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美大使：我们要确保一个有利于两国合作的舆论民意氛围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4月3日在华盛顿接受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主持的GZERO WORLD节目连线采访，就新冠疫情、媒体关系、中美关系等回答了提问。

视频截图（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

有关节目已于4月11日起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各平台播出。全文实录如下：

布雷默：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很高兴见到您，非常感谢。

崔大使：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布雷默先生，这次是在屏幕上。

布雷默：是啊。首先告诉我，您最近怎么样？看起来您应该是在使馆落实居家令。还好吗？您现在在家吗？

崔大使：我在使馆。我仍然每天上班，因为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要维系两国政府间的沟通，帮助美国公司解决从中国运送抗疫物资到美国的具体问题，还要同媒体交流。我们在美国还有人数众多的中国公民，尤其是留学生。坦白说，他们有些忧虑。我要照顾好他们，与他们沟通，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布雷默：我知道美国国务院因处理美国在外公民回国的问题已经不堪重负，也许这是过去几周投入外交力量最多的一件事。这也是您投入最大的事情吗——处理在美中国公民相关事务？

崔大使：一般而言，保护海外公民也许是所有政府都面临的艰巨任务。在这方面我与美国国务院感同身受。但我们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很多华裔人士在美国有家人、工作或生意。据我了解，他们中认真考虑回国的并不是很多。我不知道接下来情况会怎么发展。但对很多学生来说，他们远离父母家人，其中一些人学生签证很快就要到期，因为美国学校通常到5月份左右就会结束学期，有的甚至都没有经济资助了。所以，坦白说他们现在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布雷默：美中关系现在的性质如何？您认为双方还是保持着适度开放吗？这种开放程度是否适宜？开放得够不够？两国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吗？您怎么描述当前的关系？

崔大使：我想可能没法用一两句话来回答这些问题。中美关系是如此复杂且涉及方方面面。幸运的是，在领导人层面，两国元首保持了良好沟通。就在上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作了一次长时间、建设性的通话，他们一致认为两国应合作抗疫，现在是需要团结合作的时刻。

我们使馆现在主要有以下三项工作，可能还不止三项。第一，我们要推进两国抗疫合作，共同挽救生命。无论是关于医疗物资还是关于两国疾控中心、研究机构技术合作，使馆都竭力推动双方沟通协调。

3月29日，两国疾控中心又召开了技术性视频会议。第二，正如两国元首之间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达成的共识，我们要共同努力，稳市场，促增长，保就业，保民生。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对于我和使馆来说还有一项工作也同样重要。坦率讲，就是确保一个有利于两国合作的舆论民意氛围，这和前两项工作一样很艰难，但很重要。

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

布雷默：您的工作的确很多。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也许我先从宏观的角度谈谈这个事实，即中国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危机的挑战。一开始疫情在中国暴发，现在我们在美国也面临疫情，确诊数字是此前想象不到的。我们先聊聊这个。您认为中国现在在应对疫情方面情况怎样？您和中国人讨论时有什么感受？

崔大使：我想几乎全世界所有人都对病毒和疫情毫无准备，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几个月前极少有人甚至没有人对它有任何了解。这是一个不断加深对病毒认识、不断了解如何应对的艰难过程，是对所有人的挑战。我们是最先应对这一艰难局面的国家之一，为此付出了艰苦努力和高昂代价。

现在，中国的情况在好转，确诊病例已经较少，目前还有约3000个确诊病例，其中也有一些重症病人，但相较之前我们对如何治疗已经有了更多了解。我们还在努力防止疫情回潮，同时重启经济，恢复正常经济社会活动。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们知道，单靠自己无法成功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要为国际抗疫合作贡献力量，因为除非疫情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控制，否则包括中美在内，没有哪个国家是安全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在努力。

布雷默：中国在应对这一危机方面比其它国家积累了更多经验。您对美国政府接下来如何应对有什么建议？有什么经验教训？

崔大使：在公共卫生方面我给不了任何专业建议，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我们从本国及其他国家经验中了解到一点，那就是必须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做到。我们要挽救生命，保护人民健康，尤其是保护好弱势群体，包括老人、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和穷人。我们要把这一点作为重中之重，为此不惜代价。

第二点，我们确实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要摒弃利用他人苦难谋取政治私利的行为。遗憾的是，在这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还是有人企图这么做。我们要共同努力，坚决反对这种图谋。长期来看，还要从此次疫情中吸取经验教训。

过去数年，很多人都在讨论大国间的战略竞争，讨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等，但很少有人预计到这样一种看不见的病毒会对我们所有人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所以，必须认真思考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什么？真正的敌人是什么？共同利益在哪里？应该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应对诸如此类的全球性挑战？

布雷默：您感到忧虑吗？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拥有即时化且有效的供应链，中国也是全球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但这也意味着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中国也会受影响。所以，现在又有人在推进本地化，在消费者所在地生产更多产品，这就能较大幅度地减少美中经济相互依赖。您怎样回应对即时化供应链的担忧？公司应该怎么做才能减少受到这些突如其来的冲击影响？

崔天凯

崔大使：我认为这是经济学家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必须承认，当前病毒传播速度远超供应链变化速度。同时，全球化进程是受经济效率和技术驱动的，是客观力量作用的结果，不是什么人能够人为设计出来的，我们无法真正阻止这些基础性力量发挥作用。当然，我能理解人们希望供应链更加多样化，这样面对危机时他们仍能保证供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应该这样做，但也许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因为显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限定在国界之内。

疫情再次证明，这是一场全球性挑战。病毒不分国界，不分政治体制、文化和宗教，它以同样方式攻击所有人，所以我们才需要更加紧密有效地全球合作。如果说，过去的全球化进程是有问题的，现在我们就应该使其更加开放、包容，促成更加公平的分配，照顾好弱势群体，照顾好孱弱、穷困的人群。这是我们修正全球化缺点和不足时必须要做的事。同时，疫情再次证明全球各地是紧密相联的，当我们面临这样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时，怎能四分五裂、而不是紧密团结呢？

布雷默：您已多次提到，我知道您已清晰表明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我们需要开展全球合作来应对，但我们目前还没看到太多全球合作。七国集团已召开数次会议，表示将继续关注局势。二十国集团也已召开会议宣布将继续关注局势发展。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货币领域还是卫生领域，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协调，看到的是各国各自应对。您认为中国具体能做些什么来推动国际协同应对？

崔大使：你说得对。当然，以视频形式举行的G20特别峰会很成功，作出了一些明智决策，当前任务是落实这些决策。尽管如此，我认为全球治理的现状特别是其不足能促使人们对你提出的“G0”观点有更多认真思考。无论在全球经济还是公共卫生方面，全球治理都没实现良好运行，人们必须认真思考应该建设怎样的全球治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历经数个危机。从911恐怖袭击，到金融危机，再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经历了安全挑战、金融动荡以及现在的公共卫生危机。尽管我认为我们早就该觉醒了，但如果我们还没有开始觉醒、还能称这次疫情是一次“叫早”，那么现在是时候我们来付出努力、构建一个良好的面向21世纪乃至未来的国际治理体系了。

同时，这也取决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想要的仍然是基于某种政治体制或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我认为我们不会成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各国相互尊重，充分认同文化、文明、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认为建立一个有效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已经具备条件。我们现在必须作出正确选择。

布雷默：我们看到在这场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恢复最快。中国对于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分配也至关重要。您是否认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与之前根本不同的角色？您是否认为中国借此次危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崛起为全球领导者？如果是这样，这是精心部署的战略吗，还是只是被动反应？您认为中国政府是不是希望宣称：这是中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刻？

4月10日，在缅甸仰光北奥卡拉帕医院，中国援缅抗疫医疗专家组与缅方分享防疫抗疫经验。（新华社）

崔大使：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当然希望这一切不要发生，因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巨大危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我们坚信各国同属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要还有一个国家发生疫情，就没有人是安全的，我们必须帮助别人。我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正竭尽全力帮助他人挽救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在帮助自己。如果其他国家仍在苦苦挣扎，中国就无法免除病毒侵害。

因此，我们在帮助他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通过帮助他人来帮助自己。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所谓的“世界领袖”，因为我们从不相信世界需要一个领袖国家，我们坚信所有国家一律平等。

当然，有些国家更强大，能力更强，应该作出更大贡献。我们愿意作出贡献，但更希望看到相互尊重、彼此之间真正的尊重，同时希望大家能充分认识到国家间的差异会继续存在，我们应该将这些差异视为多样性、互补性，而不是对抗或冲突的来源。

布雷默：世界各国对中国有怎样的回应？我们看到中国的公共外交非常活跃，积极给予各国人道主义支持，特别是美国的主要盟友欧洲。这些政府具体作出了怎样的回应和反应？

崔大使：大家当然欢迎我们的帮助。我们也在尽最大努力提供技术支持和医疗物资，并与他们分享抗疫经验。但我们也清楚地表明，中国采取的措施是基于中国的国情与环境，例如我们人口众多，许多国家并没有那么大的人口规模，我们一些大城市人口密度很高。因此，对中国有效的措施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我们一直在说，各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一套适用自己国家的整体策略。但是，就技术和医疗援助而言，我们愿意提供帮助。

布雷默：我知道中方一直担心疫情再次暴发，大家都想努力避免。中国政府曾采取了一些步骤，包括开放部分景点、开放电影院等，然后又迅速叫停，这是因为中国出现新的病例了吗？

崔大使：不是，我们只想确保不会出现所谓第二波疫情。我们非常谨慎地对待这样的可能性。你看，有的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如果出现无症状感染者，他们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然后再传染给更多的人，我们对此要非常小心。但我认为这些措施都是基于科学知识和医疗需求而采取的。

布雷默：我还想就两国之间的信任问最后几个问题。我们知道两国一些政界人士相互指责。中方最近收回了所有《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驻中国大陆、香港、澳门记者的签证。您对这个决定感到惊讶吗？这一决定还能被撤回吗？

崔大使：坦白说，我并不惊讶。事实是，并非所有人的签证都被终止。相关媒体仍有一些人在中国工作，不是所有人的签证被终止。但这一决定并不让我感到惊讶，因为这是美国挑起的。他们驱逐了约60名中国记者，借口是记者们代表着或信仰了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但我知道的是，不能基于政治信仰区别对待记者。他们可以有任何政治信仰，但他们的职业仍然是记者。看看我们的记者在这里的遭遇，就知道我们所做的只是回应。

布雷默：您认为美中之间是否还有任何转圜余地？我认为现在是我们经历的最大危机时刻。两个国家采取的具体举措并非走向合作，更多是在走向对抗。围绕媒体的决策只是其中之一。您有没有看到两国有任何显示出相向而行的具体行动，也许是我不知道的？

崔大使：任何时候，我都不希望两国出现任何关系紧张的情况，特别是在此关键时刻。我当然不想看到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我也在竭尽全力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但令我震惊的是，有时一些人、一些政客可以如此卑劣，令人着实震惊。

布雷默推特截图

布雷默：您是说那个认为病毒产自武汉生物实验室的参议员吗？

崔大使：我不想指名道姓。

布雷默：我提到这个，是因为中国政府也曾有过类似指责，而且是正式的。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您说这种行为出自美国单方面，其实双方都是如此。

崔大使：事实是，这些不断升级的指责不是我们挑起的，我们没有挑衅。但如果别人选择这样做，我们不得不回应。

布雷默：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

崔大使：让我们聚焦积极的事务，关注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携手努力应对这场全球危机，挽救生命，拯救世界经济的未来，拯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布雷默：两国元首通话前，特朗普总统曾将病毒称为“中国病毒”，通话后他不再这样做了。此次通话中有什么让您有理由相信两国将再次走近？

崔大使：从我本人经验看，两国元首保持着良好、有效的工作关系，每次会晤和通话都富有建设性，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大家能共同努力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切实把心思和精力聚焦到必需要做而且是具有建设性的事情上来。

布雷默：两国元首有否提出可能开展合作的具体方式？是否会举行任何峰会？或者任何给我们希望的事情？因为和我们都很熟悉的工商界领袖和决策者交流时，我们都感受到，他们对两国关系顺利发展不抱太大希望。

崔大使：我们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提供思想引领，促使人们向前看，拥有广阔视野，充分认识到21世纪世界不断发生变化的现实，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因为那些都是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思维方式。

布雷默：大使先生，如果您指望我，我们就没戏了。

崔大使：我对你寄予厚望。

布雷默：很高兴看到你，我的朋友。十分感谢您！您还有其他要强调的内容吗？

崔大使：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真正谈谈G0机制，谈谈有利于各方的“某种机制”。

布雷默：您认为“某种机制”是什么？如果必须要选择，它是什么？

崔大使：正如我前面说到，我们确应看看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治理。这种全球治理应该建立在承认多样性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更加开放、包容，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应谋求主导。

布雷默：那它是否是我们要求的新的大国集团机制？

崔大使：这不是某种集团机制，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

布雷默：但您也认为现在世界上有的领导人思维方式并不到位。

崔大使：我认为实际上很多条件已经存在，现在需要的是建立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愿景，这取决于我们能多快、多好地作出反应。现在缺乏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愿景。或许有些人已经有了这种愿景，所以我们才会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我认为不是所有领导人都有这种愿景。

布雷默：这很有趣。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美国和中国，如果我们暂时放下这两个国家，看看其他国家，谁已经建立这种愿景？在您看来，除了美国人和中国人，哪个政府，哪个领导人，哪个人现在拥有这样的愿景？

崔大使：某种程度上说你是对的。我们是两个大国，承担重大责任。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但的确有一群知识分子或在智库工作的学者，他们每天都在思考这种宏伟战略，这样的思考到处可见。但对其他国家，较小、较穷的国家，或在国际决策中无太多发言权的国家，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性，意识到当前缺乏有效、高效和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但他们无力改变。所以他们寄望我们引领国际努力，为大家共同构建良好的国际治理体系。

布雷默：您还是未给出具体人的姓名。这次对话对我而言着实费思量，这是我们诸次对话中我说话最少的一次，让我颇费脑力。但没关系，这个问题我们下次见面再解决。希望我们能很快再见面，现在的情况真是一团糟。

崔大使： 是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很快再见面。

布雷默：感谢您接受采访。

崔大使：纽约仍是我最喜爱的美国城市。

布雷默：我也是。所以我哪儿也不去，就在纽约。

崔大使：我们祝纽约和所有纽约人好运。

布雷默：当然。您的这句话我们要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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