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D：你选择的修辞方式，决定你表达思想的高度（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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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修辞学是用不同方式说服他人的艺术， 政治家们运用审议修辞来辩论一个新法案带来的影响，演讲者运用修辞为听众描绘了可能的未来。你选择使用哪一种修辞方式，都取决于熟悉讲演的受众以及目的。快来戳视频学习一下吧！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与公关修辞流派

在公关的理解层面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The Art of Rhetoric）将修辞作为政治家或普通人（组织）与公众相互沟通与联系的重要手段。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简要论述《修辞学》与公共关系相关的重要内容，即修辞作为说服（persuasion）的艺术、修辞与真理的关系、修辞构建话语共同体；第二部分联系古今，简要介绍现代公关修辞流派及其在现代哲学批判中的发展。

一、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

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古希腊，公开演讲是城邦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智术师（sophist）向贵族子弟教授修辞术以获利，帮助野心家获取民心，严重威胁到了城邦政治生活。因此，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哲人们，对修辞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为了城邦，也为了改造修辞学，亚里士多德考察了当时所有的修辞术，写下了这本《修辞学》。

1 说服的艺术

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术（The art of rhetoric）的定义是：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1] 所谓“说服方式”，是指言之成理、合乎逻辑的论证方式。修辞术的说服方式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演讲者的品格（ethos），尤其重视品格在演说中的体现；二是使听众处于某种心情（pathos），即演说者调动听众的某种情绪，使其在此心情之下做出判断；三是演说本身的证明（logos），即推理论证，包括归纳法和演绎法。这种分类源于演说的本质，也与传播的基本路径相符合：由某人引起（ethos）——遵循可信的推理模式（logos）——指向某人（pathos）。[3] 这三种论证方式互不分离：理性统摄激情，演说者通过推理论证激发听众的情感，处于适当的情感之中能使听众更好地接受论证；听众被激发的情感揭示了演说者的品格，演说者的品格自身便是论证最好的证据。这三个要素及其所组成的结构成为公关语言中的经典概念和模型。

根据听众的不同，所有的修辞演说可以分为三种题材类型：面向公民大会的议事演说、面向陪审员的庭辩演说、面向一般人的展示性演说。亚里士多德尤其重视演说题材和说服证明之间的关系，要求在不同场合所使用的证明方式应与题材相匹配。议事演说在于阐明议题利弊，需要更具理性的推理论证，目的是为了城邦的公共利益；展示性演说依附于议事性演说，通过演说者体现的品质使议题朝向德性，为城邦不同利益之间的辩论规定了伦理的框架；庭辩性演说目的在于陪审团做出公正的审判，对陪审员做出了规定，告诫其应尽量免受激情的干扰。由此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听众，并非为了说服而说服，而是为了某种善。这种善就是法律裁判的公正，就是演说者的德性，就是做出有利于城邦的政治安排。而在这些活动背后，始终有一个根本性的善，即城邦的善。古希腊的“城邦”指的是全体公民，修辞术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公民的德性教育。

2 修辞与真理

《修辞学》开篇第一句是：修辞术是论辩术（dialectic，辩证法）的对应物。[1]这句话既是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术性质的界定，也是对柏拉图等哲人对修辞术的批判的回应。这揭示了自修辞术诞生至现代公关修辞流派的一个持续存在的矛盾，即修辞术和真理的关系。

首先，柏拉图认为：智术师不顾真理和正义，用修辞术颠倒是非。而亚里士多德则为修辞术正名，认为修辞术本质是一种能力，不仅反对修辞术压倒真理的说法，更将修辞术作为使真理和正义获得胜利的手段，认为应受谴责的是诡辩者的目的。亚里士多德持认识乐观主义[2]，认为大众不是无知的，所以修辞术不是纯粹迎合大众；认为真理和正义在自然情况下会胜利，所以人们会倾向于在道德上正确地使用修辞术。然而，这一维护理由并不牢固。现实情况显然不容乐观，既然修辞术与道德无涉，那么就无法避免被不道德地使用。

其次，面对“操纵情感”的指控，亚里士多德给出了“诉诸情感”的解释。[2] 他认为情感本身就是被理性渗透的，当一个人为不幸而感到悲伤且行动时，是因为理性使得他确实感知到这是不幸的事并决定付诸行动。在这一过程中，认知性、评价性和情感性的回应一般是不可分的[2]，而这种被理性统摄的情感诉求是正当的，也是亚里士多德对pathos中情感的解释。诉诸情感是为了让公众在合适的情感中更好地接受真实的logos。

最后，对于修辞术介入辩证法的范围的争议。辩证法，这一通过在少数人间来回问答辩论以接近真理的方法，为古希腊哲人普遍接受。辩证法和修辞术的区别在于：前者遵循形式逻辑，基于必然性和明确的因果关系实现对世界的理性认知，用以获取知识；后者遵循或然性逻辑，基于某种相关性和可能性，用以说服公众。智术师被指控用修辞术统摄一切，介入城邦政治，不顾逻辑而善于煽动情绪，甚至将修辞术的研究扩大至哲学（知识）的范畴，这显然是对辩证法和城邦政治的僭越。因此，亚里士多德需要对修辞术划定范围，明确目的。他将修辞术限制为逻辑三段论的一种形式化存在，将其定义为一种技术或能力，同时保证了推理论证中逻辑过程的正确性。此外，由于推理论证的前提是政治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事物，即修辞术受到类似于“自然法”（nomos）的约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不道德地使用。

3 话语共同体

构建话语共同体是修辞的政治意义所在。在修辞术的使用场景中，公众是演讲者想要用自己的话语施加影响的对象，可以是法庭上的陪审员，也可以是城邦的民众。而修辞术论证得以实现的前提，是通过共同的语言、语用规则、生活规范形成有效的共同体。[3] 城邦作为修辞的共同体、争论的发生地，是公民进行政治辩论的场所，能够包容种种分歧。在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中，改造后的修辞术，能通过推理论证和相互竞争的活动，达到城邦公民教育的目的，作为有效的沟通工具使城邦内部更加团结和稳定。

二、公关修辞流派

正如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古希腊民主政治的产物一样，现代公共关系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下的产物。[5] 公共关系的关键要素、模式、和功能，都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找到源流。在现代学者对修辞学的复兴下，出现了公关修辞流派。

1 流派的产生

公关修辞流派的产生基于三个转向：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的修辞学转向；修辞学的对话转向。[7] 20世纪是一个喧嚣与巨变的时期，为了解释新世界，哲学研究从主体内在形而上的概念拓展至形而下的外在世界和世俗生活，语言在这一转向中成为了关键媒介。在语言研究中，索绪尔等学者强调语言结构和形式而忽视了文本的语境、修辞和意义，因此理查兹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语词本无确定意义，正是修辞使得语词产生意义，使得交往能够消除误解、达成理解。新修辞学由此产生，认为：意义是语言和修辞的核心问题；凡表达皆修辞；语言不再仅是工具，而是构建了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仅有辩证法的形式逻辑不足以认识世界，在舆论、审美、道德等领域需要修辞术提供或然的理性，两者互补有助于完整地认识世界；修辞的前提和目的皆为认同，而非说服，即修辞学的对话转向。

公关修辞流派正式形成于1990年代，由以希斯为代表的公关学者融合新修辞学的理论而提出。由此在传统的两大主流——管理流派、关系流派之外做出了公关研究范式的创新。公关修辞流派的主要理论借鉴自新修辞学：一，公关即修辞。组织和公众在多元对话中建立信任、达成理解、构建认同；二，意义是公关的核心问题。组织生产意义，并与多元公众构建共同的意义空间；三，修辞和公关的对话转向。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意味着信任、开放和平等的，推动组织和公众间认同的行为。

2 现代哲学的批判

正如《修辞学》的问世，公关修辞流派的形成也与哲学批判有着紧密的联系。20世纪60-70年代，公权力和精英介入私人领域，公域与私域的界限消失。公关随之渗入政治经济生活并不断扩展，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代表的哲学家对公共关系进行了猛烈的哲学批判：一，公关通过舆论操纵导致公共领域封建化，形成自上而下的权力；二，公关利用大众媒体渗透公众，使之不再批判而沉浸于消费，同时通过修辞术将私利伪装成公利，以灌输给公众或引发虚假的意见竞争，从而使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成为生活的主导媒介；三，公关滥用修辞，通过重构词语背后的关系，从而制造真相，为精英操纵民主服务，通过意识形态控制规训公众成为无思想的旁观者。

两位哲学家同时也给出了解决方法：一，净化语言，将政治谎言、消费奇观等由修辞制造的幻想从公共信息领域驱逐；二，让公众知情，理性创造性地参与公共事务；三，以主体间性代替主体性，以交往理性代替工具理性，即让多元主体维持开放平等的对话关系，而非基于工具理性的利用、算计和支配关系，在主体间达成理解和承认的过程中，明确一种普遍的共同生活方式。

公共关系学者面对批判，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格鲁尼格（J. E. Grunig）提出双向对等的新公关模式（The Two-way Symmetrical Model）[6]，即组织与公众间双向、平等、均衡的沟通，反对宣传和说服的说法。然而，格鲁尼格仍然以组织为本位，价值观和沟通方式都由组织确定。伯顿（Carl Botan）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关的共创模式（Cocreational Model）[6]，即对话范式的转向：逐步转向公众本位，将组织和公众视为公共意义的诠释共同体；公关的目标在于对话本身的意义，而非结果。至此，公关学者与哲学家的方案趋近一致。

总结  

现代哲人对公关的批判与两千年前古希腊哲人对修辞术的批判相类似：一，其所谓的中立性也是道德上的不作为；二，被用来蒙蔽真相/真理；三，被以操纵民主威胁到共同体的政治。应对方案也相类似：一，重新界定其概念、性质和范围；二，将其技术化/形式逻辑化，从而限定其功能；三，通过对话/辩论来接近真相/真理。最终的目的都在于重建一种良善的公共生活方式。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到现在的公关修辞流派，修辞学为公关研究注入了人文主义和哲学批判的新视角。借此视角，我们可以充满希望地为这个充斥着喧嚣、谎言、伪善、怀疑、冲突的时代提出公共关系的良方：通过对等的、受理性规范的对话，消弭组织与公众间的矛盾，达成沟通、理解与合作，在话语共同体中共创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 修辞学,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2]  罗伯特·沃迪, 修辞术的诞生：高尔吉亚、柏拉图及其传人,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

[3]  刘小枫, 编辑, 古希腊修辞学与民主政制,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4]  施特劳斯, 修辞术与城邦:亚里士多德《修辞术》讲疏, 伯格, 编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5]  杨婕, “从《修辞学》中看公共关系历史,” 青年文学家, 卷 14, pp. 216-217, 2013.

[6]  胡百精、高歌, “公共关系的哲学批判与回应,”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卷 6, 编号 38, pp. 31-36, 2016.

[7]  胡百精、高歌, “修辞、对话与认同：修辞流派对公共关系研究的弥合与拓展,”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卷 02, 编号 40, pp. 120-127, 2018. 

文：朱照阳  编：未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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