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加信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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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漫谈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
（正文约2450字，预计阅读时间8分钟）
近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引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研究报告以及爱德曼公司的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中享有的支持率和满意度超过93%，中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度高达95%，在受访国中排名第一，而美国只有48%，倒数第二。
这些数据反映的问题可大可小，往小了说，是政府有没有讨好民众，老百姓高不高兴的问题。往大了说，反映的则是政治合法性问题。
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这可以通过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可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
纠结于这组数据的具体数额可能意义不大，政府的所作所为虽然不可能让所有民众都满意，但至少应该让大多数人满意。
正如1949年中共中央即将从西柏坡进驻北平之际两位领导人的评论，毛泽东将其形容为“进京赶考”，周恩来回应道：“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政府如何取信于民
在探求政府如何获得民众信任之前，不如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政府为何要获得民众信任？
中国古代先贤其实给过一个精辟的回答：“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以此劝诫统治者体恤百姓，施行仁政。
美国《独立宣言》中写道：“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把政府看作保障人们自然权利的工具。
马克思·韦伯在考察人类历史上已有的政治秩序后，给政治合法性有过一个经典的划分，他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划分为三类：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和法理型。
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单纯属于某一模式的国家或政府，往往是一种混合模式。
偏向于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的政府在当今世界更不多见，大多数国家都可以划为法理型。一般来讲，在法理型国家中，民众服从的是制度和法律，而不是某一风俗传统亦或个人。
任何一国政府都想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民众也无不想安居乐业。在现实中，政府若要得到民众的支持，一般要具备以下五个基础：
第一，程序合理。好的规则和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权威，比如民众通过透明的民主制度，将自身的愿望和诉求传达给政府，政府反过来通过一些手段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再比如“依法治国”，形成公正、法制的社会。
第二，公共供给。民众在给政府纳税之后，政府需要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而提供物品和服务的质量就会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当美国民众津津乐道于本国的高速公路和机场时，他们没有看到今天中国日新月异的基础设施。
第三，共同的政治文化。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在长久的历史中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而地域、民族、阶层等因素使得他们之间在政治观念上形成差异，而政府能够多大程度上引导民众凝聚起共同的价值和理念，将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支持。
第四，政治中立。政府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要保持一个中立者的角色，假如说政府在制度和政策上总是偏向某一群体，则只会得到部分民众的支持和信任，而其他民众势必将起来反抗这一政府。
第五，共同商讨。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广泛听取和吸纳不同社会团体、利益集团的意见和建议将有助于扩大政府的代表性，也能体现政府的中立性。
政府可能无法同时完美地满足上述各项，另外，不同国家的国情和政治制度可能对政府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也有不同的影响。但一般来说，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多多少少都要考虑到上述因素，如此才更有可能获得民众的支持。
概念归概念，我们关照一下现实，此次疫情的突然来袭对各国政府又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就拿中美两个国家来对比一下，看看两国政府是如何“答卷”的。
疫情下中美两国政府的表现
政府最基本的职能是要保障公民的生命，美国新冠肺炎感染人数为全球之首，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美国政府到现在都没能拿出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在感染人数面前，中美两国政府的应对水平高下立判。
但仅仅比较中美防控疫情的差距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挖掘中美两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差异如何影响了各自的国内局势。
目前，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浪潮丝毫不见消退之意，美国种族主义的遗毒根除不尽，种族矛盾本身就长期影响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种族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在资源分配、人事任命等多个方面存在。
警察的暴力执法又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警察作为暴力统治工具的本质完完全全被展现在美国民众面前。
即使作为个体的警察同情抗议者，可维护秩序的职能要求以及暴力传统使得美国警察几乎枪不离手，动辄拳脚相加。这种对立短期之内根本不可能弥合。
政治极化使美国政府本就不高的民众满意度雪上加霜，两党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只留给中间派逼仄的生存空间。
“否决政治”使政府畸形运作，两党只顾维护本党的立场，而不顾民众的实际感受。政治极化撕裂了美国政治，继而使民众内部的凝聚力被严重削弱。
如果一个政府只是把自己当做政党利益的延伸，那政府的中立性该从何谈起呢？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面前，美国政治的传统也给政府拖了后腿。无处不在的权力制衡，使政府无法完全施展拳脚应对危机。
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只要稍有越权，便能引来若干批评和指责，抗疫不力有时还真不能让特朗普一个人背锅。
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美国疫情“按下葫芦浮起瓢”，而危机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此一来，美国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不高也就不足为奇了。
反观中国，中国的制度的优势在危机下得到了充分显现，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举全国之力，快速有效调动全国资源和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说到“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是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可以说，民众基于对政府的信任才能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而攻克时艰的努力反过来又强化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
结语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什么是好的政府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在批评美国政府的时候也要看到美国政治制度有其超越时代的先进性，我们要分清美国民众反对的是一届政府还是整个政治制度。
在政治极化的美国，涉及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很难推行，选举政治决定一切、个人主义至上、多元文化对集体共识的消解等其他政治弊病也在不断腐蚀政治合法性的根基。
美国政府是否在维护“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宣言，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对我们来说，美国的问题更要引以为鉴，躬身自省。信任建立很难，毁掉却很容易。政府与民众的鱼水关系更不是理所当然的，想要做到“上下同欲，所向无前”，除了政府要始终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幸福”之外，民众的参与、理性、克制和警醒也至关重要。
作者：顾锦东，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文字编辑：李晓宇
图片编辑：李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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