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母亲后悔没扔掉的“怪胎”｜人间

与田女士和申先生的沟通往往都离不开经济上的计算，他们仿佛在告诉我，我的生命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实打实的赔钱烂货。

配图 |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剧照

于我而言，长大就是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

小时候的日子还算平静，只有八岁时遭了些磨难。那年我不慎掉下土崖摔断了手，做了手术后，手臂上留下二十多厘米的疤痕，像一条蜈蚣。家里因此背上了几万元的外债，为了尽快还债，田女士和申先生不得不出门打工，把三个孩子扔在家里托两个老人照顾。此后他们便淡出了我童年的视野。

父母不在身边，自卑趁虚而入。最开始，我对自己的不满来自眼睛和耳朵下的那两颗直径约0.7厘米的黑豆。它们是如此恶心，以至于后来我无数次想要把它们从我的生命中剔除出去。

童年的玩伴倒没说过我丑，直到上初中以后，我去了县城念书，在这里我才确信，原来自己是丑的。

新同学有意远离我，刻意回避我的目光，如果实在回避不了，就会给我一个白眼以示警告。我寄希望于厚厚的刘海能遮住眼下的黑豆，也顺便保护我，但它总是很轻易地就被别人发现。我没有一个朋友，每个被老师安排与我做同桌的同学都会面露难色，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

所有的恶意与嘲弄并非是我的臆想，这些事情每天都在我身上发生。有一位政治老师阴阳怪气地对着我说，“现在找工作都要求五官端正，那些脸歪的、长得丑的人连门都进不去。”

我开始审视自己，审视自己的黑豆，我确信，我是丑的。那两颗黑豆，在我脸上突兀地冒出头来标榜着我的丑陋。它们也果真压得我在整个青春期都抬不起头来。

有一次，我对自己的厌恶已经到了极点，于是对着镜子用剪刀剪掉了那两颗凸起的黑豆。黑豆掉了下去，留下红色的伤口血流不止。结了痂，黑豆慢慢又长出来，跟之前一模一样。

田女士从来没想过这两颗黑豆会如此影响我，更没想过带我去祛除。每当我表示想要取掉脸上的黑豆，她就会劝我，又像是批评我：“不要浪费钱”。

县城里有一家小美容店，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田女士终于同意陪我去。店员拿着专门的工具，在酒精灯上烧热之后往黑豆上反反复复点戳。我一共做了两次，很痛，但黑豆仍旧顽强地扎根在我的脸上。我依然失落。

放学回出租屋的路上，总会遇到一个举着木牌的男人，木牌上画了一男一女两个头像，详细标明了痣长在不同地方所代表的含义，好的痣要留下，不好的痣就要去除。有不少学生请他看面相或者祛痣。而我只觉得尴尬和丢脸，每次经过都假装无视。

在经历了数次疼痛和失败之后，我还是逼着自己站到了那个男人面前。说定价钱后，他拿起一个白色药瓶，用棉签蘸了几下，而后把药水涂在我的那两颗黑豆上，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不到一分钟。我付了钱，装作无事发生，重新走进了人群中。

皮肤感到一丝冰凉和痛感，我想或许真得有用，但事与愿违，黑豆脱落后很快就重新长了出来。

我仍未放弃，又去了一家在县城里相对高档的美容院。店长带我进到一个整齐排列了六七张床的房间，灯光特别清冷，我惴惴不安。躺下后，她打开仪器在我的脸上一阵点烫，伴着电流声和一股怪异的焦味，眼下的黑豆终于得以祛除。然而耳朵下的黑豆却在经历了各种烫伤和刀伤之后逐渐膨胀凸起，变成了一块更大的增生疤。

随着审视的增多，我又发现了自己其他的缺点——我的腿很短。

虽然那时还在发育期，但对比其他同身高的同学，我的腿确实短了一截。穿同样尺寸的校服，我的上衣总是难以够到屁股，裤脚却要比别人多挽上两圈。

有一次我在网络上发贴寻求安慰，有人的确会宽慰说亚洲人的身材比例大多不好，不用担心。有一些人与我同病相怜，说：“我也和你一样。比别人矮，坐高却高一大截。”当然也有人评论：“好恶心的身材。”

我对“好恶心”这个词印象最深。

此外，我的脸完全不对称，脸型左圆右方，颧骨左平右突，整个脸看起来就是歪的。可以想象，如果你有着恶心的身材，长着恶心的脸和恶心的黑豆，那么你大概率是不会被周围的人所接受的，你会成为嘲讽和嫌弃的对象，也不会再拥有朋友。

我像是在胎盘里被揉捏变形后诞生的怪物，是一个全摊父母所有劣质基因的不幸女。

厘清情况之后，我愈发感到无助，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大概青春期就是这样，当我无法接受自己的外在并对此无能为力时，叛逆就随之而来，最开始被我伤害的自然是家人。

我曾对着田女士怒吼：“谁让你生我的！”我的确那样想，很多时候我希望自己不曾来到这个世界上。

田女士看着眼眶怒红的我，轻带着哭腔说：“早知如此，当初就该把你扔了。”

初二开始，我隔三差五逃课，把自己锁在昏暗狭小的出租屋，不开灯，捂在被窝里一个劲地玩手机，玩累了就哭，哭完了就睡。长此以往，旷课次数超过了开除的标准。

学校着手处理我，但由于我在班里的成绩始终维持在前五，班主任向校委办求情，说我成绩好，开除了挺可惜。班主任相信我只是心理出了点小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他给我推荐了学校里的心理辅导老师，但我没有去。我在学校熬到了中考，考入县重点高中。

高一开学报到时我晚到了，只是在窗外看了一眼教室，就被心底生出的一股巨大恐惧感驱使着逃离了学校。我看到新同学们坐的整整齐齐，都在盯着黑板，没人注意到站在窗外的不速之客。我无法打破这般和谐的景象，也不想就这样生硬地嵌入这个集体。此后的一个星期我都没去上课。直到学校给田女士打电话，我才极不情愿地回到学校。

同初中一样，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也始终低着头。后来班主任联系了田女士，建议她给我办休学，把心理问题解决了再回来。

他们当时正好在贵阳的一个工地上干活，就把我带去当地的一家大医院做检查。结果很快出来，我被确诊中度抑郁伴轻度焦虑。

田女士根据医生的建议买了很多药。她觉得花了大价钱的药应该能让我回归正常，好让她消停消停，至少不要再花这样的冤枉钱。实际上那些药我一粒都没有吃，我的病当然也不可能好。

她知道我有心理问题，因为学校老师为此没少联系她，但她确实又不知道什么是抑郁症。只觉得是我矫情，是我想太多。在我抑郁时，她会抱怨我明明有手有脚却什么都干不了，就好像脑子有问题。即便她拿到病历单，她仍不懂什么是抑郁症，但至少她终于相信我不是矫情，是真的“脑子有病”了。

我的高中是在休学和复学的循环当中度过的，我时常感到恐慌，因为自己的人生可能就此无法交代。我和其他人一样把高考当做了“龙门”，不越过就没有未来。

2018年，我考了一个不算好的成绩，进了一所省内的二本院校。那时我还短暂地憧憬过，大学将是我摆脱过去的新起点。

我跟田女士和申先生说自己想去整容，但他们回得很干脆：“你要去就自己挣钱，别指望我们。”

大一入学不久，我就偷偷到整容医院咨询如何能修改一下自己那扭曲的脸。我没有钱，不过医院说可以先贷款，做完手术再按月分期还。可惜一番研究后，他们认为我不具备偿还贷款的能力，不准备给我贷款，这事又只能搁置下来。

如果无法改变自己的丑陋，何谈有新的开始呢？我逐渐对未来感到心灰意冷。

过去开始重演，我又开始逃课，整天躺在床上，不与任何人有交集，同时暴饮暴食，一个学期长了30斤体重。各门课程的考勤表像我的病情说明，详细记录了我的自卑和抑郁，记录了我所逃避的人和事。

导员建议我先休学，接受心理治疗。这其实是两个建议，我部分地接受了前者，完全地拒绝了后者，我的确也不想再这样颓废地生活在大学校园里。

2020年11月，没有办理退学手续，我就自己离开了学校。

刚退学的第一年，周边的亲戚就开始给我张罗相亲的事。但因为我跟他们的关系并不好，他们就只能通过田女士来询问我的意见。我对此非常反感，跟田女士说自己的事不用他们来操心。

田女士语气严肃起来：“你要么赶快找个工作自己挣钱，要不然就赶快嫁人！”

“你念书的学费和生活费花了那么多，现在还要花我们的钱……”

我原以为找工作并不是什么难事。在浏览了一遍招聘启事后，发现学历成了我找工作最大的难题。因为大学学业的中断以及缺席了高中的会考，我到头来其实只拿到了初中文凭。

2021年，我随田女士和申先生到了绍兴。田女士的大姐在那里工作，她答应帮忙找个厂里的工作给我们。

那是一个汇集诸多雨伞加工厂的小村子。我去了一个只有七八人的小厂打伞带。计件工资，工作时间没有规定，厂子离我们租的房子只有两三分钟的路程。

但我终究没有坚持下来，只干了一个月不到我就失去了耐心。同年10月我去了网恋对象所在的湖州，但没有选择跟他见面。

我窝在出租屋里不想去找工作，直到房租只剩最后一个月，田女士又不愿替我缴房租，也不给我生活费，我才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了生鲜果蔬店的收银员。我能接受这个工作完全是因为上班时可以名正言顺地戴口罩，这样我就不用以丑陋示人。

在三天的试用期里，我学习了收银，裹保鲜膜，陈列货品，打秤。上班时间实行两班倒，早中班6:00-14:00，晚班14:00-22:00。晚班六点以后每间隔一个小时便会推出更低折扣，最低到三折，因此晚上人流量也是最多的。

有的顾客图新鲜，赶大早来买，更多的顾客图便宜，踩着打折点来大把采购。闭店之前我们会把未售完的所有果蔬和海鲜倒入门外的垃圾箱，每到这个时候，垃圾箱旁会围站着好几个妇女和老人，她们假装闲聊，实则手里攥紧了布袋。过期商品还没有进垃圾箱就全被她们抢走了。

在房租到期前三天，湖州刚下过一场深及小腿肚的鹅毛大雪，我被网恋了十个多月的男友分了手。此前他一直希望同我见面，但我总是用各种理由搪塞过去，因为我害怕他看到我躲藏在屏幕后面真实的样子。我辞了收银员工作，失魂落魄地离开了湖州。

我去了常州，又进了一家规模较大的电子厂，彼时身上只剩20块钱。我想向田女士求助，但我三番两次的不告而别让她大为恼火，她也厌烦了我这个讨债鬼不断地向她伸手，于是放下狠话说不会给我一分钱，而后拉黑了我的微信。

我找了此前认识的一个相亲对象，他觉得我可怜，好心地借了我二百块，帮我度过了难关。因为我是小时工，只用干满15天就可以拿到工资。我就靠着这二百块等来了第一笔工资发放，拿到工资后我便又辞职了。

此前我一直租房住，电子厂的员工宿舍让我感到很煎熬。我的舍友中有一个阿姨年近四十岁，比我们大很多。她得知我已经辞职，毫不客气地问我：“你想好去处了吗？找好工作了吗？有朋友帮你吗？”我说没有，她又接着说：“都没有的话，你为啥要离职。就你那点钱，要是迟迟找不到工作，你饿死了都没人知道。”

我没有听进舍友阿姨的批评，或是好心的劝告，带着为数不多的工资去了重庆。我本希望开启一段新的工作之旅，但最终还是没能战胜自己的“心魔”。那种刻骨的自卑令我胆怯，无法专注，它啃食我的骨髓，直到我变成一副空空的躯壳。

我没有继续工作，而是在一个老住宅区里租了一间又破又小的房子“休息”。不到两个月我的裤兜就见了底，当时又恰逢疫情，小区被封了一个星期，我只能靠吃稀饭和仅有的几包泡面度日。那几天肚子饿得难受，整天都有气无力地瘫躺在床上。

解封后，我厚着脸皮祈求申先生的帮助。他劝我回家。我虽然不情愿，但又实在不知道如何在重庆生存下去，只能灰溜溜地回家了。

2022年10月1日，我25岁，距离我大学退学已经过去了两年，我从重庆身无分文地回到了老家。

我的老家掩藏在贵州的一座座深山里，成片的竹林和错落的青瓦木屋，被东、南、北三个方向拔地而起的山包裹在一起。封闭、隔绝成了每个村里人的心头痛。

村子处在半山腰，极度缺水。全村人共用两口井，露天大井的水用来煮猪食，有遮顶的小井的水则用来洗衣做饭。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靠天吃饭，但我不喜欢这样原始的生活方式。小时候会帮父母干一些简单的农活，其实并不用出多少力，但我干不了多久就喊累。每次我喊累，大人就会教育我说：“还是要好生读书呀，否则将来就得像我们一样累死累活地干。”

我当然不想成为大山深处的农民，总想着有一天会走出这重重大山。

我家的老屋是两间木头房子。田女士和申先生，再加我弟，睡在里面的小卧室，卧室窗户很小，整天都光线昏暗，我和我姐睡在外面的房间。这两间房子是田女士和申先生结婚时，爷爷奶奶分给他们的，之后申先生用竹篱笆在屋外空地围了一间伙食房，又自己砍树做了一个牛栏——在我老家就是牛和人共用的厕所。2012年下了一场冰雹，屋顶的瓦片被砸得稀烂，加上屋子年代久远，木头蛀虫严重，已经完全不能再住人了。第二年申先生建好新房后，我们就从老房子搬了出去。

图 | 作者家的老房子

新房是两层砖房，占地一百来平，坐东朝西，北侧连着小叔家的房子，东侧和南侧挨着小路和别人的庄稼地。房子落在村头，每天的第一缕夕阳就照到这里。

我回家后，住在一楼一间潮湿闷热的房间里，这间房平时是堆杂物和粮食的，因此总有一股霉臭味，还时常会有老鼠光顾。

我家一共有3个孩子，现在想来，好像都走出了这重重大山，又好像都没走多远。我也试图出走过，可现在又回来了。

小时候我们最抗拒的事就是上学，因为村附近唯一的小学在山的那边又那边，从家走路往返一趟至少要两个小时。大人们只在山林里随便铺点石头就成了孩子们上学的路，碰上下雨天，我们会在这条路上摔得满身是泥。天亮得迟的季节得打着火把或手电上学。天黑得早的时侯又要赶紧回家，不然就要摸黑走路。

我姐从村里的小学毕业后，去镇上读了初中，中考成绩很差，勉强进了一所封闭式的民办高中。我曾经去那里看望过她，那个学校的食堂不提供餐具，学生们要自己买钵钵、勺子、筷子，自己买洗涤剂洗碗。宿舍八人一间，没有卫生间，五层的宿舍楼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和澡堂。

2015年，离她高考还有一个月时我又去看她，但门卫已经不让进了，给她带的水果、薯片和坚果只能放在保安室。我就一直在站门外等她来取东西。她出来时头发毛毛躁躁，脸憔悴得不像个人，令我触目惊心。她跟我说每天上晚自习到十点，很累。可是后来她只考了两百多分，连专科都没得上。2021年底她远嫁到四川农村，嫁给了她的网恋对象。

我弟小我两岁，因为三胎是超生，那时侯田女士会在计生人员上门普查时将他带上山躲藏，可惜后来还是被发现了。他们嚷嚷着让交2000块的罚款，家里拿不出钱，耕地的老黄牛就被拉去抵了债。那年我六岁，我弟四岁。

我弟从小在镇里上学，从寄宿制小学一直到他高二被开除，学会了抽烟、喝酒、泡网吧、打群架。他还喜欢胡吃海塞，胖得离谱，小小年纪就得了痛风。我刚上大学时，他到处借钱，跟亲戚朋友借完又去借网贷，一共欠了6万多块。现在他跟着一个表哥在浙江金华打工还债。

回家两年，我的心境平和不少。虽然心病无法被药物医治，但如果一个人开始认命，那一切的心病就都不成问题了。

同我一样选择在家躺平的还有我的朋友妞妞，她比我小三岁，我们相识于知乎一个关于“腿短”的话题。她的回答令我感同身受，在此后的交谈中，我们都认可彼此是对方的“世另我”。

我们交换过照片。塌鼻子，单眼皮，肿眼泡，黄黑皮，高度近视，厚嘴唇，方圆脸，是她描述的自己。她羡慕我的双眼皮，高鼻梁，而我羡慕她脸型的平整流畅。我都觉得这样的互相羡慕很可笑，就像两个差生考完试后对答案。

妞妞会化妆，滑雪，喜欢打卡各种奶茶店，晒各种甜品，她展示的这些美好生活甚至令我怀疑她根本就是个正常人。实际上她从小学到高中都遭受过不少霸凌。她的外号是“煤炭”，有人会故意扎破她的自行车胎，还有同学往她的保温杯里吐口水。为此她曾经割腕自杀，但被父母及时制止了。

妞妞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偶尔和我倾诉“没人和我一起吃饭”或者是“同事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我坏话”。我知道我俩都不受人待见，但确实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慰她。

辗转了几个工厂之后，妞妞最终选择留在老家。关于工作，我俩都非常默契地只字不提，她不愿再出门，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寻找一份适合的工作。

她家的土地已经全部承包出去了，平时只能想方设法地度过大把的空闲。我成为了一个农民，为了种地，每天要走大段的上坡路。

2023年年初，申先生不愿我继续在家吃白饭，便让我去种辣椒。村里有种植辣椒的补贴，一亩补贴800元，他申请了5亩，补贴的钱归他，卖辣椒的钱归我。

很快辣椒苗发下来了，但因为我没什么经验，第一次栽的苗死掉许多，后来又不得不补栽。

苗栽好后，施了一遍肥，便要开始除草。我不停地挥动着沉重的铁锄。擦汗时，总能闻到橡胶手套同泥土、汗水混杂在一起的臭味。全身的酸痛也令我烦躁异常，但我又无可奈何，只是心想自己的人生大概已经断送在这黄土里了。

除完草后我本以为可以安宁，并且看来辣椒长势也不错。没想到山上的野兽会趁辣椒地没人的时候挖蚯蚓吃。这里掏一个洞，那里掏一个洞，很多辣椒苗被连根刨了出来。

我头一回知道还有这样的变数。无奈又开始重栽，并且在辣椒地周围做了简易的围栏。后面辣椒杆茎逐渐粗壮，也垒了第二遍土，那些野兽挖食变得困难起来，辣椒苗便没怎么遭殃。

开始结果后，辣椒又迎来了大面积的落果和虫害。虫害比较好解决，打杀虫药就会好转，但落果烂果这事让我和申先生都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常常出去打工，申先生似乎也不是个合格的农民了。

我们先喷了杀虫剂，又照别人说的摘掉了头果，疏掉了部分杆叶，此后辣椒有了一点好转，慢慢开始变红，迎来了第一次收购。知道收购价格的我失望至极，我辛辛苦苦种的辣椒居然只能卖一块五一斤。

但还没等我把辣椒摘下，更大的挑战骤然来临了。原本绿油油的叶片开始发黄发黑。我在网上查了一番，大概是炭疽病。于是又稀里糊涂地买来农药，好在后来辣椒的病情没有继续恶化。

图 | 作者种的辣椒

收获的季节，我的情绪跟着不断下调的收购价跌落到了谷底，收购商到村里收了七回辣椒，收购价从第一回的一块五降到一块四最后降到了一块一。我的辣椒一共卖了2174元，这是我半年的收入。

2024年春节前，田女士从绍兴回来，看着自己的三个孩子没一个有出息，时常怨气冲天，而我就是三个孩子里最窝囊的一个。

她厌倦了这样一无所成的我，开始主动让别人帮我介绍对象，还时不时冲我念叨。

“你不嫁人能干什么？啃老吗？我已经五十多了，你还能啃几年？你过去花了我们多少钱，心里没点数？”

“不就是嫌我花你们钱了吗？以后还给你们！”

“你姐你弟早就不用我们的钱了，你都快三十了，怎么好意思的？”

“我变成这样，不都是你们害的吗？谁家女孩这么多缺点？”

“总想着怪父母，你也就这点本事。”

“对呀，就是没本事，只能怪你们生了个白眼狼。”

她期望我像水稻般结满硕果，责备我吸尽了她的心血，却没能爆出一粒米来。我逐渐意识到，大概从小时候做手术花的那几万块钱开始，自己的存在就意味着亏损。与田女士和申先生的沟通往往都离不开经济上的计算，他们仿佛在告诉我，我的生命是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实打实的赔钱的烂货。

梅雨季又到了，小雨不知分寸地下个不停。我的辣椒苗喝饱了雨水，咕噜噜地成长，它们会担忧自己的未来吗？它们会被虫吃掉吗？它们会病死吗？

后记

正如命运始终没有放过我一样，新一轮灾难果真无可避免地来临了，今年梅雨季刚过，我的辣椒就得了卷叶病。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低温高湿，干旱缺水，又或者是高温、强光照，茶黄螨或者蚜虫、病毒……这些都有可能，我尚无对策，整日焦虑。我的辣椒和我一样命途多舛，它肯定卖不出什么好价钱，而我年纪轻轻就陷在泥土里，亦永远前途未卜着。

编辑 | 李白(实习)、右七

夕刃芽

想过动画般绚烂的日子。

• 本文头图选自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2006)，图片与文章内容无关，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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