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大院里的那些人 | 集体宿舍里的四个山娃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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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宿舍还有一位山娃子，叫周培。

/从大山到外交部/

他是个瘦高个子，老家在浙江乐清县，他们那里的山不算太高，多数山峰海拔七八百米，也有上千米高的，但村子四周被山包围，交通极为不便，到县城有100多里山路，从他们老家到北京，需要先到县城，再至温州，走水路乘船到上海，如果顺利到达北京需要整整5天。如果遇到自然灾害交通断绝，或像旧中国那样的兵荒马乱，就哪儿都不能去了。

浙江乐清县：雁荡山革命烈士陵园

周培家里挺穷，新中国成立后好不容易上了学，还不拼命努力学习？结果高中毕业，一举成名考上北京大学，入校后被学校分配到外语系学俄语。这下子周家在那一带远近闻名了，周培好像成为进京赶考得中状元的人。

但学的俄语使周培一到苏欧司就坐冷板凳，没有马钢那样遇到好运气。莫误会，不是领导给他冷板凳坐，而是中苏关系处于冰点，两国除了吵架基本上不再有重大交往，是整个苏欧司都在坐冷板凳。

可周培认为，眼下没有急着办的事情并不意味着可以松气，他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充电，因为在学校学的都是些最初步最简单的知识，真正需要的本领不进入社会真刀真枪地干是学不到手的。他接手的那些文件资料对老同志来说也许就是已过时的剩饭，可周培在学校不可能看到，所以他现在阅读起来津津有味，要从中再挖出有价值的东西。他想，从大学毕业进入外交部，那是又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了，所以他要再重新起步，一点一点地抓紧时间在实践中学。

/一位学识渊博的前辈/

他从《世界知识》杂志上看到一篇写核武器的文章，把自然科学知识写得极其通俗易懂，文字水平极高，恐怕只有既懂自然科学又文字功底极深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他喜欢好文章，见到好文章就爱不释手，所以反复看了几遍。

李汇川

文章作者是李汇川。他从司里的材料看到，苏欧司过去的一位代司长就叫李汇川。是我们的老司长写的吗？问别人，别人说是。他于是对这位过去的老领导有了心仪，心想“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能见到并当面请教他该多好。

“老章，你认识李汇川吗？”晚上回到宿舍，周培问章洪。

“你问这干嘛？”章洪坐在椅子上抬头看着瘦高个子周培问。

“他担任过我们司的老领导吗？”周培问。

“没错。他是部里的名人，外交部的老人都知道他。我同他打过多次交道。”

“我想向他请教，你能把我引荐给他吗?”

“好主意，你算找对人了。他可有水平了，又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他。”

“敢情好，谢谢您呐。”这位浙江人一高兴，就学着京腔表达对章洪的衷心感谢。

“不过，”章洪忽然放低声音，示意周培侧耳过来听，显得有些神秘地说，“关于他的情况，这涉及人事机密，咱们不能在宿舍随便讲，得到办公室专门给你介绍介绍。”

次日下班前，周培如约来到章洪的办公室，细听老章慢慢道来，介绍李汇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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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汇川生于1917年生，北京市人。1938年在清华大学机械系读书时秘密加入我们的地下党。清华大学成立我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系时他又成为该系第一批学生。抗日战争中，北京等地的大学搬迁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他毕业并留校任联大助教。

之后经党组织安排在昆明中国红十字会工作过，在重庆任我党办的《新华日报》记者。抗日战争后，美国要调解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矛盾，三方成立了北京军事调解处执行部，李汇川任我方新闻科科长与长春分部秘书和翻译。辽沈战役我军取胜后，他担任我军哈尔滨铁路工厂副厂长。

1950年进入外交部，历任驻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参赞，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代司长。时任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是部长助理宦乡。

周培聚精会神地听着，很为李汇川的不凡经历而倾倒，情不自禁地赞叹：“老革命，不简单！”

“我真正认识他是在文革爆发以后。”章洪接着说，“有一天干部司接到云南昆明一个什么造反派组织的信，说'你们外交部的干部李汇川原名李俊汉，系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国民党员。此材料是从国民党留下的敌伪档案中发现的，情况确凿无疑，请你们尽快调查处理。'可到西安、贵阳、昆明、广州、南京查阅敌伪档案材料。好家伙，收到这封信干部司领导吓一大跳，这可不得了，果真如此，那可是个严重问题。立即把我从总务司临时要来，说干部司现在没有几个人干事了，经部领导批准，要我与另一位同志马上买火车票，连夜出发，尽快查明真相。”

“查得结果如何呢？”周培迫不及待地问。

“我们马不停蹄地到这几个地方看了一堆一堆的敌伪档案，到监狱里提审了当年追杀李汇川的国民党特务，找了能找到的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员，费了将近两个月时间，差不多跑了半个中国，只得到几句话、一张纸。”章洪停下来，喝口水。

“几句什么话，一张什么纸，能证明什么问题？”周培急着催问。

“几句话是：国民党特务说，上级下令密切监视共党分子李俊汉与他的同党，跟踪了很久，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一张纸是：国民党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一份短信，通知李俊汉去办一件什么事。”章洪说，“当时李汇川叫李俊汉，他与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是奉党组织的指示打进红十字会工作的。”

“这没有什么问题啊。”周培说。

“问题是，在李俊汉的名字下面有‘同志’二字，即‘李俊汉同志’。” 章洪说，“来信的那个昆明造反派组织仅凭这个短信就一口咬定李俊汉被国民党称‘同志’就肯定是国民党员。我们审问了当年的国民党特务，问他知不知道李俊汉是国民党员？特务说，上级对他们说发现证据立即逮捕他，如要拒捕逃跑可以就地枪决，没有听说他是国民党员。我们又问为什么称他为‘同志’？特务说，在国民党那边与你们这边一样，都是互称‘同志’，当时红十字会归国民党领导，自然也称‘同志’。我们向当年曾在红十字会工作过的人进行了解，证实他们当时就是互称‘同志’。给外交部写信的昆明造反派完全是望文生义，不负责任，不懂历史。这些极左分子抓特务、抓假党员、抓走资派抓昏了头脑，还要说‘确凿无疑’，要外交部‘尽快调查处理’。我在翻阅大量敌伪档案时就发现了每个人名后面都有‘同志’二字。”

“这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嘛。”周培说。

“回到部里我们向领导做了报告，结论是李汇川什么历史问题都没有。但我向领导谈了我的感想，说这一趟没有白跑，可以充分证明，李汇川同志当年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的，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可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批判，张闻天在会上支持彭德怀，被打成“彭德怀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张闻天在部里主管苏欧司，李汇川是苏欧司领导，所以被打成“张闻天分子”，受处分降职，文革中又有人怀疑他是国民党，太不公平啊！”

“当然不公平，太不公平了！”周培情不自禁地附和道。

“他是我国第一批清华原子物理系的高才生，成绩优秀才被留校任助教，在西南联大改过当年还是学生的杨振宁、李政道的考试卷子。”

“啊，厉害，厉害！”周培惊呼道。

“后来，国家成立了原子能工业部，研制原子弹，宋任穷任部长。宋部长亲自向外交部要李汇川去他们那里干他的老本行，外交部不放。”章洪说。

“那是为何？”周培插问道。

“还不是因为1959年他被划为‘张闻天集团分子’，失去了组织的信任，怎么能让他去参加极为机密的研制原子弹工作？”章洪说。

“可惜，可惜！”周培惋惜地说。

“这样的人才被失去信任，放在一旁不予重用近二十年，多么令人痛心啊！可贵的是，李汇川忍辱负重这么长时间，在外交战线上继续为党工作，没有说什么，不容易啊！要是我，我做不到他那样，我会无法容忍，不是拼命反抗，就是自杀。”章洪愤愤地说，难以自抑地激动起来。

这还是周培第一次看到章洪说话如此激昂，大不同于他平时的沉着稳重。其实，周培已经被他感染，也在为李汇川受到的不公正深抱不平。

不过，章洪沉默一会后恢复了冷静，说道：“当然，李汇川到底是老党员，水平比咱们高得多，党性高涵养深，他采取了相忍为党的态度。周恩来自己就在历史上几次采取这种态度对待党内的争执，他几次受处分受批判，但他认为大敌当前，必须团结一致，无休止地争执下去会削弱党，甚至造成党的分裂。他不为自己辩白，相反经常做自我批评，检讨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他相信党内的正确意见与路线最终会占据上风的。”

章洪把自己的激动情绪冷静下来后，良久未再作声，周培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屋子里充满了凝重的寂静。眼下正是文革时期，极左泛滥，坏人嚣张，好人受气，不止不公正，而且颠倒黑白。乌云压在心头，何时恢复正常，走向正确方向，而使大家心情舒畅，不得而知。

周培把章洪给他讲的李汇川的经历视为一堂课，永远地记在心里。他想，不但要向老一辈学业务，首先应该学习他们的政治品质，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无限忠诚，无论组织对自己信任还是不信任，自己的信念不能动摇，工作不能放松，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信仰要坚持终生。

/愿望终于成真/

不久，章洪被指派去江西处理外交部上高县五七干校的事情了，李汇川也还在受审查，尚未“解放”恢复领导职务，所以周培当面请教李汇川的愿望在多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文革后的中国：图为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外展出的来自民间的街头美术展览。

那是文革之后又多年，马钢与周培都担任了司长、大使，李汇川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名誉，而且晚年再度辉煌。有消息说上级本打算任命他为副部长，他坚持不干，宁愿去担任外交部下属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要集中精力潜心研究国际形势，总结新中国的外交历程，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我国外交政策提出建议。

马钢与周培在各种场合与李汇川等老前辈多次进行过交谈。简言之，二人从李老前辈他们那里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诲就是搞外交要学习周总理。周总理对世界形势的研究与国际事务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国际问题学者专家的水平，而在处理国际关系实际问题上，具有伟大政治家的超凡能力，所以他能成为世界公认的伟大外交家。我们一般人不可能达到他那样高的水平，但要尽力向他学习。在自己主管的业务范围内，要抓住主要关键的重大问题，一直钻研到底，达到精通的程度。

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当年经常利用机会考问司长、部长、大使，弄得这些人既想见周总理，希望能当面听取他的教诲，又怕见周总理，深恐被他问住答不上来，不好下台。所以那时的外交部领导层在周总理领导下人人如履薄冰，不敢懈怠。李老前辈身上就集中了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优秀品质，具有专家型外交家的特点。

马钢和周培继承了这个光荣传统，在提高政治水平的同时，努力钻研他们主管的对美国外交和对苏俄外交业务，按政治家和学者专家的水平要求自己，成为优秀的外交人才。退休后他们被外交部聘任为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要职，活跃在政府的官方外交与民间的公共外交场合，著书立说，发表演讲，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范镇也是不间断学习，不但在外交工作上不放松，还写成了《中国护照》等重要专著。至于章洪，他最后担任了主管后勤工作的部长助理，在改进我国驻外使领馆建设、改进外交部办公与住房条件及后勤供应等方面，都达到了行家水平。

最终，生活在集体宿舍里的这四个山娃子都成为了对国家有用、为人民服务的人。

完

文字 / 青峰石

图片 / 网络

排版 / 撒哈拉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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