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寰】两岸问题能参考朝韩或两德吗？

From 程志寰两岸远望 2019-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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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臺灣胸懷中國遠望天下

*作者程志寰，为中山大学政治学硕士。本文刊载于《远望》（2017年3月号；总342期），原标题为〈两德与两岸的差异：论认同问题的重要性〉。

本刊2016年8月号（第335期）中，笔者曾在〈欧盟经验给两岸的新启示〉一文中认为欧盟整合理论的主要观点在于「合则共利」、「以利促合」，并且点出两岸统合问题无法直接移植欧盟经验的原因为认同问题，以及认同问题导致的敌对认知，故欧盟经验仅能促成国际合作，对分裂国家的统合并无实际参考价值。为了凸显认同问题对两岸关系的重大影响，笔者针对台湾学界热议的「两德模式」经验来进一步探讨。因此，本文将比较两德与两岸关系，以说明认同问题在分裂国家重新统合一事上的重要性。

两德模式的背景

二战后胜利的西方盟国与苏联各自对德国的西部与东部进行军事占领，而当时亲美的基督教民主同盟主席艾德诺（Konrad Adenauer）在西方国家帮助下成立联邦德国，几个月后苏联也扶植社会统一党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正式分裂为东德与西德。两德分裂后，不仅两国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经体制，西德主张西方民主政体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东德采取社会主义一党专政及计画经济体制，而且两德更各自制订宪法，也先后加入联合国，成为实际上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在德国分裂初期，与两岸对峙、紧张的时期类似，西德总理艾德诺对共产阵营相当不信任，并在外交上采取「汉贼不两立」的态度，所以凡是与东德有邦交关系的国家，西德一概不与之来往，且认为自己才是全德国唯一合法代表。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60年代晚期才开始转变。1966年社会民主党主席布兰德（Willy Brandt）担任西德外长时，开始推行东进政策（Ostpolitik），强调以接触的方式改变共产政权。1969年布兰德成为西德总理后，与东德签订《基础条约》，清楚地表明了两德都希望最终实现德国统一。后来几任总理也都遵循《基础条约》与东德互动。东德的立场则虽然基于其意识形态一直排斥资本主义国家，且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分裂德国的元凶，但是在民族认同上也从来不质疑自己与西德同样为德意志民族。80年代两德在逐步累积的交流与互信下，实现最高阶层的元首互访，最终在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及1990年两德实现国家统一。

德国统一至今已近27年，但许多国际学者、观察家仍然认为两德的统一对东、西德双方都是「弊大于利」（特别是西德）。韩裔德国学者朴成祚甚至参考两德经验写了《南北韩，统一必亡》一书，用西德惨痛的经验来警惕南韩，即使北韩政权突然瓦解也不可贸然进行两韩统一。虽然东德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已是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但仍然以大幅差距落后给西德，加上东德货币与国际市场脱钩、大部分制造与服务业皆为国营等因素，使得统一后德国的经济成长率大幅下降，且失业率居高不下造成众多社会问题。尽管统一充满种种不利，两德人民依然都认同德意志民族，且都期望德国的统一。如专门研究两德模式的张亚中就指出，西德历次民调都显示出虽然大部分人民都认为统一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但「对统一有期望者」均高达了8成以上，这也说明了为何在处理两德货币（马克）统一的问题上，西德为何能忍痛做出非常「慷慨」东德人民的兑换措施了，若忽略认同因素而纯粹以经济利益来考量，统一不可能是一件立即「划算」的事。

两岸统一的障碍：台湾的认同问题

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民众早就在不知不觉间拉开了与中国大陆的心理距离。在1937年日本加剧对华侵略及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开始在包括台湾在内的各处殖民地展开皇民化运动。皇民化运动的目的是将台湾人洗脑为「天皇的子民」，让他们相信为了天皇征战、奉献是一件光荣的事。当时台湾人层出不穷的「以血书明志」（包括当时名叫「岩里政男」的李登辉），积极要求参军。「志愿者」人数逐年上涨，到1943年已超过30万人，其中只有6千人「如愿以偿」。总计共有207,183台湾人参加了日本「皇军」，其中14.6%战死或失踪（共计30,304人；包括当时名叫「岩里武则」的李登辉之兄李登钦）。由这些数字看来，日本皇民化政策确实非常成功。经过这样的「皇民化」运动，不少台湾人（如李登辉）忘记了自己的民族性，受到日本影响，将中国视为敌国。

1945年台湾虽然光复回归中国，其认同也很难立即调整为「中国人」，在受到国民政府的接收、统治下，加上战后物资缺乏、生活困苦，大陆的内战也越来越激烈，导致某些台湾人将其不幸归咎于中国政府而非日本侵略殖民，因而造成了二二八的惨剧。1949年国民政府撤迁来台，在国民党「反共优先于民族大义」的作法下，急需美国、日本的各项援助，特别是由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召集组成的军事顾问团──白团。因此，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更不可能大张旗鼓的执行「去殖民化」而将台湾扭曲的认同予以导正。所以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时代里，「台湾人非中国人」的论述虽无法公开提出，但也一直潜伏在党外运动中，始终没有消散。

台湾解严、李登辉主政后，认同问题再次浮出台面，90年代开始直到今日的教育、文化、社会、经济政策，将台湾人的认同「再殖民化」。这种再殖民化的工程从李登辉开始、陈水扁接续、马英九放任，再由现任的蔡英文继续强化，造成台湾人严重的认同扭曲，且台湾民众对于「中国人」的反感只会持续增加。如自称「人渣文本」（Ninja Text）的网路时事评论家周伟航写了〈不是天然独，而是中国臭〉一文来抨击中国「无论如何，就是让台湾年轻人讨厌、反胃、落后，有种『很臭』感」。又同如在太阳花、反课纲运动等台湾年轻一代的示威游行中，类似「支那贱畜，外来种滚」等激烈蔑称中国的标语更是屡见不鲜。*从这些例子都可以发现，再殖民化造成台湾人对中国的一种直观情绪性排斥，并将负面情感与中国连结在一起，使年轻人在思辩认同问题时不假思索的做出本能式回应：「我怎么可能会是中国人！」

*这类标语竟然还传到了香港。2016年香港立法会议员梁颂恒、游蕙祯在就职会上宣读誓词时以「支那」字眼辱华，而遭到褫夺议席。

自90年代后，台湾的「再殖民化运动」将光复后未曾解决并潜藏已久的认同问题再次精炼。要解释「再殖民化运动」对台湾「仇中、反中」之社会氛围所营造出的效果，笔者认为我们或可从英国学者毕利格（Michael Billig）的著作《日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来加以讨论。毕利格试图解释为何民族主义能够成功的催化社群中的所有个体，而成为他们心中最强烈的社会认同，甚至转化为极端意识形态。他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细微事物，实际上都是民族主义的「符号化」工具，如钞票上的民族英雄、国歌、体育竞技、社交团体、惯用词汇等。而这些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中，让人不疑有他的符号，也会不断在生活中区分出该社群的「我者」与「他者」，创造一种不断社会化的过程。

从李登辉开始，至今台湾依然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再殖民化运动」，正一方面戮力将与中国民族认同有关的符号彻底铲除。如吕秀莲认为应该公投改国歌；立委高志鹏提倡更改钞票上的图示，而屡次台湾以中华台北名义参与国际赛事，皆被有心人士拿来大做文章，认为是遭受到大陆的打压。历任总统在公开活动上都不断以「我国」（蔡英文还爱用「这个国家」）来称呼台湾，让人民认为「台湾自成一国」乃天经地义之事。而另一方面，「再殖民化运动」则强调日本殖民台湾的「正当性」，如全面性维护甚至修复台湾全岛各处的日本神社；总统与政党领袖带头纪念八田与一；花莲松园别馆公开纪念、展示神风特攻队的照片、资料等连日本右派都不敢明目张胆做的事，在台湾却习以为常。当上述这些再殖民化活动的实施，配合媒体、网路接二连三的报导仇中、媚日的讯息，久而久之便成为台湾人的「日常民族认同」，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台湾人自然会觉得「日本很香」、「中国很臭」。

两岸可参考两德吗？

撇除苏联解体所创造出来的历史机运，两德之所以能够统一正是由于1969年双方签订《基础条约》后建立了「一族两国」的共识，意即双方互相承认为国，但同时又「非外国」。「一族两国」是德国模式的意涵，强调在双方相互尊重、承认彼此为「国家」的状态下，透过不断的接触、交流来推动两国的统一。由于德国在二战后是战败国，受到盟军与苏联的分别占领，又在美、苏意识形态对立的情况下，受到两超强的扶植，造成「高度国家化」的东、西德两国。故「一族两国」是两德在民族认同未改变，但双方又「高度国家化」的情况下，建立统一共识的一种方式。

但这与两岸关系不同。中国在二战后是战胜国，又有开罗宣言的保障，使得台湾光复回归中国，既不如朝鲜受盟国托管，也不像德国被盟军占领。虽然国民党与中共的角力也看的到美、苏对抗的影子，但两岸的分裂基本上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因此，两岸的状态较类似于《基础条约》签订前的两德关系，即法理上双方都以「整个中国」的代表自居，不相互承认或尊重对方为「国家」，而这样的竞争关系在大陆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获得大多数的国家承认，再加上台湾的认同扭曲自愿放弃竞争后，明显由大陆获得了胜利，这使得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资格不明，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代表的邦交国也寥寥无几。

由上述内容可以发现，战后意识形态对抗下造成的分裂国家的类型、种类，并非全然相同，而是会因为各自特殊的历史情境而有不同的发展。笔者认为大致可依照分裂的程度区分为「高度分裂型」与「低度分裂型」两种。高度分裂型的例子为两德和两韩的分裂，即分裂后的两国都高度国家化，不仅治权分裂，主权也高度分裂，且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参与中分裂为两个法人。低度分裂型则如同两岸与两越的分裂，两者都将国家的分裂局限在两个政府的对立，或一个国家内战之范畴。故两岸在国家的分裂程度上没有德国严重。如果真得心向统一，实在没必要将两岸的分裂状况「升级」到两德模式，再来谈统一问题。这种作法无疑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的「绕远路方案」。因此，我们不应该不假思索地以两德模式作为解决两岸问题的「最佳」途径。

台湾学界中认为两岸关系可学习两德模式的著名学者如张亚中，认为两岸可参考两德的理由是因为台湾非常希望能获得大陆的平等对待与尊重，又期望能在国际上有更多参与度、能见度，因此认为两德相互承认、尊重，最后走上和平统一的模式值得参考。然而，令笔者不解的是张教授长年任教于台湾大学，对于台湾认同扭曲的状况肯定有深刻的体会，在这种认知下他也应该了解若沿用两德模式来处理两岸关系，使得大陆尊重台湾（或承认中华民国），并让台湾提高国际参与度，且两岸在如同「两国关系」般，以平等、相互尊重的方式来深化交流或协商统一，加上台湾的认同问题又尚未导正之状况下，其结果必然是台湾头也不回的走上独立。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论（即两国论）要「取法」德国模式的真正原因。换言之，将「德国模式」适用在两岸关系上的目的不是走向统一，而是走向台独。

肇因于台湾的自我再殖民化，以及民族认同的扭曲，造成两岸关系不同于其他分裂国家的特殊性质。若不考虑认同问题，直接从利益来考量，一个民族上同源且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大陆，怎么会被台湾人极力排斥、藐视，甚至形容成「又臭又落后」呢？因此，要解决两岸问题，必须先设法导正台湾的民族认同，而不是直接拿其他分裂国家的统合模式来套用──不论那是德国模式，还是欧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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