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的故事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74年前，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各个战场上迫切需要更多的军政干部充实到军队中去。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决定在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五个战略区建立军政大学。1948年5月，华北军政大学（简称华北军大）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我党我军当时办学规模最大的军政学府。当时在华北军大学习的台湾队学员和教员，他们心系家乡父老，肩负职责使命，用青春和热血书写了生命的赞歌。
华北军政大学的创建
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飞速发展，正面战场即将迎来更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全国解放已成定局，当前的战争和未来的国家建设都需要大批的优秀人才。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提议，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同时提出创办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完成赞同。
1948年3月底，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毛泽东告诉叶剑英：今后战争的规模将越打越大，我们的干部缺少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需要重新学习。中央拟在华北办一所军政大学，想让你去当校长兼政委，你看怎样？叶剑英表示服从组织安排。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城南庄会议决定，发出了《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通知要求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并成立华北中央局、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等机构，委托华北局创办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
华北军政大学石刻校匾
为了工作方便，中共中央决定叶剑英兼任华北局委员,按照办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办法，将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步兵学校和晋冀鲁豫军政大学、陆军中学、青年教导团5个单位合并组建成华北军政大学，校本部驻在石家庄获鹿县南新城村，管辖周围的陈庄、西兵营、南兵营等多个教学点。
1948年5月23日，叶剑英来到南新城村，华北军大的筹建工作由此拉开序幕。6月11日，华北军大在南新城村西的树林里召开了连以上800多人参加的大会。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正式宣布军大成立和人员任职命令。叶剑英任华北军大校长兼政委、萧克任副校长、朱良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学校下设政治、教育、校务三个部和校办公室，大部下面设二级部及处或科，校领导和三大机关直接领导各学员大队。
针对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经历各不相同的情况，华北军大对全校学员进行考核和分科编队。全校学员编成八个大队和三个直属队。八个大队分别是：一个团级干部大队，两个营级干部大队，一个政治干部大队，一个青年大队，一个参谋大队，一个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三个直属队：台湾队、华南队及高干队。
1948年7月1日，朱德等在华北军大开学典礼上阅兵
1948年7月1日下午5点半，华北军大隆重举行庆祝“七一”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及华北、华东、中原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代表出席大会。朱德总司令在叶剑英、萧克、朱良才的陪同下，乘坐吉普车检阅了步兵方队和坦克车队。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华北军大的成立表示慰问和祝贺，他指出：华北军政大学是在继承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传统基础上，适应解放战线形势的需要而创办起来的，任重而道远。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学校办好，为人民立功。
在华北军大的台湾队学员和教员
为解放台湾准备干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中抽调一批台籍战士到华北军大台湾队培养。1947年5月，在刘邓大军六纵队17旅51团的田富达和其他160多位台籍战士经过选拨，被送往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台湾队学习，后到华北军大台湾队学习。据田富达回忆：
我们打下汤阴以后，准备过黄河，部队下令让我们台湾省籍的战士集中，要送我们到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去学习。并不是所有的台湾人都去，个别有技术的，像炮兵、会开车的，前线有需要，他们就跟着南下了。当时我们感动得都哭了。离开战友撤离前线，我们还真有些不舍。那时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中央3月发表社论，传达到前线已经是5月了。传达文件的同时告诉我们要去军大学习，所以大家都很感动。晋冀鲁豫军大是刘邓部队的，当时在邢台地区的南固县，后来刘邓部队过黄河南下，把我们送到了华北军大。军大离运河很近，我们在军大学文化，学时事，开始主要是阶级教育，为了配合土地改革。正好刚颁布新的土地改革法，我们也学习。那时我普通话水平不太好，慢慢听，慢慢提高。
上图为部分台湾进步青年参加华北军大前在北京合影
下图为1949年，华北军大黑板报上的台湾队立功模范的部分名单
1948年1月，台湾青年林东海和周明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之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他们经海路绕过国民党的封锁线，经由韩国仁川到达胶东解放区。10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介绍，一起到石家庄华北军大台湾队学习。
叶剑英得知林东海和周明报到后，专门接见了他们，并与他俩共进晚餐。林东海将自己的家庭出身和参加革命的感想进行了汇报。叶剑英鼓励他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虽然出身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但毅然参加革命，说明你的决心很大，共产党欢迎更多像你这样的台湾青年参加革命队伍。你要好好学习，当个好军人。”叶剑英的殷切关怀和期望，使林东海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在华北军大，林东海认真学习，刻苦锻炼，各项成绩名列前茅。1949年3月1日，是林东海难忘的日子，这天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配合解放台湾工作，台盟积极推荐台湾青年到华北军大参军学习。1949年10月，从台湾脱险而来的郑鸿溪、朱实、郑励志等台湾青年在台盟的介绍下来到华北军大长辛店分校。他们憧憬着不久将会随着解放军解放台湾，再次回到家乡。
1950年，谢雪红（前排中）与在华北军大学习的郑励志（二排左二）、朱实（后排左三）等台籍学员合影。
多年后，受到台盟总部主席谢雪红热情接待的郑励志，这样回忆道：“到了台盟，接待我的是郭炤烈同志(当时任台盟华北总支部副主委)。当他知道了我的来意，随即把我引见给正在该处办公的谢雪红主席和杨克煌秘书长。当时谢雪红主席身着人民装，和蔼可亲，她让我坐下来，询问来到大陆的经过。我答以在台湾，在香港，大学都读不成，希望在北京能实现读大学的愿望。她说，“你的愿望是好的，可是现在正规的大学早已开学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台湾，最近从台湾来了好多位年轻人，我们都介绍他们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你也去那里吧，让我们一起打回老家去”。我欣然接受她的建议。她又告诉我说，‘后天我们一起走吧’”。
1949年10月16日上午，郑励志随谢雪红、杨克煌、林铿生等一行五、六人分乘两辆小车，赴华北军大长辛店分校。行至卢沟桥时，谢雪红叫大家下车。当他们面对宛平城的残壁断垣，滔滔东去的永定河水，特别是桥石栏上的几百尊精刻石狮，不禁心潮起伏。谢雪红显得特别激动，她抚摸着石狮反复地说，这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近中午时，他们到达长辛店槐树岭。午饭后，郑励志告别了谢雪红一行，独自到军大第一总队接受入学考试，并被录取。第二天，他带着行李到华北军大报到，行前向谢雪红辞行。谢雪红一再叮嘱他：要学好本领，打回老家去。
谢雪红等台盟领导十分关心台湾队学员的学习和生活，常常写信给他们。她在信中写道：“听说，你们成立研究小组，我是很赞成的。可是，我希望要着重学习把握各种政策，取得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平常考虑各项政策应如何在台湾实行，研究具体办法，这是最重要的。”当得知台湾队有些同志身体很差时，谢雪红谆谆告诫他们：“我特希望你们应该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因为如身体不好，任何事情都不会做出来，将来的工作必然的时时刻刻都要忙，都要很紧张，所以需要强壮的体力才能执行。以这样说，你们不要以为照顾自己的身体是一种“个人主义”，绝不是的，你们的身体已经不是你们自己的，应该要好好的照顾。”
台湾队成立以后，学员们开始接受正规教育。虽然他们平日里刻苦努力学习，但由于大部分学员的汉语水平和自身的文化程度差异很大，不少学员听起课来非常吃力，收获甚微。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叶剑英专门致函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借调台籍干部杨诚同志去华北军大担任台湾队政委，主持台湾队的培训工作。杨诚来了以后，按学员文化程度分班，因材施教。选聘会讲闽南语的教师来队授课，提高学员听课效果。当时的台籍教员有文英、冯志坚、林云、朱天顺等，他们和学员们交流起来没有语言障碍，很多疑惑通过师生交流迎刃而解。
叶剑英等校领导对杨诚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在其鉴定材料中写道：“杨诚同志在军大帮忙数月，为台湾队搞好今后的学习创造许多有利条件，建立了初步基础，我们深为感激”。田富达回忆起当年的学习情景时，深情地说：“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杨政委在台湾队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但他对台湾队的建设、对台籍干部的培训，花费了不少心血，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
新中国成立前夕，谢雪红和杨克煌专程赶到石家庄看望全体台湾队学员，同时找台湾队副队长廖先景和指导员张省吾商量，说是台湾队学习快要结业了，大家就要奔赴新的战斗岗位，是否要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时，派几位代表去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献锦旗、表决心。“这个主意好！”廖先景和张省吾一听真要跳起来了，连声说好。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台盟盟员林东海（右二）、林云（左二）与战友陈增坤（左一）、廖先景（右三）、郑森洲（右一）等代表华北军大台湾队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表达“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
经过商量，林东海、林云、陈增坤、廖先景、郑森洲等战友被推选为台湾队的代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上献旗。当他们走进会场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廖先景和战友们激动地走上主席台，把一面绣有“愿在你的领导下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设而奋斗”的锦旗献给毛主席、朱总司令。
廖先景动情地回忆道：“毛主席要我转达他对台湾队全体同志的亲切问候，勉励我们要努力学习、练好本领为解放台湾、解放全中国做贡献。在主席台上的其他中央领导周恩来、刘少奇等都与我们一一亲切握手问候。当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做梦也想不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时期被强征去当兵受尽折磨死里逃生，台湾光复后又被国民党军队骗去当兵再被送来大陆参加打内战的我，竟然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共产党员，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也是台湾队全体同志、台湾人民的光荣。可惜由于我们的心情过于激动，竟把战友们委托我在见到毛主席时代大家问候的话忘得一干二净。”随后林云代表台湾队学员向大会宣读了“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书。
台湾队学员献旗结束后，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田富达、林铿生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台盟代表，纷纷跑过去与他们亲切握手。李伟光回忆道：“这不仅是几位参加政协代表或台湾队同志们的光荣，更是650万全体台胞的光荣。”
见证新中国诞生
1949年6月，台盟作为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代表名额5人，候补代表1人。其中5个代表中要有一位台湾高山族。据田富达回忆：“汉族的同志好办，有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但是高山族的代表需要寻找。谢雪红提出战争时代有不少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在部队里，只不过太分散了。她先跟华东局谈，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这时，中央统战部提出，华北军大有一个台湾队，里面有一个台湾少数民族班，是不是可以从那里找找看。这样就委托华北军大找到了我们台湾少数民族班。班里一讨论，大家都推选我。我说我不行啊，因为有几个比我先入党的，还有一个是副区队长，是阿美人，我听说他的水平高，曾经在华东行政委员会民政部工作过，但是最后还是定了由我去当这个代表。”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台盟代表合影。左起：田富达、杨克煌、谢雪红、李伟光、王天强、林铿生（候补）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田富达、林铿生（候补代表）作为台盟代表出席了会议。9月22日，会议通过主席团提议设立6个分组委员会，田富达在宣言起草委员会。9月27日，台盟代表田富达在大会会发言，他说：“我是参加政协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单位中的少数民族——高山族人民的代表。在这个会议中能有人口仅三十万左右的高山族人民自己的代表参加，使我极感到从来未有过的无限的兴奋与光荣！”
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田富达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其他政协代表从东侧登上天安门城楼。当天，华北军大台湾队学员从石家庄乘火车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他们站立在金水桥畔东面的华表前观礼，不论是观看天安门城楼，还是观看游行队伍都是最佳位置。台湾队学员王宏回忆道：“这一天，我第一次远远地望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心情激动得久久不能平息。之后，台湾队前往北京郊区长辛店的华北军大分校。11月，朱德总司令来出席台湾队的毕业典礼并与大家合影。我们拿到的是一寸黑白照片，至今我仍然珍藏着。”
朱总司令勉励他们打回台湾去
1949年11月1日，谢雪红等陪同朱德出席华北军大台湾队毕业典礼并合影
1949年11月1日，华北军大台湾队在长辛店举行毕业典礼。谢雪红、林铿生、杨诚等陪同朱德看望台湾队学员。朱德讲道：“台湾队的同学毕业后，要打回台湾去，这是同学们的希望，也是同学们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要解放中国所有的领土，包括台湾在内，大家必须明确台湾永远是中国人民的。”那时天气已冷，朱总司令勉励的话语却温暖了他们的心。
谢雪红接着指出：“目前的台湾，由于反动派还在那里作最后的挣扎，施行残暴统治，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台湾人民都在迫切的期待你们赶快打到台湾去，解放你们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和你们的朋友们。”林铿生讲道：“中央人民政府首长们对台湾的解放如此关心，我代表台湾人民向中央人民政府致敬。同学们在军大的培养下，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各位同学们的收获，要把这带到台湾去！”林裕彰代表学员表示：“我们要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完成艰巨而伟大的进军任务。以解放蒋匪最后基地台湾，粉碎美帝的侵略阴谋！”大会在热烈的口号声中散会。1950年5月18日，在华北军大毕业的台盟盟员
华北军大台湾队学员毕业后，纷纷南下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为解放台湾做准备。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致使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停止。他们有的投身抗美援朝运动，有的转业到台盟工作，并逐渐成为对台工作的骨干，为祖国统一大业奋斗了一生。文图：台盟中央宣传部 郭海南编辑：萌小宣往期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