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理会上的“小动作”

安理会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冷战结束后，安理会各个理事国，特别是大国的“团结合作”气氛浓厚了，因此，安理会的会议也变得“多如繁星”。有人曾形容说：“美利坚的税多，联合国的会多。”此话一点不假。安理会下列一组数字可作佐证：

1988年的安理会有正式会议55次，全体磋商62次，通过决议20项，主席声明8项；

1989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69次，全体磋商80次，通过决议20项，主席声明17项；

1990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70次，全体磋商80次，通过决议37项，主席声明14项；

1991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53次，全体磋商115次，通过决议42项，主席声明21项；

1992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133次，全体磋商188次，通过决议74项，主席声明83项；

1993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171次，全体磋商253次，通过决议93项，主席声明88项；

1994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165次，全体磋商273次，通过决议77项，主席声明82项；

1995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136次，全体磋商251次，通过决议66项，主席声明63项；

1996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117次，全体磋商214次，通过决议57项，主席声明49项；

1997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123次，全体磋商229次，通过决议54项，主席声明57项；

1998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119次，全体磋商226次，通过决议73项，主席声明38项；

1999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130次，全体磋商237次，通过决议65项，主席声明34项；

2000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173次，全体磋商210次，通过决议50项，主席声明40项；

2001年安理会有正式会议215次，全体磋商183次，通过决议52项，主席声明3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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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位大使离任时，“感慨万千”地对其他仍在安理会“辛勤”工作的同事说了一句“临别赠言”：“安理会、安理会，你们就‘安’心在‘里’面开‘会’吧！”

▲  联合国 资料图

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期间，通过平常的“细心观察”，得到一个重要的“大发现”，即在联合国的各种会议上，常常有人在会场内搞“小动作”！通常而言，如果会议议题重要，台上发言者妙语连珠，台下听者必定精神集中，双耳“高”竖，目不二用。

但如果会议讨论例行性的议题，发言者“朴实无华”，言谈毫无“亮点”，会议最后的结果也不会超出人们的预料，许多听会者就容易思想“开小差”，在会场内便会“情不自禁”地搞起一些“小动作”。

如在安理会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与会的大使大都是“副部级”以上人物，助手也是公使、公使衔参赞或参赞之类，但这些常年“泡”在会场的“会议油子”，在会场内也经常“走神”，而他们的“小动作”也五花八门，各有特色。

最常见的嘴中嚼糖。20世纪90年代中，各国代表在安理会内时兴嚼口香糖。这种美国箭牌口香糖25分一小包，内有5片，也有大包装的，内有17片。但因口香糖嚼后不便“随地”处理，而且在安理会举行公开会议时，使节们面对实况转播的摄像机，腮帮子不断在嚼动也不“雅观”，后来大都改为口含薄荷糖：

一种是小塑料盒装的，内有数十颗比沙粒略大一些的糖果，按白色、绿色、桔黄色、粉红色等分出不同的口味；另一种是管状的，糖果如钮扣般大小，一管有近20粒。粒小的可以“细水长流”，粒大的自然“劲儿冲”。

当代表们听会觉得“索然无味”时，就会从口袋中掏出糖果放入口中品尝。这其实是一种聊以自慰的“无奈之举”。遇到会议时间太长，发言者又长篇大论，就有代表主动将自己的糖果与邻近就坐的同事分享。这时，一种有福同享的“战友”之情便会在代表们的心中油然而生。

▲  效果图（与人物无关）

1997年2月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理查森大使的会议“小动作”则具有“美国特色”。他不喜欢嚼糖果，但每次在安理会听会时，却总爱摆弄桌上的铅笔，还经常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铅笔的一端放进嘴中叼着。散会后，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在收拾会议室时，如果发现铅笔的屁股一端有牙印，就可以肯定这是“美国制造”的。

最繁忙的是看报纸。安理会的全体磋商通常在上午10时开始。许多代表早上多在办公室忙于公务，会前来不及审阅当天的报纸。参加会议时便夹着报纸匆匆进入会场，在座位上趁着别人作长篇发言，便“忙里偷闲”将当天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世界报》等浏览完毕。

有些国家的代表团内设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将当天世界各大报纸的相关新闻报道复印成册，或将各大网站的消息快讯下载成文，供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阅知。这些代表、副代表和助手则借会议之“良机”，一边听会，一边对世界大事“一览无余”，真可谓“一箭双雕”。

我在纽约工作期间也“近朱者赤”，每天利用开会的“宝贵光阴”，将《人民日报》海外版、纽约当地的《侨报》认真阅读一遍，而且也常利用磋商听会之机，阅读《纽约日报》文娱版中关于卖座电影的宣传广告，选择其中的一两部电影，为周末“轻轻松松”预作准备。

最有趣的算是绘画了。安理会各国代表桌前都备有一叠巴掌见宽的白纸，主要供代表们准备发言要点或草拟一段案文使用的。当代表们发现有些议题“事不关己”时，便开始用铅笔在纸上随心所欲地练起绘画。

弹丸小国佛得角曾担任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其大使尤素福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基本上是“随大流”，因此开会时必定绘画。两年任期，其绘画技巧大有长进。每次会后，都有人向他索要。他离任时大家都觉得“依依不舍”，在他“外交家”的头衔前又“加封”了“画家”的称谓，这一时成为“佳话”。

其他代表的“作品”则五花八门，既有“满天繁星”，也有“淑女头像”，更有“美术字帖”，其中俄罗斯大使拉夫罗夫的“立体字帖”颇具特色。我在纽约工作期间有幸“珍藏”了一幅。

在1996年底联合国秘书长换届选举期间，安理会三天两头开会筛选。当时，埃及是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紧张激烈的磋商中，埃及代表团的一位名叫侯赛因·扎基的二等秘书每次总在会场后排同时搞起“小动作”：散发头一天埃及报纸关于加利秘书长竞选连任受到美国政府百般刁难的漫画复印件。由于漫画生动有趣、极富讽刺意味，大家争相传看。这种“小动作”显然带有“政治意图”，说不定还是“奉命”行事！

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9月在纽约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首脑会晤。在五巨头的会晤后，有人发现克林顿总统在近两个小时的会晤中也走了一会儿“神”，因此他在席位前面的白纸上胡乱绘了8个人头像，其中有几个头像是大胡子、长耳朵的，属于“四不像”，谁都叫不出名字。

最热闹的要数看电视转播，安理会磋商室外有一间30多平米的休息室，室内配备了一台25英寸的电视机，整天播送60多个电视台的节目。许多代表在会场内听“腻”或坐累后，就会离座出来，到电视机前看一段电视节目。

有一年，一家体育电视台每天下午3：00准时转播欧洲杯足球赛，许多“球迷”大使干脆“不务正业”，在会议期间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著名球队的比赛，遇到好球时还大声鼓掌欢呼。弄得正在隔壁开会的其他中、小级代表也“身在曹营心在汉”，主持会议的安理会主席也“坐立不安”，早早宣布散会。

最随便的是会上“睡觉”。安理会的会议常常从早开到晚。遇到深夜开会，体力不支的代表便会在会场内哈欠连天，甚至“堂而皇之”地打起瞌睡。这不是会议议题不重要，也不是发言者的讲话不精彩，而是生物钟在“作祟”。

懂一点“礼貌”的代表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做掩饰，如戴个变色眼镜、用手托着下巴等等。但也有一些代表干脆“明人不做暗事”，屁股往前一挪，身子往椅子后背一靠，脑袋朝天，眼睛一闭，来个“跟着感觉走”。

有一次，安理会就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发言的国家有50多个。会议一直进行到凌晨才通过一项决议。次日，欧洲一家报纸上在做报道时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安理会的快速反应”，下面配了一张记录一位欧洲常任理事国大使在会上“仰天”大睡的新闻图片，使读者既过目不忘，又哭笑不得。

在我国，人们在学校上课或参加大小会议时，都提倡“正襟危坐”，不要“乱说乱动”。我从联合国多年外交的这些“实践”中却“恍然”发现，这些做法原来并非“国际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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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

作者 | 陈伟雄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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