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ssup系列】和凌老师一起聊聊“一轮游”命运之根源
编辑：葛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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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如果问对国际法怀有憧憬的学生，你认为最有名的模拟法庭是什么，那很可能会得到一致的答案——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辩论赛。作为Jessup在世界上最大的赛区之一，中国高校一直不乏对Jessup充满热情、希望在国际赛舞台上一展身姿的队伍。可是，自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朱文奇教授重新将Jessup引入中国至今，在近二十年的参赛历史中，中国赛队几乎一直在重复国际赛一轮游的“命运”。除了2014年武汉大学成功突破淘汰赛第一轮挺进16强外，参加国际赛的中国赛队大多无法在国际赛中突破重围杀入淘汰赛（32强），即便是顺利晋级至淘汰赛的赛队，也常年止步于 Jessup国际赛淘汰赛第一轮。而与此同时，近年来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法学院，包括许多非英语国家的参赛队伍，却频频在Jessup国际赛中崭露头角，匈牙利、阿根廷、俄罗斯、印度、智利、牙买加等国家近年都有打入决赛甚至夺冠的骄人战绩。
参见文章：【Jessup系列】玻璃天花板下的追光者——中国赛队在Jessup国际赛中的廿年回顾
别人能达成的成就，为何中国赛队一直没能实现？中国从不缺少优秀的学生，怎就迟迟无法突破一轮游的“命运”？真探究起来，这一“命运”不是一个两个原因就能解释清楚的，为此，国际法促进中心执行主任刘毅强和悉尼大学法学院凌兵教授进行了一场对谈，以图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供未来的Jessuper/杰赛普人参考。国际法促进中心特将对谈内容整理下来，以飨读者，希望能为中国的国际法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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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剖析
刘毅强：凌兵老师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能和您一起讨论中国赛队二十年Jessup一轮游这个话题。凌兵老师参加过1989年的Jessup国际赛，您当年的赛队取得了国际赛前八的成绩，其实这还是中国赛队在Jessup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您多年来在悉尼大学也一直接触中国留学生，经常在国内做讲座，所以您在这个事情上还是挺有发言权的。我自己参加过2007、08年的Jessup国际赛，这些年来也一直参与Jessup的组织、指导工作。
凌兵教授：Michael你好，这个话题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仅限于提高模拟法庭这么一个课外活动的水平，它还涉及到了中国的国际法学教育和涉外人才的培养，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能为现在中国讨论的很热的培养高端涉外法律人才寻找一条可行之路。
01
高校投入资源不够
刘毅强：不错，这也是我想和您讨论这个话题的原因。之前我也和其他人讨论了一下，总结了一些个原因，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听一下您的意见。第一个大家认为的原因就是高校对模拟法庭和Jessup比赛投入的资源不够，尤其是和澳洲和美国的赛队相比，有不少老师和学生都抱怨过，大部分的中国高校既没有专职的Jessup教练，也没有固定的经费，甚至没有准备比赛的场所，这给中国赛队准备Jessup比赛造成了客观障碍。
凌兵教授：的确，澳洲、新加坡等Jessup强国的不少院校会把Jessup专门设置为一门选修课，授课教练算课时，参赛学生获学分，这就很能调动师生参加比赛的积极性。现在有些高校对模拟法庭还是重视的，将其视为一种法律技能训练鼓励学生参加，但现在可选择的模拟法庭很多，除Jessup外，还有Vis、WTO模拟法庭、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等等，尽管Jessup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最大，但它的挑战性也大，相比之下参加其它模拟法庭更容易取得成绩，因此高校可能不得不在这些模拟法庭中做取舍，从而导致分配给Jessup的资源减少。
02
平均英语能力不高
刘毅强：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学生的平均英语能力不高，即便高校能提供充足的资源，大部分中国的法学院学生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支持参加一个英语的模拟法庭比赛。而且越是非一线的学校，英语好的学生越是一种稀缺资源。想选出来有法律功底、有时间、同时有语言基础的队员，对于很多学校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
03
资源检索困境
刘毅强：中国学生可能还面临的一个困难是检索难题，这也是中国赛队成绩不显的第三个原因。作为英文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Jessup需要队员查阅大量的英文资料，这对学生的英文学术检索能力有一定要求。前些年我发现有的赛队做检索用的是百度，这肯定是灾难性的，这就导致有的赛队的memo和口头表现都很糟糕，参赛的队伍呈现出两极化的表现。不过年轻人之间信息的传递还是很快的，我看现在很多队伍已经知道google和wiki应该是research底线中的底线了。
凌兵教授：这确实是问题，虽然网上资源越来越丰富，但很多图书、期刊、数据库，例如HeinOnline或者Westlaw，需要学校高价订阅。理论上，如果学校图书馆有数据库，学生可以通过学校数据库搜索资料。如果找不到研究资料，那对赛队的表现会产生颠覆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培养涉外法律人才的成本会成倍于国内法人才的培养，有些高校可能就没有订阅，那学生就很难找到资料参加比赛。另外，国外的学生可能会通过直接查找case summary等更多smart的方式减少备赛压力，而中国学生由于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如果只能硬啃案件原文，也会给备赛造成额外的负担。
04
大陆法系教学中缺乏案例教学
和问题式教学的方法
刘毅强：上面几个原因都是客观因素，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文化上的因素，也间接影响了中国赛队在Jessup上的表现。例如，有一些教练认为中国的法系是大陆法，而Jessup比赛还是有很重的Common Law的影子，比如对案例的援引、分析和区分，这些都不是大陆法系学生所会学习的。
凌兵教授：其实现在有很多中国高校开设了Common Law的课程，但大多是作为介绍另一种法律制度的课程，缺乏案例法的教学和实践。Common Law体系的学校上课时注重与学生进行对话，会要求学生在阅读的基础上提出论点，回答老师的问题，与老师进行辩论。而大陆法系的学校很少这么做，包括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它们的学校也是填鸭式教学，老师在讲台上讲理论，不会让学生细致地去分析每一个法律条文及其实操应用。所以没有Common Law培训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上了Common Law的课程，而在于上课的方式，有没有参照Common Law体系的法学院进行问题式教学，或是接近于苏格拉底式的一种教育方法。这方面的工作，包括英美法课程和训练，只有少数精英学校做得较好，使得中国学生在面对国际/涉外法律问题时，缺少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素养。
05
可获取的国际法运用场景不够
刘毅强：课程是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中国赛队还面临一个独特的原因，就是在中国，我们能够看到的国际法运用的场景非常少，很多人对国际法实践的印象很片面，还停留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义正言辞的斥责”的层面。
凌兵教授：实际上中国现在在实践中接触到的国际法问题和案例真的一点都不少，这其实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的优势。但中国习惯性把法律问题政治化，导致很多学生并没有意识到某些事件中的国际法性质。确实中国的大环境比较少鼓励学生对国际法律问题做独立的思考和辩论，很多学生可能片面地将外交部的官方回应作为国际法律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但其实对国际法实践的理解不应拘泥于此。对于涉及重大政策和利益的国际法律问题，如果学界不能错位思考，提出质疑和不同意见，学生的思维很容易僵化，从思考到语言陷入定式，这是参与模拟法庭和国际法律工作的大忌。
06
东亚文化权威主义传统缺乏
批判性思考的土壤
凌兵教授：不单是中国，包括日本、韩国等国家在内的东亚国家都存在这么一种权威主义的传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从社会到高等教育院校，都或多或少的还需要更多的开发批判性、怀疑性思考的能力，虽然有些大学里关于加强批判性思考的说法久已有之，但由于文化上的原因，学生质疑教科书，质疑公共结论，质疑老师的意识和能力，得不到鼓励和开发。抄书背书依然是法律学习和研究的主流方法，而在Jessup或涉外法律工作中，常常需要解决没有答案的问题，或者需要反思有固定结论的论述，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遵循主流研究方法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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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投入有限
刘毅强：刚才我们讨论了中国赛队Jessup二十年一轮游的客观障碍和文化原因，其实还有一些其它因素影响了中国赛队的表现，虽然不是关键原因，但累积起来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力。例如，早年课外活动还没有那么多选择，Jessup的参赛经历对学生出国留学、找工作的还是一个很重的加分项，这些情况在最近都有变化，尤其是社交媒体上各种贩卖焦虑的文章的出现，对学生下定决心投入到一项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又十分有难度的事情上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这并不适用于所有参赛队员。
凌兵教授：尤其是学生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需要分心的事情很多，工作、考研、出国等等，每一样都会分散学生的精力，而像Jessup这样高难度的比赛，需要学生投入120%的精力。本来中国学生在语言、训练、文化上已经处于下风，不能付出120%的努力是肯定不能出好结果的。同时中国的法学院教学也没有能够逃脱东亚填鸭式教育的踪影，法学院的必修课是大学所有院系中负担最重的一个专业，因此有法学院院长一直提倡将法本法硕变成中国法学院的主流，以延长培养周期。本科学生为了完成各个必修课和整个培养方案已经是在负重前行，不过研究生情况会好很多。
08
国际法的师资水平和投入
刘毅强：学生是一方面，老师也是一方面。很多学校缺少足够做Jessup教练的国际法老师。即使学校零星的有几位大师，可能也是术业有专攻，同时也不见得会有时间给参加比赛的学生做指导。
凌兵教授：不错，中国高校的Jessup教练主要是国际法方向的年轻老师，而高等院校年轻老师承受巨大科研压力，发表期刊论文的强制性要求迫使大批老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期刊论文上，很难有时间关心学生的教育和培养。对于Jessup这种需要高强度长时间训练和付出的活动，单单要求年轻老师做出牺牲，很难持久。
09
法律基本功弱
刘毅强主任：最后一个我觉得相关的原因是我们的学生的基本功不够，在中国法学院的培养体系中，法律写作、法律研究都不是必修课，更不要说英文的法律写作和研究，中国的基础教育也缺少教人区分事实和观点这些模拟法庭基本功的内容，所以优秀的选手很靠“自我修炼“。
凌兵教授：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学生受到的教育，需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沟通。这和之前提到的东亚文化权威主义传统也有关联，我们的教育受到主流价值观的主宰，缺少质疑和辩论精神，以至于无论是近现代的历史问题，还是当今世界的重大课题，我们的学生大多在思维上不自觉地只按主流价值观思考，缺乏跟国际法律人进行沟通和辩论的基础和能力。这不仅仅是一个不同观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解释说理的问题，让对方理解以至认同你的观点的能力。试想，如果在法庭上法官忽然提问政治敏感问题，例如一些人权问题，我们有几个同学可以完全平心静气地用国际法律人能够接受的思路和语言，用有说服力的方式把问题讲清楚呢？如果想在Jessup比赛中取得突破，就必须克服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学会有效地与不同背景的人沟通。
刘毅强：您说的很有道理，我在和中国学生接触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如果能克服这种思维定式，理解其它可能性的存在，这不光是对Jessup有好处，对整个国家的国际/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都是大有裨益的。以上就是今天我想和您讨论的中国赛队Jessup二十年一轮游的全部原因，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抽空和我聊这个话题，您的回应非常有启发性，之后我们会把今天的对谈内容整理出来，给大家参考。
凌兵教授：不客气。
国际法促进中心将于近期推出Jessup系列文章，欢迎各校Jessup教练和参赛队员留言评论。如愿就Jessup相关问题接受采访，请添加CIIL小助手（扫描文末二维码或添加微信号：CIIL2017），并备注Jessup+所在学校+教练/队员，后续我们将和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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