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交官杨成绪：人生不能停止脚步

我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也是新中国培养的外交官。周总理说过，外交官是文装解放军，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们这代人很少有自己的选择，更多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在其中也实现了个人价值。

▲ 杨成绪 曾任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驻奥地利大使。

给陈毅市长当翻译

1949年5月27日清晨，上海市区枪声渐渐停息。我走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看到坐在马路边上休息的解放军，我们互相微笑打招呼。那年我19岁，当时还没意识到，我告别了旧社会，进入了新社会。

8月的一天，我的同学拿着《解放日报》冲到我住的南昌路弄堂内，大喊“杨成绪，你考上复旦大学了！”当时，上海国立大学新生录取名单都会登在《解放日报》上。

进入大学不久，我们参加了国庆活动。9月30日半夜，我们1000多人从复旦步行到跑马场（今人民广场）参加联欢。一路上大家一遍遍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还互相拉歌：“中文系同学唱一个 ！新闻系同学来一个！外文系该你们唱了！”

▲ 图为复旦大学篮球队合影，后排中为杨成绪。

1952年，我提前一年从复旦大学外文系德语专业毕业，当时叫作“迎接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大家都很骄傲，因为提前工作说明国家需要我们。我进入了上海市专家工作处和外办前身华东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

我第一次给陈毅市长当翻译真是赶鸭子上架。那天，陈老总在锦江饭店欢迎东德音乐家代表团，他说：“你们的演出余音绕梁，七日不绝。”来自北京的翻译可能因为过于紧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匆匆跑上去，尽量掩饰紧张心情，用德语说：“你们美妙的乐声，将使我们难以忘怀。”完成这场翻译后，上海市领导见外宾的德语翻译工作多由我担任。陈老总性格豪迈，不拘小节。后来他在北京看到我，还跟我打招呼：“你也来北京了。”

毛主席提出新中国外交要“另起炉灶”。1957年我从上海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国际联络部门，参与亚非记者协会工作。能去祖国首都工作，我挺高兴。从那时起，我离开了熟悉的上海，直到现在还在北京生活。

▲ 前排左六为周总理，后排左三为杨成绪。

“中国也要向资本主义学习”

1972年中国与西德建交。组织又把我调入外交部，外派到西德使馆工作。那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刚到西德我有点不适应。当地到处是甲壳虫汽车广告，而我们国内买东西还要凭票。你看，改革开放前，中外差距有多大？

虽然已经42岁了，但我还是级别最低的随员，使馆里不少年轻人级别比我高。首任驻西德大使王雨田是位老革命，他怕我有想法，就找我谈话：“过去你干民间交往，现在搞正式外交，你要学很多新东西。”说实话，我没考虑过级别的问题。进入外交部能学到新东西，还能把所学的德语用在工作上，这样就很好了。

在西德使馆，我的主要任务是每天给使馆党委读报，介绍近期德国新闻、中德关系、世界局势等。读报前，我都要看当地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如此这般就记了厚厚十几本读报笔记。

那时，西方对我们搞技术封锁。1974年，经过反复沟通，我陪国内代表团访问巴伐利亚州的西德航空技术企业MBB公司，德方向我们展示了人造卫星原件。结束后国内同志跟我说，这次参观对提高我们卫星技术很有帮助。

▲ 图为杨成绪递交国书

1985年，我出任第四任驻奥地利大使。过去，我们的外交官不太与当地媒体打交道，而我对采访要求几乎来者不拒，上过电视台“脱口秀”，参加过电台直播节目，还接受过报纸访问。

▲ 图为杨成绪与奥地利领导人会谈

有一年，奥地利杂志《资本》记者专访我。我根据国内材料与自己体会，详细介绍了改革开放的成就。最后我说，在企业管理、经济建设领域，“中国也要向资本主义学习”。

当时有人担心，我这么放开说会不会被人抓“小辫子”。我想，外交官本来就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中外政治制度、价值观不同，这是客观现实。作为大使，我要主动介绍中国发展面貌，这有利于打开工作局面。

突破美国西方制裁封锁

1989年下半年，我回到国内。那时我59岁，还可以当一任大使再退休。但部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留在北京部里工作。当时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我们这代人总是组织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会讨价还价。从1990年起，我出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政研室是外交部的大脑，也是中央外办的助手，不仅要为领导同志草拟讲话稿，还要就外交大政方针出谋划策。当时重大课题是如何突破美国西方对我们的制裁封锁。1990年到1993年，我多次陪同钱其琛外长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我是副代表兼发言人。钱外长考虑到犹太人在美国政界影响力很大，他每次和犹太人社团交流，都会介绍上海当年如何为犹太难民提供帮助。

▲ 图中为钱其琛，图右为杨成绪，图左为前驻俄罗斯大使张德广。

那几年联大开会期间，钱外长都与美国国务卿贝克在饭店内会谈。第一年，直到双方坐下，美方都没讲“欢迎”，第二年国务卿是到会客室门口欢迎我们，第三年他在电梯口欢迎我们。美国人以这些细微的变化，显示两国关系正在转圜中。这中间，我当好钱外长的参谋，也算作了一点贡献。

1993年，我离开政研室，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直到2001年退休。过去，由于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外交官很少有机会带配偶和孩子驻外。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孩子教育没法关心，这点我们亏欠了家人，也做出了些牺牲。但我们这代人亲历了国家由弱到强的全过程，外交人员能参与其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很高兴、很自豪。

我从1994年起接受《解放日报》邀约，每年元旦撰写国际述评。

有人问我为何退而不休，我想起在复旦大学读的《浮士德》，大意是魔鬼墨菲斯特对浮士德说：“我带你走向人世间，享尽荣华富贵，你一旦感到心满意足时，你就沦为我的奴隶。”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停止人生的脚步。而我也希望能一直思考，继续为祖国外交工作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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