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秘“时代论”思想源起
“时代论”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当时,宗教改革家们一致持守无千禧年主义(Amillennialism)末世论立场,而激进主义者重洗派分子(Anabaptist)却鼓吹一种被称为“千禧年主义”(chiliasm)的新奇思想,这一思想便是后来“时代论”(或称“时代主义”,英文:Dispensationalism)的主要灵感来源。
路德宗教会在1530年的《奥格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第17条中正式拒绝了当时重洗派宣称的“世界末日时耶稣基督再临作王一千年”的“千禧年主义”(chiliasm)思想:“我们定罪重洗派散布的犹太教观点,即认为死人复活前,信徒将占领这世界的国度,且恶者四处被压制”。
瑞士的宗教改革家布林格牧师(Heinrich Bullinger)在为改革宗教会所写的《第二瑞士信条》(Second Helvetic Confession)(1566年)中也明确:“我们也拒绝那犹太教的迷梦,即认为最后审判前在地上还有一千年的黄金时代”。
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
安立甘教会也曾在最初的《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1553年)中正式反对“千禧年主义”,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称“千禧年主义”为“犹太教的虚谎迷梦”。
约翰·加尔文牧师在《基督教要义》中称“千禧年主义”思想为“幼稚的虚谎”,且“根本不值一驳”。
值得注意的是,那位臭名昭著的反对三位一体和婴儿洗礼教义的塞尔维特也宣讲“千禧年主义”思想。(有关神学家塞尔维特公然散布异端搅扰教会,而被政府逮捕并被合法惩戒的来龙去脉,可阅读此文:加尔文烧死了塞尔维特?)
在对圣经预言的解读方法上,宗教改革家们几乎一致使用历史主义(Historicism),包括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托马斯·克兰默和约翰·诺克斯,他们认明罗马教皇为“敌基督”。一位名叫里韦拉(Ribera)的西班牙天主教耶稣会神学家为洗白罗马教皇的“敌基督”身份,而发明出了另一种解读方法来与更正教神学进行对峙,称为——未来主义(Futurism)。
19世纪开始,天主教发明的这一解经方法在约翰·达秘的推动下再度受到吹捧和欢迎。达秘甚至被称为“现代未来主义之父”。达秘将16世纪重洗派的“千禧年主义”思想与天主教的未来主义解经法相结合,发明出了我们现在所知的“时代论前千禧年主义”(Dispensational Premillennialism)思想。
比较各种“千禧年”教导
自从约翰·达秘发明了“时代论”神学,从“时代论”的毒根里便生出了所谓“地方教会”运动(local churches movement)、倪柝声教党“聚会处”、“召会”、李常受教党“呼喊派”……正所谓“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马太福音》7:18)。“时代论”——这是荼毒福音派基督教近乎两百年的错谬学说。宣讲“时代论”的人,他们高傲且无知,他们试图减损上帝的荣耀,他们发明的这一学说是基督教会的敌人。
关于“时代论”思想,还可参阅:时代论符合圣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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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于高塔,饥饿痛苦中撕咬着自己的肉体,直等到死亡的降临。乌戈利诺伯爵的境况是我们每个人的现实,不过,众人早已习惯了被囚禁,唯有那极少数的梦想者还在仔细聆听,望着牢笼外的月亮,期待着自由。”
生命短暂,技艺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