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唱国歌、升旗、思乡，我独自撑起中国最小大使馆

一人 一馆

图 文 /  东方网

根据吴钟华回忆整理

基里巴斯位于南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唯一地跨赤道、横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国家。全国大约10万人口，分散居住在33个大小岛屿上。

他需负责政经、文化大事，同时要负责礼宾交际、拜会宴请、联系接待等繁重工作，同时他还是使馆的设计者和建设者、厨师、采购员、司机、招待员、会计……

首都南塔拉瓦一个村落的居民

在涨潮淹没这个区域时蹚水离开家，

直到退潮后才能回去。

吴钟华领事

1958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1963年毕业后进入外交部。1983年至1987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二秘、一秘。1989年在驻斐济使馆工作，次年2月被派往基里巴斯建立大使馆任临时代办。1994年至1998年在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馆工作，任副总领事。

由于工作需要，吴钟华于1989年5月9日赴驻斐济使馆工作。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与我国有外交关系，但没设使馆，1990年2月吴钟华受命去基里巴斯建馆并任临时代办。

1990年2月24日吴钟华一人登上小飞机。飞行近十个小时，到达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该岛仅27公里长，一两百米宽，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文化生活等于零，物质生活处于半原始状态。于是他开始了一人一馆，岛国三年“鲁滨逊式”的荒岛生活。

独

自一人举办开馆招待会

2月24日是星期六，我决定于2月28日举行开馆招待会，除掉星期日，只有3个工作日，在3天内，要装电话、传真、买汽车、挂馆牌、准备临时的旗杆……最紧要的是，我必须在26日星期一把100多张请帖准备好，并全部发出去。我抓紧一切时间，充分利用周日这天，第一先买油盐米面；第二挂出馆牌；第三打出100多张请帖、信封。我顶着似火的赤道骄阳钉馆牌，很快晒掉一层皮。馆牌、锤子、钉子都是从斐济带来的。

26日、27日我马不停蹄地装电话、传真机，买汽车，买保险柜，发请帖。我按小时排出工作程序，自己给自己下个死命令，不管多紧张，不管多累，必须完成。

28日我从早6点起来就开始布置准备。因馆舍是临时租的，房子无人居住，室内无任何东西可以装饰，我只是挂了一幅从驻斐济使馆带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挂历，放一些宣传品。

招待会准时开始，客人们徐徐而入。我在门口迎客，时而又到里面让酒陪客。招待会完全按我设计的程序进行。很多朋友还不知道使馆就我一人。有的朋友东看看，西看看，还到小厨房看看，甚至疑惑地问我，今晚的招待会都是你一人准备的吗？

招待会计划是晚上6点半至8点，而实际上最后一个客人走的时间是深夜11点多，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衣衫已被汗水湿透。

被

撞之后，首先想到的是文件

招待会后，我便计划上半年的工作。以对外工作为主，建馆工作同时进行。计划刚刚开始实行，意外情况发生了。

一个周末，我一人实在孤独，只好在海边散步。海边与公路有段距离，我注意到公路上没有多少行人车辆。突然，我感到好像什么东西撞了我一下，随即就失去知觉倒在海边。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醒过来时，一群岛民围着我。这时我才感到双臂麻木，无力支撑。人们见我醒过来，一位会说英语的岛民告诉我，是那个年轻人用摩托车撞了我，他是酒鬼。 

这时我才感到后怕，这次我若是被撞死，保险柜内数万澳元的建馆费、文件、我的使馆，这不都成了死案了吗？于是我把保险柜的开法用中文写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上，万一我再出事，国内总会来人处理后事，翻阅我工作笔记本，而当地人不懂中文，又不能打开保险柜。这个笔记本，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一

个人，一座馆

大难不死，我便计划开展工作。所有工作全由我一人来做，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作为馆长，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事，当然是我的首要工作。作为馆员，使馆的礼宾交际、拜会宴请、联系接待，也是我自己来做。另外，我还是厨师、采购员、司机、招待员、会计……比起正常的使馆，我还多一项工作，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那就是使馆的一切建设，都由我从头做起。我要设计使馆的大门、篱笆、车棚、旗杆等等；我要满岛去买材料；我要找人施工、监工，关键时刻还得亲自干。

按计划，使馆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我一个人陆续宴请了副总统、议会议长、各部部长和常秘。通过这些活动，宣传介绍我国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方针政策。同时也对基里巴斯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基本了解，积累了一些材料。

工作最集中，难度最大的是庆祝中基建交十周年的工作。建馆后，经国内同意，我馆在1990年6月25日中基建交十周年时，搞三项活动：中国电影周，中国建设成就图片展，一个庆祝招待会和几场小型宴请。于是，进入6月份，我就着手准备，一切从零做起。图片的八个展架要自己买木板进行设计，十米长的中英文横幅，要一针一针地缝。还要找电影放映机，试放片子。

同年6月24日，徐明远大使从斐济来主持三个项目开幕式时，一切准备就绪……

书

信系家人，心中留遗憾

那个时代外交官还不能带家属，更不能带子女，彼此联系只能靠两地“鸿雁传书”。

基里巴斯与国内通信来往很慢。1990年4月23日，我收到家书一封，告知我老父亲于3月30日去世。

在那段时间里，在完成千头万绪的工作时，内心深深藏着对父亲万般的悲痛，我身边没任何亲人、同事可诉说。就在收到信的当天下午3点，照样参加基里巴斯法院新办公楼揭幕式，这是个喜庆的活动，我是满脸的笑容。第二天上午按时会客，晚上按计划宴请朋友，我内心的悲痛却无人知晓。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生活再艰苦，工作再累，我都能忍受，但有两次我确实情不自禁流泪了。一次是在我国最小的这个外交阵地上，徐徐升起血染的五星红旗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为了设计旗杆、底座、安装，我费尽心血，足足用了三个月。五星红旗，来之不易，升之也不易。

夕阳下的基里巴斯

另一次是“十一”国庆前，因基里巴斯不能印请帖，我决定回斐济一趟。当时，我发现自己已7个月没理发了。在飞机上我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就要到了，就要回到集体的怀抱。下午4点45分，我回到斐济使馆。公务员小刘赶紧给我理发，炊事员小戴让我吃馒头……

我在基里巴斯待了3年。一个人唱国歌、一个人升旗、一个人思乡。当要结束这里的工作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苦恋。再苦再累，我也舍不得离开为祖国亲手创建的最小外交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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