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老外交官杨成绪:人生不能停止脚步

上观 外交官说事儿 2022-07-19



我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也是新中国培养的外交官。周总理说过,外交官是文装解放军,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们这代人很少有自己的选择,更多是国家的需要,我们在其中也实现了个人价值。

▲ 杨成绪 曾任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驻奥地利大使。




给陈毅市长当翻译

1949年5月27日清晨,上海市区枪声渐渐停息。我走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看到坐在马路边上休息的解放军,我们互相微笑打招呼。那年我19岁,当时还没意识到,我告别了旧社会,进入了新社会。

8月的一天,我的同学拿着《解放日报》冲到我住的南昌路弄堂内,大喊“杨成绪,你考上复旦大学了!”当时,上海国立大学新生录取名单都会登在《解放日报》上。

进入大学不久,我们参加了国庆活动。9月30日半夜,我们1000多人从复旦步行到跑马场(今人民广场)参加联欢。一路上大家一遍遍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还互相拉歌:“中文系同学唱一个 !新闻系同学来一个!外文系该你们唱了!”

▲ 图为复旦大学篮球队合影,后排中为杨成绪。


1952年,我提前一年从复旦大学外文系德语专业毕业,当时叫作“迎接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大家都很骄傲,因为提前工作说明国家需要我们。我进入了上海市专家工作处和外办前身华东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

我第一次给陈毅市长当翻译真是赶鸭子上架。那天,陈老总在锦江饭店欢迎东德音乐家代表团,他说:“你们的演出余音绕梁,七日不绝。”来自北京的翻译可能因为过于紧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匆匆跑上去,尽量掩饰紧张心情,用德语说:“你们美妙的乐声,将使我们难以忘怀。”完成这场翻译后,上海市领导见外宾的德语翻译工作多由我担任。陈老总性格豪迈,不拘小节。后来他在北京看到我,还跟我打招呼:“你也来北京了。”

毛主席提出新中国外交要“另起炉灶”。1957年我从上海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国际联络部门,参与亚非记者协会工作。能去祖国首都工作,我挺高兴。从那时起,我离开了熟悉的上海,直到现在还在北京生活。

▲ 前排左六为周总理,后排左三为杨成绪。




“中国也要向资本主义学习”

1972年中国与西德建交。组织又把我调入外交部,外派到西德使馆工作。那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刚到西德我有点不适应。当地到处是甲壳虫汽车广告,而我们国内买东西还要凭票。你看,改革开放前,中外差距有多大?

虽然已经42岁了,但我还是级别最低的随员,使馆里不少年轻人级别比我高。首任驻西德大使王雨田是位老革命,他怕我有想法,就找我谈话:“过去你干民间交往,现在搞正式外交,你要学很多新东西。”说实话,我没考虑过级别的问题。进入外交部能学到新东西,还能把所学的德语用在工作上,这样就很好了。

在西德使馆,我的主要任务是每天给使馆党委读报,介绍近期德国新闻、中德关系、世界局势等。读报前,我都要看当地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如此这般就记了厚厚十几本读报笔记。

那时,西方对我们搞技术封锁。1974年,经过反复沟通,我陪国内代表团访问巴伐利亚州的西德航空技术企业MBB公司,德方向我们展示了人造卫星原件。结束后国内同志跟我说,这次参观对提高我们卫星技术很有帮助。



▲ 图为杨成绪递交国书


1985年,我出任第四任驻奥地利大使。过去,我们的外交官不太与当地媒体打交道,而我对采访要求几乎来者不拒,上过电视台“脱口秀”,参加过电台直播节目,还接受过报纸访问。

▲ 图为杨成绪与奥地利领导人会谈


有一年,奥地利杂志《资本》记者专访我。我根据国内材料与自己体会,详细介绍了改革开放的成就。最后我说,在企业管理、经济建设领域,“中国也要向资本主义学习”。


当时有人担心,我这么放开说会不会被人抓“小辫子”。我想,外交官本来就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中外政治制度、价值观不同,这是客观现实。作为大使,我要主动介绍中国发展面貌,这有利于打开工作局面。




突破美国西方制裁封锁

1989年下半年,我回到国内。那时我59岁,还可以当一任大使再退休。但部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留在北京部里工作。当时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我们这代人总是组织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会讨价还价。从1990年起,我出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政研室是外交部的大脑,也是中央外办的助手,不仅要为领导同志草拟讲话稿,还要就外交大政方针出谋划策。当时重大课题是如何突破美国西方对我们的制裁封锁。1990年到1993年,我多次陪同钱其琛外长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我是副代表兼发言人。钱外长考虑到犹太人在美国政界影响力很大,他每次和犹太人社团交流,都会介绍上海当年如何为犹太难民提供帮助。

▲ 图中为钱其琛,图右为杨成绪,图左为前驻俄罗斯大使张德广。


那几年联大开会期间,钱外长都与美国国务卿贝克在饭店内会谈。第一年,直到双方坐下,美方都没讲“欢迎”,第二年国务卿是到会客室门口欢迎我们,第三年他在电梯口欢迎我们。美国人以这些细微的变化,显示两国关系正在转圜中。这中间,我当好钱外长的参谋,也算作了一点贡献。

1993年,我离开政研室,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直到2001年退休。过去,由于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外交官很少有机会带配偶和孩子驻外。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孩子教育没法关心,这点我们亏欠了家人,也做出了些牺牲。但我们这代人亲历了国家由弱到强的全过程,外交人员能参与其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很高兴、很自豪。




我从1994年起接受《解放日报》邀约,每年元旦撰写国际述评。

有人问我为何退而不休,我想起在复旦大学读的《浮士德》,大意是魔鬼墨菲斯特对浮士德说:“我带你走向人世间,享尽荣华富贵,你一旦感到心满意足时,你就沦为我的奴隶。”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停止人生的脚步。而我也希望能一直思考,继续为祖国外交工作发挥余热。






- END -

图文 | 上观

排版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联系我们

倾听外交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