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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3年9月2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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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极个别时候,中国人恨美国人,总会令自己获得一种安全感。对美国说句狠 话,立刻发现,谁都不能把你怎么样了。 当然,也可以恨日本人,国恨又家仇。但是日本的代表性意义要少许多。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旗帜性”国度,对美国的态度可以拿来当立场使。打个比方,恨日本是地方粮票,而恨美国则是全国通用粮票。 恨美国,安全感是双重的,内部安全,外部也安全。美国有个特点,你恨它,它未见得恨你。这与其历史有关。一般说,历史短的国家,没有王权积淀,大多仇恨神经发育不全,这会导致集体性大脑缺氧,你对它的恨,在它那里常常激不起反应。 相反,还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它会去研究,为毛呢?我这人揍性差,还是长得招人恨? 那年,朗朗受邀到白宫演出,用钢琴弹奏一曲《我的祖国》。美国人听得很陶醉。不是美国人都不知道电影《上甘岭》,对他们来说,琴键又不能当子弹飞出去。就算真的被打中,那不也是音乐的魅力,幸福的子弹吗?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人对美国很另眼相看,他们称这个国家是“美丽的国家”。 中国人也有意思,“美”是汉字中再好不过的字,可偏偏给了这样一个国家。谈美,中国人会想到李白的诗和洛阳牡丹,但是谈美国,姥姥!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恶,或者狼,譬如,打败美帝野心狼。 在《我爱我家》里,老傅听说女儿小凡要赴美留学,老革命当时就蹿了:什么?美国是什么好地方?杀人放火,卖淫嫖娼嘛! 其实都知道,这四十年来,中国人当中有才华者,有财富者,有路子者,选择深入外国群众时,美国居委会必是首选。儿女正当好年华,马上就奔内华达。年轻力壮的小伙去美国,花枝招展的姑娘也没闲着。 想想傅老的忠告,其实挺悬的,因为前者有加入黑帮的可能,后者有坠入风尘的危险,沦为洛杉矶或旧金山的赛金花也未可知。 美国人干了多少坏事,用心有多险恶,可以从《别了,司徒雷登》中去找。文中的司徒被写得很可怜。旁人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司徒正相反,他是先可恨,后可怜。 因为这篇文章,很多人脑子里多少年都有这样一幅画面:解放军进城了,司徒躲在窗帘后面唉声叹气,想看又不敢看,不敢看还非得看,总之,那股劲儿跟办春晚似的,难拿得很。 其实,司徒雷登也是半个中国娃,出生于杭州,求学于美国,工作于中国,去世于美国,安葬于中国。司徒这辈子最郁闷的,就是不知道喊“祖国啊,母亲”时,到底该说杭州话,还是该说英语,中国,美国,手心手背,他该挑起哪头呢? 司徒被美国父母生在中国,所以,他的身世清楚。可是有的中国孩子,身世成谜,他们被中国父母生在中国,撇在中国,最后被美国父母带到美国,长于美国,学于美国。他们和司徒的路线图完全不同。 司徒没有不幸,他只是被中国的领袖嘲讽了,而那些随美国养父母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却是被中国爹妈遗弃在祖国土地上。 这些中国孩子长大后,如果听到《我的祖国》,会想到哪个呢?如果他们落泪了,是为祖国的强盛而落泪,还是为自己的不幸身世而落泪?
世上最悲催的事情之一,就是找得到祖国,却找不到亲生母亲。现实中,这样的悲催并不少,反司徒之道而行的中国弃婴,都是这样的例子。 索菲今年18岁,在18年里,她在中国生活了11个月,在美国生活了17年。她是一个有着中国面孔的美国女孩,她是罗宾·利夫女士的女儿。 2001年8月4日拂晓时分,在宜兴的一座桥上,一个路人听到婴儿的哭泣声。路人在女婴的毛衣上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日期,显示女婴已经7周大了。9个月后,到中国办理收养的利夫女士见到了女婴。她们成了母女,女婴成为美国孩子,利夫女士为她取名索菲。 3岁时,索菲惊讶地得知,自己不是母亲所生。4岁时,她问利夫女士,我是从什么人身上造出来的?5岁时,她又问,她为什么要把我送走?她不喜欢我吗?妈妈,你认识她吗?我们可以给她打电话吗? 利夫女士抚养了索菲,但是,听着女儿的问话,她很心痛,她知道,虽然女儿是她的全部,但是世界上只有两个人能够说,索菲是他们的骨肉。多年前的那个纸条还在吗?除了日期,还能有索菲亲生父母的信息吗? 随着索菲长大,利夫女士觉得无法再等。收养索菲那年,她已经50岁了。她知道,自己会在女儿生命的某个时刻离开,而那一天对索菲来说太早了。于是,2012冬,利夫女士带着11岁的索菲启程前往中国。
到达宜兴后,她们的第一站是当年路人听到女儿啼哭的那座桥。出乎利夫女士意料的是,她想象中的中国古画里常见的优美的月牙桥,实际上只是架在污浊运河上的一大块混凝土板。 尽管如此,利夫女士还是激动不已。她说:“当我们过桥的时候,我真想拜倒在幸运女神的脚下,感谢她在我几乎放弃做母亲的念头时,把这个孩子赐给我。” 利夫女士强忍泪水,女儿脸上却阴云密布。“妈妈,这太无聊了。”索菲哽咽着说。利夫女士什么也没说,只把女儿紧紧拥在怀里。 在收养索菲的孤儿院,利夫女士找到了当年女儿的资料。更让她欣喜的是,当年写着女儿出生日期的那个纸条也在。只是,那上面除了出生日期,什么也没有。 利夫女士把纸条递给索菲,女儿只看了一眼,就把纸条还给妈妈。利夫女士看着纸条上已经褪色的字迹,泪如雨下,对着纸条,她拍下一张又一张照片。 在返程的车上,女儿问她:“纸条上什么都没写,我们为什么还要来?” 是啊,单程7000英里,就为了看一眼那张纸条吗?利夫女士知道,为了女儿幼年时的疑问,她太想知道那两个和那张纸条有关的人。但是,渐渐长大的女儿似乎已经不太关心。她长成了美国女孩,成为妈妈的乖乖女。 尽管如此,利夫女士有时仍然会想,女儿的生身父母是谁,他们在哪里?“毕竟,这也是他们的故事,只不过不为我们所知,只存在于潦草写就的片段,在一张小纸片上留下的寥寥数笔。” 在美国,像索菲这样孩子有很多,他们中有些人还有残疾。去美国的中国人,几乎都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移民,留学,做生意。而像利夫女士这样的美国养父母,他们当年到中国,只是为了领养一个没有父母的弃婴。
从索菲被放置在那座石板桥上到现在,只有短短18年,她的身世便已经模糊,无从可查。那么,历史呢? 在距离宜兴1800公里的重庆,有一座歌乐山,那里曾有一个“中美合作所”。看过歌剧《江姐》的人,或许还记得徐鹏飞那声咬牙七尺的吼叫:“江雪琴,这是中美合作所,歌乐山前黑铁牢,美式刑罚48套,渣滓洞白骨比天高!” 于是,中美合作所成了美国帮助国民党残害共产党人的铁证。读过小说《红岩》的人,看过歌剧《江姐》和电影《在烈火中永生》的人,无不对美国佬切齿痛恨。 实际上,中美合作所是抗战时期中美联合建立的情报机构。1943年4月15日成立,总部设在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下的杨家山,主任为戴笠,副主任为梅勒斯,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第一条就写道:“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
据史料记载,中美合作所建立的165座气象台、通讯电台、观测哨等,为作战提供大量气象信息,对美军在太平洋上取得对日夺岛作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的使命正式宣告结束。美方人员分批回国,所内军统人员回军统局报到,下辖情报站均停止活动。至1946年7月至8月间,所有手续办理完毕。 曾经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战斗过的美国军人,很珍惜那段历史,他们还为此建了一个网站,首页上写着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缩写SACO,下面的注释是:“中美合作所,美国海军,中国战区老兵”。 在历史介绍中,他们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压倒性军事胜利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只有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基于自然和基本的友谊基础上才能完成。” 当然,后来对中美合作所的声讨令老兵们始料不及,也是他们所无法阻挡的。在抗美援朝爆发两个月后,《人民画报》在第12期上刊登一组图文,标题为《美蒋匪特屠杀中国人民的铁证》,文章写道:“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中美合作所’专事监禁与屠杀献身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者、要求民主的学生与爱国的进步人士……是一个举世罕见、骇人听闻的人间魔窟。” 当年声讨“中美合作所”的材料,“详实”而有力,而在宜兴的石板桥上,别在小索菲毛衣上那张纸条却是字迹寥寥。没有的有了,该有的,却找不到了。 不过,利夫女士还是感到满足。当她回忆起7年前的中国之行时,索菲正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肩头披着一缕长发。她刚刚结束田径训练,两个膝盖上绑着冰袋。她想请妈妈给她按摩一下脚。 “如今,这是她唯一邀请我与她身体接触的方式。我当然愿意效劳。我揉捏着她柔软的脚底,注意到她的脚趾甲,洁白无瑕。” 对利夫女士来说,这是身为母亲的幸福。而这幸福,毫无疑问,是从18年前宜兴的那座石板桥开始的。
与被收养的弃婴相比,我们的孩子是多么可怜
被遗弃华裔双胞胎分别被领养,10年后团聚场面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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