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零一中学校长郭涵：今天，怎么做校长？

民小编说

坐落于于圆明园内的一零一中学，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今天，一零一中学的校长，从读书到德育，再到管理，给我们传授经验的同时也让神秘不再神秘。随小编一起揭开它的面纱吧~~

校长为什么要读书，要读什么书？

《人民教育》：有人戏称“这是一个全民不读书的时代”，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出现后，大家对电子移动终端非常着迷，娱乐、社交和“快餐式”阅读占据了主导。在这种背景下，您如何坚持自己阅读并带领老师和学生阅读？

郭涵：关键是校长自己要爱读书。校长的内心有了文化向往或文化自觉，读书这事就好办了。记得从上小学到现在，读书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当了校长，想让老师学生多读书，也就成了我的“自然动作”。
在一零一中，我一直主张在学生中开展阅读。老师向学生推荐阅读书目，学生自己组织读书报告会，办阅读季……校长的引领很重要。如果校长自己不读书，去推动别人、影响别人怎么可能呢？

《人民教育》：校长需要读什么书？

郭涵：读书最好还是要读经典，读名著。人啊，跟谁在一块儿很重要，读书就是与谁为伍、跟谁对话。人生在世，不图钱财，可总得跟那些思想家、文学家对话啊！而做校长的，更要和历史上的中外教育家对话。这种对话，就是阅读。真的，每当我潜心阅读的时候，书的作者好像就在我身边，在我眼前。
读书还要看校长关注什么事。为了改革，为了管理，企业管理类的书有时也会给我们做校长的很多启示，我把它叫作“治理能力迁移”。我总觉得，企业家改革的步伐要比我们快，他们承受的压力也比我们大。所以，他们改革的热情、思路和方法等就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也很有借鉴价值。
然后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书。我不同意这是所谓“无用之书”的说法。恰恰相反，它有大用，能“久用”。因为，它是沉淀之后的思想精髓。这些东西读多了，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走进你的头脑，帮助你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细想起来，很奇妙啊。
教育领域的书当然更要读，要经常读。既要读旧的，也要读新的，这是校长的“必修”啊。尤其是中外教育史，可是要好好读！
我还坚持看《人民日报》，我不但喜欢它的文字，更喜欢它的高屋建瓴，它的家国情怀，它的纵横捭阖、全球视野。有几本杂志我也爱看，比如《三联生活周刊》，最近讲股市那期，给我提供了透彻分析问题的范例；《中国企业家》杂志访问了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他所谈的“一带一路”“互联网+”，我印象很深。
我想要说的是，在阅读中，有好多东西看起来好像与教育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它可以为你提供很多思考、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角度，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治理能力迁移”。校长思考、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角度非常重要。每个学校都面临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最后都要校长拍板、做决定。我们要通过阅读明白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教育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要理解教育政策背后政府的考虑，这是校长应有的高度或境界。

《人民教育》：您选书的标准是什么?

郭涵：首先是自己的关注方向。通常，我平时关注什么，就会去阅读什么。后面以我的阅读时间顺序列了一个最近几年的阅读书目，你从中可以看出我阅读的“与时俱进”，也可以看出我一以贯之地关注什么和阶段性地关注什么。此外，我也要看作者的经历,看他思考问题的深度。

德育不能死气沉沉

一零一的前身是1946年创办的张家口市立中学；几经辗转、更名，1949年，学校从革命圣地西柏坡迁入北京；1950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圆明园遗址非主体部分建新校址。现在每一年，一零一都组织师生赴西柏坡开展革命理想教育，在圆明园大水法遗址前举行高三成人仪式。

《人民教育》：大家都觉得现在的德育很难做，孩子很难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爱国、担当、感恩……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一零一是怎么克服困难，实现育人上的成功的？

郭涵：今天的德育很难做，没错。用心去做，德育就能做好。我时常想，今天的年轻人，他们对职业不会从一而终，他可以随时跳槽啊。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这就是道德品质。在一零一，我见过太多的学生，他们当年高考成绩不是最优秀的，但是他们在一零一得到了太多太美的德育熏陶，一零一为他们打下了永不消褪的精神底色。长大后，他们在职场上表现得非常出色，德才兼备。几十年来，无数的一零一毕业生，他们总是以“一零一人”为自豪。想起这些，我内心总是涌起一种责任感。所以，德育在中小学阶段实在太重要了！
当然，德育的内容有很多：爱国主义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等。我们尤其重视红色文化、公民文化、生命文化这三个领域。红色文化讲一零一传统；公民文化主要讲规则意识，还包括公益文化、领导力；生命文化讲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对自然、对动物的热爱。

比如，长期以来，我们都对学生进行爱校教育，组织学生去西柏坡“寻根”，我们强调的就是“传统”，就是核心价值观。学生老师往返很辛苦很艰苦啊，可学生老师都非常高兴。学校的任务是什么？是培养人啊！未成年人有两大特点，一是淡泊传统，二是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学校一定要坚持正面的东西，引导他们。

德育不能死气沉沉，年年老是三月学雷锋、五月感恩母亲节。比如，我们每年两届运动会都很有创意。学校有运动会主题，每个年级、班级也都有。2014年运动会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生自行设计，把“公正”“民主”等丰富元素从入场式一直贯穿到比赛结束，自始至终表现出来。他们事先要学习很多东西，这就不仅仅是开一场运动会了。

《人民教育》：德育各个学校都在做，一零一是怎么做出效果来的？

郭涵：首先，“大道理”还是要讲，要内化于心。每年工作要求中我都会强调：课堂上必须要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中学生阅历少，判别是非的能力比较弱，学校一定要多给他们积极的影响，这是基本要求和做法。
最主要的是外化于行。“思想引导行为，行为养成习惯。”一定要反反复复去做。这种“反复”不是运动式的，不是为做而做的敷衍，而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规范、要求、活动、环境……它一直在这个校园里，一直在。

《人民教育》：现在有个别孩子在面临中考、高考压力或遭遇挫折时，轻易地就选择放弃生命，学校怎么预防这种事情？

郭涵：生命教育要随时装在校长心中，寻找教育机会，开阔学生的视野和心胸。
比如这次田径世锦赛，十项全能冠军伊顿在100米、400米、110米栏等几个跑步项目上都拿到了高分，可是他当年为什么练跑步？因为他是单亲家庭，没有钱坐车，结果跑步练成世界冠军。这学期学校工作会上我讲了这个事情，讲到体育工作尤其要突出生命教育。我就是这样随时去讲，让干部、老师和学生明白人生就是要战胜很多困难，告诉他们别人在遇到困难后怎么去做。
2015年6月11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梁灿彬教授为一零一高二年级学生作了一次名为“相对论与星际穿越”的物理讲座，奇点、黑洞、四维空间这些专业词汇频频从孩子们口中冒出来。4月中旬，瑞士举办了第43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一零一中学有8名学生参加，4个项目组取得了两金一银一铜的好成绩。3月28日，第35届“中外教师科技教育创新论坛”在一零一召开。更早一些，一零一连续承办了2012～2014年两届北京市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奥林匹克青年营。再加上我们坚持了20年的、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的“施光南艺术节”“12·9演唱会”，还有刚才我说的经常性的各类大型高端讲座等。从大的方面讲，这些都和生命教育相关联。因为，学校营造的是乐观、向上和宽松的办学环境。环境，对生命的影响是无形而有力的。

“世界很广阔，你要把他往高处推，并用你对世界的认识去影响他”

《人民教育》：您经常给老师们开非常高端的讲座，引导教师要有高度，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郭涵：不瞒你说，十年前，我受过一个刺激。我们请来一个人给老师们讲奥运会，效果不好。后来开教代会的时候，老师们提意见：“希望学校开的讲座要有档次。”从此，学校层面，每学期开两次讲座，我亲自请人，内容我亲自定。另外，我们各个部门每学期都要搞很多高端讲座，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军事的、文学的，可以说应有尽有。
作为老师，除了教育，他还需要知道别的，不能只是备课、教学。世界很广阔，你要把他往高处推，并且用你对世界的认识去影响他。

《人民教育》：您也特别重视给学生开讲座。这又是基于什么考虑的呢？

郭涵：我特别希望学生眼界宽厚。眼界宽并不表现在通过互联网知道很多具体的事实，而是尽量打开思维，提升思维的高度。我想一个学生在学校6个学期如果能听上几场十几场好的讲座，他将一生受益。
比如我们请过好莱坞著名华裔作曲家王宗贤讲《音乐与电影的华丽探戈》、请世界著名建筑师渡堂海讲《聆听自然的呼吸》。他们讲的学生不一定都能听懂，也不一定所有学生都在听，但是总有一些人在听，总能听懂一些，不知道哪天、哪个人就会说：“哦，中学的时候我听过这个人的讲座。”教育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我们各个年级、班级都开讲座，年级针对普遍问题开主题讲座，每个班级有家长的资源。

《人民教育》：一零一出去的学生有什么特点？

郭涵：我们的学生比较鲜明的特点就是敢说。他们不惧怕权威，我觉得跟他们见得多有关。这就是我希望他们眼界宽厚的原因，也是他们迷恋这个学校的原因。
我们的学生正派、大方、大气、厚道。厚道，在今天特别宝贵。他们具有兼济天下的情怀，具有未来担当人才的基本素养。
我们的学生体育好，因为我们很重视体育，不光是制度保证、内容保证，关键是学校传统的作用。我们体育、艺术都很好，为什么？我喜欢。因为我喜欢，我更理解“全面发展”的道理，推进起工作来力度完全不一样，所以校长一定要丰富。这个我必须要感谢学校。我中学在一零一上，那是“文革”当中，班班自己组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从中体会：什么叫校风？一所学校会留给学生什么？学校文化建设的作用是什么？
另外，学生迷恋这儿的原因还有环境。这个学校好玩儿。学校有4个荷花池，学生们假期出去，把从五湖四海带回来的水灌到里头。春天荷花还没长起来的时候，航模小组的飞机呜呜呜在湖上转。我办公室对面的山坡上有一个小亭子，经常能看到不知道哪个班级又在那里上课。大雪天我们可以停课，给他们时间，出来疯玩儿。学校就是充分利用这样的教育空间。我觉得，学生喜欢这所学校是因为学校给他的东西他接受了，他很快乐。

一个校长的管理范围应该多大？

近几年，国家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名校集团化办学是其中的重要举措。目前，郭涵管理着北京一零一以及上地校区、双榆树校区等5个校区，她有哪些经验和建议呢？

《人民教育》：集团化办学怎么处理学校文化的差异？管理怎么融合？

郭涵：今天的不少校长都快变成“师长”“军长”了，很累。我们有农村校、新建校，有区内的、区外的，有基础薄弱校，也有比较好的，差异真的很大。定位是首要的。校长要根据一所学校的起点和历史去定位，在它现有基础上提出新目标，实事求是。然后就是制度，制度应该基本上是一样的。学校文化一定要“内生”，别人的经验拿回来也要吸纳、改造成自己的东西。
校长的责任太大了。首先是校长工作边界问题。一个校长究竟能带多少学校？现在几个校区责任都在我身上啊，我们这些人做事标准又高，学校给我了，总要有所提高。我觉得每个分校有自己独立的法人代表会更好，需要责任分担。我们接管了一所农村校，更理解教育均衡的必要。均衡怎么去做？运行过程中有哪些问题？我们有责任提出来。
“人”是另一个问题。一定要关心人。我们现在管理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激励机制。老师、校长增加了这么多工作量，他所得的待遇和他的付出匹配吗？远远不匹配。

《人民教育》：一零一怎么解决教师待遇与付出不匹配的矛盾？

郭涵：首先，校长必须要意识到：老师这个群体在变化，激励机制也要变。一零一现在做“专业和文化激励”，比如帮助博士教师出书，请我们自己的特级教师开研讨会交流心得经验，鼓励每个老师“微创新”。老师群体的经济、文化层次整体在提升，他们工作，很多时候可能不是为了物质奖励，而更看重事业和成就。因此要把学校工作变成教师自主的专业发展需要，这就是“专业和文化激励”。
另外，校长要“心中有人”。每个老师的成就，大的、小的；每个老师的困难，孩子升学、父母生病……哪怕学校很大，有几百位教职员工，校长心里要装着所有人，从老师的角度去考虑他的难处，并时时为他的成就由衷地高兴。

《人民教育》：如果有新校长请您给他几条建议，您会建议什么？

郭涵：首先要对教育事业有一种敬畏。新加坡校长任命书上写着：“你的手中是许许多多正在成长中的生命，每一个都如此不同，每一个都如此重要……他们依赖你的引领、塑造和培育，才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和有用的公民。”如果校长领导着三千名学生，这可是三千个稚嫩的生命啊！他们背后还站着上万个家长呢！所以，校长的工作常常是如履薄冰，容不得任何失误。
然后，要遵循教育规律。我们千万不能做违背规律的教育！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尤其在功利化的今天。
至于人品、修养、读书，不仅仅是校长，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要争取“全优”。

《人民教育》：您认为什么样的校长是好校长？

郭涵：你领导的这所学校，你走的时候比你来的时候更好，这应该是好校长的标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