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外交部翻译处的日子（下）

作者简介    

李景贤，曾任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在苏联、俄罗斯联邦工作长达36年。

十万火急翻译“李宗仁声明”

1965年7月20日上午10时过后，办公厅让我们翻译处五大语种各派两人去紧急执行一次特殊任务。

▲ 首都机场上，周恩来亲自率领陈毅、贺龙、叶剑英、罗瑞卿、彭真、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盛大隆重的仪式，热烈欢迎李宗仁（前排左三）的归来。

原来，李宗仁先生正乘坐专机从广州飞往北京，两个多小时后就要在首都机场降落，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首都北京，实现他“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夙愿。周总理届时将率领党、政、军、群一大批领导人前往迎接。

我们在集合后还得知，李宗仁先生将在机场宣读一项声明。有关同志宣布了两条：一、各语种要尽快把译文拿出来，立即送文印处复印供散发用；二、自此刻起至下午解密止，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所在的房间。

▲ 《新民晚报》上刊登的《李宗仁声明》

“李宗仁声明”篇幅不长，只有两页多，但写得相当精彩，内容广，含义深，情真意切，极具感染力。“声明”以白话文为主，夹杂着不少文言文，读起来颇感独特，也给翻译增加了难度。

李宗仁先生的话主要是说给蒋氏父子听的，他“寄语留台的国民党同志”：美国“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必欲据台湾为己有，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何忍引寇自重，为敌张目，甘为民族罪人，国家蟊贼”！

在“声明”中，李宗仁先生还坦言，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曾“一误再误”，“宗仁老矣，对个人政治出处无所萦怀，今后惟愿尽人民一分子的责任，对祖国革命建设事业有所贡献”。

▲ 1965年7月27日上午11时，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来到中南海。

翻译“声明”时间紧、任务重，而且我们当时又处于“被隔离”状态，连查工具书几乎都不可能。正在我们犯难的时候，主管同志“雪中送炭”，向我们扼要介绍了李宗仁先生此次回归的来龙去脉，讲了中央对原国民党头面人物回归的政策，还对一些不易懂的词语进行了释义，帮助翻译们得以在两个多小时内完成了任务。

▲ 1948年5月20日，正副总统就职典礼上，蒋介石、李宗仁步入会场。

多年后我才知道，李宗仁先生回归的旅途真是荆棘丛生，仅筹划工作就用了足足十年的时间。早在1955年，周恩来总理利用李宗仁先生就台湾问题发表正面谈话这一契机，运筹帷幄，争取让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先生尽早回国。

十年来，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北京、香港、苏黎世等地，通过李宗仁先生的原政治秘书程思远先生、李宗仁先生的夫人郭德洁女士、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先生以及我统战部门负责人罗青长同志等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周总理还多次约程思远先生秘密到京进行具体谋划。

李宗仁先生这次是从美国经瑞士回国的，他的回归之旅险象环生。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指挥下，在我驻外人员的巧妙安排下，李宗仁先生得以躲过蒋特策划的一个个暗杀计划，于7月18日平安地飞回了广州。从瑞士到中国的旅途中，他飞飞停停，差不多用了一周的时间。

在中南海学习现场翻译俄语电影

“文革”之前，在中南海经常为中央领导同志放映一些俄语“内部参考片”，有《雁南飞》《第四十一个》《一个人的遭遇》等。小平同志、彭真同志、陈老总等常往观看。片子由“中办”的俄语组、翻译处俄文组以及其他一些单位的几位高翻现场同声传译。领导曾多次让我去“实地”学习。

记得有位高翻翻得特别棒，每句对白都不落下，而且翻得绘声绘色。有一次，画面上出现一对青年男女坐在公园的椅子上相偎耳语，他当场惊人地“整”出好几句“对白”来，逗得“中办”杨尚昆主任捧腹大笑，他打趣地说：“好嘛！你这位高翻的本事好大哟！连人家小青年搞对象说的悄悄话你都能听得出来，而且还听得那么真！要得！”

现场翻译电影特别难，影片中对白的速度往往很快，翻译有时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而且有些对白还听不清、听不懂。

有一次，我向这位高翻讨教如何提高俄语听力，他倒是没有介绍什么经验，只是不好意思地说，他当年学俄语有个挺“赖”的办法。那还是在上世纪的40年代，在哈尔滨的公园里，每当夜幕降临，当时只有十几岁的他，常常躲在椅子后面，“偷听”白俄老头、老太太唠嗑。

▲ 《列宁在十月》剧照

20多年后，这位前辈到苏联访问，使馆领导让我陪他。有一次，我回忆起当年在中南海学习翻译俄语电影的情景，很感谢他对我这个“后学”的鼓励和指点。

他说，给领导同志翻译俄语电影，在我国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早在延安时期，师哲同志就给毛主席翻过《列宁在十月》等片子。

▲ 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图为抵达莫斯科车站时的情景。这是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出访。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因为逗留的时间较长，长达两三个月，空闲时他在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维哈国宾别墅调看了苏联电影资料库里几乎全部传记片，写彼得大帝的，写拿破仑的，写库图佐夫的……主席看得津津有味，常与随行人员谈论影片中的情节，有时还开开玩笑。

有一次，在宾馆用餐时主席吃着吃着，突然用手指着坐在斜对面的我方一名警卫说：“我看，他有点像拿破仑！”当时，影片由师哲同志翻译，正在莫斯科学习戏剧的孙维世同志也常常去帮忙。这位前辈还讲了给苏联领导人翻译中国电影的一段趣闻。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兼外长曾为各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电影招待会，放映大型彩色舞台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苏联代表团团长、外长莫洛托夫因有事没看成，总理决定为他放个专场。还特地交待，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唱词、对白要安排一男一女同声对译。

那天，莫洛托夫外长兴致颇高，一到总理的住处就高声大喊：“周恩来同志，我现在‘讨债’来啦！”电影放映时，由方祖安同志与欧阳菲女士为梁祝的唱词、对白用俄语配音，效果很好。

莫洛托夫看后高兴地对周总理说，从前只知道中国人谈情说爱的方式与欧洲人不同，今天看了这部片子才知道，男女主人公谈得是如此神秘，结果又是那样神奇（指梁祝最后“化蝶”）。

平淡一生中的“战斗”岁月

那些年，我们翻译处的任务很重，一支一百人左右的大队伍，工作起来仍会感到人手短缺。

▲ 美军炮火下的越南村庄

1965年，美军对越南狂轰滥炸，炮火逼近我国边境，翻译处的任务就更重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里“正常”的上班时间分为三大段：上午、下午和晚上，晚十点之后人们才离开办公室。

在翻译处，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大家经常通宵达旦地干，有时还连轴转地工作好几天。有一次，为了译好我国政府阐明中印边界冲突真相的大量文件，我与处里许多同志一道，一连两三个月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少出过外交部的大门。

深夜里加班有空时，同志们便以桌椅当“床”，和衣躺下休息。当时有一种“怪”现象，谁要是被领导安排加班少了，谁就会感到受“委屈”，甚至“不满”。人人都是“抢”着干的。

那时，翻译处的急件真不少，有的文件急得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比如，有的外国使节应约来到外交部之后，我方准备递交的文件外文正本还打印不出来，只好请外国人先等着。

就这样，处领导、组领导，定稿的、译初稿的、打字的……大家全都“滚”在一起，就像一家人，工作虽然紧张，但上上下下，其乐融融，心情舒畅，很少有磕磕碰碰，更没有勾心斗角。

▲ 1949年至1996年，这里曾是外交部办公地点，位于北京东城区外交部街。

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翻译处严格的工作制度。通常的译（稿）、定（稿）、核（稿）三大笔译工作流程在翻译处被细化为七大道工序，处里制定并切实执行错情登记、通报、检查制度。

错情不论大小，也不管是谁出的，都由专人及时在专册上逐一如实登记。小错在各种语种内一周一通报，大错则在全翻译处范围内通报不过夜。这些工作制度犹如战争年代铁的纪律，为各语种严格地把好一道道关。

我在外交部多个岗位上工作了将近四十年，十分庆幸能在翻译处开了个好头，迈出了人生比较坚实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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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世界知识》

作者 | 李景贤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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