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龙:不要迷恋漂亮的成绩单,学校评价体系应该是多元的
连接改变教育
从批判学校的“减肥药广告”效应,到质疑家长的消费主义心态,从提出学生成绩单不应是唯一评价标准,到聚焦教育生态的构建,与钱志龙博士的对话勾勒出他对教育变革图景的展望,也隔空回应了最近关于双语学校和国际教育的热议。
采访 | 徐康乐、郭媛媛
编 | 王永倩
卸下了校长、网红、学霸这样的头衔,钱志龙现在自称独立教育学者。从钱校长变身为前校长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在世界各地访学,足迹覆盖了肯尼亚、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和以色列,也多次回到他曾长期学习和工作的美国。
除了“独立教育学者”这个中国不多见的称呼,钱志龙也是一名教育变革的呼吁者和探索者,在教育创新的道路中上下求索,无问西东。通过与他的对话,我们试图将这种探索的轮廓更清晰地勾勒出来。
钱志龙博士
独立教育学者、探月学院督学、惠灵顿(中国)理事、北京中国学中心董事
以下为采访实录:
Q=顶思
A=钱志龙
Q: 您认为什么是高质量的教育?
A: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希望借助西方的一些经验来改良中国的教育。在中国的这五年多的探索过程中,我经历了这样几个探索阶段。一开始是去到一个体制内的学校,结果遇到挫折,我所推崇的西方教育理念没法用也不让用,没有compatibility(适用性),就好像买了一个Windows的软件,在苹果电脑上打不开。第二个阶段是中国本土的双语国际学校,但是它有顾此失彼的嫌疑,孩子们刚从高考深渊中解脱出来,旋即又陷入了“洋高考”的泥潭。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在培德书院试图实现的一个中国教育者的自我回归,东方教育哲思的回归。我们希望培养的是一个来自中国的世界公民。培德从幼儿园开始走这条路,方向没有错,但是还没有到达那个临界点来向家长证明,这些孩子你们可以放心了。所以离开培德之后,我最大的一个关注点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如何来评判教育的好坏?我就带着这样一个问题出发了。
Q:在这个过程中,您是否有了更清晰的答案?
A:有些学校之所以招生好,家长求着进去,多多少少利用了广告效应,把个别孩子进了哈佛这件事进行大肆宣传,这是具有极大的误导性的。它给了家长们一种“减肥药”式的非理性期待。试问做减肥药广告的模特有多少是真正吃了这个减肥药而变瘦的?她们本来就是这样瘦才被选来拍广告的。
所以,学校把个别学生进了好大学这件事拿来做宣传,是不足以证明这个学校就是好学校的。而且这种“成王败寇”的逻辑太过时了,那其他那些没有上榜的学生怎么办?他们的成功应该如何定义?
在我的理解里,一个学校的成功,不是让一个考90分的孩子考95分,而是把一个原来不怎么爱读书的孩子变成一个自主自发去探索这个世界、探索自己内心的一个人。这才是最核心的东西。
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多元的标准去评价一个学校,因为学生本来就是多元的。有些学生不适合去考试,他的智慧和天分无法在试卷上出人头地,但他天生就是一个发明者,天生是一个画家,如果用分数来作为评价他的唯一标准,就像逼着齐白石去考高数一样,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现在的体制不允许这样的学生存在,因为即使在比较强调素质教育的国际学校里面,它最后还是以考试成败论英雄,没有几个学生真的能挺过这些压力。
家长们付了学费之后对学校是有期待的,而他们所期待的标准往往是被市场左右的,是被刚才那些的“假广告”左右的,因为除了这些,他们没有别的方式去验证学校的好坏。所以我才大声疾呼,我们现在就应该去创造这样一种“教育生态”。教育生态不光是一门考试、一个学校、一门课程的问题,它是一整个生态系统,提供让每一个生命都能生存下去,并且幸福地生存下去的一种可能,而不仅仅是那几个稀缺物种。
在正常的生态系统里,有参天大树也有无名小花,有食肉动物也有食草动物,但是如果最后都是用谁爬树爬的快来裁决每个动物的能力,这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生态。而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恶劣的生态,让所有的人都去比赛爬树,这就太糟糕了。
Q:您是否发现有什么学校达到或者接近了这样的状态?
A:对我来说最震撼的,或者说对我个人的影响最大的是尼泊尔。我看到了一所非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一个沙弥学校。这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
尼泊尔沙弥学院18罗汉(图片提供者:钱志龙)
所谓沙弥(samane),是指已受十戒,未受比丘具足戒的未满20岁出家男子。
沙弥学校的那些学生,老师不一定每天都在,但学生会自发地学习。而我们的学校,设想如果一天、甚至一节课老师不在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有他们自己照顾自己的能力,而且因为他们是跨龄的,大孩子照顾小孩子、小孩子向大孩子学习。 这就是华德福也提倡的混龄教育,在现代学校产生之前,中国几千年的私塾、书院教育都是混龄教育。
这些才是我们应该探索的教育最本质的东西,但却被我们所忽略了,取而代之的是年级平均分、班级平均分、年级排名、班级排名、全区排名、全市排名,这些跟教育的关系到底有多大,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小沙弥们每天花几个小时打坐,普通人谁能够每天坐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尤其是十一岁到十八岁的孩子。冥想是一种训练脑力、思维力的功课。这么重要的事我们没有做,我们只做听说读写,只做那些纸面上可以检测的东西。但不能检测、不容易检测不代表它不重要。我们经常提批判性思维,但批判性思维绝不是靠做题做出来的。
Q:您提到了尼泊尔、肯尼亚这些地方孩子的学习,其实反映了他们的一种生命状态,您觉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A:原因很多,但第一就是不考试。一旦把这根指挥棒撅断以后, 时间就空出来了。我们现在的学生有多少时间是花在应试上,多少时间花在素质教育上?这不是0或者1的问题,而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其实没有一所应试教育的学校会承认自己不注重素质教育,但只要没有落实到日程表里,就变成了横幅里的口号。
在一个没有考试的学校里,素质教育的比例就是100%。我们这边呢,最多5%到10%。即使那些创新学校,也只不过拿出来每周的一个下午来做创客、来玩STEAM。当然,在零起点的情况下,教育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我们要逐渐增加素质教育的比例,逐渐减少应试教育的成分。
我刚才批判的那种“考试”指的是总结性测评,它的功能很简单,为了淘汰、选拔甚至惩罚。这叫标准化测试,即所有人参加同一项考试,分出优良中差,然后呈现出正态分布的曲线图。
而形成性测评,提供的是反馈,是教学效果的检验,提出修正意见。不光针对学生也针对老师,一场考试下来如果有半数以上的学生都不及格,一定不是学生的问题,一定是老师的问题,要么是卷子太难,要么教的东西与考的东西不匹配,没有教会孩子举一反三。
Q:回到中国的环境,我们的孩子能做到那样吗?
A:那肯定不行。我刚才说的小沙弥们每天四点半起床,这学的是什么,是self-discipline(自律)。一开始让哪个孩子每天四点半起床肯定都是不容易的。但是一旦变成routine(日常规律),就说明他拥有了自律能力。我们现在没有这种自律,我们是被逼着学习。
现在如果学校说放假,每个孩子都会欢呼雀跃,而为什么沙弥学院的孩子不会这样呢?因为他们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大人、父母而学习。
Q:您提到与MTC(美国精熟成绩联盟)的发起人见面,这个由近百所美国顶尖私立高中组成的联盟提倡不打分、不评级,只是持续追踪、记录、评估学生8项能力,形成全新的素养成绩单(Mastery Tran-script)。您如何看待这个联盟的价值和影响?
A:毫不夸张的说,他们目前是一呼百应的状态,因为在美国真正的好学校已经忍SAT好久了,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浪费,因为学校也要花大量的时间让学生去准备这些考试。已经有很多数据证明学生在大学或者大学以后的表现,跟他们的SAT成绩不成正比。但是这样一套无效的标化考试我们按部就班的一用就用了几十年。
现在有些大学已经做出改变,不看任何标化成绩,直接通过面试筛选。这是顺应时代的,因为我们的既有的标化考试不足以让我们筛选出或者分类出不同天分的好学生。网络不发达的时代,没有视频面试的环节,录取过程多多少少就像Blind Date一样是“碰运气”。 学生不了解大学的样子,大学也不了解学生,学生眼里只有大学排名,招生官只看到了学生的标化分数。
现在通过科技、网络和人工智能,我们已经能够实现很多之前不敢想象的方法。哪怕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但即使有瑕疵的机器人面试也好过SAT的成绩。
Q:当大家都采用这种评估方式的时候,要求是不是也会“水涨船高”?
A:水涨船高的原因是水流不出去,因为只有这么一个考试。我们现在的制度,无论你是喜欢雕塑,还是喜欢数学,你想做西点,还是想当牙医,最后都是面对同一个考试,把力都憋在同一个地方。
我们应该让水从不同的方向流出去。而且是提前分流。这跟分科还不一样,不是等到高三选专业的时候才分流,而是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你不需要在最后的同一场考试中跟全班、全国的同学去争个高低上下,而是让他在高中四年都有的放矢地、持续地去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
MTC并没改写优胜劣汰的筛选规律,但是至少把一座独木桥变成了十个小池塘。为什么一个高考分数就能决定你只能读希伯来语,不能读英语系。这个是不合理的。通过对多元智能的研究和认可,我们可以逐步减轻专业歧视,职业歧视,那世界就会更加美好。不需要那么多人违背自己的内心的渴望去学不想学的东西,去做不喜欢做的事情。
Q:互联网时代的科技发展和就业环境的改变,给教育提出了什么挑战?
A:我们的安全感来自哪里?一个好大学,一份好工作。我们固步自封,只用大学排名和薪资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
而现在多元的、快速发展的社会正在重新洗牌所有的行业和岗位,并重建社会阶层金字塔。
我们通过那些旧的考试机制遴选出最顶尖的人才,好不容易把他们培养成拿着最高薪的律师、医师、会计师,却很可能成为下一批失业的人群,因为机器人已经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更精准。我们现在让孩子吃尽苦头,就为了去争取一个已经在被淘汰的岗位吗?
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的,应该是那些机器人不能在短时间内超越人类的能力,比如跟沟通、跟心灵有关的那些事情。教师这个行业很有意思,它既有可能是最快被淘汰的一群人,但也有可能是最后被淘汰的一群人,就看你怎么做。如果你是一个高三的物理老师,每天的任务就是带着孩子们刷题,那现在机器人已经做的比你更好;而如果你是一个小学艺术老师,你是一个用心灵去跟孩子沟通的老师,你发自内心的欣赏他,你告诉他你有多喜欢他画的这幅画,为什么喜欢。我觉得这个机器人暂时做不到。
Q:要给孩子更好的素质教育,说到底最重要的执行者就是老师,我们应该怎样去寻找和培养这样的老师?
A:对于那些负责刷题的老师,他们的职业倦怠我的态度是同情的,不是责备的。因为学生可能还没那么惨,至少他们每年会被推上不同的磨去磨不同的豆子,但一名每年带毕业班的高三物理老师,每一年、每一天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不更惨。
这一年里,我做了很多教师培训,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无力感。指挥棒不撅断,你让老师创新,去改善他的职业倦怠,时间从哪来?老师一边还要带着孩子去刷题去冲分数线,一边还要逼他们用周末的时间学创新,用课后的时间去搞创新,这也太不人道了吧!所以教育改革不能只强迫老师们去创新,要改变的是整个教育生态。
至于那些不想改变的老师,他们之前选择这个职业的初衷可能就是因为这份工作很稳定,挑战也不大,就是想用这个来养家糊口,以为把自己的应试能力传授给学生就万事大吉了。那可能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个坏消息,他们被社会淘汰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为游戏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要用对待企业人才一样的培训手段、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来重建教师的生态,而不是做多做少都拿一个死工资。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教学水平高的老师就是应该得到更丰厚的回报。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吸引一群有创新精神的人来加入教师团队。
Q:这样的体系固然很好,但是是否会扩大教育差距,增加教育不平等?
A:这就跟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同一个道理,大锅饭时代,公平的很,但是大家都是Equally Poor公平的一样穷。现在的教育就是这样子,大家equally sad,equally tired,equally hopeless,所以没办法,肯定要让一部分人先解放出来。
但是第一批被解放的人并不一定是富人,而是有未来思维和勇气的人。很多有钱人现在还是在排队买学区房,挤破头还是要进应试名校,而我深度参与的探月学院,第一年招生,还没有任何盈利的情况下,就向不愿意向体制内教育妥协但无力支付高额学费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哈佛也是,毫无疑问它是学费最贵的大学,但它同时也是奖学金最丰厚的大学。有良心的好学校即使学费高昂,也流淌着教育公平的血液,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件事分开来说。
Q:在您眼中,什么是成功的教育创新?
A:教育创新的这个“新”字是值得玩味的。它绝不仅仅是iPhone又出了一个新款的那个新,我所理解的“新”包含两层意思,既新且旧。
一方面,用新的手段、新的格局、新的工具去辅助教育的实施过程,比如双师教学、人机互动,这些都需要新的科技才有可能发生;但同时它又是在回归本质,回归到一百五十年前,现代学校出现之前。教育本来就是件更接近农业的事情,那我们就应该从迎合工业革命时代需求的工业式的教育回到农耕时代那种更关注自然,更关注天性,更关注生命质量的态度和方法。
就像我去尼泊尔、肯尼亚,正因为他们没有工业,没有高科技,反而更容易拨开干扰看到本质,反倒给我们更多的启发。所谓的“新”,不一定是要找到十个令人眼前一亮的东西,而是敢于回归忠于本质的“旧”的东西。
Q:经历了一年多的考查和梳理,下一步您希望怎么推进您所主张的教育创新?
A:在中国,做独立教育学者,比我想象的难,因为很多人还不习惯为知识、为经验买单这件事。但也比我想象的有趣,因为我不光能接触到教育圈内的人,还可以接触到教育圈外的人。而如果我们想重建教育生态,靠教育圈内的资源和智慧肯定是不够的,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推动教育创新。
我现在很享受这种能够探出头来看看教育圈内外、中国内外的教育创新项目,我也很乐意以“呼吁家”的身份,把新鲜的空气和血液带到教育现场来。同时,我也会深度支持、参与以探月学院为代表的创新型学校的探索实践。
探月学院:Let's shoot for the moon
探月学院致力于培养内心充盈的个体,积极行动的未来公民。这是一所未来高中的中国版探索:通过项目式学习、深度学习和个性化学习模块构建课程;联结并整合优质的社会资源,为“社会化学习”提供顶尖企业的实习机会和不同项目体验;汇聚全球、全行业的顶级人才在这里成为学生的授课老师、导师、教练、伙伴;打造位于城市核心的联合办公式校区,并与周边资源形成友好互补;独立研发的IT系统连接全球最优质的学习资源,并建立新型评估系统。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探月学院举行了第二期招生说明会,钱志龙博士的两本新书《熊掌和鱼2——国际教育的门里门外》以及《鲑去来——我的美国留学往事》,也顺利成功众筹。
2018年5月26-27日,钱志龙博士将出席在北京举行的TIDE国际教师发展大会,并就学校该如何保护并拓展孩子的创造力等相关议题与大家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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