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假
诚信是人类的最高品牌
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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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假
余留芬。 受访者供图
南都讯 3月3日，今年全国两会首场委员通道在人民大会堂开启。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岩博村村支书余留芬在委员通道上呼吁农村网络提质提速。今年两会期间，余留芬带来了一份关于加大打击侵权假冒的提案，这也是她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第二次聚焦“打假”。余留芬希望政府部门加大力度保护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像治理酒驾和欠钱的老赖一样加大力度打击假货。近日，南都记者就如何提高打假效果、维护品牌专利等话题对余留芬进行专访。
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小酒
位于贵州省盘州市淤泥乡的岩博村，地处乌蒙山腹地，山高坡陡土地少，在过去是出了名的“穷旮旯”。2000年，村里人均年收入不到800元人民币，1/3的老百姓没过温饱线，村集体还欠着外债。
2001年，外嫁到岩博村的余留芬，被老支书推荐当上了村支书。
上任后的余留芬，带领村民修路，建养殖场、赎回林场……进行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的举措。余留芬留意到，岩博村一直保留着彝家传承600年的小坛发酵古法酿酒工艺，她想着，要把村里的酒也逐步推广出去。随即，余留芬整合村里十几家生产户建立了岩博小锅酒厂。
余留芬说，近两年，岩博酒业迎来了跨越式发展。2017年以前经销商不超过10家，如今已发展到200多个经销商，覆盖31个省、市、自治区。从2017年的销售额6000万元，到2018年达到3个亿，一年内销售额增长了4倍。
“为人民小酒我哭了很多次”
岩博人民小酒火了之后，就在余留芬想着乘胜追击重塑品牌、提高产品研发水平的时候，市面上突然间冒出了很多个“人民小酒”。
这些仿冒厂商中，不少还比较猖獗。
“他们利用我的很多资料，包括我的头像、我的视频，谎称是我们厂家的，到处去招商。好多收了人家钱，到后来却不能给人家兑现承诺，导致了很多经销商受骗，真的是喊天天不应的这样一个情况”，余留芬说。
余留芬说，一开始仿冒团伙拿着她的视频，在2017重庆秋季全国糖酒会和2018成都春季全国糖酒会上宣传、招商，并到处宣扬余是他们的董事长。
除此之外，岩博人民小酒还遭受到了对方的恶意竞争。据余留芬介绍，在糖酒会上，除了半路拦截经销商，这些李鬼团伙还进行“主动挑衅”，直接来她的展馆处拉音响宣传，反而造谣岩博人民小酒不是正宗的。
“我真的不知道哭了多少次”。面对席卷而来的假冒侵权，余留芬不免露出一丝心酸。
维权道阻且艰
只能苦中作乐
仿冒浪潮不断兴起，余留芬知道，想要保住岩博“人民小酒”的招牌，维权刻不容缓。但摆在她面前的，是征途漫漫的维权之路。
虽然她在人民小酒所属的岩博酒业内部成立了打假团队，但由于岩博人民小酒这样的自主品牌和其他中小企业一样，在体量和资本上非常有限，在打击侵权假冒上缺乏专业的人才和技术，许多时候，所采用的打假方式仍然很传统。
据岩博酒业打假团队成员解金萍介绍，目前岩博酒业主要依靠群众或同行举报，她再将线索推送给监管部门，但制售假者躲避监管的手段变化多样，打假维权往往收效甚微。
即便查处到了制假窝点，在违法销售额认定以及判罚上依然存在很大问题。据余留芬介绍，由于仿冒厂商的账本都是虚假的，导致执法部门在查处时无法掌握真实数据。“比如说他们卖了多少、销售额多少、按照多少比例来罚款，这些都是没法掌握的”。
余留芬认为，这些仿冒团伙之所以这么猖獗，主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太低，“罚款对他们来说就像罚酒三杯一样，对他们人身没有任何影响，他们觉得无所谓”。
此外，打假成本高也是一个难题。解金萍说，他们现在主要通过行政方式进行维权，在端掉仿冒团伙老窝的同时，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
对于目前的维权处境，余留芬表示依靠自身的力量基本看不到希望。“对我们来说，就是人员也不够，精力也不够。所以很多时候就因为这个事情特别担忧、特别难受。”
但这个从大山深处里走出来的女人，时常有着一种苦中作乐的精神。余留芬说，她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一个最傻的想法”：先做好基础，把我的品质做好，根扎稳了，未来我们自己慢慢强大起来的时候，别人假冒我就没有太大恐惧心理，我也不会害怕。
要像治理酒驾和失信一样打假
余留芬同其他企业讨论过通过联手打假的方式是否可能缓解问题，但大家都感觉很无奈：“就算我们把所有企业联手起来也无济于事，他们连政府都不怕。”
在她看来，只有多出台相关政策，企业家才可以安心地去做好品质、去打造好品牌，也才可以共同努力抵制仿冒商品的猖獗。
在今年的政协提案中，余留芬针对保护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提出三点建议。余留芬提到，希望政府能加大打假力度，提高侵权假冒的违法成本；建立假货线索举报制度，对于提供重大制假售假线索的举报人给予表彰或奖励，提高全民参与打假的积极性；推广已经取得成效的打假新技术和新模式。
“我觉得还是要倡议，目前侵权假冒的违法成本太低了，我们是否能够把它像对酒驾一样地去治理，或者像对付那些欠钱的老赖一样出具相关的法律政策，然后让他成为黑名单”，余留芬说，如果对制假售假团伙施予类似信用黑名单之类的制度，限制他们乘坐飞机、高铁等，对他们的人身自由产生一定的制约，“让其一辈子不能坐飞机、不能坐高铁，这样才会有效果”。
此外，余留芬也提及，传统的蹲点摸排等方式较为耗时耗力。她提到，以阿里为代表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已创立了一套新兴的打假技术和模式，积极联动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联合打假，共建打假共治系统，在降低企业维权成本的同时，也能节省执法机关的执法资源，“要用这些创新的模式、科技的手段去打假，一些好的打假新技术值得大力推广”。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在创新，为什么打假不能创新呢？”余留芬说，中小企业也要积极地去结合创新、结合科技，去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加大打假力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从根源上解决假货问题。
对于今年两会，余留芬最后表达了一个朴素的愿望：多出台一些政策，保护那些真的用心用情做事的人，保护那些为国民品牌创造价值的人。“让他们安心把产品做好，为质量奋斗。”
采写：南方报业全媒体记者、南方都市报记者 卜羽勤 发自北京
委员通道上
请身旁委员“帮帮忙”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带领村民脱贫攻坚、为贵州岩博村打造支柱产业的村支书余留芬3月3日登上今年全国两会首场委员通道，就乡村振兴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她表示当地人居住环境比较分散，对污水垃圾处理难度大、投入资金多，“国家能否针对贫困落后山区出台专门措施”，此外她还坦言农村存在很多边远的山区2G都不能覆盖等。
现场，余留芬还就农村网络提质提速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互动，请他们“帮帮忙想想办法”。张云勇请她“放心”：“我们在乡镇县城农村会有广覆盖，有基本的上网和通信的保障，肯定能保障您那儿的电子商务等等的一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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