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里有一群特殊的外交官

外交部里有一群特殊的外交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内与中国驻外使领馆之间传递国家机密文件和物资。五十多年来，他们的故事惊心动魄，而他们的付出鲜为人知。

讲述者

谢君桢

前外交部信使队信使，

前中国驻芝加哥副总领事。

焦东村

前外交部信使队队长

前中国驻釜山总领事

陆  治 

 时任外交部信使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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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布着近250个中国驻外使领馆，这些外交机构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在外交部里，有一支特殊的外交官队伍，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国内与驻外使领馆之间传递国家机密文件，这就是外交部信使队。

这是信使队的一次例行出差。

这些装有国家机密文件和敏感物资的外交邮袋，将由两位专业信使送往中国驻外使领馆。按照国际法规定，外交邮袋在通行各国时免于检查，不可侵犯；而运送邮袋的信使持外交护照，享有外交豁免权。由于这是目前唯一可以在国家间免检传递物品的特殊渠道，其作用备受世界各国重视。

由于事关国家机密，

信使必须严格遵守纪律。

“外交信使是个古老的行业，鲜为人知，但却经久不衰。比如现在有的国家就把整个集装箱当做外交邮袋向海外运送，还有的专门派出专机，运送外交邮袋。”

——外交信使 陆治

大部分邮袋经严格密封后交由航空托运，

而绝密邮件由信使随身携带，

片刻不离左右。

“对我们信使要求很严格：出差的时候，我对爱人都不讲到哪儿去；我们在出外旅行也不跟陌生人交际、谈话。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好文件。防人之心不可无，经常要防着是不是有人企图对我们干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外交信使 谢君桢

大部分邮袋经严格密封后交由航空托运，

而绝密邮件由信使随身携带，

片刻不离左右。

“国际上规定信使必须亮明身份，就是我的护照上要写上“外交信使”，我提的邮袋上写着“外交邮件”。这样一来我的身份就公开了，而那些准备搞我们的人却在暗处。

飞机上两人只能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值班，那是绝对不能含糊的。”

——外交信使 焦东村

早期信使队部分队员合影

从踏上征途的那一刻起，外交信使便肩负起了神圣的使命，此后一路上，不论途径什么地方，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对于他们来说，责任重于生命。“人在文件在，誓与文件共存亡。”

压力大。大到什么地步？我和很多信使都曾做梦梦见文件丢了：哎呀，丢了！自个儿还提醒自个儿：做梦吧？别害怕，可能是做梦。结果醒了还真是个梦，说明很紧张。

——外交信使 焦东村

历史上也发生过某个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携带着文件执行任务，当飞机飞越到北冰洋上空的时候，飞行员告诉大家飞机出了故障，要求机上的旅客将自己的行李扔出舱外。当时飞机的确已经飞得很低了，这位信使不得不最后一个把自己携带的公文包扔出机舱外。很快飞机就向上爬升了，后来据说有一艘快艇早已在公海上等候多时了。

——外交信使 陆治

五十多年前，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曾说过一句话，

“外交信使是我们的外交大动脉。”

中国外交信使队伍组建于建国初期，那时，以苏联为首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与中国建交，刚刚成立不久的外交部决定在办公厅机要处设立信使科，专门为中国驻外使馆传递国家机密文件以及驻外人员的家信。

信使工作受到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当年周总理亲自在外交部上呈的报告上，把“外交信差”的“差”字圈掉，改为“外交信使”。

那时，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封锁政策，中国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信使随身携带国家机密文件，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高度的敌情观念。信使科最初的成员大多数是当年北平、上海地下党的大学生，甚至延安时期就参加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其中包括几位女性，在朝鲜战场的炮火硝烟中，他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信使队开始有那么三四位女信使，其中有一位叫郑锵。她有一次跟一个男同志搭伙去送文件。那时候（朝鲜）停战谈判快要成功了，需要有一张军事分界线地图。国内绘制好以后，交派他们两人护送。那时候尽管快要停战，但是美国飞机轰炸得还是很厉害，所以他们只能晚上走。公路上坑坑洼洼，搞不好车毁人亡。终于到了开城，送上地图，当时我们代表团领导李克农副部长表扬她，说女信使真不错，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这趟旅行很累，等她回到北京以后就高烧十天，开始以为是感冒，后来确诊是肾炎。”

——外交信使 谢君桢

女信使郑锵

由于工作条件过于艰苦，1954年，根据当时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的建议，外交部取消了女信使编制。

新中国一边与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一边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到1956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25个。为适应外交形势需要，那年夏天，一批青年干部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被充实到信使队伍。

那时，中国通往世界的空中通道有三条，往南经仰光或是香港去东南亚，往北经莫斯科去欧洲。由于去欧洲的信使需经莫斯科转机，加上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所以从北京到莫斯科是中国信使最常飞的路线。

20世纪50年代，两班信使在莫斯科相遇。

“我们那时去的时候坐的是伊尔-14的小飞机，大概就坐40个旅客，服务员送水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生怕一颠簸把茶水翻在旅客的身上，那不就砸锅了吗？飞机里头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密封舱，飞上去很冷，等到开暖气后才比较热。”

——外交信使 谢君桢

在那个年代，

飞行的安全性和舒适度远远不能与现在相比，

航空技术也比较落后，

从北京到莫斯科中途必须多次转机，

整个旅程长达三天两夜，

十分辛苦。

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很冷啊，有时候室外温度-40℃。我听一个老信使说，他们有时候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因为苏联援助我们150多个项目，整个设计图纸都是从莫斯科运来的，图纸每次一运就是几百公斤，换飞机要从这个飞机倒那个飞机，信使要在外面数，要看着，丢一袋都不行的，这是机密。有一次一个信使没有经验，尽管穿了皮大衣，戴了皮帽子、围巾，鼻子还是冻得红红的。一位苏联老太太一看见他这样，就从地上捡了把雪给他搓，那个信使不明白，直说：“你干嘛呀？你拿雪搓我鼻子干嘛？”老太太忙解释说：“因为你在外面待得太久，搞不好会把鼻子给冻掉了，必须要用冷的雪来搓，让血液活动起来，不然血管阻塞了，鼻子不是就完了吗？”

——外交信使 谢君桢

从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中国实行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的外交战略，加强同亚非拉以及西欧国家的关系。1960年9月，古巴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然而，从北京到哈瓦那，却成了信使们最担心的旅行。

去古巴的旅程十分漫长，而且危险重重。就是在这条航线上，中国信使曾遭遇绑架。那是1961年4月，卡斯特罗率领的古巴军队刚刚击溃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猪湾登陆入侵，两国关系非常紧张。两位中国信使去古巴执行任务，中途在库拉索岛过境停留。

他们在旅馆住下以后，信使陈景湘到旅馆的接待处去交涉一些事情。当他快到的时候，走廊里一下窜出三四个古巴流亡分子要把他架走，他拼命地呼叫、挣扎。这样一来，旅馆服务人员忙过来询问怎么回事？有些旅客也围上来了，那几个流亡分子一看苗头不对就溜了。

事情发生后，曹大林和陈景湘那个同志就跟旅馆交涉：“我们是外交官，带了中国政府的机密文件，连这个安全保证都没有，不行的。”后来旅馆说：“我们一定注意，我们以后一定保证。”荷兰航空公司说：“以后中国信使路过库拉索岛的时候，我们专车接送。”

——外交信使 谢君桢

以后，

中国信使每次路过此地都在旅馆闭门不出，

丝毫不敢懈怠。

一般我们也不到饭厅里吃饭，我们打个电话，让服务员把饭菜送到我们旅馆房间里来。我们不是两个人一块吃，怕万一都中毒了怎么办？或者都迷糊了怎么办？所以一个人先吃、先喝，过两个小时以后看看没事，另一个再吃。

——外交信使 谢君桢

对于经常长途飞行的人来说，飞行事故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很多老信使在执行任务途中都遇到过险情。紧急关头，外交信使的头等大事就是保证国家机密文件的安全。一次，两位信使带着三大袋邮件从西非回国，途中飞机发生机械故障，只能紧急降落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当他们知道飞机要迫降的时候，别的文件已没办法处理了，但是他们知道里头有一个绝密件，于是马上撕开来一看，好在就是两页。那怎么办呢？也不能到厕所去弄，后来两个人就把它撕碎了，放到嘴里嚼，用唾沫咽下去了。

——外交信使 谢君桢

信使工作确实是辛苦、紧张、危险，

但这只是一方面；

信使工作也有甘甜的一面。

当到了使馆，

给同志们带去家信，同志们特别高兴，

有的使馆夹道欢迎，

“信使来啦！信使来啦！”

看到同志们收到信我们也很高兴。

图文 / 《中国外交官纪实》

主编 / 翟俊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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