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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论谈 | 顺其自然 适当引导 各得其所 ——关于文化的趋同与存异

张宏喜 外交官说事儿 2022-07-19





作者简介    


张宏喜,曾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参赞;外交部领事司司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读了袁南生大使的《印度文化的重在存异现象》对印度有了一些新了解。袁大使是从学校到外交部的,后来又去外学院担任领导,所以他的文章是学者之作,可以使包括我在内的读者得到新知识,获取教益。

受袁大使文章的启发,我想起我国在文化方面的趋同与存异情况,想凑个热闹说上几句。但我没有学者的功底,说不出多少道理,就从我的亲身经历讲起吧。




三里不同俗 五里改规矩

我的故乡龙虎寺集村在河南豫东民权县,上属商丘市。从郑州往东过开封直到山东、安徽、江苏四省交界处,都是平原。

特别是我们村子那一带,一马平川,一望无际,记得小时候在麦浪滚滚的季节,站在田野环顾四周,透过一个一个村庄之间的空隙,可以望到天边,早晨可以看到红太阳冉冉升起,傍晚可以看到夕阳慢慢落入地平线下。这个画面,这种乡愁,伴我终生,回味无穷。




小时候我遇到过一个奇怪的事情,家乡既无山又无河,祖先修出来或踩出来的路通往四面八方,可以沿着条条大小道路想到哪个村子都行。往东没有多远有我们一家亲戚,到他们村做客时,我发现那里把“妗子”叫“舅妈”,他们村子的小孩玩游戏无论方式还是规矩,与我们村有差异。

当时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问长辈,长辈说:“三里不同俗,五里改规矩。”我接着问,这么近为啥要不同俗、改规矩呢?大人们瞪着眼睛愣神,没有说出令我满意的答案。




我的中学是在开封上的,离家100华里。到开封又发现一件奇怪事,一位来自兰考县的同学一见面开口就叫我“姜宏喜”,我说我叫“张宏喜”,他说我知道你叫“姜宏喜”。

弄了半天我才明白,在他们家乡,念“张”为“姜”音。民权、兰考是紧挨着的邻县,我们村离兰考县城40华里,同一个字念起来竟有如此不同,让我很难理解。

我考上了郑州大学中文系,该校的名气不出河南省,一班二十几个同学全是河南人,却来自河南的东西南北,口音差别很大。

有几位来自大山深处人家的同学,说起话来竟让来自平原或城里的人很难听懂。结果,头一年常常是口音相近者才扎堆在一起聊天,待全班口音基本融合了,也到了毕业再见的时候了。




顺乎自然 各得其所

1964年我进入外交部,部里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方、各民族,各种口音都能听到,但纯北京口音的倒不是显得太多。

当时上海的外语水平高,所以上海、江浙一带的口音在部里听得最多。上海人见上海人常常叽里呱啦说起上海话,我有时出于好奇,想在一旁偷偷听他们在说什么,结果只听到他们说“阿拉阿拉”的挺带劲,别的什么都听不懂。后来听多了,再请教请教熟悉的上海人,慢慢知道一些上海词汇了。




1975年我到驻泰国大使馆工作,那里很多华侨华人的祖籍是广东,一开始一点都听不懂他们说的广东话,有时不得不通过笔谈沟通。因此为大使配备了广东话翻译,使馆领事部配备了会广东话的干部。

听广东话多了也断断续续知道一些意思了,再拿上海话与广东话比较,觉得上海话不那么难懂了。

实际上广东话有好几种,听懂广州话未必能听懂潮州话。当我拿广州话与潮州话比较时,发现广州话不那么难懂了。

当时海南岛属广东省,海南话好像比潮州话又难懂一些。福建是我国另一个重要侨乡,福建话又有好多种。

最难懂的我国方言是温州话。有一次我到温州出差,在那里几天只听懂一个词“外交部”。有位当地人问陪同我的温州外办人员,想知道我是从北京哪个部门来的。陪同答“外交部”,这三个字我听懂了,此外没有听懂一个字,这使我感到温州话简直如同外国话。怪不得有人传说打越南时我们部队的通信联络就用温州话,对方怎么也破译不了。




一查资料,我国的方言少说八大种、十大种,细分可达数百种。我国中原地区自古战乱、灾荒不已,所以一批一批的北方人流落到南方,晚到南方者被土著居民或早到南方者称为“客家人”,他们说客家话。但还有半山客人,其语言与客家人亦不完全相同。

在广东省里,中山人说中山话,江门等五县说五邑话。当时海南岛属广东省,那里说的又是海南话。仅仅一个广东省,闹不清又有几多不同的广东方言。

领事司管国外的华侨华人工作,我出国巡视使领馆的领事工作中都要会见当地侨领,他们常常向我提出,希望派懂他们家乡话的干部到使领馆工作,以方便他们同使领馆联系。

为满足这个要求,我们选过一批广东、福建干部到国外做华侨华人工作,但没有办法把各种侨乡语言干部都配齐。改革开放后,大量新移民出国,他们基本都懂普通话,这个曾使领事司大伤脑筋的难题基本没有了。

如此说来,我国的汉族语言加上少数民族语言,种类之多,即使比不上印度繁杂,也不是只讲趋同而无存异,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的。




由于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的功劳,汉字倒是大体一致了,但口语发音总难以完全一致,所以当我按小时候在家乡说的、老师教的、字典上注明的发音与四声,对生于京长于京的孙子说话时,他动不动就立即指出我的错误,进行纠正。我当然立即认错,但下次照样犯同样的错误。

我认为,在这样的问题上,只要使对方明白达到沟通目的即行,不一定非逼我这个20多岁才到北京的河南人说标准北京话不可,在语言的趋同与存异上顺乎自然,各得其所比较好。




和而不同 多元共生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当了司长后去福建出差,因为当时流传着“世界怕美国,美国怕长乐”的说法,于是我决定去长乐看看,想弄明白为何堂堂的美国会怕一个福建的县(现在仅是福州的一个区)?




原来当时长乐县的人偷渡到美国的人很多,弄得美国毫无办法,长乐人很自豪,编出了这样的流传话。我带着这个问题深入到村里进行了现场调研,找出了美方与我方各应负的责任及解决办法,回北京向上级提出了建议。因此事与本文关系不大,在此不絮。

在福建我常看到提倡说普通话的大标语,省政府规定开会都要说普通话,所以从福州市到长乐县的村子,我用半吊子普通话加半吊子河南话,当地人用半吊子福建话加半吊子普通话,双方交流基本没有障碍。

到福建不像到广东,因为当时流传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广东话”,在福建没有这个问题。

福建为何提倡说普通话呢?因为福建到处都是山,山这边与山那边的人说话不一样,所以解放后福建领导就大力推广普通话,否则开起会来无法交流讨论问题。

我觉得福建的办法好,适合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在这个问题上福建领导适当加以引导很英明,规定开会说普通话是必要的,提高了效率,而且行得通,证明没有违背语言发展的规律,没有听谁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福建人说福建话”。




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在某些必要的方面促使文化趋同是进步,是接受新事物的表现,是文明发展的新成果。我国在必要的方面强调趋同,所以这几十年发展特别快。

尤其是这次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如果不是全国人民坚决响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号召,上下团结,步调一致,而是像有些国家,有人要戴口罩,有人反对戴口罩,岂不是坏了大事?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人口大流动,现在我说的上述语言不好沟通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与此同时,各地的方言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各得其所,这不是挺好吗?这是顺乎自然的结果。

语言的规律是约定俗成,趋同也好,存异也好,按约定俗成、顺乎自然的规律办,必要时再适当加以引导,就会各得其所。福建的提倡不是强制,与顺乎自然不矛盾,还为后来的人口大流动提前创造了有利条件。




至于我们河南平原上也出现了“三里不同俗,五里改规矩”的现象,上高中特别是上大学时,我已经找到答案了。

原来在秦朝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实行郡县制前,实行的是分封制。商代已开始分封诸侯。西周灭商后,便大规模地把一个地方的土地连同居民分赏给王室子弟和功臣,受封者就是诸侯,诸侯在其封地内享有世袭统治权。这一个一个封地可以成为一“国”,弄得当年家乡一代到处是“国”。这些“国”可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因为在农耕社会人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

我国曾多次反复分裂统一、统一分裂,直到近代还出现过东北王、山西王、四川王、云南王等等,现在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各地形成了很多自己的特点。以至于到现在,仍然可以发现2000多年前那些小国留下来的不同痕迹,就是我上文所说的那些现象。

既然这些现象还有顽强的生命力,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接受,为何不让其流传呢?

在古代,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交界地区不知道出现过多少国家,它们的名字除历史学家外没有多少人弄得清。

孔夫子他老人家曾周游列国,是他一生很辉煌的事迹,其实就是在这一带转一个小圈而已,当时已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还有孔子的老师老子,也是出生与成业在这一带,不过后来老子到了洛阳,又骑牛出了函谷关,不知所终。

泉州有一座最大的老子坐像,我去拜过。泉州人为何为老子建那么大的坐像呢, 远比其家乡的河南人重视他,难道他最后到泉州安家了?这是我的遐想而已。




我们家乡出过的“国”也少不了,差不多都无资料可查了,但却有一小国的名字流传至今,但凡读过书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就是“杞人忧天”的那个杞国。

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在下的家乡就在古代杞国的领土范围内,弄不好我也许就是杞人的后代。

父辈告诉我,我们村原来属杞县,还曾拿出杞县政府发的土地证给我看。原来民国建立之后,冯玉祥占领河南时,为表明他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新设了民权县与博爱县,还想再设一个符合三民主义的县,没有弄成。

我们村就是这样从杞县划出来归民权县了。河南的县名都很古老,只有“民权”“博爱”两个时髦名字。说起河南老家的故事是说不完的,到此打住。




本文的意思是想说,我国文化的多样性与存异特点也是很突出的,其丰富多彩不亚于他国,所以需要紧急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只要我们的经济实力强大了,科技发达了,民族素质提高了,大家的精神需求增长了,就能把这件事做好。做好此事必将进一步大大增强我们的自信力。

我耍弄秃笔半天,没有超出祖宗早就说过的四个字——“和而不同”,这不就是既趋同又存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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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张宏喜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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