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夷夏之辨：中华主干说

1.2文明的唯一性

文艺复兴时期及十九世纪以来，共济会科学教分两批 (文艺复兴和十九世纪)系统伪造了西方历史与世界历史，打造了西方中心论。旨在抬高西方，诋毁东方特别是中国。吾人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摧毁西方中心的弥天大谎，还历史以真相——那就是：中华主干！

中国一直是天下的中心和重心。甲、中国拥有全地球绝佳的天地风土。由此绝佳的天地风土，才成就了地上唯一的合理优美中道的夏型文明。乙、中国一直是世界人口、经济、科技与学术的中心与重心。丙、中国一直是世界的政治中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天下为最优先考虑单位的文明，而且实践上也确实从有史以来就为天下安排了秩序和制度，这就是五服九服的天下体系。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天下的中心，失去中心地位百余年，今又复兴，必将重为天下的中心。

我们下面要树立中华主干说。这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来说明。从空间维度来说，中国一直是天下的中心；加上时间维度，中国就是世界历史的主干。

我们先从空间维度来说，中国一直是天下的中心。夏者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我们今天还说华美等词语，其实简化字都很难看，正体字的“華”，这多好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夏的一个中心意涵就是大。什么才叫大呢？无外之谓大。所以夏最主要的含义就是天下性——无外的天下性，凡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在天下之包含中。所以在这个天之下的地球上，不再划界，不再划圈圈，这就是大就是夏。这个大就是无外，只有无外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夏的本义里还有中的意思。比如说在黄帝内经里边，为了跟五行相对应把这个四季拓展成五季，即春、夏、长夏、秋、冬。我们从以长夏居中的这个设置看出，夏有中之义。春夏长夏秋冬分别配木、火、土、金、水，长夏配土。土于五方居中央。你看这个夏跟秋都邻近中央，那么为什么作为中央的这个季节不曰长秋，而曰长夏呢？显然是由于秋里面没有中的意思，而夏则是有中这个意思的。因为夏是至大，至大者自然居于中央。所以我们说夏从大里边就引申出了中这个意思。

夷首先是边义偏义，从这里就引申出小义。前者即边缘性，后者即地方性。夷，本义是东方之民，从大从弓。这个大就是人的意思。在夷狄蛮貊这四方之民里边，只有夷从人，夷是四方之民当中民性最好的。东夷之人性仁，可以说我们中华的文明很大一部分，都跟东夷有关系。从远来说黄帝，从近来说孔子，这两个对中华影响最大的的人，都是从曲阜出生的。黄帝那个时候，山东属于东夷的范围。所以华夏文化，跟东夷的文化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们确实是天下一家的概念；这个夏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吸收了许多四方的因素。其中东夷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华夏的很多重要的人，包括大舜都是东夷之人，孟子里说舜东夷之人也。所以东夷性仁，东夷天性仁爱，对我们中华文明造成很大影响。孔子学问以仁和礼著称，东夷仁爱之性，已经进入华夏文明的核心了。夷在夷夏之辩里边主要就是边和小的意思，相对于中就有边，相对于大就有小。也就是说夷是边缘性地方性的族群和生活样式，属于地方性价值而非普世价值。

夏作为大的意思还要进一步从时间方面去说明，也即是说夏之大要从两方面去理解才完整：一个是空间上的，中心性、天下性这是空间上来说的大。还有一个大就是从时间上来说的久远而无替。所以这个夏就有两个意思，从空间上说它是天下性中心性，从时间来说，它具有恒久性。这样夷之小也要扩展到从两方面去理解，空间方面它就是地方性和边缘性，时间方面就是它的权宜性，也就是这些四夷的族群及其生活样式总在生生灭灭，新旧更替。

我们先说夏的空间方面，也就是说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和重心。

首先，中国拥有全地绝佳的天地风土，这是夏之所以为夏的决定性因素。我们找生活样式的原因，为什么有的成为夏，有的却成为夷呢？与天地风土有甚深之关联，有什么样的天地就成就什么样的族群和生活。易曰三才之道，人之一才乃与天地两才相关，有什么样的天地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文。有人就会问，你这是不是地理决定论？这不是地理决定论，但是我们承认，地理用中学的名词就是天地，对人文即这个地方上的族群和文化有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决定论是单因素单向作用论，这肯定有问题。我们说造成一个地方生活样式的因素，除了天地风土外，还有上天和圣王以及自身的传统和外来的影响，这诸多因素与生活样式之间处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大唐西域记云：夫人有刚柔异性言音不同，斯则系风土之气，亦习俗之所致也。这里指出造成民性和文化的因素有风土和习俗；风土居于一甚为重要的地位，习俗即吾人上面说的上天圣王设教以及历史传统和外来文化影响等。而上天圣王之设教也并非与风土无关，首先风土乃设教之物质依托和外部限制，由风土造成的基本人性则是设教所要面对的对象。所以天地风土虽非唯一决定因素，但是在造成人文方面的作用之大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绝佳的天地就孕育了最优的生活样式，即华夏的文明。那么四夷天地不佳，所以其处的民性和生活也就较为低劣。中国处地中，得天地之正气，天地正气衷为中和之民性，从而感召上天降下允执厥中之圣王。见中之圣王为了治理性情中和之人民，即创设一套合乎中道的政教生活。故中国，中央之国也；亦中性之国与中道之国也。

那么中国的天地风土好在什么地方呢？

一言以蔽之中国是地中（大地绝对中心）的所在。周礼大司徒职：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天之因素与地之因素完美配合）也，四时之所交（四季分明）也，风雨之所会（风调雨顺）也，阴阳之所和（不寒不暑）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是说纬度即南北之中，即北纬三十四度二十三分。这还是一个全包三百六十经度的纬度带，还要确定东西之中，这就是风雨之所会处，由此就可排除其余地方，因为在这条纬度带上只有中国所处的亚洲东部是季风气候。风雨之所会，也就是风调雨顺，在这条纬度带上只有季风中国是风调雨顺之处。中国所处的亚洲东部南部边缘是世界唯一的季风气候带。

我去年冬天研究了天地风土的问题，确信中华拥有全球最佳的天地风土。以前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爱国主义课本不写，那些弘扬民族文化的大师梁漱溟先生辜鸿铭先生他们也都没有提到，这是很让人遗憾的。一个名为秋波媚媚的博客上有一篇文章《地球上的仙境是中国》，这篇文章可以说发前人所未发，令人顿开茅塞。文中提出一个好的天地应该有的三条特征，一天有四季春夏秋冬，二地有险阻易守难攻，三风调雨顺丰衣足食。其实第一条就是周礼里的四时之所交（四季分明）也阴阳之所和（不寒不暑）也，第二条则与天地之所合也一条有关系，第三条即风雨之所会也（风调雨顺）百物阜安。故以上三条深合周礼之意。中华全具这三条，故能生出讲道德的文化。其它地方不能全具此三条，故都不能成立德礼的生活。

均匀而分明的四季不寒不暑之气序造成中国人心脑平衡不偏于情也不偏于知的中道性格，玄奘法师所谓和畅多人所谓风俗机慧仁义昭明是也。热带有夏无冬，民性偏于贪爱之情欲，玄奘法师所谓暑湿宜象所谓（俗风）燥烈是也。寒冷地带四季常冬，其民性偏于残暴，玄奘法师所谓寒劲宜马所谓天资犷暴情忍杀戮是也。西欧所处之纬度较之胡羌犹高，故其民性格之残忍凶暴亦较胡羌为甚。未处于天地之中，偏于南偏于北故偏于夏偏于冬，日照偏多或偏少。南方之民接受阳光太多，所以他们太热情，情欲太重。北方之民接受阳光太少，所以他们就很凶悍很冷酷。

世界唯一的季风气候带就在亚洲东部和南部边缘，这个季风气候分带又为三个部分，一个是热带季风气候区，一个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一个是温带季风气候区。三个里印度占了一个，中国占了两个。季风气候是唯一风调雨顺的气候，最适合农业。其他气候诸如海洋气候大陆气候还有地中海气候等，都不适合农业，特别是地中海气候是最不适合农业的，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希腊就是地中海气候。因为这种气候夏天不雨冬天下雨，也即该下雨的时候不下，不该下雨的时候还下点。柏拉图的《克里底亚篇》，即写大西洲没写完的那一篇，里边就提到了，说这大西洲冬天下雨夏天不下，所以就需要修各种渠和水库，来引水灌溉。想来在柏拉图那里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可是我们乍读之下就感到很奇怪，世界上竟然还有冬天下雨夏天却不下的地方！其实只有中国和印度的季风气候里夏天多雨，其他地方夏天都不怎么下雨，也就是说该下雨的时候不下。所以我们说中华的天地最佳，季风气候是很重要的一条。

下面还有中国的纬度适中，这就比印度优越了。印度就太热了，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中华纬度适中，所以四季调匀、阳光不过多也不过少，成就了中华中道的性格。此外中华还有印度没有的优点。我们说全球两个最好的地方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但是中国的天地又比印度好。纬度适中这是比印度好的一条。第二条中国的大河和主要的山脉皆东西向，为中华文明提供了众多背山面水的灵秀之地，且东西向上相差不远的纬度带来的相似的光照气候条件易于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文明体。这是秋波媚媚在他的博客里着重强调的一点，就是中国大河和山脉的东西走向。我查了一下世界地理，这也基本上是中华独具的特征。全球其他的地方，河多数都是南北向的，包括印度的河如印度河恒河俄罗斯的河如伏尔加河叶尼塞河鄂毕河勒拿河美国的河如密西西比河埃及的河如尼罗河等等，大河中只有一条亚马逊河是例外。山方面，中国的主要大山脉都是东西走向，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山脉则多数是南北走向，印度美洲的山脉都是如此。所以我们中华尚南，以南为上，四方之民多以东为上。这就跟其处大山大河的走向有关。只有在这种东西向的山脉河流里边，才能够有既面南背北又背山面水的最佳格局。在南北走向的山脉河流，要背山面水只能取东西向，即门窗向东西开。南向的屋子在一天中得到的日照是均匀的，而东西向的屋子则极不均匀，只能半天见太阳，另外半天就完全见不到了。所以尚南与尚东也会对民性以及文化性格造成影响。中国之民性以及文化性格所以中和，四夷之所以偏至，除上文所说原因之外，亦与此处所说有关。东西向上，相差不远的纬度带来的相似的光照气候条件易于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统一的文明体，而相反在南北向上则很不易发展出统一的体系。天下唯中华之大山大河东西向，故唯中华有条件在东西向上开展其文明，他处大山河多南北向，由山河之阻隔无法在东西向上开展，南北向上又难以开展，印度欧洲美洲非洲皆如此。这样唯中华独有之整体一统与四夷之普遍分析破碎也就找到其天地方面的原因了。由此亦知夏之所以大，夷之所以小；有由然矣！

中国又是自然世界地理的中心。中国虽然在亚洲东部，但却是世界大陆的中心。白令海峡狭窄而水浅，中有许多岛屿，许多历史时期中峡底都露出水面因而亚美两大陆直接连为一体，且西伯利亚属美洲板块，不当以白令为亚美之分界也；故亚欧非与美洲应视为一块世界大陆。世界地图一般有三种主要版本。中国版本中，中国居于中央部位，东有美洲，西有欧洲非洲，南有大洋洲南极洲，北有俄罗斯。欧洲版本中，英国居于中央（零度经线为地图的中线），左边是美洲，右边是中国，日本在地图的最右边缘。美国版本中，美洲居中央，欧洲在右，亚洲在左。若以是否能保持世界大陆的完整为合理与否的标准，中国版本是最合理的，欧洲版本较差，美国版最不合理。世界地图的中国版本完全保持了世界大陆的完整，故最为合理。欧洲版本将世界大陆切为亚欧非与美洲两半，故较差。美洲版则将世界大陆切为亚、美、欧非三半，故最不合理。而在最为自然合理的中国版世界地图中，中国之为世界地理的中心是一目了然非常直观的事情。

且中国背靠高原，东向大海，成就三级倾海地势，易守难攻；故雄踞于中心最高处（青藏高原为世界屋脊），如高屋建瓴水，极利于掌握全球天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和山脉，站得高看得远，由此中华文明才能够成为一个天下性中心性的文明。中国背靠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和山脉；面向世界上最大的大洋，成就三级倾海地势，西南部青藏高原是第一级，中部一系列高原和盆地是第二级，东部平原丘陵是第三级。这确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局面。背靠世界最高之高原，外敌极难翻越。夷狄航海远来，从东部平原向西仰攻甚难。中国抗战之能取得胜利亦多赖此地利福报。本来日本人是想从北向南打，结果蒋总统采纳蒋百里先生的计策，迫使日本人改变了进攻的方向。百里先生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军事家。他虽然没有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抗战的进展过程全不出其筹划。他就是要转变日本人这种战略，牵着他们的鼻子走，日本人本来想从北向南打，从华北打到南方去。百里先生就说，千万不能让日本人这样，一定要改变他的进攻路向，让他从东向西打。蒋总统就炸了黄河大堤，我们自己不炸黄河，日本人到时候也会炸的，所以还是我们先炸为好。先把黄河炸了，淹死很多日本人。这样他就往南去不了了，所以只好转而向西攻。我们在江河上还打了许多木桩子，让他的船走不了。总之这种从东向西的向上仰攻，令日人之攻击力很快衰退下来，于是造成持久战的格局。强敌最终失败，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跟华夏的绝佳地势有很大关系。

我们中华为什么能够在那么弱的时候还不灭？日本人进攻了，当时主流观点是亡国论。只看军事实力的话，真的是要亡国，绝无幸存之理。还是靠祖宗留下来的绝佳天地以及夷夏之辨，才度过难关。在抗战时候就复兴了夷夏之辨，不再提西方的普世价值了，也不再文化自虐了，五四那帮人包括顾颉刚都在推崇我们中华自己的文明了。靠夷夏之辨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还有祖宗留下来的绝佳天地，我们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夏，终于不亡！

也就是说在夷夏进退的循环里面，夏，是永远也不亡的。它到最衰弱的时候，也能保住最核心的区域。也就是说，它要做文明的主干。其他地方的文化都是断断续续，其断也杳无踪迹，其续也乃自华夏主干上生一旁支。如果夏再亡了，那世界上就不会有文明了。所以夏不管是弱到什么程度，它也不会亡。这就是夷夏进退的大形势。这些话说起来都很长，我就简而述之。

第二条，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的重心。大唐西域记论四主之国曰“南象主则暑湿宜象，西宝主乃临海盈宝，北马主寒劲宜马，东人主和畅多人。”乃独以多人称中国，有由然矣。据统计，中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当中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大致在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之间上下。因为季风亚洲最养人，所以中国和印度一直是世界上两片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大部分情况下是中国居第一，有的时候印度超过中国。今天很多认识都是颠倒的：我们觉得中国人多是个负担，是件坏事。人口多当然有负面作用，但主要来看还是好事。比如中华能成为天下的中心和重心，中华文明能成为天下性中心性的文明，首先就是因为人口多。所以一胎化政策绝对是个大错，是到更改人口政策的时候了！按照一胎化这样搞下去，中华自己很快就绝种了。据推算，若一对夫妇仍然只生一个孩子，二百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将只剩下二百万！中华现在面临严重的人口危机。四十年的一胎化已经令人口结构严重畸形：中国现在表面上虽然有十四亿人，比印度多，但育龄妇女数量只是印度的一半，三十岁以下的育龄妇女甚至只是印度的四分之一。人口断崖和极其严重的老龄化已摆在面前！华夏本已在望之伟大复兴很有可能因此而泡汤！国家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严令禁止堕胎，出台切实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如此亦许能消弭即将到来之人口灾难。总之，中华人口应在世界人口中维持一定比例，主体族群在中国总人口中也应维持其原有的优势地位。解放以来优待少数民族的做法甚非合理，亦极其失策。中华一家，一家人不当按两家待，愈是优待，反令边民愈是离心离德。具体到计划生育，要么都不搞，要搞大家一块搞。不能说他们随便生，我们只生一胎。这样汉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少，这样就会用夷辩夏。所以华族的人口一定要多，不能越来越少。因为华族是承继文明的主体，华族的人口就是承继文明的基础。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怎么承担文化传承的大业啊！人口是很重要的。

第三条，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的重心。中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中也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其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DP，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在多数时间中要明显高于其人口比例，大致在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之间上下。在宋朝之西元1100年，中国的生产总值占世界比例竟达到百分之八十。彼时人口比例是百分之四十。这意味着中国人民之富裕程度明显高于世界其余地方。

许多证据表明，自有史以来就存在一个世界贸易体系。至明朝甚至扩展为横跨亚欧美大陆海洋一体的规模。而中国一直就是这个体系的最核心枢纽。我们要改变一种观念，即认为以前人类的经济都是各自为政的，只有到了近代，欧洲人才发明了世界贸易，经济才有了全球的一体化。这是完全错误的，欧洲人的世界贸易体系只是寄生于明朝贸易体系之上的结果。它先是寄生在我们之上，后来反客为主。它占了主导地位，把这个天朝大陆海洋一体的世贸体系，畸变成了欧洲人主导的海洋宰制大陆的体系，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南海区造岛？为什么南海争端对于我国这样重要？也就是在畸形的由西方人主导的海洋主宰大陆的贸易体系里边，海洋，特别是像马六甲海峡那样的海上交通要道，其地位非常重要。在南海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才能够摆脱美国对中国贸易的威胁和控制。

我们中国另外一个大手笔，就是要复兴中华文明原本正常形态的一个大陆海洋一体的贸易体系。比如说，我们不仅仅要在海上占据主导地位取消美国的霸权，我们更要在陆上成就一个以中华为中心遍联全球的陆上运输体系，即高铁体系。中国的高铁就是复兴原本就有的以大陆为本的贸易体系的大手笔。中国的高铁政策，绝对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经济基础。我的道友夕阳，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研究如何在冻土上修铁路，青藏铁路就是在他和他兰州铁道研究所的同事们的指导下才修出来的。

弗兰克，这位有正义感和良知的西方人，他写了一本书叫《白银资本》，大家应该去看看。在经济史方面打破西方中心论，弗兰克这本书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他指出世界贸易体系早就存在了，这是一个由美洲白银将亚洲美洲和欧洲连接起来的贸易体系，而白银就是贯通这个世贸体系的那个东西。西方人怎么参与到这个世界贸易体系里来呢？靠美洲白银，他们在美洲免费抢夺了美洲人的白银，然后卖给中国，他们就从中国换回了很多东西，中国又把白银给了蒙古人一部分。这样海洋和大陆就连通上了，也解决了亚洲中部草原暴力的问题，也就是说蒙古人在这之后就没有再发动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攻击，蒙古人一直都比较稳定了。

中国一直是这个远古以来就存在的世界贸易体系的核心枢纽。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打破世界是在近代以来才连成一体，在以前一直是各自封闭各自无关的这样的一个错误认识。世界从来都是一体的，中华天下一体的观念绝对是正确的。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观念，认为各民族是封闭的，各个文明独立发展，相互没有影响；直到近代由他们西方人才把世界连为了一体，才有了全球化；这是大错而特错。世界从来都是一体的，从来都没有那种完全封闭的不受外来影响也不影响外部的文明和民族。

近代的全球化只不过将这种相互影响在这个时间上变得迅速起来。以前的影响在时间上可能较慢；而现在，进入全球化的时代后，一个地方的事情立刻对世界的其他地方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比较快。在古代，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可能要延迟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举一个例子，中国在汉武帝时代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把匈奴人打败了赶跑了，漠南无王庭，都赶到漠北去了。有一部分匈奴人就跑到欧洲，跑到高加索山脉以西。不是有个匈奴王叫阿提拉吗？他被西方人称为上帝的鞭子，西方人怕他怕得不得了。阿提拉带着来到欧洲的匈奴人建立了匈帝国，是为后来匈牙利的前身。匈奴人被汉武帝驱赶一路向西，到达欧洲后，日耳曼人在匈奴的压迫下亦西迁。汉武帝打匈奴人是在西元前百余年，日耳曼人西进是从西元三四世纪开始，这中间滞后了四五百年之多。到西元四五世纪，被匈奴逼迫西迁的日耳曼人就把罗马帝国的西部给毁灭掉了。也就是从汉武帝的进攻匈奴到罗马帝国西部的灭亡，这中间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因果链条。这也就证明了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世界上的族群没有完全封闭不受外来影响的可能性。历史上，游牧族群一直都在发动对天下各个农耕族群的进攻。所以自始以来，全球都是一体的，一个地方的事件肯定会对另外一个地方发生或是即时或是延迟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放弃民族主义的观点。文化民族主义认为，各个民族的文化各自平等，各自独立发展，彼此无影响。事实是夷夏开合进退。不是各自独立的，不是这样的一条线一条线的。而是这样:中华是主干，在这主干最宽的时候只余一个大同的华夏文明。主干从最宽开始变窄的时候就渐渐分出一段一段的夷的族群和生活，开始是竖出，后来加上横出。总之，这个复杂的框架是正确的，民族主义多条平行线的过于简化的框架无疑是错误的。

第四条，中国一直是世界的科技中心。英贝尔纳《科学之社会功能》一书云：“有史以来，大部分时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此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与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中华的传统中和科技一直泽被世界，并对世界历史造成了持续的重大影响。培根说：“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其次在战争、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至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物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新工具》）据李约瑟等人的观点：构成欧洲科学与工业革命之基础技术的大部分，皆源于中国。

前面一条说中国是世界经济的重心，这条说的是中国是世界科技的中心，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以上那些西方大家的话都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李约瑟先生值得赞叹，他在他那个角度做了许多弘扬中华文明的工作。虽然他还远远没有走出欧洲中心论以及科学教视角，但毕竟在他的视角下给中华器学的物学部分做了很扎实的整理工作，对我们以后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写作中国器学史会有很大帮助。我们不是说要用经史子器来统摄天下学术吗?我们要用器学中的工学农学和天文算法以及术数学去统摄西方的科学技术。那么李约瑟先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我们将来做这个统摄工作将会有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我们自己的的天文学史、算学史、工学史、农学史等等。他这里边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不用我们自己再一点点去查了。当然要复兴我们自己的学说体系，他这个只能提供一个资料性和辅助性的帮助。我们不能按照他这个框架来，因为他这个框架还在西方的学术规范里边。我们先复兴我们自己的器学框架，然后用我们自己的器学就可以统摄西方的科学和技术。

李约瑟先生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构成欧洲科学及工业革命的基础技术的大部分都来源于中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之前是文艺复兴，而后者就跟印刷和造纸的传入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中国技术的或直接或间接地传入，不会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这是指从十四世纪持续到十五六世纪在意大利发动的一场文化运动，这个文化运动跟中国纸和印刷的传入有直接关系。此前欧洲的书写载体是羊皮，纸传入之前全欧洲的书加起来可能不过百余本，英王亨利六世的图书馆只有八本书，其中五六本还是圣经。羊皮甚为昂贵，况且那时西欧是文化荒漠，也没什么可写可抄的。所以仅就欧洲自身而言，文化的开展既没有硬件也没有软件。文化开展的硬件是由中国人提供的，软件也是中国人提供的。加文孟席斯先生《1434一直庞大的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一书用可靠证据表明中国王帧的农书郭守敬的授时历星历表等分别是后来达芬奇的系列发明和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开普勒行星定律的真实来源。近代文明是欧洲的第一个文明，欧洲近代以前是文化荒漠，古希腊古罗马都系伪造，不存在所谓古典文明，所以也就没有所谓中世纪，也就没有所谓文艺复兴。故文艺复兴当正名为中学西被！文艺复兴乃是十九世纪进入殖民时代的西方人为掩盖西方文化的中国源头而编造的弥天大谎！

那么工业革命更是如此，若没有中国关键技术的传入，工业革命更是根本不可能。哪些关键技术呢？主要就有这些：炼铁、纺织机还有农业技术，这都是从明清的中国传入进去的；还有更早以前传入的罗盘和尾舵，系由阿拉伯人转传给西方人。有了后者才有了欧洲的大航海。要没有这些中国技术的间接地传入，欧洲人远航美洲根本不可能。只有发现了美洲，他们才有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殖民地，一个是资本从而在世贸体系中由寄生转而反客为主。总之工业革命跟这个世贸体系以及欧人对殖民地的占有都有直接关系。事情就是这样错综复杂地发生了，由中国技术导致了大航海和美洲的发现，从而导致殖民地的占有和世贸体系的由欧洲人主导。这两个因素，再加上炼铁纺织机等技术的传入，就导致了工业革命。总之要没有中国技术，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

工业革命的明星其实就是自动纺织机，所谓珍妮机。用自动纺织机生产出来的布其实是很粗糙的，要没有殖民地根本就没有销路，在殖民地就是强买强卖。西人号称自由贸易，其实从来就没有这么回事，自始至终都是强买强卖。自由贸易那是西人自己买卖的自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没有买的自由也没有卖的自由。所以买卖的自由全都属于殖民者，他说你不给贸易自由，但是你却没有不跟他做贸易的自由。没有殖民地，他这些布根本就竞争不过中国和印度那种精良的布。总之没有殖民地，没有海洋主宰大陆的畸形贸易体系，工业革命真得不可能发生。而这两者，都是由中国技术导致的。没有中国的航海术，还有中国的火器让他们屠杀了殖民地的人民，就不可能有殖民地的占有。总之，中国人应该下罪己诏，也就是说中国技术被西方人不恰当应用是造成近代灾难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我有一个观点，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畸形化。在流俗观念里认为西方文明是一个前后承继的实体，西方文明是这样一个前后一贯的自主发展过程：由希腊发展到罗马，由罗马发展到中世纪，由中世纪有了文艺复兴，由文艺复兴有了工业革命，由工业革命又有了科学和民主，由科学民主有了现在的美国。其实是大错而特错。事实上，希腊文明不存在，罗马文明也不存在，因此也无所谓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近代文明实际上是西方的第一个文明，与西方自己的过去并无纵向传承关系，只是横向来自于同时代的中华。也就是说，现代文明是中华之子，确切说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在欧洲浊劣天地土俗中产出的畸形儿。中华除了以技术来哺育欧洲的兴起之外，还从制度思想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引发欧洲的近代转型。欧洲要从昏暗的宗教走向世俗文明，当时的康乾盛世就是他们最好的样板，是他们的理想之国。

伏尔泰、莱布尼兹都对中华文明、对孔子崇拜有加。伏尔泰不拜上帝，日日跪拜孔子。十七十八世纪时西方对中华文明普遍持有敬意抱有好感。到十九世纪他们富强起来了，他们要来打中国了，这个时候就改变了口径，从赞扬中国向往中国推崇中国转而诋毁中国。因为要来抢这个曾经用如此多好东西哺育了自己的古老国家，实在说不过去，那就只好对她加以诋毁，掩盖受她哺育的事实。抹黑她，说她是野蛮的，我们抢她应该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明来照亮这个野蛮的国度。这就是西方对吾华文化战争和文化侵略的开始。他们在文化战争和文化侵略方面是有备而来，我们抱着天下一家的善良心态，我们无备茫然而应对之，一下就惨败了。今天我们如此彻底的夷化，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是败于西人的船坚炮利，而是败于它的文化侵略。所以文化战争一定是我们今天看待近代史的根本性角度。文化战之威力远胜于枪炮！康梁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这三次都是西方对华文化战争的辉煌胜利，西方人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让中国自乱阵脚，自己毁灭自己。百年来，吾人在文化上愈来愈疯狂地自虐自毁，极其危险！如果不是华夏的根基如此深厚，中国早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彻底亡国了。

近现代文明要挂在中华这个主干上，近现代文明是耶教因素和中华因素的综合体，但是中华因素在框架里占了主要的分量。催生近现代欧西文明，中华因素所起的作用至为重要，然而健康合理的中华因素（宗旨在以天道和传统节制欲望）都被歪曲为畸形有害的形态（宗旨为摧毁天道与传统任欲望流行）。其中较著者如：将中华利用厚生天人和谐的生态科技畸变为戮天役物的自毁性的现代科技；将中华重农抑商和谐稳定的农业文明癌变为工业为主体的无限增长的工业文明；将中华重农无为国家调控道义至上的伦理自由经济歪曲为工业为主体的完全自由放任的见利忘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将以中国为主导的大陆海洋一体的世界贸易体系逆转为以西方为主导的海洋宰制大陆的体系；将天下从中国为中心的讲道德的共荣的朝贡体系篡改为以西方为中心的野蛮掠夺损人利己的殖民体系；将圆具天心民意传承三重合法性的王道政治蜕变为民意一重独大的民主政治；将德才兼重以德为主的科举考试制度低劣化为去道德的只重中性知识的文官考试制度。风云际会，这些因素凑在一起，相互协调配合，使欧美各国成为一个个运作良好的强盗集团，向外掠夺成功，内部分赃均平，遂令其骤然兴起。这些因素的畸变，全是导向纵欲，而向外扩张的顺利实施使纵欲暂时可行而不至自毁，非但不自毁反而显出井然有序欣欣向荣之极具迷惑性的景象，令举世浅识者艳羡不已。然而假象终究要破碎，纵欲的结果（若不转向）一定是毁灭，不过由于输毒于外，以空间换时间，从欧洲的迅速毁灭变成了全人类的推迟的毁灭而已。

近现代文明是中华的不肖之子，它把从母亲那里学来的许多东西都扭曲了。中华是生态科技，这是它从中华学到的最主要的东西，它却改成了反生态的科技，这种改变极具重要性，后果极其严重。在生态科技的农业文明里，人和自然可以长久地和谐相处，而反生态的工业文明将迅速导致人类迅速毁灭。到了今天，这已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事情，如果不进行文明的转向，继续在西方文明的路上向前飞奔，这种毁灭很快就会到来。市场经济可不是西方人发明的，在近代以前他们没有市场，也没有像样的城市，最大的城市不过五万人，半年不开一次集市。市场经济全都是从中国学去的，包括钞票以及各种制度。但是西方人又将中国的合理市场经济转变为畸形的见利忘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完全自由放任的国家完全不管的市场经济就是生态危机的制度原因。因此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否则生态危机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们要复兴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只有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中，生产才能得到控制，才能由天理主宰人欲，而不是由人的欲望做主导。只有在计划经济中，天理才能得到考虑，所以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终究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合理的制度。在今天美国文化霸权主导的世界里面，社会主义被诋毁，在我们心目中也觉得社会主义是一个暂时不能放弃的错误，在西方人面前，我们对社会主义没有自信。我们定要改变这种情势，为社会主义正名！社会主义还是要比资本主义好得多，假如说中华是道，那资本主义就是齐，社会主义是鲁，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而至于道。社会主义已经接近中华文明了，资本主义和中华文明则全然背道。

第四条，中国一直是世界的政治中心。

中国一直是世界的政治中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天下为最优先考虑单位的文明，而且实践上也确实从有史以来就为天下安排了秩序和制度，这就是五服的天下体系。五服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服者，事也。五服体现的是以天子所在的中国为中心的依远近亲疏而有别的朝贡事奉关系（荒服一服的设置表明五服的天下体系的确是无外的全球性的；又，此中既有远近亲疏之别，表示此只是据乱世与升平世的制度，至太平世则应是无五服之异）：中国天子是天下唯一的，为天下共主，其政治合法性来源于天心民意及久远无始的圣王传承；其余诸国之君主名分上则是天子之臣属，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政治合法性来源于中国天子的册封。在这种安顿下，世界由野蛮尚力弱肉强食的无规则性丛林性存在转化为有道德礼仪的制度性人文性的天下。假如说在人口与经济甚或学术方面，印度还可以与中国竞争世界中心的地位；但在政治方面，印度则显然无能为力了。在印度的历史中，除了由佛教造成的几段短暂的统一外，陷于分崩离析是其常态；印度政治智慧都无力造成自身的统一，遑论平治天下？印度文明是度厌世机的禁欲文明，不脱自私本色，不能以天下为怀，故在政治上陷于分裂乃顺理成章之事。又其核心经典薄伽梵歌中体现的政治观念与中国之王道思想大异其趣，由此印度政治乃出于对超越不可知之创世人格神的非理性崇拜的地方性夷型政治则无疑。

印度的政治观念里全然没有天下的观念，全是以自己的国为最优先的也是最终的考虑单位，所以只有中国安排了天下体系，只有中国有天下观念，以天下为最优先的单位，印度没有这种观念，西方更没有。西方从来也是只知有自己的国，不知有天下。他们在弱小的时候就主张平等的民族主义以自保，在强有力的时候就实行帝国主义，以自己的民族统治剥削压迫其他民族。中国的夷夏观就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帝国主义。中国天下体系既不是各民族国家之间一盘散沙群龙无首的状态，即世界战国状态；也不是以一个民族宰制压制统治其它民族的状态。假如说民族国家体系是多元，帝国是以一元消灭其他的元，中华的天下体系就是一统多样，以中华文明为一统，其他文明为多样，允许他们存在，也就是“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各个族群都在中华的包容和养育中。我们中华的学术也是如此，文明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学术之间的关系，因为学术就是文明最核心的部分。所以经、史、子、集的规范，经、史就是一统，子就是多样。其他的学术范式里只以自己那个子教作为排他的一元，他教在此中没有位置，所以也无法容纳。在自己教强大时就以自己的教消灭其他的教，在自己教弱小时，无力消灭其他的教，就讲宽容。宽容这个词是割裂见地下的产物，不是什么特别高尚的词。所以宗教宽容，为什么宽容？是因为无力消灭其他教，如果有力量就不会宽容，就会像推土机一样把这个世界推平，成为这个教和这个族群的天下，不允许其他教和族群的存在。而我们中华是一统多样，不管是文明还是学术，都是如此。文明的一统多样是由学术的一统多样决定的，也可以说学术的一统多样是由文明的一统多样决定的；总之，文明与学术是相关的、一致的。

《摩奴法典》的第七卷国王和武士种姓的行为一章，非常明确的表明印度政治乃以自己的国为最优先的和最终的考虑单位，完全没有天下观念，其他国家是不予考虑的。政治的目的是让自己的国家强大，至少是生存下来，强大了就扩大国家的领土。在弱的时候就搞多元，强的时候就搞帝国，印度政治还是这一套，所以他们没有能力统一天下，甚至没有能力统一印度本土。印度的本土在几千年中，除了由佛教造成的几段短暂统一之外，多数时期是分崩离析的。在婆罗门教和印度教之下，分崩离析是它的常态。而我们要把佛教从印度文明里面剥离出来，即我们认为佛教不属于印度文明，它属于中华文明。从它的气质上，从更加广大的时空范围来看佛教属于夏，不属于夷，佛教可能是夏的更加广大范围下的名称。《摩奴法典》的第七卷国王和武士种性行为一章可以表明印度政治全以自己的国为最优先的考虑单位，其中全然没有天下观念。所以说如果印度还可以在其他方面跟中华竞争的话，比如说在人口方面，在经济方面。在某些时段里面，它的人口、经济还超过了中华，但是在政治方面它确实无力和中华竞争这个天下中心的地位。因为它自己都统一不了，所以它就不可能成为天下性的政治文明。

天下体系就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体系。这是王（天子）所在的中国，然后外面是一圈套一圈的五服或者九服。内圈是诸夏，再外面的是四夷，四夷又叫四海，四夷之外有四荒，四荒之外有四极。四极就是离中国最远的地方，在夷狄之外四极之内也就是四荒。夷狄是天子所不治的国家，但是它还来朝，夷狄世一见，即每世一來朝告至，或新王即位而來朝，或已君初即位，也就是中国新天子即位或它自己的新君即位时来朝一次就行了。这四荒根本就不来朝了，基本上不发生直接的关系，相互不来往，因为太远，来往不了。天下体系中分为中国、诸夏、夷狄和四荒这四类国家。中国的天子是天下唯一的，是天下的共主，他的合法性有三重，最主要的来源是天。三重合法性即天道合法性、地道合法性以及人道合法性，也就是说中国天子的合法性从根本上来说是王权天授，即来自天所授予。地道合法性即历史合法性，即天子的合法性还来自久远的圣王传承。因为中华文明传续不断，所以中国天子的历史合法性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百王之先的伏羲，中国天子有久远的历史传承，这是夷狄之国所没有的。中国的政治文明从一万年前的伏羲一代代传承下来，到明朝，洪武皇帝建立了历代帝王庙，清朝时，历代帝王庙有所扩大，从伏羲一直到明清的历代天子，只要无大过，都有资格入庙接受祭祀；这里就体现了中国政治对于地道合法性的理解。即认为本朝政权乃传自久远的圣王，并非像今天这样理解为只传自本朝开国的君主。人道的合法性，就是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天听自我民听之，天子统治还要顺应民意，合乎人心，所以人心民意也是其合法性来源之一。中国天子的合法性来源有三重，而其他地方的首脑，不管是实行君主制还是实行共和制，其合法性的来源就不是这三重了，它来源于中国天子的册封，夷狄政治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中国的天子。当然它的统治不能违反天道，也不能违反民意。但这种地道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夷狄不能藉口自己有独特的政治传统，而拒绝采用华夏更加优美合理的政治文明。我们说夷狄有用夏变夷的义务，它没有以夷拒夏不变的权利，所以夷狄政治地道的合法性一定不能给与它。故中国天子的合法性有三重，而夷狄政治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中国天子再加上一点天心民意，地道的合法性是不能给它的，因为它的历史传统本身就有问题且生生灭灭，没有多少保存的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要超越民族主义，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民族主义和国家之间的民主这种观念是导致世界战国的根本性的原因。要不超越国家之间的民主，不超越民族主义，这种状态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总之现在的这种政治局面，理论和实践是极不统一的，我们也可以说美国的普世价值是虚伪的，它说一套做一套，它有两重标准。它在理论上是国家之间实行民主，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每个国家都有同等的决定世界事务的权利，其实这个根本就不合理，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落实。一个几百万人的小国跟美国那种有几亿人的大国拥有平等的权利，这合理吗？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故一个国家一票的联合国制度本身是有问题的，因此也就只能流于虚伪的形式。所以就造成了世界政治理论和实际脱离挂羊头卖狗肉的这样一个局面，此系今日世界如此混乱的根本原因。美国实际上实行的是帝国主义，他口头上却要标榜平等的民族主义，相互不协调，就导致了今天的世界政治危机。这种局面很快就要维持不下去了，美国政治在他的国内也已经遭遇危机了。

有一个人叫福山，这个人曾经是民主的铁杆信徒，在苏联解体后，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提出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苏东剧变已经证明民主就是人类最好的制度，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的最好归宿了。不可能再有另外更好的东西了，如果它还有些问题，只是现实当中没有很好地把这个理念落实，理念若能完全落实，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归宿了。从苏东剧变以后历史就终结了，不可能有进步了，就终结于这种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可是福山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他对民主又失望了，又说民主不行，说民主已走入死胡同了——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已经陷入了危机，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不久兴奋地喊出历史终结论的法兰西斯福山，时隔二十年后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历史并未终结，但美国民主已败。才二十年就败了！所以夷狄的学术没有恒久性，他们总是在变，不管是它的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他们脸皮厚，变了就认为是进步，也不觉得脸红，反正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喊出历史终结的人二十年后又喊出美国民主已败，这篇文章发表在《美国利益》双月刊《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这个题目之下。总之，美国制度在内部已经遇到了明显的危机，2013年美国政府的关门就是这个危机的集中表现。政府都关门了，这是全国政府，可不是某个州政府啊！还有一些州在闹独立。看着吧，估计美国过几十年就没有了，这个国家其兴也勃其灭也忽，它兴起来得很快，灭得也会很快，几十年以后就没有美国这个国家了，它现在正在做垂死挣扎。前面说到的慕课事件就是它做垂死挣扎的一个小例子，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到了最激烈的时候，但是前途不在美国，而在中国。

孟晓路简介：

孟晓路，字庆弗，号童庵，当代中学大家。1970年生，河北献县人。2000年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后，迄今一直在河北大学哲学系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有儒教、佛教、中西文化比较等。主要著作有《圣哲先师——孔子》、《儒家之密教：龙溪学研究》、《寒山诗提纲注解》、《七大缘起论》（2008年出版）、《形上学方法》、《中学统摄天下学术论》（2013年）、《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2014年）、《佛学与西学》、《西学之中学渊源》（2013年）、《佛教真面目讲记》、《论周官》、《天下制度形上原理》（2019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