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光｜刘同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再出发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世界性大暴发使西方现代性叙事出现了“断裂”，暴露了西方叙事模式在理论上的虚伪性和实践上的局限性，为推动中国在今后把握好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

疫情是一种原始的悲剧性存在，先天带有不可忽视的破坏性力量；在疫情的影响下，世界局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全球治理等不可避免地遭受巨大冲击，疫情过后也不会“涛声依旧”。

基于现实视角审视多重叠加影响下的资本主义大国，其相对混乱的社会整体现状、滞后的疫情防控机制、妥协消极的处理方式，无不昭示着西式现代化的“神话”地位正受到严峻的威胁，疫情暴发的力量正在将资本主义大国“神话”般的叙事面纱扯裂、撕碎。

基于理论视角对西方国家应对疫情的诸多手段加以理性化的剖析，能够明确西方叙事模式内含的工具理性在调控社会时的力不从心和突出弊端，暴露了号称“博爱”“人道”“平等”等价值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虚伪特质。

长期以来，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俨然成为一种“主流模式”，任何关于现代化的叙事都被置于西方的叙事模式之下而予以评判，后发现代化国家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都必须诉诸西方的标准加以检验，即使为自身道路合法性的辩护也会视为对西方叙事模式的质疑，不仅没有突破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固有窠臼，反而助长了西方叙事模式的权威性。

       应该看到，疫情带来的持续创伤性、震荡性后果必将营造世界发展的“新常态”，中国与世界关系再出发的背景正是寓于这一“新常态”之中。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再出发”阶段的事实，能够为我们打破西方话语权的主导地位，重置话语权、提升话语权提供机遇和资本。

要当好中国故事的叙事者，让中国影响世界。要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主动强调中国抗疫工作对世界的贡献，而非单纯、被动地回应西方的“污名化策略”，要主动强调中国治理模式在抗击疫情中所取得的显著成效。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警惕一种现象，即充满偏见地对待世界，正如列宁铿锵而富有思辨性的名言：“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要成为理论创新的推动者，让中国引领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带来了冲击，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创设出一套新的叙事原则、叙事方式。要从“拿来主义”到“中国贡献”，从“理论辩护”到“理论引领”，从“舌尖上的中国”到“理论上的中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视角来看，我们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不仅要着眼于中国的实践与矛盾的特殊性，还要着眼于“中国走向世界”的趋势，将特殊转化为一般，个性转化为共性，研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超越性，创造出走向世界的中国理论。

要做好世界秩序的维护者，让中国改变世界。这种“维护”当然不是一成不变地接受现有的世界格局，更不是要“接管世界”，而是要顺势而为，改革和补充现成国际秩序，在维护世界整体和平稳定的状态下建立更加包容多元、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要以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影响人类历史格局的走向，为人类世界的发展书写新篇章。

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总体来看，发展合作是主流，中国处于上升期，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是空前的。疫情之后历史不会终结，而会开启新的起点。在新的起点上，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再出发”的问题将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

本文作者

刘同舫，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此文原刊于《新华日报》2020年7月7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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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新华日报》

本文编辑：新闻中心  谢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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