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敏：扎根中国，做真正融合的双语教育|思访谈
连接改变教育
近日，顶思专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校长林敏。林校长指出：国际教育首先是教育，而教育绝不仅是名校录取率。名校效应是递减的，学校真正需要培养的是学生的健全的人格。在这一点上，西外从教育理念、校本课程到教师培养三方面都非常的重视。
林敏博士
上海西外外国语学校创办人兼总校长
上海市督学
复旦大学学士
英国利兹大学博士
林敏博士在国外读书工作二十年，曾担任过国外大学教授、博导、系主任及校长特别助理。十三年前辞去国外大学终身教职回国，从一块稻田办起了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十五年一贯制的寄宿制学校。现有中外师生五千多人。有着中西融合的国际化课程及多元的升学通道。学校是上海市教委正式批准，可提供高中国国际课程的学校，也是全国优秀民办学校及上海市优质民办学校。学校以培养有中国文化认同，有根有源的国际化人才为宗旨，求真、树人、厚德，不断整合中外课程及师资，融合本土及全球最好教育资源，努力打造一所有全球视野的，中国的国际化学校。
国际教育首先是教育，
教育绝不仅是名校录取率
采访开始之前，林校长只是让我们随意阅览学生们平日做的一些PBL项目学习作品集。作品集的封面设计都还比较简单，可探讨的问题可都是“大问题”：小编当时随便翻到一本就是从地理、历史、政治三方面来谈论“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学生项目式研究作品集——从呈现的效果来看，做一篇这样的研究，一方面，仍然需要学生扎实的基本功，他们需要掌握一些必备的政史地知识；另一方面，又需要他们在基本的知识框架之外，在分析一个一个问题之后，将其综合到一起，形成完整的观点和论证。
往往，一般学校都可能只侧重这两点中直接和成绩和标准性量化挂钩的部分——国内考试多重视基本知识和框架的把握，国外考试可能更多地考察学生的批判性写作能力。但在林校长看来，在国内的许多学校，无论面对的是前者还是后者，仍然是以一种“应试”的模式在做。
对此，林敏校长指出国际教育，首先是教育，而教育绝不仅是名校录取率。做国际教育一定不能做成简单的“洋高考”。名校录取率带来的名校效应，无论对于个体还是学校，都是递减的。国内许多国际学校和公办学校国际部都引入了AP、IB等国际课程且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同十年前相比，老师更为专业化、学生也对国外考试体系有宏观了解、家长对AP、IB、A Level 的选择也有一定的辨别力，国内国际化本科入学考试方面已经具备相当的市场，许多教师也已经不同于以往多以国内师范背景出身的情况，往往还有海归经历。
但林校长强调，我们也要通过表面看到一些潜在的问题：家长和学生选择国际学校的标准，许多学校管理者的管理标准，仍然是高考那一套，只不过就是在原先的“高考”二字前加了“洋”字罢了，而原来的名校如北大清华则被牛剑藤校代替。说穿了，这仍然是换汤不换药。
当然，应试绝不是没有优点的，林校长认为，应试对基础知识掌握的要求是任何学习模式，任何学习过程都需要的，打好基础当然很重要，也是现在包括创客教育或STEAM跨学科学习等提倡创新思维的课程的基石。但是，把学生当考试机器的机械的训练，尤其是题海战术这样的应试方案，这在林校长看来是不可取的。西外一直秉承“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培养理念，而这一点的培养，则需要和统一化的标准保留一定的距离。
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林校长认为，原因有二：一是，统一化的标准下，学生成了一个个的做题机器，这并不应该是教育的初衷，不能把人当工具，这是基本的人道原则。
第二，即使从一个比较结果主义的，比较现实的角度看，以统一的考试标准作为唯一指标或者主要指标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当进入大学和社会，没有统一的考试带来的统一标准、统一的作息时间表，价值十分多元时，其实是需要学生发挥自主能力的。然而也往往正是在这个时候，大部分学生在应试的题海训练之后，进入大学反而有些无所适从，许多应试成绩很高的学生却较容易对大学学业失去兴趣，失望，甚至对整个人生产生怀疑等，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是个人的错，而是一种不太好的结构导致的后果，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在高中教育模式和大学教育模式之间的衔接做得不够好。
无论从人性的角度考虑，亦或从比较间接的功利主义的角度考虑，应试的筛选机制绝不是教育的全部，它必要，但并不充分。而对于一个秉承独立、自由的教育理念的学校而言，对于应试制度更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同时，林校长也反复强调，独立、自由的教育理念下虽应同应试制度有距离，但这不意味着放松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好的教育，应该融合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优点，形成真正的利于学生，利于健全人格的教育。
林校长新书《兰花与情书》
林敏校长新书发布会活动
以母语教育为基础，以批判性思维为重点
对于应试教育的审慎态度——无论是对中国的高考，还是对A-Level、AP、IB等课程，使得西外的课程别具特色。在谈到课程设置理念时，林校长指出，即使是在双语班，学校的课程安排也是以中文为基础的。林校长强调，尤其是在低年级，宁可让孩子们花更多的时间在中文的阅读上，牺牲一点外语的时间，也不能反过来操作。
一方面，从比较现实的角度来讲，汉语和英语并不是相似的语言，相反，它们处于非常不同的语系，因而，英汉双母语能力相比英法、英德、德法等印欧语言内部的双母语能力，更难驾驭。事实上能做到像后者一样流利切换的英汉双母语人才非常稀有，且欧洲许多国家本身就是多语言环境，如瑞士、卢森堡、比利时等，具有较久多语言环境的历史。
具体而言，汉语的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象形（pictographic），而以英文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大部分都是音意（phonographic），英语的拼读不规则情况相对多，但像德语、法语等，在许多情况下，无须知道意思即可准确拼读，也就是说西方大部分语言比汉藏语系的语言或者以象形为基础的语言，更易于记忆。
现代拼音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加速学生记住每个字的发音，但这无法改变学汉语过程中需要进行的发音和书写分离的情况，也就是说，儿童在学习中文时，得着重记“字的模样”，当然西方文字的字母也有“形”，但是同汉字比，其字母的形状还是更简洁一些。所以，在学习语言的关键阶段即从幼儿园到小学低年级阶段（根据Penfield和Roberts的理论，这个年龄是十岁），若不足够重视母语的阅读和写作，学生的母语能力将不能得到充分的培养。而这个母语又是相比英文在读写上需要花更多精力的中文，因此，从比较基础的语言学习的角度而言，林校长认为在小学，尤其是低年级阶段强调中文是很重要的。
另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林校长认为，对母语的强调和双语教育并不矛盾，相反，双语教育要做好就必须扎根中文，扎根中国语境。林校长结合自己二十年在英国留学、在新西兰任教的经历，同我们很有感慨地分享，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信自尊没有妨碍反而帮助他在国外的发展。
西外十分注重对学生“国际公民”身份的培养，而这种培养，在林校长看来，应立足于对本国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深厚情感联结之上。这种理解和情感，林校长强调并不简单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而是一种基本的人文素养：站在一个角度看世界，站在自己所生长的文化语境看世界，反思社会，反思全球。在林校长最近的新书《兰花与情书》中，有关这一问题他讲到“我们的母语教学，是要在文本中发现生活与生命，是在慢慢筑造一个让学生安身立命的自我身份认同（self identity）和个人成长的精神家园。”对于西外，对于大部分中国学校而言，孕育这种身份认同的文本主要是中国的文化语境。这其实也就是公民教育。
以这种理念展开的双语教育，在林校长看来就不能做简单的物理融合，而应让两种文化发生化学反应，正像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开设双语课程的的学校：清华预备学堂、南洋公学那样，每门课程不止教授语言，不止训练学生的应试技巧，而更应该做一些跨文化、文化融合的东西。
林校长讲到西外格外重视批判性思维这门课，这不单是出于对IB-TOK这门IB核心课程的训练，而是出于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对学生反思能力的训练而来的。他的这种强调不是一种照搬式的：他并未直接让学生跟着外教上批判性思维课，他认为这是一种比较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求学生对外国时政和文化有内涵式的把握，另一方面也要求外教对中国的时政和文化有一定的基本了解。
第一个要求仍是雅思、托福和各样的考试难以满足的，只能说，雅思、托福的高分可能是必要条件。对国际社会的时政和文化有内涵式的了解，甚至对于一个母语英语的人而言，也是比较高的要求，毕竟也不是人人对社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何况许多学生对于一些时政、文化的具体词汇还不熟悉，这种不熟悉是双层的：一个是认识上的，一个是语言上的。二者是相互缠绕的，按照某种语言哲学的流俗观点，语言是认知的边界，越是对某一领域熟悉，越是可能掌握该领域的词汇，反之亦然。而第二个要求，对于大部分外教来讲也是挑战，许多外教仍然是以西方案例展开课程，却忽略了可以结合到课堂中的中国本土的例子。
针对这一现象，林校长谈到，他最开始是让中方教师去听外教的课，学习他们的上课模式和整体框架，两者一起备课，一起讨论，在这之后，中方教师结合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考纲和教材，以及中国的时政和文化语境来为学生上一些基本的批判思维先行课，如在批判思维课上带学生讨论中国语境下及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这样的设置，最大程度上带学生进入一种活学活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反思性课程，这其实和IB TOK课程的初衷基本一致——让学生真正学会从知识论的角度思考“我学了（了解）什么”“我是怎么学的”“我如何知道我的知识是否可靠”“什么是可靠的知识”“怀疑的基础是什么”“真信念就是真理么？”而对于这种大问题的切入，必须要从具体的社会问题入手，即使是这类大问题的鼻祖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仍然也是面对当时希腊的城邦民主的现状，讨论何为个人和国家的正义；康德讨论“我们能知道什么”其背景板则是整个近代科学的发展，具体如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哥白尼的“日心说”等等。综上，若要真正激发学生对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反思，就必须从一个学生和老师都很熟悉的领域切入。
西外在双语融合的问题上，进行了从上到下的思考，通过对母语及双语阅读、双语写作课程的重视，提升了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的母语及双语素养，进而使学生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所处的文化语境，让学生对自己所处的共同体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公民意识体系。
开学典礼上由林敏校长客串柏拉图，外方嘉宾、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首席执行官沙利文客串孔子
做有社会担当的西外人
如果说对批判思维课程的强调、致力于做真正双语融合，似乎听起来还是理念了一些，那么，西外的“行走”课程则是实打实地实践。
在讲行走课程设立目的时，林校长还向我们讲了一个他小时候的个人经历，林校长回忆道他上小学的时候住在虹口区四川北路和溧阳路附近，那里有一批花园洋房，在当时那样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洋房一边住的都是中产阶级的子弟，他们父母多是教授、医生、财会人员、公务员等，而紧接着一两条马路边上就是棚户区，那里住着的多是苏北来的普通工人。
他认为在自己这样的氛围中长大，和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是非常锻炼人的，也真正能提高自己的情商。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群，林校长觉得这对他今后在海外的漂泊、回国后的办学都帮助很大，这种帮助是一种软的，潜在的：多年和多种人群的接触，能让他更早体察社会，也利于他形成一套自己的接人待物的方式，这套方式不只是现在经常说的“套路”，而是一种出于对各个阶层出身的具体的个人尊重之上，对待不同人时的不同对话模式，其核心是平等与尊重。
带学生走进敦煌
基于此，林校长在校本课程中，设置了“行走课程”——带孩子们到处走，繁华的国际大都会如伦敦、巴黎、纽约他们去，但他们也去井冈山、泰山、安阳、內蒙、敦煌、陕北、徽州等地，也去那些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经济条件都相对贫困落后的地方，让学生通过行走除了感受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也直面地区发展不平衡这个社会问题。而“行走课程”还有一些基本的公益项目，如坚持了六年的“小蜜蜂项目和筑梦行动公益项目。
小蜜蜂项目包括每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在“爱心蚂蚁”公益组织与西外学校共同的安排下，让来自广西山区的孩子们到西外来与西外师生学习、生活一段时间，而在筑梦公益项目中，西外的学生还帮助云贵山区学校建成好几个小图书馆，而这整个过程都是学生自己联系，自己筹款，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买书。而在整个项目的策划及实施中，西外只是创设环境氛围、鼓励学生和老师积极参与。
林校长认为，这才是真正培养学生的主人公意识，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公民意识”实践课，即使学生假期辛苦一点，也会有一定的风险，但这个项目不能断，因为这样的课程才是真正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真正为未来的社会培养主动服务社会的人才。在公益项目中，学生直面各种各样“不理想”的社会现状。
西方主流中的“精英教育”，主要是以英国的公学为主那种“精英教育”其实并不利于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的心智发展。这种精英教育是认同和加重阶层固化的：它是建立在英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及固化的基础上，是不利于阶层流动的教育模式，然而中国不是这样的语境，林校长认为中国虽然现在有“阶级固化”的说法，但实际上仍是一个较为开放流动的社会。
在这样的语境下，若照搬英国为代表的精英教育模式其实非常不利于学生日后踏入社会，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一个以高学费及家庭背景为入学重要条件的国际学校中，接触到的人与自己出身相似，所处的环境也是校方精心打造的，事实上这是某种与社会现状脱节分离的人工化的理想环境，是不接地气的，学生有一天离开学校了，突然发现，社会并不是自己原来所处的学校，有那么多不同于自己原来接触熟悉的人和事，学生难以适应现实和真实的世界。只有通过一个异质多元的学校，为学生搭建一个与真实社会相连的平台，让学生自主地去行走世界与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在其中成长，才是一个学校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给当地学生建的图书室
西外的学生们和当地学生一起学习、生活
结语：
在采访的最后，林校长还和我们分享了未来的一个小展望：在现在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AI、VR等科技不断更新的时代，学校也应该与时俱进，而具体的方法就是从教师的传统功能定位及教学模式的转型入手，利用互联网的扁平化的特点，搭建一个不同学校间师资共享平台，让更多的优秀教师在不同的学校开设工作坊，上自己的课程，也可以在网络教室上传自己的课程视频。让好的老师流动起来，好的课程在不同学校间得以共享，他甚至都为此想好了一个名字“教育创新工场”。最后，他将新书《兰花与情书》赠予我们并为我们写上寄语。此时，在我们采访地外面的西外国际部外教正带着学生有些焦急地等我们这些“不速之客”走后，准备开始排练新剧，他们背后的墙上，正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几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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