巴勒斯坦村庄时，以色列的新闻报道总是说是美国直升机袭击了他们。然而这并不总是虚妄：美国通过提供政治、社会和经济支持，成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发动殖民战争的幕后推手。这些由美国制造、以色列操作、向巴勒斯坦人投掷炸弹的直升机是“阿帕奇（Apaches）”武装直升机。在殖民占领和战争的阴云下，历史和现实以多种方式被操纵、歪曲，令人不寒而栗。我们穿过狭窄的小巷，曾经搭帐篷的地方建起了房屋，每一层都是流离失所和被剥夺的痕迹。我们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和他年迈的母亲。纳赛尔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那位母亲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恨我们？”她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知道答案，但我不能理解。在拉姆安拉的比尔泽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我们与一个巴勒斯坦学者的跨学科小组会面，讨论了历史、解放、自由、斗争和对未来的希望。我们剖析了美国定居者殖民主义、反黑人种族主义、以色列与南非的种族隔离，以及解放的策略、自由和解殖理论之间的相似之处。我们争论BDS（抵制、撤资和制裁以色列）的力量，以及为自身解放而战的真正含义。这一切都令人激动。我想和这些新朋友、新同事永远交谈下去。聆听他们的教诲，向他们学习，让我充满希望，充满激情，充满新知。我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们的教诲带进我自己的课堂，通过电邮继续我们的讨论。在比尔泽特，我还得知了该校学生会主席奥马尔·基斯瓦尼（Omar Kiswani）于今年3月被以色列军队绑架的消息。网上流传着一些视频，视频中士兵假装成学生，围住他，攻击他，殴打他，把他拖出校园。人们告诉我，目前有六十多名比尔泽特的学生被关在以色列监狱里。我想到了我的许多有色人种学生和同事，白人主导的机构固有的结构性种族主义将他们赶出了学校。虽然语境不同，但我想让我的学生们思考白人至上主义是如何管理着知识、教育、自由、土地等各种资源的获取。视觉上来说，最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希伯伦。这座城市已经完全军事化。中央市场区荒无人烟，很多地方都被封锁了，当我走过这片满目疮痍的土地时，脑子里能联想到的都是”水晶之夜”（译注：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员、德国反犹民众与冲锋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事件，且党卫队、警方和德国政府皆冷眼旁观，没有出手阻止。这被认为是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的种种。我们沿着老城的石板路漫步，头顶上是保护罩，装这些罩子的目的是为了保沿街的居民免受定居者在古建筑顶上造房子的影响。这时一位名叫阿里的男子拦住了我们，他是一名因占领而趋于破产的店主。希伯伦的街道。作者摄
阿里告诉我们，有人把硫酸泼在孩子身上，有人把垃圾扔到街上。一袋袋人粪像炸弹一样被丢出去。当然，还有真正的炸弹和手榴弹。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在露天市场（souk）上修建障碍物来保护自己。他还告诉我们，巴勒斯坦的经济已经被摧毁殆尽了；再也没人来这里逛街了。在他讲述老城遭破坏的情形时，我们拍了几十张照片：看到占领带来的暴力，怎么还会有认对此表示支持呢？但话又说回来，谁又会来到这里呢？这是一座鬼城。在希伯伦这里，我终于真的开始害怕定居者了。可想而知这里巴勒斯坦居民的感受。之后我们穿过了定居点，以色列定居者的孩子们跟在我们后面，冲我们大喊大叫。我唯一能听懂的希伯来语来自一个12岁左右的男孩，我们站在定居点入口处的时候，他不停地叫我们闭嘴。整个过程中，以色列士兵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我在想，如果尖叫的孩子是巴勒斯坦人又会如何。希伯伦检查站。作者摄
我向学生们讲述这些故事，是因为我想让他们明白，在一个他们从来不曾设想过的地方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希望他们置身于我所看到的巴勒斯坦，而不是大多数美国媒体所报道的巴勒斯坦。
返回
我试图把这一切带回课堂。几年前，在我的文化人类学导论课上，有个学生每天都在和我争论巴勒斯坦问题，他引用了以色列国家伪造的、在犹太复国主义美国人中流传的经典说法，意图将有悖于自由民主的美好幻想的族裔民族主义合法化。
最后，我告诉他“我很高兴能和你进行这样的对话，但除非你承认巴勒斯坦人也是人，否则我们的对话就不能继续。”他做不到，于是我们再也没有谈论过巴勒斯坦。我只能希望我的挑衅继续困扰着他。或者说，我的挑衅改变了他。
因此，我无比感激我的六位勇敢的学生，他们每周两次来到我的课堂谈论巴勒斯坦问题。他们通过新闻报道了解针对伊尔汗·奥马尔（译注：索马里裔民主党前议员，因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定居政策和军事行动而被众议院批评，并被以色列宣布禁止入境）的攻击，他们观看关于占领区基础设施的纪录片，努力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中寻求他们眼中的真相。教授 "巴勒斯坦人类学"是一次使人谦卑的经历。学生们经常问我一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不断遇到自己不清楚的事：我无法勾勒出某个十年的历史轮廓，我很难跳脱出纯粹的情感去得出一个论点。在这些日子里，我多希望自己能回到理论之中，回到遥远的文本之中。
但这也是一堂关于教学法和专业性的基进课程，它让我们得以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暴力问题。我先前的作品是关于孟买的衰败和暴力地景，在这部作品中，我思考了纺织厂工人面临流离失所和重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即使这种流离失所与重新建设就脱胎于这座城市的此刻。哪些故事因基础设施的转变和现代性话语而变得不可见？现在，我又该如何将这些构思和讲故事的工具应用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中呢？这是一个仅仅因为我说出了巴勒斯坦这个词，我的追问就会引起反弹的地方。
有人告诉我，我的课第一次发布的时候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多数学生避而远之，有些学生试图取消这门课，认为我会宣扬反犹主义。去年，当我邀请一位朋友兼同事——一位研究和平与冲突的巴勒斯坦学者——来校演讲时，我也遇到了同样的反弹。坦率地说，我所在的校园对巴勒斯坦人（包括学生和教职员工），对不符合以色列国家霸权的叙事，以及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的表述来说，都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3]
虽然我知道自己正走在一个令人不安的领域，但我仍然无法表达自己的缺失感：是对地区研究的矛盾承诺？还是对将巴勒斯坦引入课堂的普遍恐惧（考虑到在美国的巴勒斯坦学者和研究巴勒斯坦问题的学者们所经历的反弹抵制，这种恐惧是合理的）？经过十多年在印度的田野工作，我不仅习惯于了解事物（或至少比我的学生了解得更多），而且习惯了去寻找复杂性，找出矛盾所在。我的目标是鼓励学生们用更加复杂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自以为了解的世界。然而现在，我发现自己好像在反其道而行。我要求他们思考他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然后把它简单化。你所知道的东西是确切的吗，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放弃了我原本认为需要遵循的不成文的教学手册。在我的课上，我们只是在寻找人性而已。也许，这是我七年来第一次真正开始教人类学。
[1] Hillel International 曾经是一个致力于在大学校园中开展犹太生活的组织。近年来，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政治支持置于对犹太宗教和文化生活的关注之上。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新共和》（New Republic）、《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电子起义》（The Electronic Intifada）、《犹太和平之声》（Jewish Voice for Peace）和《唤醒报》（the Morning Call）上的相关文章。[2] 关于以色列如何拆散家庭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设在拉马拉的人权组织法律援助会的报告 《工程社区：家庭团聚、入境限制以及以色列分裂巴勒斯坦人的其他政策》（Engineering Community: Family Unification, Entry Restrictions, and Other Israeli Policies of Fragmenting Palestinians.）[3] 参见穆伦堡大学学生 Jouman Barakat 最近发表的评论文章 "开放心态的必要性"。
第一部分：定居殖民主义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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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芬克尔斯坦（Maura Finkelstein），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博士，穆伦堡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副教授，著有The Archive of Loss: Lively Ruination in Mill Land Mumbai。Copyright © 2023 TyingKn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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