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苑 | 何自然：语言模因与公共领域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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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模因与公共领域的生态环境

何自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摘    要

语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往往受公共领域生态变化的影响。它的强弱、存亡总是随着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语言模因是文化基因，即文化的基本单位。它承载着文化进化的信息不断承传和发展；它的宿主自主表征的语言信息是否得到复制、传播，是否会再创造出新的模因变体，取决于宿主所处的社会公共领域的生态环境。社会公共生态环境变化会影响到作为文化基因的模因是否得到承传。本文分三大部分来讨论社会公共领域的生态变化如何影响语言模因的复制与传播。第一部分论述语言模因和文化进化；第二部分讨论什么是公共领域的生态环境；第三部分通过实例论证公共领域生态环境变化对语言模因在复制传播过程中强弱、存亡的影响。

主题词

语言模因；文化进化；公共领域的生态环境；模因变体

1

语言模因和文化进化

英国学者Distin先后写了《自私的模因》（2005）和《文化的进化》（2011）两部专著。这两部著作颇具独特见解。首先，她仿效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1989）将自己的第一本书命名为《自私的模因》。说基因自私是因为基因是一个复制因子，为了自身的永续生存，可以拷贝、复制，繁衍后代。当两个复制因子之间遵循着达尔文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原则进行竞争，就会有基因的进化。Distin和Dawkins都说模因也是一个复制因子，是文化进化的复制因子。但Distin认为模因的复制和传播并不像基因那样单纯是一个拷贝的过程，模因更是一个通过模仿加自主再创造的过程。作为复制因子，模因的进化过程和基因一样，也遵循着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原则，所以可以说模因也是自私的。

《自私的模因》的作者进一步发展了Dawkins有关“人类独有的文化是进化而来”“模因正是文化进化的复制因子”的见解，认为模因进化不同于生物进化，除了共同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之外，模因还受制于它的“宿主”或“受众”在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下的意识、意图和责任；模因的传播不是单纯的复制和模仿，其中有宿主或受众对信息表征的重组和变异，即模因不但复制文化，同时也创新文化，文化的进化发展是模因进化发展的结果。

模因在进化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模仿的变异。我们曾在《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何自然、陈新仁等，2014）一书中举过这样的例子：如果有一个笑话在流传，当一个人将这笑话的信息传递出去，他总会在模仿复述他听来的笑话时加上某些内容或省去某些情节，与他听来的不完全一样。如此反复传递，最后和最初产出的笑话也许只有梗概相同而细节相去甚远，这是模因的变异。但基因遗传的变异就不是模因模仿的变异。一个人意外地断了一根指头，他的孩子生下来并不会只有9个指头。也就是说，基因遗传是不会将后天才出现的断指遗传给下一代。同样，人爱美，可以按意志通过整容来增加颜值，但不可能指望通过单纯的遗传给下一代增美。

作为复制因子，基因和模因都可以不断地自我复制。不过，它们在复制的忠实性（copying fidelity）方面是不同的：基因的复制成品越准确，复制就越成功；但模因因宿主的主体性和模因所处环境的影响，当元信息从一个宿主转到另一个宿主时就会前后出现模仿的差异，产生新的模因变体。用Distin的话说，基因像拍照，而模因则与拼图游戏相似。

语言是文化承传的主要载体，它是模因传播最得力的工具。语言中的模因指模因宿主或受众（传递模因者）的意图，借助语言结构，以重复或类推的方式反复不断传播某个信息（何自然，2014）。语言模因除了靠克隆式的模仿来复制传播信息之外，还会在模仿过程中因模因的属性、宿主或环境不同而带有意义或形式上的变异。这种变异可以只重复相同信息内容而以不同形式的变体出现，也可以以形式基本相同但内容各异的类推（模仿）方式传递出新的语言信息。新的语言信息（模因变体）在内容上或形式上与原来的信息不尽相同，但都多少带有元信息中某些可辨认的特征。

只要元信息的宿主获得或想到要将该信息带头表征出来，受众就会因产生某些同感而跟着模仿，传播出去，甚至“炒作”起来，成为“人云亦云”“人为我为”的模因现象。传播中的语言模因有好、有坏，是否模仿、传播，是否得到广泛的支持，要看传播者（模因宿主和受众）的需要和判断。流行广的就是强势语言模因，是文化传承、进化的主力；弱势语言模因或不良语言模因，多半是因为得不到环境或受众的支持，遭受冷遇，很快就会被冷落、遗弃。

Distin的第二本著作《文化的进化》提出了一种文化进化的理论。她在《自私的模因》一书里就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认为文化的进化既是模因进化的结果，又是人类创造力的产物。她认为人类表现出来的强自觉和高智慧，正是促成模因进化的动力。在《文化的进化》这本书里Distin再没有用“模因”这个术语来谈论文化的进化，但她十分肯定地说，她谈的文化进化理论实际上包含了模因论的成分在内。她说，只要人们对模因论有所了解，知道模因论讲的正是离散的文化信息如何被表征、复制和传播，他们就知道那就是文化进化的表现。她还引用Deacon（1999：4）的观点，与其说模因是文化的复制因子（replicators），倒不如说模因本身就是文化信息的复制物（replicas）（Distin，2011：232-233）。

人类有两个特征使之有别于其他的动物，这就是语言和文化。在人类文化中，语言能确保人类接收并传播文化信息及其变异。人类的语言，包括自然语言和人们创造出来的语言符号（Distin称之为人工语言），使人们在社会族群中彼此之间能有效地沟通，从而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人类的语言方便人们在不同的社会族群中将有效的文化信息永久地、准确地继承、保存和传播。文化取决于语言，没有语言，人类的文化就无法永续承传。反过来说，语言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为人类文化进化提供一种促进机制，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Dunbar，Barrett & Lycett，2007：128）；是文化信息的成品（Smith，1985）。《模因机器》一书的作者Blackmore（1999）更认为语言通过模因来传播文化，并提出了基因和模因共同进化的命题（桂诗春，2013：197）。Distin（2005，2014：22）又具体指出，同生物进化一样，文化进化的基本要素就是复制，文化是模因复制传播的结果，模因则是文化的DNA。从语言模因的角度看，语言模因是信息的表征，而文化的DNA正是语言模因表征的信息内容（何自然、陈新仁，2014：15）。

2

公共领域的生态环境

语言模因的复制传播是一个动态过程，它受到自身生存能力、宿主和受众主观意愿强弱，以及模仿能力高低等影响。宿主表征出来的模因信息是否得到受众接受、是否能促使文化的进化和发展，取决于语言模因在公共领域复制传播过程的生态环境。

所谓“公共领域生态环境”指社会生态环境，是生态语言学的概念，指一个可以适应语言运作和体现文化进化的社会环境。这个生态环境要求社会成员产出的话语内容必须符合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现状。社会公共领域的生态环境一旦发生变化，话语就会随之变化；或者反过来说，话语的变化可以影响到社会公共领域的生态环境。

Fill（2001）指出，生态语言学的所谓生态，指生态系统的特征在语言结构系统上的体现。按Verschueren（2007）的说法，生态语言学的所谓公共领域的生态环境就是“社会全体或大多数成员所共享的空间。社会成员在这个空间里共享的实际内容大都能以话语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这些话语发生的语境可以不是预设的，不是即时的真实环境。但这些话语可以出现在一个刻意创建的环境中，或出现在想象的话语语境中”。

Haugen（1972）说过，语言和它所处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就像动植物种与它们的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可见，社会公共领域的生态环境，就是社会成员日常话语活动所处的环境，这个环境的话语活动往往影响到他们对文化的认知，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力度。

范俊军（2005）曾列举了语言与生态相关的研究内容，认为可以研究足以影响语言功能的各种环境因素；评论语言应用中与生态环境不符的特征，通过语言可能改善的生态环境，以及探讨语言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等问题。我们认为，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可以促进语言模因及其变体的产生，从而导致文化的进化，它是语言和文化进化过程中优胜劣汰的依据。

让我们谈谈公共领域的生态环境对语言健康发展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开始了计算机发展的时代，出现了与自然语言并列的网络语言、表意文字和人机对话互相争艳的局面，新的时代为语言的发展和文化的进化创造了一个蓬勃和谐的社会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过时的语言被淘汰，“文革”时代的暴力语言如“走资派、保皇派、造反派、阶级斗争、牛鬼蛇神、打倒、斗臭”等词语，曾经是一些强势的语言模因，几乎天天都被复制和传播，但半个世纪前的事，如今早已时过境迁，随着“文革”时期公共领域生态环境的消失而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日渐普及的网络空间，是人们喜见乐用的网络聊天室、网络虚拟社区、网络论坛等交际平台，在公共领域形成一个新型的生态环境。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创造出了大量适应改革开放以及促使社会、文化进化的新词、新语和新表达方式。远的不谈，仅是近年来被人们广泛表征和传播的语言模因和模因变体就数不胜数，从政治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到严惩贪污、腐败的“老虎苍蝇一起打”，以及主张不拘常例、不违常情的“新常态”，从行动上的“给力”和发挥“正能量”，到生活上表征的大量网络语言模因，如“山寨”“被xx（就业）”“x（官）二代”“hold住”“土豪”“创客”“颜值”“网约车”等等，每一个新词语都蕴含了一个新的社会生态环境，一些用语言传递的新观念通过人们的实践产生出一种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反过来又促使社会生态环境的发展和完善。

此外，我们也看到某些不良的社会生态环境。它反映到语言上来，就会使词语从正面义转为负面义，表征和传播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反映不良社会现象的语言模因变体：例如，现在听到人们称呼的“小姐”，已从尊贵蜕变为低俗；谈论的“美女”已从惊艳而沦为颜值一般的女性；“老板”原指店主，如今成了抬举别人的泛称；“鸭”和“鸡”是家禽，现分别用来贬称一些非法从事性交易的男女；“同志”在日常生活中已不是对志同道合者的亲切称谓，而普遍看成是同性恋者的专用词；“表哥”从一个亲属称谓变成贪腐官员的代名词；“干爹”从长辈身份变成小三们的“老公”。

下面是北京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发出的感叹（何自然，2013）。同上面举例提到的一样，也是不良的社会环境在语言上的反映：

例（1） 這世界變得太快，從前的倒爺，現在叫“經紀”；從前的妞兒，現在叫“小蜜”；從前的餿招，現在叫“創意”，而小資以前要捱整的，現在的“小资”倒成流行。

上面这个例子流传的词语模因表明，原来属于负面义的事物如今竟以正面义词语来表述，将坏说成好，将贬说成褒。这类冒牌的正面义语词随着不同宿主的不同目的、不同情绪和不同意图而出现，有借此作为反讽不良行为的，也有刻意对不良行为加以美化，用以忽悠听话人的。有学者将这种反常的模因变体表征称之为语言腐败。其实，语言并没有腐败，只是社会生态环境给这些反常现象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要杜绝这些现象，还健康语言以清白，则有待于我们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只要社会上的贪腐、欺诈等行为得到遏制，与之并存的不良的生态环境就会得到改善，这样的变体说法就会成为一个弱势模因，并最终走向消亡。

3

生态环境变化对语言模因强弱

和存亡的影响

各种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语言的变化。我们要重视生态环境对社会公共话语的影响，同时要注意社会公共话语的变化也能导致公共领域生态环境的变化。

通过社会公共话语传播的语言模因在传播过程中的强弱与存亡取决于公共领域的生态环境。即使社会上流传的是一些强势模因，但周遭如果没有让其广泛复制传播的生态环境，或者原先有利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该语言模因的传播就遇到阻滞，从强变弱，甚至消亡。

为了说明生态环境变化对语言模因强弱存亡的影响，我们除了了解语言模因通过模仿实现延续自身的复制传播之外，还必须认识到这个模仿并非独立存在，而是要通过模因宿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向受众发出，是宿主和受众的一种双向互动。下面我们谈谈这些问题。

1）语言模因传播的规律

（1）当表征元信息的原始模因得不到大多数受众的接受和认同，甚至遭到受众反对，那么该元信息表征出来都不会被反复复制，即使成为模因，也因为得不到广泛传播而很快被遗忘。

（2）表征元信息的语言模因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同，并将之反复复制和传播，有时还产生各式各样的语言模因变体。这时的模因受众就成为新的模因宿主，是新模因变体的传播者。

（3）表征元信息的原始模因虽然得到部分受众接纳，但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无法进一步扩大其复制传播力度而变为强势，就此停滞不前，并随着时日消逝而逐渐被遗忘。

（4）表征元信息的原始模因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只得到局部受众认同，有待受众对其进行选择性复制、删节或加工、重组，俟成为新的复合模因后再广为传播。

2）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

从上述开列的语言模因传播规律判断，语言模因的强弱、存亡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模因宿主或受众的主体性，看他们是否认为有必要复制和传播该模因的信息表征；二是取决于周遭的生态环境，是否有必要复制传播该信息模因，或复制传播该信息模因是否有利于改善当时的社会生态环境。我们用下面的实况对此做出评议：

（1）语言模因与政治、经济的生态环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过渡时期总路线教育”“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等直到粉碎“四人帮”，总有配合这些政治运动生态环境的语言模因及模因变体在民众中传播。当一个运动结束，配合该运动的语言模因及变体就会从强势转为弱势，直至被弃用。

同样，经济上形成的生态环境也影响到相关词语模因的创新和变化，如近年出现的“一带一路建设”“互联网+”“经济软（硬）着陆”等模因及变体就是新的经济生态环境下出现的。这些体现经济生态环境的新颖词语模因，又反过来帮助人们对经济变革现状与前瞻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政治和经济话语生态环境产生的信息元表征，很多都是政策或指令，最先都来自政经部门的领导层。正是由于领导层的信息表征者和随后的执行者构建成一个有利于贯彻政策指令的生态环境，引发语言模因的生成、复制和传播。当语言模因传播的力度增大，就会表现出强势，并得到广泛流行；如果模因的受众没有对政策、指令信息表征给予支持，它们被执行、传播的力度就受阻，成为弱势模因。即使如此，如果指令或政策是正确的，领导层还可以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再次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共领域生态环境，其政策或指令的执行效度仍然会不断得到改善。如果领导层无法及时再营造一个适应贯彻政策或指令的生态环境，受众就会停止这些政令模因的复制和传播。政经生态环境一旦面临濒危，就得重新检讨政令，按情况改辕换辙。

两年前，广州市为提升旧白云机场地段价值，在关注GDP和政绩的双重驱使下，事前没有广泛征求市民及受影响单位的意见，竟然要在号称广州“市肺”的白云山修建隧道。决策方提出的方案是要向广外校园开刀，将美丽的校园一劈为二，拆去广外引以为自豪的图书馆、教学楼、学生公寓，然后对准山体穿膛破肚，钻洞通车。这条穿越市肺、污染环境、制造噪音和频生震动的隧道，足可破坏城市生态环境和高等学府的安宁，自然受到市民和广外师生的反对。于是，市行政部门和民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方面是领导层意图强势实现修隧，提出多个不可逆转的方案；另一方面则是广外人和广大市民为维护正当的诉求，纷纷通过媒体表达相反的看法，用语言模因复制和传播的方式表征出来，形成一股社会舆论的正能量，最终行政当局只好宣告计划“缓行”。下面是当时广外学子们得知要修隧道的通知之后，模仿他们的庄严校歌，表征出一首“广外悲歌”，借助媒体的传播，表达他们的无奈与反对，博得了社会民众的同情与支持：

例（2） 《白云隧道·广外悲歌》：白云山泣，枯溪水滥，隧道腹穿，轰鸣岭南。山哀昏政，水怒佞官，明德尚行，频遭刁难。德馨有容，行实渐远，学贯中西，徒剩哀叹！

从这个事件我们看到传媒的传播效应、语言模因的社会功能，以及民众为维护社会生态环境发挥出的舆情力量。

（2）语言模因与人际、文化的生态环境

语言模因与文化、人际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就更普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大力推广，全民都会听、会讲普通话，会辨认和会使用简化汉字，即使在偏远的地区、方言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地，都可以用统一的话语文字来交际交流，营造了一个健康的社会生态环境，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得注意我国“语情”存在的问题。据有关信息显示，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有一些地区的语言几近失传。当地年轻人只用普通话交流，而不愿意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其中原因是地域生态环境变化了：他们如果不说普通话就出不了村寨谋生，无法对外交流，也无法与进村寨的外来人员沟通；那里的青少年在接受教育期间学的语言文字自然是通用的汉字和普通话，但他们回到家里却很少与长辈用自己民族的语言交流，于是这个民族的语言就缺少复制和传播的机会，成为一种弱势的语言模因，处于濒危状态，甚至逐渐走向消亡。

除了少数民族语言存在这种情况之外，方言的命运也值得我们关注。以粤方言为例，由于我们推广了普通话，当外来人员进入粤方言区可以用普通话与当地民众交流，这给外来人员进入该方言区带来语言上的方便。但目前的情况是，在操粤方言的地区生活和工作的外来人员和移民越来越多，有些地区的人口等同甚至超越当地人。由于我们保护地域方言的工作做得不够，一些外来人员包括政府有关部门的个别人员在2010年就曾以普及普通话为由，认定普通话必须取得强势，提议缩减粤方言地区使用粤语的空间。这种言论引起广州地区操粤语人士的反对，部分民众曾一度自发上街，提出“撑（捍卫）粤语”的诉求（屈哨兵，2011；王铃、刘艳秋，2013）。这种“语言冲突”事件当然不足取，而其深层原因恐怕是地域方言社会生态环境被改变所导致：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广州，他们虽然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但也在多方面触及甚至损害到当地民众的切身利益，从而引起人际社会认同的问题。不良的生态环境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导致“语言冲突”。今后如要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最重要的就是注意保护地域方言区的社会生态环境。

本来，改革开放以来，南北人员交流广泛和频繁，普通话南下和粤方言北上，互相学习，带动起全国经济的发展，南北地区的生态环境是健康的。南方方言区的语言和文化信息，通过模因表征、复制，传播到普通话中，被汉语标准语吸纳了。例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埋（买）单”“搞掂（定）”“靓仔”“靓女”“高企（居高不下）”“无厘头（做的事、说的话无意义，莫名其妙）”“唱衰（言论使名声受损）”等说法都来自粤方言，现已收进《现代汉语词典》，近年还见到另一些粤方言词语如“心水”（合意、心仪）、“xx你个头（说话人反驳语：重复对方的xx，不予认同）”等继续涌入汉语的标准语中：

例（3）房价高企，能否买到合心水的房子成了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例（4）招聘会上令自己心水的企业少了很多，可能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例（5）—跟我一起走吧！一会儿就晚了！

           —跟你个头！我还没想好呢！

例（6）—今天你真漂亮！

           —漂亮你个头！

要营造一个健康的人际、文化生态环境，除了要保护和拯救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允许中文及普通话适当吸纳方言模因之外，还要注意允许必要的外来词语模因进入。当社会发展迅速，对外交往频繁，外来词语就会大量涌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及公共话语中流传着外来词语模因，正说明我们有一个良好的、不排斥外来词语、能与国际社会同步的多元化社会生态环境。我们可以接纳来不及完全汉化的外来词语，如容忍以“零翻译”的方式使用外国人名和科技、经济外来术语，认同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缩略词：TED，ADSL，WIFI，APP……和中文或数字与英文并用的混形词：AA制，APEC蓝，3D，4G，iPhone 6splus 等。接纳这些外来词语模因进入汉语曾经受到某些部门的批评，认为这样会破坏汉语的纯洁性，致使一个时期被明令禁止。但我们认为应采取宽容态度，主张通过讨论完善我国在这方面的语言政策。“由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文化和语言已越过国界，受到各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学习和使用；对于当下在我们的社会公共话语中容纳区区几个外来词语和某些语码的混用，其实丝毫无损我们根基深厚的汉语言，反而有助于我们汉文化和汉语言走向现代化，并在全球化环境下发展。”

4

结    语

语言要进化，中文和普通话要发展。适当吸收方言和外来词语模因是当前全球化语境下汉语表征信息的一个必然趋势，它有利于汉语社会语用朝多元化发展。如果我们跟不上这个势头，还要以汉语的纯洁性作为理由，阻止汉语接纳外来成分，势必影响到社会语言生态环境的和谐，不利于汉语的进步。我们呼吁，为使汉语言能海纳百川，让语言使用者能配合社会公共领域生态环境的需要，我们须在国家语言政策的正确指导下，健康合理地使用汉语言，让汉语在多元化的氛围中进一步得到发展。

本文来源：《中国外语》2017年第3期

作者简介：

何自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语用学创始人，中国语用学研究会创始人、名誉会长，国际知名语用学家。自1978年以来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近两百篇，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语用学著作——《语用学概论》（1988）和国内外第一本从理论建构和应用探讨两方面系统地研究语言模因的专著——《语言模因理论与应用》（2014），出版其他有关英语语法及语用学的译著、论著及合著十多部，入选2008年第二届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文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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