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走向樱花之国的使者——王效贤（一）

人物简介 /profile   

王效贤，河北乐亭县人，1930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本专业，后任外交学会翻译、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处长。从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起直至中日建交、缔约谈判等，均参与或担任了主要翻译工作。1983年任中国驻日本使馆政务参赞。

1952年，莫斯科的春天和以往一样悄然来临。仍然带着几丝寒意的西南风刚刚吹过，白杨树的枝条就变得柔软起来，树干上也神奇地刷了一抹耀眼的亮色。在穿城而过的莫斯科河畔，又听见了细浪拍岸的声音。

中英贸易协议在莫斯科签字，正在签字的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和英国代表团首席代表波以德·奥尔。

在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和副团长雷任民深深地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然而还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他们在会上邂逅了日本代表团的几位代表，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中日两国尽管在几千年的交往中有过水乳交融的情谊，可是在现代一段时间里，中日两国的友谊之船却搁浅了。史书的册页里开始写下了战争、侵略和血债，一衣带水翻成了天涯陌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陈毅、廖承志等同志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直试图驱散历史的阴云，重新开辟中日友谊的航道。周恩来等同志根据“以民促官”的思想，决定先开展民间交往，在两国人民之间播撒友谊的种子。这次南汉宸的莫斯科之行就带着周恩来同志“利用会议机会和日本代表接触”的指示。

中日贸易协议在北京签字

也许是因为中日之间曾经有过弥足久远的友情，双方代表居然成功地涉过了战争、侵略的冰河，有了第一步的接触。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日本绿风会女参议员高良富、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接受了南汉宸发出的邀请，成了新中国第一批日本客人。

没有人能否认三位日本议员来访的重大意义，这举动改变着两国间仇视的态度，融解着封冻在中日人民心中的坚冰。

当然，没有人料到三位日本议员的来访也改变了一位中国女大学生的事业轨迹。

她就是王效贤。

机缘巧合走上外交之路

人的一生中充斥着许多个偶然，偶然中有的藏着机会，有的是个错误，但王效贤的偶然遇合又是什么呢？

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在莫斯科召开盛大的国际经济会议时，王效贤或许正一个人徜徉在未名湖畔，伴着湖水的摇曳，在迎春花的微醺中，神游在某位文学大师所构造的境界里。那时候，她是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日本语专业的学生。

有人说女性对语言有一种天赋的颖悟，这一点在王效贤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印证。所以她更有权利像同时代的许多少男少女一样去做绚丽的文学之梦。

考大学的时候，一心想当作家的王效贤几乎毫不犹豫地想在志愿栏里统统填上“中文系”三个字。可是一位她所崇拜的深谙文学之道的老师告诉她说，很少有作家是中文系的科班出身，建议她另选别的科目，并帮助她挑中了北京大学的“东方语文学系”，她看中的自然也是“文学”两个字。

20年以后，已经从事外交工作的她曾经自嘲地说：“人家是‘语文学’系，不是‘文学系’，原来是‘句读’带来的一个误会。”

在系里，王效贤没有找到钟情的文学专业，于是她选择了日语专业，这是因为她心里还偷偷地打着个小算盘：自己长在东北，日语是从小就学的，现在学起来肯定轻松，这样课余时间就可以去听中文系的课，仍然和文学为伴。

王效贤的日语确实是班里的佼佼者，只是中文系并不接受她去旁听课程，这让她很扫兴。那时她想象不出，没有文学她的生活会怎样。直到有一天，班里通知她去欢迎日本来访的客人。

当时我国只有北京大学设有日语专业，高良富等三位日本议员来访，中方接待人员自然而然地在日本客人的访问日程中安排了参观北大日语专业一项。

在北大参观的时候，陪同三位议员的中方接待组组长孙平化一直注意这一个女学生，那个清瘦单薄的身影夹杂在人群中并不显眼，可是她却有一份格外的气质让人不得不去注意。她沉静端庄，不卑不亢，说起话来脸上总是漾出一层浅浅的笑意，更重要的是她还能说一口标准流畅的日语。孙平化知道，他发现了一个他正急需的日文翻译，发现了一个人才。

王效贤就是在这种绝对偶然的情况下接触了第一批访问新中国的日本客人，认识了为改善中日关系而工作的孙平化。让她始料未及的是，后来孙平化“固执”地把她借调到外交学会，从此，她的事业伴随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而展开。最终，她远离了所钟爱的文学，也割舍了想当一名北大老师的愿望，转而成为一位女外交官。

在实践中提升自己

1953年

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日本和平联络会就送还日侨问题赴华谈判。

1954年

新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赴日。

1955年

中国贸易代表团赴日。

1961年

中国妇女代表团赴日。

1964年

中国经济代表团赴日。

1971年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代表团赴日参赛。

1972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1974年

中日航空协定谈判。

1978年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同年，邓小平副总理赴日访问。

1979年

邓颖超副委员长赴日访问。

……

以上开列的是王效贤几十年外交工作履历的一部分。在上列的各项谈判和活动中，她都担当了主要翻译工作。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签署

这份履历又俨然是一份新中国中日关系发展的大事年表，近几十年中日交往的重要事件几乎囊括其中。

这是王效贤的幸运，如果算上她在学校偶然地接待了第一批访华的日本客人，迄今为止，她几乎参与了中日关系发展中的所有重要事件。她在其中洒下了汗水，付出了青春年华。同样，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幸运。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抛开个人的理想，把自己附丽于伟大的事业，而王效贤做到了，所以她是幸运的。

当年，王效贤是带着几分无可奈何，在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一脚跨进外交界的，可是外交学会快节奏的工作一下子就挤掉了她的无奈和慌张。

1972年，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那时，中日之间的民间往来虽然刚刚开始，但势如春江水满，你来我往，非常热闹。有的为贸易谈判而来，有的为增进友谊而往，那是个百废待举的阶段，各种各样的问题都需要重新拿到桌上谈判一回。

几乎每做一次谈判翻译，对王效贤来说都是面对一个全新的题目，这些题目以前不要说想过，连听都没听说过，而谈判的翻译又是那样非同小可，有时候一个词的错译或者一层意思把握不准都会影响谈判的结果。她觉得自己往日一口流畅而应付裕如的日语现在竟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往日自视宽泛的知识面现在也显得狭窄了。然而不间断的来访和访问几乎让她没有时间去补充新的知识，她只能在工作中不断学习。

每次谈判前，王效贤都要尽可能多地收集自己和对象国双方的有关材料，弄清楚会谈问题的来龙去脉。会谈结束，她又连夜整理出会谈记录，并细心地找出白天译的不妥的地方反复推敲，找出更恰切的译法。

频繁出访，也让王效贤找到了学习的窍门儿，出去以后她特别留意当地报刊对访问活动的报道。有时同一句话，自己是这样译的，可报纸上却换了另一种说法，遇到这样的事，她一定要琢磨出个孰优孰劣才罢休。

王效贤说，当年她最大的本钱是年轻，年轻使她精力充沛，可以夜以继日、不眠不休地工作，年轻还可以让她没有任何负担地向人请教。她常把一些问题写在小本子上，得便就向专家和外宾请教。

有很多年轻的翻译最怕译不出来“卡壳儿”，更怕别人给提词儿，觉得那样很丢脸。王效贤不，每次翻译前她都会给自己轻轻装，把“面子” “难为情”统统扔在场外。她觉得，每次出错、“卡壳儿”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有一次，王效贤在翻译一个国名的时候卡住了，外宾热心地帮她提了词儿。后来这位外宾还把许多国名的译法抄在纸上给了她。她因为不怕提词儿、不怕“卡壳儿”，所以进步很快。她说这就是在翻译中学翻译的诀窍。

她曾经有一本厚厚的翻译笔记，上边有难译的词汇，有别人给提示过的句子，也有翻译的心得。可惜，当年下放锻炼的时候，这些笔记都散失了。但是，许多保存在记忆里的东西是不会散失的，它会历久弥新，影响人的一生。

有一件事就另王效贤终生难忘。

那一年，旅居日本的清皇族溥杰的日本妻子嵯峨浩在家人的陪同下回国同溥杰团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了他们一家。为了融洽气氛，总理还特意邀请了溥仪和同是满族的老舍及夫人胡絜青。

席间，大家又谈起了清朝皇族的旧事。这下可难坏了在场做翻译的王效贤，什么恭亲王、醇亲王，又是什么载沣、载涛，谁是谁的叔叔，谁又是谁的嫡子，她真是理不清其中的关系。

宴会结束，总理特意把她叫到跟前说：“当翻译的，要当个杂家。读历史，也不能只读教科书上的正史，还应该知道点儿野史。”

后来王效贤真的看了《清宫秘史》，然而周恩来总理交给她的又岂是读一部野史呢？

-end-

文章来源 | 《女外交官》

作者 | 魏漫伦

图片 | 网络

阅读延伸

敬请关注“外交官说事儿”

倾听外交

滑动查看更多  点击查看大图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