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得了黑客,却黑不过贪污犯们
图 | 关斌斌
他像一匹从荆棘丛中爬出的饿狼,把扎进自己皮肉里的刺拔出来,扎向他心目中的假想敌们。
2014年底,监狱服装监区的某犯人突发脑溢血,狱警和犯医抬着他,满头大汗地朝医院赶去。
我们一群“骨干犯”(编者注:类似车间的管理人员,协助监狱警察管理生产上的各类事宜)正在文教监区的门口练太极,抬人的担架匆匆路过,我们停止练习,去看热闹,唯有“海豚”微闭双目,手臂挥舞,进退有度,嘴中喃喃:“左揽雀尾……云手……单鞭……”
海豚是我们“太极队”的创办人,他平日修佛,做任何事情都讲究入定。
监狱里的文教监区押犯数不足30人,收押的大多是科级、处级、厅级的落马贪污犯,海豚是个例外。
他是盗窃犯,偷的不是一般的财物,而是数以亿计的阿拉伯数字。
海豚原名徐小伟,1981年出生在广东惠阳县的一个中医世家。父亲一心想让他传承祖技,专研中医,但他却很不争气,常做些放生入药用的土鳖虫和地狗子的事,因此没少挨揍。
他对动物的悲悯之心并没有在棍棒之下有丝毫减弱,反而延伸得更广。比如,他的父亲刚取完一篓杨梅树皮,他后脚就会跑到山上,给那些被剥了皮的杨梅树包扎。
“痴线”(粤语,神经病),邻居们在背地里都这么喊他。
海豚并不是家长眼中的聪明孩子,他的学习成绩不突出,高考刚过二本分数线,勉强挤进了某师范学院计算机系。进入大学之前,他只在高中接触过一两次电脑,对于这个方方正正的机器,他一无所知。
他所有的知识都是在学校学到的。2005年,海豚在学校用源代码制作了一个名为”狐狸王”的蠕虫病毒。这个病毒发布后,全国每一百台染病的计算机里就有近两台中的是“狐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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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他的“杰作”就被瑞星收录到了十大病毒的排行榜内。这时候的海豚只是一个在校学生。
2006年,他又设计了一款名为“顶狐下载者”的软件,放到网上供人免费下载。这款软件里隐藏了一个叫“顶狐结巴”的木马病毒,它有记录键盘敲击轨迹的功能——只要用户登录网上银行,那么个人帐号和密码就会被窃取。
不仅如此,当时市面上的各大杀毒软件对此毫无招架之力,这使得“顶狐”一经推出,就受到黑客们的热捧。
海豚把自己的“成果”与其他黑客共享,当然,这也并非是“无私奉献”。他在病毒里设计了数据回收功能,黑客们利用该病毒得到的所有数据,最终都会汇聚到他的电脑里。
于是,黑客们在前方“黑”电脑,他在幕后黑了黑客。
往后,海豚的电脑每天能回收3个G的数据,约合15亿个汉字——200本《辞海》的信息量。
他把这些数据分类整理,提取出网银的账号和密码,以400元/G的价格打包出售。买主叫“银星”。
起初,银星用这些帐号和密码疯狂购买游戏点卡,再以6折的低价转卖套现。很快,这种方式就没法再满足他了。他和一个伪造信用卡的高手一起,拉拢海豚入伙。海豚负责提供网银信息,银星就和另一个人利用这些信息伪造信用卡去银行取现。
未满一年,银星套取的现金金额就达到了300多万,但在不到十次的交易中,海豚只拿到了几千元。
当警察抓住银星的时候,他还有海量的信息没来得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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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还没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这项罪名,海豚这种窃取数据的行为被认定为“盗窃罪”,他心有不甘——对于一个黑客来说,与普通的蟊贼为伍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入监服刑的第一天,按例要登记罪犯的基本信息。表格栏里要填写个人特长,海豚写的是“剪纸”。
特长这一栏中填写的内容,往往决定着每个犯人的“牢运”。监狱分配犯人的劳动岗位会参考他们的特长,擅长厨艺的有机会被分去伙房;有电工技能的容易当上安全员;有医学知识的也可能做犯医……
这导致监狱里“厨子”、“医生”、“水电工”的数量一时居高不下,所以大部分犯人最后只能去踩缝纫机。
海豚写的是剪纸,这个特长独一无二,恰巧当时正在搞“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活动,非常需要有文艺专长的犯人。文教监区的分管领导找到海豚时,他正在5监区加工牛仔裤。在嘈杂的机器噪音和满车间的布料粉尘里,分管领导眼看着他把一张制版样的牛皮纸变成了一只优雅的凤尾蝶。当天,海豚就出现在了被犯人们视作“天堂”的文教监区。
海豚到监舍的时候,拎着一个红条纹的编织袋,手上沾满了蓝染料,邋里邋遢的,一看就知道他没什么背景。文教区的警官也没察觉出他有什么特别,尽管他的判决书就放在办公室的档案盒里,但没人有闲工夫去翻阅。
直到一个月后,央视的记者入监想采访海豚,大家才知道他“黑客”的身份。
央视记者的采访没有成功,是监区干部让海豚回绝了采访。
所以在2009年的央视315晚会上,报道海豚的案例时,只用了他一张放大了的一寸照片。
海豚自入监服刑以来,对法院判定的盗窃罪一直表示不服,他原本想要好好地向记者鸣冤申诉一番,可监房组长把他反常的思想动态反映给了警官。
警官对他进行了一番严厉的批评教育,告诫他:“要珍惜现在的改造环境!”干部们也认为他不认罪、不悔罪,“万一被记者写出来,会给监狱教改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在文教监区,这是海豚带来的第一个麻烦。
往后,麻烦接踵而来。因为会剪纸,海豚原本是做美工的,但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利用干部配给他的电脑,先后编出了罪犯收出工点名系统、图书录入系统、罪犯自学考试报名及学科成绩查询系统。
文教区因此不再依赖人工完成这些改造任务了,职务犯们多出很多空余时间喝茶、看报纸。
好日子并不长久。某次省监狱管理局来检查教改工作,到了文教楼,看见文教监区的犯人们无所事事,当场就质问分管领导:“这些人还是犯人吗?不用参加改造吗?”他们又现场问犯人:“你们为什么进来?你们来这里是做什么的?”
检查工作结束后,监狱教改科室就加重了文教区犯人的改造任务——每天必须从事2个小时的体力劳动。
文教犯人每天干的活很简单,手工组装塑料花卉的配件,每天2个小时。海豚手脚很快,2个小时的劳动量,他1个小时就完成了,完成之后他就帮别人干,围绕在他身边的犯人都能提前完成劳动任务——这让车间大组长很为难,他不得不继续加大劳动量,以确保犯人们的劳动的时间不低于2个小时。
职务犯们大多已经上了岁数,手脚不灵活,原本完成劳动定量都要超时,加量后,他们就失去了少有的娱乐时间。几天活干下来,职务犯们怨声一片,他们擅长分析问题,最后抓出问题的根源出在海豚的身上。
海豚在文教区成了个害人精,不仅让监狱领导十分头疼,连职务犯们都要一起整他。
而不认罪、不悔罪的“前科”,更成了他的硬伤。
没过多久,职务犯们便举报海豚“拉帮结伙,扰乱监区正常改造秩序。”
实际上,海豚只是信佛,笃诚地在狱内传教而已。他身边聚集了几个希望通过佛法化解苦难的追随者,海豚让他们戒荤、让他们睡前禅定半个小时、让他们看南怀瑾和《西藏生死书》……
监狱并不干涉犯人的宗教信仰,分管民警也知道这是职务犯们小题大做。可为了平息矛盾,上级就以“不按规定时间就寝”为由,扣了海豚的生活规范分了事。对于这样的处罚结果,职务犯们并不甘心,他们开始从各方面搜集海豚的“罪证”。
监区里有个叫袁军的犯人,是海豚的佛友,他们来往很密切。袁军本是空军某部队的记者,转业后在南京一家报社工作,因间谍罪获刑七年。
入监以来,袁军从不认罪、悔罪,还常常递交申诉材料,不仅如此,他还常常在平日的改造中散播反改造的言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麻烦”。
“和这样的人为友,海豚能好到哪里去呢?”职务犯抓住了把柄。
那时,海豚已经呈报了申请减刑的材料,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遵规守纪表现;二是劳动改造表现;三是认罪悔罪表现。
申请材料在监区里公示一周,公示期间要接受全监区犯人的监督,其他犯人存有异议可以举报。毫无疑问,监区的举报箱里很快就塞满了各种指证海豚不认罪、不悔罪的举报信。
经过“央视采访”事件,海豚对自己的盗窃罪名心存怨气,在监区里几乎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再加上他又和典型的“反改造分子”结为密友,这些举报信很难让人不信。
于是,海豚当季度减刑的资格被取消了。
得知这个消息,他盘腿坐在床上,闭着眼红着脸,念了半夜的慈悲咒……
文教监区的职务犯都是十年以上的重刑犯,他们大多都能在刑期过半的时候,通过假释走出高墙。
2013年,海豚在文教服刑已经接近6年,和他同一批入狱的职务犯皆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改造成绩,大踏步地走出了高墙,而他却熬成了文教监区的元老。终于,海豚的减刑公示也不再有人举报了。
再加上这一年,他还立了功——减刑2年。
当年,在全省范围内,先后发生多起冒牌狱警电话诈骗罪犯亲属的案件,警方怀疑是省局罪犯亲情电话系统被黑客攻击,才导致犯人的电话信息泄露。对此,监狱连续给罪犯家属发出了3封防诈骗的公告信件。
普通监区的犯人对此并不在意,他们大多家庭贫困,家里无钱可骗。但一个职务犯的亲属被冒牌狱警骗走了8万元,这让职务犯们人心惶惶。
海豚自告奋勇,给文教监区的亲情电话系统做了一个“超级防火墙”,防止大家的信息泄露。这件事让他彻底咸鱼翻身。
● ● ●
可是,在文教的地位提高之后,海豚却变得有些神经质。
2014年的元旦,美工组负责布置监狱里的节日装饰,海豚花了7天剪了一对马踏祥云的窗花,准备贴在出监监区的大门上。监区教导员征询大家的意见,一个职务犯说:“海豚的剪纸易碎,贴上去没几天就会破破烂烂”,因此监区的大门上,改贴了两个大大的福字。
当天,这名职务犯出工现场的电脑就一直黑屏,以至于接下来的几个月,他都不得不靠手写去录入资料。
2014年8月份的纳凉晚会上,海豚创办的太极队要登台表演。负责摄像的犯人在摄像的场景布置中把站在中间的海豚安排到了后排,“因为他不够高大英俊。”
没过几天,这名犯人电脑里剪辑好的成片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为此,他当月的劳动考核降了3分。
……
海豚防范着所有的职务犯,在余刑不足3年的时候,他像一匹从荆棘丛中爬出的饿狼,把扎进自己皮肉里的刺拔出来,扎向他心目中的假想敌们。
2015年的第二季度减刑假释呈报名单里,有海豚的名字,如果这次减刑顺利,他将会获得新生。那几个月,他惴惴不安,对几个被他黑过电脑的职务犯说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话:“你的电脑出了问题,很多人怀疑是我干的,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我信佛,这种事要积蓄怨业的,我不会干的!你要信我。”
他害怕在减刑的最后关头,监区的举报箱里又出现关于他的信件。
最终,在这一季度的减刑裁定书里,有一份是属于他的。
然而,即便是减完刑,海豚仍然没有放松,因为他没有履行财产刑(罚金未交),法院对其申报的一年六个月的减刑幅度也因此扣减了两个月。
意料之外的2个月的余刑让海豚更为紧张,他查阅了所有关于减刑裁定被撤销的可能性,不断地盘算着。直到临近刑满的最后一天,他还在担忧和害怕。
那天,他蹲在厕坑上,一页一页地撕着自己的日记本——那里面写的都是他对牢狱生活的抱怨以及申诉草稿。
海豚刑满释放了。两张轻薄的判决书上,红艳艳的印章证明,他终于认罪、悔罪了。
编辑:罗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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