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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臺灣 胸懷中國 遠望天下
编按：1988年5月出任《远望》杂志社副社长、1990年8月开始担任社长，直到2015年9月交棒的廖天欣先生，不幸于2018年1月10日逝世。在《远望》近31年的历史中，先生承先启后，功不可没。他一生爱国、爱乡行谊，更值得后世景仰。廖老经历日据时代殖民统治的痛苦，以及白色恐怖之下的铁窗岁月，所以他反日、反国共内战、坚决追求两岸统一。本刊综合「台北市文献会｣及「台湾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分别在1998年和2015年对廖先生的访问纪录，以第一人称语气整理成本文，藉以缅怀一位在日据时代勇敢向殖民暴政抗争的台湾人，也是一位在国共内战与台独逆行的肃杀时代里，反独促统至死不渝的中国人。
2018年2月4日于台北台大医院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廖天欣社长追思纪念会。
强调民族大义的家教
我是台中人，1927年出生。家父在日据时代长期担任「保正」及「保甲联合会」会长，也曾任台中州「街庄协议会」议员。母亲的娘家是书香门第，上下三代都会作诗。自幼双亲即教育我要有民族气节，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1934年我刚进公学校就学时，母亲坚持我穿唐山马挂，戴瓜子帽。家父一直抗拒「皇民化」，我们家从不说日本话，也不悬挂日本国旗。
廖天欣
母亲讲述过去外婆抗日的事迹，让我非常感动。她说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后进占台湾，见人就杀，残暴至极。外婆为了抗日，也扛起枪加入地方游击队，担起保家卫土的责任。由于武器及训练不足，他们的组织被日军瓦解，残余队员开始逃亡。因为不敢住民家，他们就睡牛棚、猪舍。日本人来搜查时，为了怕婴儿的哭声曝露行踪，婴儿母亲不惜用牛粪塞婴儿的口，致使婴儿窒息死亡，她宁愿牺牲自己小孩的生命，换取同伴们的安全。听到这样的事情，我对于他们的勇气与深具民族大义十分钦佩，这些人的榜样也在我年幼的心灵里，留下不可抹灭的印象。
廖天欣母亲（1890-1953）
歧视羞辱逼我和日人打架
公学校毕业后，我考入台中商业学校就读。一进这所中、日学生混合的学校，便明显感到日本人对台湾学生的歧视[1]。日本学生骂我们「清国奴」，把我们看作下等民族，极尽睥睨、侮辱。某次一日本学生骂我「清国奴」，因为四下无人，当场我质问他是否在骂我，他毫不避讳。我非常愤怒，一气之下就与他打了一架。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事，因为凡是日本学生与台湾学生打架，受处分的大多是台湾学生，所以很多本省学生即使受辱都忍气吞声。
[1] 我读了一些文献之后，更清楚当时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想法。像日本人崇敬的福泽谕吉，他就主张日本应以军队彻底扫荡、歼灭台湾丑类，将土地尽收为日本官有。因为当初要大清割让台湾之目的，着眼在土地、而非人民，日本统治者应从土地而非人民观点，来决定经营方针。在这种殖民、着眼于土地经济利益，而非人民生存的政治角度，日本人当然歧视台湾人。
在功课方面，台湾学生实在比日本学生好得多，一个年级有一百五十多人，日本学生虽占了一半，但前七十名几乎全是本省人。日本学生平时既骄傲又不用功，考试时还厚脸皮要我们给他们看，真是寡廉鲜耻。虽然他们的成绩不如我们，但班长绝对由日本人担任，台湾人在各班的第一名，只能当副班长，老师甚至让留级的日本学生当班长，也不给我们一点机会。对于种种不公平的待遇，本省学生都很愤慨，而日本人不只歧视本省人，还用尽各种方式要打压我们。例如校方有时会来学生宿舍搜查，某次他们在苏炳钊副班长（二年级，十五岁）的日记里发现反日文字，二话不说就把他给开除。本校原毕业于台中师范附小的学生，定期会在校内举行「同学会」，有一次他们「同学会」集会时，台上前辈高喊：「我们的祖国是中国，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归祖国…」本来没事，后来不知怎地，传到校方那里，结果校内所有来自台中师范附小的学生都被处罚，年级愈高者处分愈重，有些人甚至遭开除或「无限期停学」，一年级生则全部被迫写「悔过书」。
问题学生反日政治犯
我毕业前的（1945年）元月，被警察课特别高等股（俗称「特高[2]」）传去。当时家人十分紧张，因先前一些「文化协会」被传去的人，都被判刑。在他们的忐忑不安下，我带着母亲为我准备的棉袄、干粮前往报到。特高命我列出要好同学的名单，我知道他们的目的，于是临机一动将几个可恶的日本学生名字写上去，特高看后马上打我一记耳光。可能看在我仍是学生，当天他们就释放了我。
[2]日本帝国的秘密警察组织，以「维持治安」名义镇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破坏社会体制活动的思想。
但同年三月我刚自商校毕业，又被台中宪兵队以政治犯名义逮捕入狱，关了半年。他们认为我思想有问题，把我带回队上后，五个宪兵将我压在地上，在脸上覆盖毛巾后灌水，让我好几次差点窒息。一阵严刑拷问后，带头的人骂我：「既然支那是你的祖国，那你就滚出台湾，回去支那吧！」当时我心想：「台湾就快回归我的祖国中国，该滚出台湾的是你们这些臭狗仔！｣果然半年后，日本臭狗仔就统统滚出台湾！
全面性的压迫、歧视
日本人对台湾人的压迫、歧视不仅出现在学校里，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也处处可见。日本人跟同学历的台湾人在同一单位工作，他们的薪水一律多台湾人六成。战时百姓的生活必需品采配给制，不用说台湾人当然比日本人领得少，像有次我拿粮票去买配给的猪肉，看到台湾人排了老半天的队只能买一点点，甚至买不到，但日本人要买多少却都无限制。此外战时日本政府规定人民要「劳动服务」，但日本人不去没关系，台湾人缺席就会被重罚。某日我们被派去烧树叶，以制造烟幕阻扰美军军机的视线，一位水利会派驻的日本主管就不愿去。我们学生队知道后非常不服，便将他带到派出所，让警防团长廖德聪训斥一番，藉此出了我们一口气。
在风俗信仰方面，日本人要台湾人把家里的神明及祖宗牌位取走，改拜日本的「天照大神」，不准本省人过农历年，一律与日本人一样过新历年，而且过年不能做「红龟粿」，只能以他们惯用的白粿祭拜。白粿是台湾人祭死人用的，大过年要我们吃这个，简直气人。因为痛恨日本人的欺压，我们私下都叫他们「四脚仔」、「狗仔」或「臭狗仔」，叫那些响应日本「皇民化」运动的台湾人为「三脚仔」，打心底就瞧不起他们。
日本「学徒兵」喜闻台湾光复
战争末期缺乏兵源，日本政府把刚毕业的中学生也征召入伍，编为「学徒兵」，我那时因还关在宪兵队的牢里，所以由牢房直接被转送部队。我们的部队当时驻扎在清水公学校，每天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因为没水盥洗，人还未完全清醒便开始操兵演练。除了军事操练外，我们也须到大肚山上的阵地去挖堑壕。每当傍晚我们从那里下来，便会顺路到山下的小河里洗澡，但半年才发一块的小肥皂，在水里根本不起泡，叫人如何洗得干净？营房的卫生很差，五十多人挤在一间铺满稻草的教室，热汗淋漓，又闷又臭，到处都是跳蚤蚊虫，很多人的肚皮都被咬成黑色。平日的伙食奇差无比，一天只吃两餐，菜色既不好又没营养，因为被日本政府强迫征收，百姓供应的空心菜又老又黄，令人难以下咽。
虽然当兵苦不堪言，却也有让我们十分愉快的事，就是收到美军的空投传单。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开罗宣言」及「台湾之将来」两张传单，前者是讲「中、美、英三国合作惩治日本，要求日本战败后归还夺自中国之领土台湾、澎湖及东三省」的联合宣言﹔后者是盟军告诉台湾人：「你们将回归祖国，依照原有的风俗习惯生活，不再受日本人压迫、歧视与剥削…。｣长期受日本人欺压的我们，看到这种传单都兴奋莫名，它使我们对摆脱日人的统治充满希望。加上阅读当时的「降落伞新闻」，知道愈来愈多国家对日本宣战，便推断日本投降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出乎意料地快，民国34年8月15日，我们部队被全员集合蹲在操场，聆听日本天皇的「玉音放送」。当知道战争结束、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在场的本省学生兵都高兴地跳了起来，那种雀跃兴奋之惰，真是笔墨难以形容。
廖天欣于徒兵时期捡到的〈开罗宣言〉传单正反面
我的心在得知日本投降的那一剎那已回归祖国，但碍于部队规定，人却无法立即返乡，那种内外冲突的煎熬，每分钟都让人十分难受。因为相信台湾即将回归祖国，入营时我们不少同学都暗地夹带《北京语の基础》等书，以便偷偷找机会学国语。在等候返家的这段时间，我们更加紧学习。经过漫长的一个月，9月15日我们终于得以退伍。回家后，我与一些同学除了到补习班学国语外，首要之事就是找日本人「报仇」。我们并非见日本人就打，乃是专找过去常欺负台湾人的日本师生，让他们尝尝被欺负的滋味。
迎接国军探访福州
同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各处张灯结彩、欢欣鼓舞。之后听说国军要来，我与其他人一样，都兴高采烈地去迎接他们。当我们看到祖国官兵衣衫褴褛、肩挑大锅及草席，一付狼狈的样子，不知怎地，原本满腔的热情立刻被泼了一盆冷水，想不到他们竟是如此残破。但我们随即体察到大战初了、民生雕蔽，政府哪有钱来替军队更新装备？对国军的看法也从失望变成同情。
到了12月因姊夫欲赴大陆作生意，我便趁机同他前往心向已久的祖国。我在福州住了三个月，原以为福州是中国较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各方面都应该很进步，想不到当地却连自来水也没有，偌大的地方见不到一条柏油路，大街上失业的人成群结队。据当地公司的人表示，来公司的应征者也只求三餐温饱，根本不敢要薪水。不只是福州，大陆各地都普遍落后，我想不单是因为战后经济萧条所致，中国长久以来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剥削，割地赔款无可计量，哪里还有钱建设祖国？亲眼目睹大陆的景况后，我才明白为何抗战打了八年，最后还得靠外国的力量始能获胜。面对这种困境，我一心期盼国家现况能尽速获得改善，朝向富强及现代化的目标迈进，如此人民才能真正蒙福。
就读延平学院接受启蒙
从福州回来后，我深感须再升学，恰好那年（民国35年）私立延平学院成立，我便前往报考，也侥幸录取。延平学院内反国民政府的风气很盛，利用传单、演讲批评政府的情形随处可见。学校有不少老师，白天在台大教书，晚上则来本校兼课，如教哲学的洪耀勋、英文老师张国雄（按：后因「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案被捕枪决）、数学老师林秀栋（按：因「台南县玉井支部杨闹云」案判刑十年）及教经济学的朱华阳（按：后因「台湾青年会」案判刑六年）。他们的思想较为自由、开放，对我们产生若干影响。像我对唯物辨证法、资本论的片断认识，就是由一位郭姓的法学教授所启蒙。基于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理想，我们都十分关心时事与国家未来，希望自己能为国家贡献心力。当时的校长朱昭阳先生（按：后也因政治案件入狱百日），因为看不惯经济衰退地那么快，就写了一本《中美商约の论评》对政府经贸政策多所批评。据说蒋介石看后大发雷霆，便想伺机「整｣他。二二八事件期间，国民党借口在本校发现一箱手榴弹，使得「延平」因此关闭。
参加「二二八」学生大队
民国36年2月底，正当我期末考完回台中没几天，就听到广播说台北发生大规模警民冲突。此事后来演变成本省人与国民政府间的对抗，暴动如传染病般很快地蔓延开来，不少县市接着也加入战火。有一位丰原籍的台大兼延平学院教授张冬芳，在三月初回台中，将本地大专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学生大队」，下分「台大队」、「师范学院队」、「农学院队」、「工学院队」及「延平学院队」，包括我在内的诸多大学生，都在此时加入抗争之列。或许因台中的国民党势力较小，加上有谢雪红等人的领导，故本地的军政机关很快就被百姓组成的「民兵」占领，一些官员趁隙逃之夭夭。民兵们当时上街「修理」外省人，一遇到不会讲台语的就打，所以有些不懂台语的客家人及原住民，就跟着倒楣遭殃。因为情势迅速底定，我们「学生大队」无事可做，后来国民政府派军队来平乱，他们原以为台中的抗争最凶、最烈，但当杀气腾腾的部队抵达，看到写着「欢迎国军」等字条，气便消了一半，带头的还夸台中人很和善，说：「这里那有暴民？」
参加地下党目睹福州解放
二二八过后，延平学院关闭，我只好到台北的彰化银行[3]上班，两年后就回台中进入《民声日报》当助理编辑。
[3]当时彰银的董事长是林献堂。父亲先前让我到私塾学汉文，用台语教汉文，学习效果很好，我的汉文让林献堂很赏识，这是他录用我的原因之一。
光复后那段时间，地下党在台中地区的负责人是洪幼樵，他在台中成立台湾人民解放军，共建立四个基地。其中一个基地的书记叫施部生，我们二十几个人都是施部生找来的。我去彰银上班前，已经入党。
到银行上班，并非我的本意，我觉得银行工作没意思。1948年到1949年，时局的气氛让我们认为台湾快要解放了，我很想放弃银行工作、回中部归营。但施部生要我先不要急着回台中，应该到大陆看看。他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在1945年去过一次福州。
1949年8月10日，我第二次到福州，8月17日福州解放。我见了解放军一位赵部长，跟他说台湾的状况。赵说解放军很快就要到台湾了，你快回去，里应外合。
第二次福州行，我待了差不多一个半月。我目睹福州解放前的状况。我记得某晚，国民党部队一直往南走，当地人说国民党军败退逃亡了。但军队边撤退边抢百姓财产，押在最后的是宪兵，宪兵押后是为了管军队，但宪兵也照样抢百姓。军队抢前面，宪兵抢后面。
福州解放后，台湾与福州间的交通就断了。为了返台，我私下找到不用报关的帆船，下船的地方也不是港口，是淡水附近的一处，船夫靠岸后叫我们快跑。当时我身上有人民币，我怕在淡水街上被临检，就把钱扔在路边草丛。
参加革命放弃银行金饭碗
第二次去福州前，我就已辞掉彰银的工作了。当时的氛围，让我感到中国共产党即将解放台湾。我既然都要参加革命了，放弃银行金饭碗是表示我的决心。
依照组织关系，我算是武装基地系统的，除非必要，我们不会到处嚷嚷、也不会多问。竹仔坑武装基地带头者是施部生，属于台中商业学校系统，我有三位同学就在基地里，他们脱离生产，属于职业革命。最后他们的曝光，也是因为经验不足。国民党很注重山地管理，山地里处处管制、户口调查、入山查验。一群人入山，在地居民也会觉得奇怪。施部生的基地被辨识出来了，线民去打小报告，1950年3月，国民党军队把基地包围起来，用机枪扫射，我的三个同志、也是同学，在现场中枪战死了。
革命一定要搞宣传。从福州返台后，我决定回到台中并且加入报社。当时位于台中的报社总社，只有《民声日报》，我就毛遂自荐。他们说想来报社的人实在太多了！但我实在很想进入报社工作，就向他们表明我在日据时期学中文的积极经验。他们听完后很感动，就用了我。
在《民声日报》被捕
民国39年7月25日，我一如往常在编辑部内工作，后来被叫去社长室，见到里头已有几个便衣人员在等候。社长一见面就问我：「你是不是做了非法的事，所以警察来抓你？」我问心无愧，马上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绝对守法，没做任何违法的事。」其中一名刑警马上说是因为「光明」出版社火烧事件，要我过去问话，我觉得莫名其妙，因我压根儿没听过这个出版社。在我说明不知此事后，那名刑警还一直说：「没关系，你来警局问一下就好…。」加上社长在旁催促，我也不得不随警察前往。一出报社门口，只见报社早已被团团包围，想不到他们竟出动这么多人来抓我，先前我就常看到无窗的箱型车在报社附近出没，原来那是在监视我的。（当时《民声日报》社长担任台中市记者公会理事长，被捕后我才得知调查局各地方调查站的副站长，均由当地记者公会理事长兼任，故我的报社原来也是特务机关之一。）
严刑逼供和陌生人绑成一案
我被送往刑警大队侦讯，他们指控我：「参加叛乱组织，意图推翻政府。」我立即反驳，向他们表示虽读过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可能包含他们认定的禁书），也针对国家现况发过牢骚，支持「反对内战」，但却从未参加任何叛乱组织，更别说有什么颠覆政府的行动。我曾被日本「特高」及宪兵队羁押过，他们认为过去敢反抗日本的人，现在也会反国民党，因此根本不信我说的话。他们对我严刑逼供、拳打脚踢，打得全身伤痕累累，还强拉我在自白书上盖手印。之后我被转送到台北的军法处看守所，两坪大的牢房关了33个人，像挤沙丁鱼一般，令人极为难受。为了争取空间，房内还有两人自愿吊在半空中睡觉，看来十分凄惨!
在军法处开庭时没有公设辩护人，我们也无任何辩驳的机会，完全听由法官定夺。我们这个案子，是武装基地案的另案，逮捕了20多个人。民国39年底本案宣判，六人被处死[4]，我获判13年。之后看到判决书，才知我们被控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但同案二十多人中我只认识张腾亨，他是我的同乡及小学早我一期的学长，其他人我均未见过。若是同一组织的成员，岂会彼此都不相识？可见本案是拼凑出来的，应该有不少同案像我一样，被侦审人员胡乱凑在一起。
[4]我们有个水湳机场支部，这六人多半是电力公司的技工职员，像联络员之一的李金良就是。
发监「火烧岛」
民国40年5月，我们被发监绿岛执刑，是第一批送至绿岛的政治犯，那里当时称为「新生训导处」，政治犯便是「新生」。我被编在青年学生与公教人员较多的第五中队。在岛上我们一天去劳动服务，另一天则上政治课，就这么两相交替、日复一日。劳动服务虽然辛苦，但大部分人宁愿去，也不愿留在教室被「洗脑」，听千篇一律的陈腔滥调。
有些难友因故被关在碉堡内近一年，这期间完全没水用，他们只能趁下雨时拿钢杯伸出窗外集水，用那一点水抹脸、搓内衣。他们当然无法洗澡。
关押新店军人监狱
民国42年我与其他被认定「不堪改造」的数百名新生，被送回新店军人监狱关押。新店狱方把「顽固」的政治犯都关在「智监」，较不听话的还关在最后三间「反省房」，我便是「反省房」中的一个。「反省房｣的待遇是最差的，吃饭是等其他人吃完才轮到我们，吃人家的剩菜剩饭﹔「放封」时间也比别人短，出牢门没多久又得进去了。有一阵子新店监狱十分缺水，因为水量不够，常常到了我们这几个房间，输水管早就没水了。我们只得自力救济，先将水龙头卸下，然后轮流用嘴吸水，一点一滴收集来用。后来被狱方发现，他们除了将水龙头用铁丝绑死，竟狠心连开水也不给我们。三天不能喝水实在是惨无人道，我们唯一的水份来自饭菜。因为体内水份不足，人犯开始发烧、不适，被送到医务室医治。后来病号实在太多，医官看不下去向典狱长反映，说此事若传出去，会引起社会舆论攻击，狱方才结束这种残酷的处罚。
「火烧岛」二进宫
我在新店监狱待了八、九年，民国50年又被送往绿岛关押。因为「新生」常须上山种菜及劳作、到民间买菜，加上医疗所对外开放，故我们不时会接触当地居民。虽然训导处不断告诉居民「新生」全是大流氓、坏蛋，但相处一久，居民逐渐明了我们不但不是坏人，很多还是学富五车、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对我们也更加信任。譬如买菜时老阅常要我们自己秤，有一次养猪户的男主人不在，女主人叫我们自己抓猪自己秤，可见他们对我们的信赖。挑饭期间我认识一位绿岛姑娘，在我的鼓励下，她决定到台湾继续求学。我出狱之后，我们在台中完婚。婚后她努力不懈，陆续完成初中、高中学业，至今我们仍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国防部泰源感训监狱开释证明书
狱后岁月接办《远望》
我是民国52年8月出狱。同案的林郁连更倒楣，对保的大里派出所警察知道其父是大地主，借机向他家敲诈。林父是日据时代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他偏偏不从，儿子因迟迟未能对保，拖了好一阵子才出狱。
绿岛回来后，我虽找到工作，但仍须定时至警局报到，为管区追踪列管的对象，白色恐怖的阴影挥之不去。因为对祖国的热爱及对统一的坚持，我们一群难友在民国76年创办了《远望》杂志，把我们对国家、民族的理想及方针付诸文字，希望能给社会若干激荡及影响。
祭 文
亲密的战友 廖天欣大哥
我是刘建修，想起六十多年前，在新店军人监狱关在同一牢房到现在，心潮汹涌澎湃，特别是在「远望」期间，我们共同工作，共同奋斗，共同牺牲二十年，可惜，你竟悄悄地先走了！呜呼！亲密的战友，廖大哥！你先走吧！在天堂上等待着我们，我愿意再度与你，永远永远，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直到完成地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为止。
后辈刘建修 跪拜
2018年2月4日
刘建修，1950年受「匪台湾省工委会邮电总支部计梅真等叛乱案」牵连，遭判刑15年。他在新店军人监狱期间，曾和廖天欣关在同一牢房。1988年5月刘先生出任《远望》杂志社社长。之后，改任发行人，直到2015年9月为止，现为本社荣誉发行人。《远望》惨淡经营期间，刘先生的支助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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